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调查·第四十八期】逆流而上，为音乐续航——商业大潮下Live House的发展之探

（在疆进酒内演出的乐队。  图片由左野提供）

·全文共4092个字，阅读大约需要8分钟。

·2014至2015年，Live House在经历了泡沫性的“繁荣”后陷入了让人始料不及的关张大潮。

·Live House是有作品、有才华的音乐人展示自己、宣传自己的平台，也是一个让他们不断成长的土壤。

·不断上涨的高额房租、步步紧逼的拆迁问题和老套单一的经营模式成了困住Live House的难题。

·商业社会是充满竞争的，乐空间追求多元化的运营模式为小众的Live House找到了更多新的出口，因而更适合当今音乐市场的发展。

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四十八期报纸第五版

记者 | 董格妮 许露颖 朱鹏 尹丹濛 陈弋戈

文编 | 李婷婷

一间大剧院、一个博物馆可以为一座城市营造文化氛围，而隐匿于角落之中的小型文化场所则能够为这个城市打上独特的文化标签。在北京，Live House和相声俱乐部、书评屋、戏剧社一样，是构成北京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Live House起源于日本，一般拥有顶级的音响设备，专业的声场设计、灯光设计和调音师驻场调音，服务于摇滚、民谣等风格的独立音乐人和乐队。

2014年至2015年，Live House在经历了泡沫性的“繁荣”后陷入了让人始料不及的关张大潮中，北京许多知名Live House和音乐酒吧陆续宣布关门歇业。当音乐撞上现实，有人高喊“中国的独立音乐不行了”，而有人却认为“Live House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场地背后：情怀与理想

当人们谈起北京老牌Live House时，愚公移山是绕不过去的一面旗帜。每个周末夜晚，在段祺瑞政府旧址旁，总会有三两个中外青年拿着酒瓶东倒西歪。悬在他们头顶发着微光的“愚公移山”招牌，已经闪烁了12年之久。

愚公移山的主理人吕志强是人们口中的“音乐人老炮儿”，这间Live House承载着他数不清的故事和回忆。90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的黄金年期，这期间，朋克、重金属等音乐逐渐流入中国。这些自由、叛逆、有力的音乐与时代浪潮相辅相成，吸引了无数像吕志强一样的青年人。“二十年前一张CD，跟宝贝似的，每首歌中间空了多少秒都能记住。”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吕志强接手了愚公移山，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可以真正欣赏音乐的地方。在愚公移山建立初期，七八十平米的房间里站着二百多个人，其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音乐圈里的人。作为北京最早的一批Live House，愚公移山见证了杭盖等许多知名乐队和音乐人的成长。2004年到2005年的两年时间里，杭盖乐队每个月都会在愚公移山演出，从最开始的无人知晓一直演到后来的名声大噪。吕志强愿意为有才华的人提供平台，“觉得你好，就帮你”。

地处五道口的13CLUB和愚公移山一样，已历经了十二载春秋，主理人刘立新是一位知名吉他手。

1998年，为了追求更好的音乐环境和氛围，东北人刘立新拿着800块钱，成为了一名“北漂”。他做过工作室，开过酒吧，也组建过乐队——“军械所”。在十多年前，找到适合年轻乐队演出的场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自己的乐队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刘立新决定自己建立一家Live House。

与愚公移山有所不同，13CLUB不仅为专业音乐人提供演出场地，也为许多学生乐队提供机会。这一方面与13CLUB的选址有关。五道口附近高校林立，13CLUB辐射的观众中自然少不了学生群体。更重要的是，刘立新认为，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的氛围很适合摇滚乐的发展，摇滚乐应该和年轻人多沟通，Live House也应该多给年轻乐队展示的机会。

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马潇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在他看来，在Live House演出是独立音乐人和乐队必经的一个过程，Live House是有作品、有才华的音乐人展示自己、宣传自己的平台，也是一个让他们不断成长的土壤。对于年轻音乐人来说，Live House不仅承载着一份情怀，更寄托着一种理想。

