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张忠谋：挫折是用来学习的
图 | 网络
今天特别推送文茜与台积电（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忠谋在《中天青年论坛》的对谈，来听这位台湾的「半导体教父」讲述他的职场心得和人生态度，相信能带给你更多的思考。
◇ 陈文茜：为什么今天要特别邀请张董事长来和年轻人对谈？不只因为张董事长是台湾现在最令人骄傲的企业的董事长，还包括他人生每一个选择都值得借鉴。其实我们的时代可能都比他幸运，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和他有相同的勇气？一步一步冒险，而每一个冒险都是很大的赌注，却能一步一步作出正确的选择。
他的父亲才华洋溢，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出任宁波财政局局长，算是小康之家。他和张爱玲都在二次大战日军入侵时避居香港。后来二战结束，他爸爸回上海买了一栋红房子，以为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但没想到内战又打了起来。于是他父亲就带着全家移民美国，并且继续读书。但等他父亲拿到哥伦比亚的硕士，毕业后却因为太老而找不到工作，于是就从一个本来中国最优秀的官员、知识分子、财经专家，变成了美国杂货店的老板。这是张忠谋的家庭。
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他的功课很好，还念了MIT（麻省理工学院）。不过他也受到过挫折，申请研究生时，两次没有通过。按照MIT的规定，两次没有通过，就终生不得再申请。可是张董事长本来念的是机械，他叔叔告诉他，现在半导体比较有前途，他就勇敢选择了他觉得该走的路。这当中他曾经想当作家，可是怕作家没饭吃，在他亲笔写的传记里，有非常多年轻时经历战乱、闯关的故事，非常精彩的文字，但最精彩的，是跟台湾有关系的最后这一幕。
他在美国德州仪器当副总裁时，很知道他的人生要什么，也知道一个人没有了国家，就什么都没有了。国家比个人重要。所以，当时台湾的「国科会」主委，在石油危机前后，认为台湾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需要一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于是到美国延揽张忠谋说：「你可不可以回台湾来？」那时，台湾比美国落后了整整二十年，什么人愿意回台湾？跑到美国都来不及了吧！然而他回来了。他先担任工研院的董事长，最后创办了台积电。
当时，他以破坏式创新建立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获得了半导体、电子业的最高成就奖。他一生得来不易，是一段又一段的冒险。这样的他，看尽惊涛骇浪。如果全球经济冲击这么大，年轻人将来有什么前途？很可能变成失落的一代。对这样的说法，他不以为然。对他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段又一段从来不曾平顺的路。
张忠谋董事长回台湾时，正是很多台大电机系的优秀人才去美国时。今天台湾有出色的高科技、有傲人的出口成绩、不错的经济体表现，虽然不能说都是一个人的功劳，可是有一些人，包括张忠谋董事长，他们愿意从绿草如茵的美国回到荒漠般的台湾，创造了今天台湾的经济繁荣，让很多人有梦想，觉得身为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是值得骄傲的。那个年代，他的放弃、他的牺牲、他的赌注、他的冒险以及他的勇敢，是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的价值，也应该向前辈好好致敬。张董事长你怎么看现在的局势，年轻人是不是未来会愈来愈困难？你会怎么勉励现在的年轻人？
◆ 张忠谋：现在的局势的确是不太好，而且以后保不住会更坏一点，可是不至于到一个很坏的程度。我的期待用句英文来讲就是：「Things are not good, but life goes on.」，也就是说虽然一切都不是那么满意，但生命还是要照样活下去。
欧债的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的。今天欧元已经掉到1.16（全文数据皆取自2012年）了，我觉得没什么稀奇。老实说，欧元刚刚开始时，掉到只有0.85美元，在2000年、2001年时，还是在1美元之下，那时我在美国一个会议里碰到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他说他实在想不到欧元怎么会那么衰。他们原来的构想，欧元应该是在0.9美元跟1.1美元之间，而那才是十一二年以前的事情。可是后来想不到，欧元一度涨到1.6、1.65美元，那时我觉得欧元太高，但后来就跌下来，一直到最近都还是1.3、1.35，现在一下子跌到1.26，我虽然觉得最近跌得很快，可是并不觉得它已经离开所谓合理的范围。
