【十周年特辑 • 纵深】北京小剧场：繁荣之下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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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107调查》第28期。

记者︱冯粲 曹一格 尹思婷 黄泽民 朱紫东

文编︱魏洋

责校︱欧阳佩珊 赵珅

9月26日，为期21天的2011年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以下简称“青戏节”）落下帷幕。

自2008年至今，青戏节已走过了四个年头。从最初的尝试，到如今多达86部中国原创话剧报名参演，我国的话剧创作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着。与此同时，观众的数量也在日渐增长。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10年话剧观众数量已高达152.5万人次。

迅速扩大的观众市场促进了北京小剧场行业的兴起。所谓“小剧场”，主要指座位数在300座以下的剧场。但“小剧场”并不仅意味着“剧场小”。小剧场戏剧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积极实验和探索的产物。其经营者旨在通过调整观、演距离，进行小规模的探索和实验，来实现话剧自身的突破与提高。

在蜂巢剧场、9剧场等成功先例的刺激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小剧场开始出现在北京市的各个角落，其数量从2009年的11个激增到2011年的三十多个，剧本数量也已超过350部。

小剧场和原创话剧的蓬勃发展成为了业内及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北京小剧场的生存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在这一片繁荣的景象背后，它们又面对着怎样的争议和困境呢？

困境：其实生存不易

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的东联艺术工社自成立以来在北京小剧场行业颇有名气。隶属于内蒙古成投集团，这家于2010年7月投入试运营的小剧场旨在成为一家综合性文化创意剧场，并致力于为青年群体创建一个创意文化平台。2011年4月13日至7月3日，东联艺术工社还曾成功主办“2011年小剧场原创剧目展演”活动，在广大戏剧爱好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就是这样一家看似经营得十分红火的小剧场，记者于2011年9月24日走访时，却发现它已大门紧闭。向内望去，除了凌乱地散落在地上的吊灯，整个门厅空空如也。剧场内不时传来嘈杂的装修声，而剧场外仍挂着两个多月前在这里举办的“小剧场原创剧目展演”的广告牌。

“我们不做剧场改做餐馆了。”记者在后院碰到的一位剧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做了一年多，一直处在亏本的状态，做不下去了。”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东联艺术工社主要的运作方式是为剧团提供场地，通过收场地租金和票房分成的方式盈利。剧场建成一年多以来，虽上演了不少剧目，但票房收入的情况并不理想。即便是举办“小剧场原创剧目展演”这样的活动，在短时间内改善了经营状况，也无法摆脱剧场整体亏损的困境。

“这不是说我们的经营有什么问题，而是整个话剧行业的问题。不光是我们，现在做小剧场的都亏本。”在问及剧场亏损的原因时，该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随后，当记者走访位于东城区东棉花胡同一个小四合院内的蓬蒿剧场时，该剧场正在进行装修扩建。作为北京第一家民营小剧场，蓬蒿剧场曾先后上演了《寻找剧作家》、《我是海鸥》等多部优秀原创话剧。但从2008年9月成立到现在，剧场却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之中。

“我们把蓬蒿剧场做成了一个非盈利的公益性剧场，收入的来源除了政府所给予的一些扶持之外，就是我们和演出方的票房分账。”剧场的创始人王翔告诉记者，“但实际上就算收场租也达不到剧场的投入，不收场租就更保障不了剧场成本的收回。”

事实上，经营剧场只是王翔的职业之一。在做话剧之外，王翔同时也是一个经营着三个牙科诊所的牙医。不过，做牙医每月几十万的收入，几乎全部被他投入了剧场的日常经营中。

“装修之后，剧场的规模比以前大了一倍，每年的租金也涨到了将近九十万。不过我还有一套六百万的房子，哪天我的钱不够了，卖了房子还可以再供这个剧场六、七年。”王翔笑着说。

谈到如今小剧场普遍亏损的原因，王翔认为，对于好的小剧场话剧，观众的基数还是太小，并且它不像商演一样可以获得额外的广告收入，这些都使成本收回变得更加困难。“拿先锋、人艺这样名气大一些的小剧场来说，他们的红火都是有代价的。他们一场戏的场租大概是四、五千，但一个月的支出要十几万，一年就是一百多万，如果没有国家的扶持，他们怎么可能经营下去？”在王翔看来，国家和政府的扶持不够也是大多数小剧场无法经营下去的原因之一。