情怀背后：现实与冲击

Live House这一概念在国内生根前，更为人熟知的是“音乐酒吧”——那个让人们演出原创音乐、交流创作经验、享受音乐氛围的场所。2012年，当左野接手管理疆进酒的时候，疆进酒被称为“北京最文艺的音乐酒吧”。左野是《中国新闻周刊》的编辑记者，也是花哨密室乐队的主唱。他在疆进酒里看到过郝云、野孩子、小河等独立音乐人的演出，自己也曾在那里表演过。对左野来说，在疆进酒这个独具魅力的“土坯房”里度过的日子像是一个传奇。

可是，传奇也有落幕的时候。2014年，由于建立新旅游区域等原因，鼓楼周围的老旧房屋都面临被迫拆迁的危机，位于鼓楼附近的老疆进酒也不得不停止营业。

在所有关于Live House关门大潮的消息中，最让音乐人和歌迷们唏嘘的莫过于，2015年8月12日下午4点过7分，麻雀瓦舍宣布停止营业。马頔、尧十三、郝云等音乐人纷纷表达了对麻雀瓦舍的怀念和感谢。

麻雀瓦舍创建于2009年，曾被看做是北京最鲜明的地标性文化场所之一。追究麻雀瓦舍关张的原因，麻雀瓦舍的演艺总监邵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场子大，位置偏”的特殊性。他透露说：“即使我们可以盈利，房租上涨了40%，那无论是商店还是Live House都经营不下去了。（与其他Live House相比）麻雀瓦舍的场地大，在收入相当的情况下，房租更高。”此外，麻雀瓦舍位置较为偏僻，地处三环之外的双井，距离地铁站较远，一般观众需得“跋山涉水”才能找到店址，这个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麻雀瓦舍的观众人数。

但是外界认为，“场子大，位置偏”只是麻雀瓦舍关张的一部分原因，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运营模式上。近年来，各类音乐网站都在探索着新型营销模式，中国独立厂牌不断发展壮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只做音乐现场的Live House在运营时面对的压力将会增大。如果经营者缺乏一定的运营思维和推广手段，运营难度不言而喻会陡然增加。

邵强认为，麻雀瓦舍的关闭与其主理人钱昌坤的性格与想法有直接关系。提起钱昌坤，朋友们都会用上“江湖义气”、“纯粹”、“理想主义”、“文艺”等词语。遇上熟悉的乐队来演出，钱昌坤不仅只收很低的场租，而且还会在麻雀瓦舍二楼的餐厅设宴。钱昌坤带着一种情怀经营麻雀瓦舍，对商业化方案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另一方面，当谈及市场给Live House带来的冲击时，吕志强表示，导致许多Live House关门的原因还是质量问题。许多主理人抱着“投进去多少就得挣回来多少，投入一分必须得翻出好几倍出来”的商业心态，一昧追求利益，盲目模仿，而忽略了对Live House专业质量的提升。

MAO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把日本的音乐现场模式引入中国的Live House，它的成功给这个行业树立了标杆，引来了同行的争相模仿。在大家对Live House这一概念还混淆不清时，“Live House”这一名字似乎成为了新的致富之道，全国各地的许多酒吧纷纷把名字改为“Live House”，然而设备却远达不到Live House的标准水平。谈到这一点，刘立新愤愤地说：“我有时候跟乐队出去演出，看到很多店调音台还放在舞台上面，这是极度业余的。当然，你可能没有充足的资金，但是最起码的，这个理念你要有，调音台放在舞台下就是Live House最基本的要求，不然声音都听不清那你怎么调得准。”

当情怀碰上现实，不断上涨的高额房租、步步紧逼的拆迁问题和老套单一的经营模式成了困住Live House的难题。同时，一些经营者的浮躁盲目也是掣肘Live House发展的病灶。

现实背后：坚持与转型

12年的时间里，愚公移山在中国和国际业内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吕志强认为，愚公移山能坚持12年之久，靠的正是对音乐质量的标准化要求。