◇ 陈文茜：你刚才谈了许多问题，完全像一个经济学家，可是我们知道你是学工程出身。在这个时代里，是不是没有人可以只有一个小小的专业，他必须了解所处的时代，并且跨界地了解相关问题？
◆ 张忠谋：对！我觉得也要看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发展有成果。有的学者或是研究人员，一生非常专精，就攻一门东西，但大部分的人不是只专门学一样，而是广泛涉猎。我一生是个很好学的人，早年时，也就是在我十八岁时，我的当务之急是学会谋生技能。那时是1950年，美国对亚洲人还是相当歧视，在美国没有亚洲人的银行家、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亚洲人的律师也是很少，有也只处理亚洲人的案子，各种专业都没有亚洲人，唯一开放给亚洲人的职业，就是教书或是做研究。
我那时想，最重要的是先要学得谋生技能，所以我就去念工程了，因为这个领域是开放给亚洲人的。后来做了几年工程师以后，倒是相当幸运，已经接触管理、经济的问题，所以比较广泛地吸取这些知识和经验。三十几岁，我就被升为部门总经理，必须管理工程、生产、营销等各方面的事务，统统都要管，就需要比较广的知识和思考，甚至于必须思考如何拿到资金，因为关系公司经营，也就需要懂得股票。所以，做了部门总经理后，慢慢我就学得更广。后来当了台积电董事长，而台积电又愈来愈大，就更需要知道世界的经济，甚至于大国的政治。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什么发生、欧债又是如何影响世界，作为台积电的董事长，我必须知道这些事。
◇ 陈文茜：我认为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张董事长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好学不倦。你提到，你升到部门总经理，包括你原来学机械，走入半导体，也是一边工作，一边苦读。有些人并不了解高处不胜寒的意义，这句话不是只说没有朋友，也包括愈到一个位置，需要知道的事情愈多，所以你一直好学不倦。我如果没有记错，你一天花六个小时读书？
◆ 张忠谋：应该说是六个小时阅读。广泛阅读，也就是读关于经济、政治、历史的书，通常我都是在家里阅读，一天大概是三小时左右，但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可能每天读六七个小时。
◇ 陈文茜：你挑选书很特别，有历史、大国政治、经济，这些都并不是完全跟半导体有关的，为什么？
◆ 张忠谋：我大部分的阅读都是跟半导体无关。礼拜一到礼拜五有三小时是在公司里阅读跟半导体有关的书，但在家的三小时就跟半导体无关。
◇ 陈文茜：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是阅读很奇怪的八卦新闻，所以我特别要请教张董事长，为什么你要阅读大国政治、历史和经济？
◆ 张忠谋：老实说，阅读大国政治是因为我职业的关系。
◇ 陈文茜：我今年五十四岁，都觉得我快退休了，可是你五十四岁时，也就是1985年，你决定回到台湾。即便我现在都不可能再去冒险，何况你不是台湾长大的孩子，很多人在这个土地里长大，都未必愿意回馈生长的故乡，你为什么会愿意在你五十四岁时回到台湾发展？如果是二十四岁时我佩服你，三十四岁时我觉得你敢冒险，五十四岁就实在很了不起，而且当时台湾整体严重落后于美国，薪水也远不如美国，你为什么愿意回到台湾？
◆ 张忠谋：主要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就是要将工业技术研究院做到世界级的研究机构，变成一个真正能够有所帮助的，并且能推动台湾工业、产业和技术进步的一个单位，而徐贤修（行政院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以这种挑战性的方式来说服我的。因为那时我已经认识几位台湾官员，徐贤修还不是我最熟的，我最熟的是李国鼎、孙运璇。认识他们完全是因为我在德州仪器做资深副总裁多年，那时，曾到台湾设立装配厂，因为这个缘故认识了李国鼎、孙运璇、俞国华和徐贤修，我也知道台湾非常落后，可是至少这几个人都是位居要职，政府里的重要官员，他们非常努力推动台湾的经济和科技，所以我觉得台湾那时是很有可为的。