“在现在的状况下，任何小剧场想要收回成本的可能性为零。”王翔认真地说。

争议：艺术至上还是商业娱乐？

“经营小剧场就不要指望赚钱”，这是在业内广为流传的说法。由于无法收回成本，像东联艺术工社这样在短暂的时间内成立又退出的小剧场固然不在少数。然而，留守的小剧场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方法。他们之中既有蓬蒿剧场这样“宁愿亏本也要经营”的“艺术至上派”，也有戏逍堂这样转而走商业化、娱乐化道路的“需求至上派”。究竟是艺术至上还是迎合观众需求？这成为了小剧场行业内的一大争议。

“我们的原则是，吸引一切话剧的和舞台剧的创作形式，没有任何局限。唯一的标准是：它是有内涵的、有文学含量和心理含量的；是高贵的又是自然的、朴素的；是丰富的又是简约的、灵动的。”问及蓬蒿剧场选择剧目的标准，王翔这样告诉记者。

据王翔介绍，在剧场的运作模式上，蓬蒿剧场不仅从没想过要赚钱，而且对80%以上的演出剧目不收取场租，以减轻剧组前期制作的成本。此外，剧场也会采用“场制合一”的形式，即剧场投资、出品剧目，或采用剧组制作、剧场监制、票房分账的模式。

“真正有内容的、有艺术创作和表达的话剧，往往不会盈利，就连场租都还不起。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剧组减轻一些负担，鼓励话剧创作，哪怕自己亏本。”王翔说，“不过我们的上座率也在慢慢提高，现在可以达到六到八成了。”

蓬蒿剧场以牺牲盈利的可能为代价，给予了优秀原创戏剧最大程度的支持。而成立于2005年的戏逍堂，选择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剧场或剧团，戏逍堂可以说是一个集投资、策划、包装、运营、销售于一体的戏剧推广平台。运营总监袁子航告诉记者，戏逍堂采取的是戏剧制作工业化的流程。如近期推出的“十二星座系列话剧”，从档期、产品主题的确定，到包装、宣传、推广，再到编剧、导演、演员的召集和最后的检验审核，贯穿始终的就是“运营”二字。

“我们会考虑到观众不同的经济能力和欣赏水平，做全年的规划、讨论题材并进行尝试。这样我们的剧目就不会显得高深，而是更加贴近观众。”袁子航说。

就经营而言，“戏逍堂模式”无疑是成功的。成立六年，戏逍堂已在北京拥有三家院线场馆，总观众人数超过45万人次。今年三月，戏逍堂又成为了第一家拿到风险投资的民营文化企业，并计划未来三年内在国内建立一条超过一百家剧场的“戏剧院线”。

截然不同的经营模式也引来了同行的质疑。当记者向蓬蒿剧场创始人王翔提起戏逍堂的商业化时，他连连摇头：“话剧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艺术探索和艺术表达。商业性和娱乐性太强，生产出的只是介于大众娱乐和戏剧之间的东西。对于真正对艺术感兴趣的的人，它的副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不仅是王翔，著名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在接受网易娱乐采访时更是直接表示，如今话剧市场的不景气就是多年来恶俗戏剧商业炒作的结果。“有些人还向戏逍堂致敬，说什么他们在为戏剧争取观众。但是去看那些恶俗戏剧的观众压根就不属于我们戏剧群体。因为严格地说，他们现在看的那些恶俗戏剧根本算不上戏剧。”

对于业界的质疑和批评，袁子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作出了回应：“批评者可能没有分清商业和艺术，认为它们不能融合。而我们正尽力在寻找它们的平衡点。世人都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富有艺术性，但它的商业性也非常强。当然我们的剧里会有一些低俗的段子，但我们并没有让它们充斥整个作品。总之还是他们不理解商业的含义。”