吕志强不断地尝试着与国际优秀乐队进行合作。他曾经邀请过一个13人的英国乐队来演出，吃住行和演出费全部由愚公移山负责，虽然最后满场，但还是赔了5万。可他却认为，有时候赔钱做一些事情并不是坏事。只有Live House自身的质量提高了，才能为观众提供良好的音乐体验，从而增加观众黏性。现在，愚公移山是国外独立乐队到北京演出的首选场地，这里演出的乐队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国外乐队，观众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群体。

做音乐现场不仅程序复杂，而且利润微薄，很多经营者都难以支撑下去。谈及Live House的商业化，吕志强认为这一趋势并不能改变他经营Live House的初心和一位音乐人应有的匠人精神。“外面怎么评论，怎么探讨商业化都没有用。如果我们这颗匠人的心没有了，急功近利，什么都朝着利益去，那还不如去开餐厅。”

2014年是市场大洗牌的一年，传统音乐模式在逐渐崩溃、瓦解，新兴的独立音乐厂牌开始出现。“越是混乱，越有机会”，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左野决定抓住市场，把疆进酒转型为一个专业的Live House。

“有能力的人是可以驾驭理性和感性的，不是说你做商业就没有了感性的表达。在商言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的疆进酒一改原来音乐酒吧的形象。左野介绍道：“以前的音响设备、技术要求相对较低，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升酒吧的氛围。现在，我们那么大的场地，其实是专门为音乐现场设计的。”新疆进酒的舞台分为两层，舞台两侧又各有一个通道，分别通向后台休息室和后台走廊，方便工作人员上下舞台，也大幅度提高了乐队换场的效率。“我们做的是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其实是给各方节省成本的一个方式。（疆进酒的）很多细节设计都是出于效率考虑的。”

除了独立音乐人的身份，马潇现在也是江湖酒吧运营团队里的一位负责人。他的观念与左野不谋而合，“一个真正的 Live House意味着更好的演出，更好的灯光，更好的音响和更好的音乐人，包括给乐迷更好的服务”。

疆进酒从音乐酒吧到专业Live House的转型是在整个市场环境变化下发生的：市场培育出了一批愿意去现场听音乐的观众，而且观众对音乐质量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左野希望把会员制度引入到疆进酒未来的运营管理中，建立起一种社群文化。社群文化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对观众产生黏性，另一方面则是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观众。“现在市场是比较垂直的，对接也更直接。其实Live House面向的是比较窄的人群，他们本身是追求这种个性化生活和个性化产品的，你需要把这些人给挑选出来。”左野解释道，这将有利于主理人调整选择音乐的风格，完善运营模式，从而保证Live House长期、稳定地发展。

现今，乐童音乐等许多音乐网站也对Live House这一行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两个月前，乐童音乐在东城区的一个胡同里建立了乐空间Live House。

（乐空间内的一角。  图片由邵强提供）

乐童音乐在运营模式上大胆创新，将乐空间定位为一个艺术空间，给追求个性化生活的人们提供交流场地。Live House的音乐演出多在晚上举行，一般持续2-3个小时。一周下来，整个场地的利用时间不到二十个小时。为了提高场地的的利用率，乐空间不仅举办音乐现场，还经常在白天举行小型展览和市集，把场地出租给新锐艺术家们。同时，乐空间内销售世界各地的音乐CD、黑胶唱片，为这里的顾客提供各种酒水服务。

邵强现在在乐空间负责演艺方面的工作，他认为，商业社会是充满竞争的，乐空间多元化的运营模式为小众的Live House找到了更多新的出口，因而更适合当今音乐市场的发展。

如今，Live House的定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现场了。用左野的话来说，Live House变成了一个“发生地”，真挚独特的音乐、开放多元的艺术文化和源源不竭的创造力都将汇集在这个空间里，Live House也将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

当炮制的旋律取代歌词与内容，成为音乐流行于世的秘诀，依然有人需要一个舞台一弦一句地唱出心中所盼；当商场和夜店成为当代人消遣娱乐的最佳场所，依然有人需要一个角落在聆听中释放对音乐的热爱，这便是Live House在一个城市中存在的理由。

美编｜仇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