◇ 陈文茜：有些人可能是歧视现在的年轻人，但也很可能是正确地在描述他们，称他们为「草莓族」，也就是说他们抗压性很低。但我后来觉得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创造力和创意，问题是他们能不能真正禁得起挑战？上次有一个年轻人问郭台铭，说他要创业，并介绍了他的公司要做什么，问郭台铭会不会有人买他的公司。结果郭台铭当头棒喝把他骂了一顿，说：「你要创业，我告诉你，我到现在为止，每天都工作十六小时，你有这个精神吗？我刚开始创业时，是把电话簿当枕头睡，你有这个精神吗？如果公司一成立就想卖，我绝对不会买这样的公司！」现在的年轻人该不该接受像你这样，从五十四岁开始的挑战，勇敢、冒险，不断追寻自己的梦想？
◆ 张忠谋：我想我不会像郭台铭这样跟年轻人说。创业固然需要非常努力、勤奋，可是创业了三十年还要一天到晚每天做十六个小时，不见得需要。我也创业，但我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工作十六小时。
我也知道有很多美国的创业者，就像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也不见得工作十六小时，微软的比尔·盖茨也是，所以有各种情况。勤奋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但也要有胆子、肯冒险，也就是肯赌！
▲潘文渊文教基金会20周年庆祝大会上，张忠谋发表演讲：《新时代的新人才》，强调新时代对人才的高要求
◇ 陈文茜：你看起来不像会赌的人，你当时五十四岁回台湾算赌吗？
◆ 张忠谋：表相也许不像是赌，到工业技术研究院我不认为是赌，可是过了几个礼拜，李国鼎要我创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台积电，这个就是在赌！这是赌我剩下的年华。我那时候五十四岁，就是如你此时，而剩下的年华其实是非常美好的！
我从美国到台湾来的时候五十四岁，就认为我要做到六十五岁，而五十四到六十五岁的这十一年，会是我最美好的黄金时期。把工研院做到世界级的研究机构，我认为这十一年应该可以做成，能够推动台湾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可以有些成绩，可是成功创办台积电的把握绝对是非常低。
◇ 陈文茜：那你为什么敢赌？
◆ 张忠谋：其实李国鼎并没有一定要我把台积电做成世界级，虽然他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政治家，可是也没说要把台积电做成世界级公司，因为他不懂半导体业。而我懂，我知道在半导体业里，如果没有世界竞争力，是不会生存很久的。
◇ 陈文茜：你没有做到Top（顶级），就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 张忠谋：对！就是要当Top Layer（最高层级）、One of the Top（顶级之一），否则你的生存期不长，我觉得这是我带到台湾一个最重要的认知。
◇ 陈文茜：所以你觉得后来我们的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一种半导体记忆体）是因为没有认知到一定要做到世界的Top，所以生存期才会那么短吗？
◆ 张忠谋：不只是DRAM，还有好多别的公司都是如此。
◇ 陈文茜：台湾过去虽然很有远见，可是从来没有「我要做到世界的Top Layer」的志向。而你一开始就知道，虽然没有把握，但台积电一定要做到那里，要不然就一定失败？
◆ 张忠谋：因为我知道半导体的生态是这样子，德州仪器就是Top，而台湾可以说很少人知道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因为好像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做，只有台积电是朝这个方向努力。
◇ 陈文茜：大多数各行各业的人都因为身处这个岛屿，世界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世界，所以都没有培植出国际观和国际抱负，也就是要做到Top Layer的野心！除了台积电做到了，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普遍有这种现象？
◆ 张忠谋：对！我觉得台湾到现在都还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地方，虽然说最近二三十年来相当国际化了，可是我十四岁到十八岁时的上海，可以说比现在的台湾要国际化得多了、开放得多了。
◇ 陈文茜：现在的年轻人要如何超越这个岛屿给他们的限制？或者如何超越他们自己的限制？你想给他们什么建议？他们该学习什么，让自己可以突破？
▲张忠谋特别指出英语阅读的重要性，点名《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等读物