同时，袁子航也坦言，当今社会比较浮躁，观众每天都要接受大量的信息，话剧制作人不应强求观众去思考每部话剧背后的深意。“他们已经很疲惫，只要有收获就行，甚至只是见到孟京辉这样的大师而已，毕竟观众不是专家。”

尴尬：“文化未兴，产业先行”

“很多人做的甚至不是剧场，他们对剧场是什么都没有基本概念。北京的小剧场没有生态，只有生意，小剧场热不过是商人们闻腥而动。”谈到当今小剧场的整体状况，戏剧制作人袁鸿用了“文化未兴，产业先行”来概括。

可以说，话剧行业的不成熟，是如今北京小剧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根源所在。

蓬蒿剧场创始人王翔告诉记者，小剧场话剧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担负着80%以上的戏剧演出产品供给，它长期负责为人们提供多样性、近距离的戏剧观演体验。纽约的百老汇、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加起来有近千座小剧场，伦敦、巴黎、东京也有数百小剧场，观看话剧对那里的居民来说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很多发达国家的理工科大学都会设戏剧选修课，并且幼儿园的孩子在园期间就普遍有过戏剧表演体验。戏剧几乎已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小剧场的不断建立与发展都是顺水推舟。

“而在中国，”王翔说，“举国体制、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艺术创作和欣赏能力。若在话剧产业刚刚开始活跃的今天就为了赚钱急于兴建一大批小剧场，不仅无法吸引很多观众，观看话剧的观众也必然会被误导，从而误解了话剧真正的意义。”

东方先锋剧场经理傅维伯的质疑则更为直接：“建这么多剧场，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投资的目的是什么，想清楚了吗？有专家提出，北京应该再建200个剧场，有没有想过这要有多少创作者才能提供内容支持？一个剧场一年最少要有15个戏，需要5个导演一年三个地做，还不说编剧、演员、舞美……光有个剧场是不能带动文化发展的。”

此外，相关扶持机制的缺乏，也是小剧场生存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

据2009年《南风窗》的相关报道，在港台及欧美地区，政府的扶持机制一直以来都是戏剧行业发展的坚实后盾。在香港话剧团2007—2008年度的收入中，政府拨款占70.2%，票房收入占25%，外展及戏剧教育收入占2.1%，节目制作收入1.0%，其他收入占1.7%，政府埋单占绝大多数。在台湾，剧团的收入1/3来自政府补助，1/3来自票房，1/3来自企业赞助。此外，王翔也提及美国80%小剧场运营都是非营利性的，不仅不需交税，国家还会根据政策给予相应的支持。

在北京，政府的扶持机制则起步较晚。2009年，北京市文化局才首次颁布《北京市舞台艺术创作生产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协同市财政局每年在文化事业费中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不低于20部的舞台剧(节)目，而这也是扶持资金首次面向民营团体发放。此外，《办法》还规定，每年将会有3部公演一年内取得良好业绩的剧(节)目在得到专家委员会首肯后将获得以奖代补每部100万元的资助。

而在记者所采访的三个话剧机构中，东联艺术工社和戏逍堂均表示从未得到过政府的扶持。蓬蒿剧场虽然得到了东城区政府的扶持，包括被给予北京市建国以来第一个民间剧场的公演资格、获得第一笔18万的文化创意补贴基金等，但王翔表示，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现在缺乏政府的帮助，缺乏对文化对艺术的认知，也缺乏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王翔说，“只有得到了这些，戏剧工作者才能更加安心地去进行艺术创作，艺术才能离商业比较远一些。当艺术碰上商业，（艺术）就会变得不纯粹。”

著名话剧导演王晓鹰曾说：“小剧场不能仅仅为了生存而忽略对艺术追求的可能性，它不仅不能放弃艺术本身的力量，反而要借助这种力量去获得观众的认可，这才是小剧场存在的根本价值。”而小剧场的价值如何实现，表面繁荣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却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如今，北京的小剧场仍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文化究竟何时能够赶上产业的步伐，使小剧场话剧摆脱“文化未兴，产业先行”的尴尬境地，都还是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有那么一群人，正在为小剧场的明天做着各自不同的努力。若干年后，当小剧场话剧真正走向成熟，这些努力究竟是并行不悖，还是殊途同归，我们拭目以待。//107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