◆ 张忠谋：我觉得首先是英文，因为最好的报纸、杂志都是英文的，比方说《经济学人》（Economist），在台湾没有跟《经济学人》相当的刊物，也没有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相当的杂志。所以如果要学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德国、英国，还是要看英文的杂志和报纸。不要说一天阅读六七个小时，即使是两三小时，至少足足一半的时间应该用在英文学习上，这样你就会开始了解国际。你看报纸，主要不是看新闻，而是要阅读他们的社论和专栏等等。当然假如有机会、有能力到国外去，不要只是游山玩水，到国外可以去听听学术会议，例如经济的学术会议，如果有好的外国朋友，就常常谈谈经济、政治这类严肃的事情，这些都是国际化很重要的管道。
大陆进步得很快，国际化的速度使我非常惊奇。我去MIT、斯坦福，发现他们大部分的华裔学生都是从大陆去的，而不是台湾，那种学生我们也有，可是大陆学生的英文都比台湾学生好！这正是他们国际化进步的一个指标。
◇ 陈文茜：培植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当然你因为在美国，所以英文能力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绝对比你父亲那一辈的人幸运太多，前面提到你父亲很优秀，但他最后因为诞生在中国，不能早一步，也不能晚一步。早一步他就是胡适，晚一步就可能成为今天中国非常杰出的财政官员。你父亲在教养你的过程中，怎么样告诉你他的人生遭遇？
◆ 张忠谋：他没有唉声叹气，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悲剧的时代，他已经相当幸运了。1949年一直到1980年，他虽然觉得自己有志未酬，但他在美国并不是找不到事，他那时念完哥伦比亚商学院，获得MBA已经是四十七八岁了，是最老的学生。
毕业后他有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很小的大学里当助理教授，薪水很低，即使是MIT的助理教授也只有五千美元的年薪，那时五千美元一年是很低的薪水，但他不想去；另一个工作是在纽约银行里当出纳员，就是客人来兑换支票，也就把现金给他，那个薪水也不高，也是跟助理教授差不多。而他那时还有一点钱，于是就以这些钱买了一家小杂货店。
那个杂货店从1955年一直经营到1972年，十七年的时光中，头十年只有一位职员，就是我妈妈，我爸爸负责对外，从买货、进货、报税到和房东交涉都是我爸爸出面，而招待客人、卖东西就是我妈妈。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七点，礼拜六也要做，但礼拜天休息。一共做了十七年，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无虑，我相信他们赚的钱是比我爸爸去当银行的出纳员或助理教授都好。
◇ 陈文茜：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自己开个小店，你觉得爸爸的选择是对的吗？郭台铭批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整天只想开咖啡店，不想创业！
◆ 张忠谋：我想年轻人现在的野心恐怕不只是开个小店了。我爸爸开那个小店就只是为了生活而已。
◇ 陈文茜：我们非常多年轻人活在一个很安逸的时代，现在才二十几岁，却未必有你的冒险精神，尤其到了金融海啸那一年，2008年，你本来只当董事长不当CEO，结果那一年你看到金融海啸，就重掌兵符。也就是将近八十岁的你，还要每天去上班，本来装潢得很好的房子也没有时间住了，就随便在新竹找个房子，太太张淑芬就把她的画挂一挂，就住进去了。我曾经到新竹看过你们家，我难以想象堂堂台积电董事长自己直接接国外来的订单，接洽从国外飞来的客户。这些其实都非常辛苦，你五十四岁还在冒险，到了八十几岁还重掌兵符，这不只是勤奋，是什么支撑着你？
◆ 张忠谋：主要是当时我认为台积电好像成长停滞了，慢下来了，甚至于如果你看过去十年的历史，2000年固然是有所谓的网络泡沫，尤其是科技业的泡沫化。2001年泡沫消灭，大家的业绩都跌下来，可是2001年到2004年台积电还是成长得相当快。然而，2005年到2009年却停住了。我觉得台积电还是有成长空间，而且空间很大。所以，我是有点所谓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想自己上前线，也许可以把台积电的成长加快。现在已经三年了，的确是如此，我从2009年重上前线，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了差不多40％。
◇ 陈文茜：三年成长40％？
◆ 张忠谋：对！我还不需要休息，台积电也根本不能休息，我希望未来的三四年还是跟过去三年一样成长。
◇ 陈文茜：可不可以说即使像台积电这么大，又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之一，只要某个程度没有忧患意识，它也可能停止成长，有一天被淘汰？
◆ 张忠谋：当然，一定。
◇ 陈文茜：你说你还不老，还没要退休，还要持续下去，你要打仗，你这匹老马要努力到哪一刻？
◆ 张忠谋：只要我的健康还允许，我想是不会消失，我还是会继续。
◇ 陈文茜：同样作为工程师，其实你有好几位很不错的帮手，为什么你一上台，可以使事情改变得这么快？
◆ 张忠谋：这个不是工程师的问题，是总经理、董事长要有比较广的知识。要看市场、要看未来的经济发展，而影响未来的市场发展有许多因素。
◇ 陈文茜：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碰到你，好像是去年你的生日，你高枕无忧，因为不管计算机时代是不是会结束，还是iPad、手机将取代过去的手写笔记，笔记本电脑又会何去何从，你都不在乎，因为所有东西都要用到半导体。而且，不管是诺基亚垮了，或是哪一家起来了，都要用到你的半导体。
◆ 张忠谋：对！就是云端也要用到半导体。我们担心的绝对不是半导体不被用了，而是竞争者的威胁。
◇ 陈文茜：你现在最大的竞争者是谁？三星？
◆ 张忠谋：对！
◇ 陈文茜：我听到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事实。听说乔布斯在过世之前，曾经找台积电报价，希望用台积电的半导体，结果你们报了一个价格，然后他拿这个价格去跟三星说，我跟你买，但你把价格砍下来，这是真的吗？
◆ 张忠谋：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对的，但是哪三分之一对，我不跟你讲。
◇ 陈文茜：你现在最大的竞争者是不是三星？还是美国的德州仪器？
◆ 张忠谋：2009年以来，其实我们多了三个竞争者。一个是Global Foundries（格罗方德），一个是三星，另一个则是间接竞争者英特尔。英特尔跟直接竞争者一样有威胁力，因为它是在跟我们的客户竞争，我们的客户完全要靠我们的技术和生产。假如我们的技术和生产不能支持我们的客户跟英特尔竞争，那就完蛋了，我就没有客户了。
◇ 陈文茜：所以你要想办法帮你的客户打败英特尔？
◆ 张忠谋：对！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很好，不过以后到底怎么样，当然是以后努力了，英特尔也在努力。
◇ 陈文茜：我很关心三星，因为我觉得韩国人老在踢我们后脚。
◆ 张忠谋：三星是我们的直接竞争者，我形容英特尔和三星都是「七百磅的大猩猩」，他们都非常有实力。就以我们今年的研发经费已经高达十三亿美元，也就是四百亿台币，当我告诉MIT的校长，他非常惊讶，说他们一年的经费全部也不过只有十三亿美元左右。但是，三星差不多三十亿美元，而英特尔更多，高达五十亿美元，都是非常恐怖的大猩猩。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客户是我们的伙伴，他们完全跟我们站在同一个阵线。所以，如果把我们客户的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跟我们的R&D加起来，我们就超过他了。至于三星，因为他也供应给自己，所以也需要把客户和我们的R&D一起加起来跟三星比，七百磅的大猩猩就不那么恐怖了，但还是相当的可畏！
◇ 陈文茜：你曾经害怕过吗？
◆ 张忠谋：害怕倒也不必，而且假如我真的害怕，就不会做。
◇ 陈文茜：前面提到的三星，这些企业竞争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是很深的，或是离他们很远，可是张董事长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可怕，但你会开始思考，在理性上要怎么计算，加来加去，我们（的研发经费）其实也差不多，没什么好怕。同样的，欧债危机从2010年到现在，大家都很紧张，欧元区6月底很可能崩溃，而西班牙和英国已经陷入二次衰退，全欧洲可能都如此，我听说你只要听到这种消息，就一笑置之，回家倒头就睡。为什么你如此气定神闲，你明明知道对手那么庞大，知道世道那么不好，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么祥和，处理危机不愠不火？
◆ 张忠谋：也许是我从小经过很多灾难、苦难。小时候逃难，我父亲带我母亲和我从上海到重庆，要经过前线。那时前线虽然不打仗、没有战事，但还是相当危险的地方。经过前线后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但是要坐一段火车，经过潼关时，日本人就在对岸，对着火车放炮，大家都非常紧张，而火车是旧火车，政府不愿意用新火车，因为知道可能被炸掉，所以旧火车就尽量开快，将灯都熄掉，大概有十到十五分钟是非常危险的，最后终于闯关成功，灯开了，大家欢呼，这种兴奋、这种喜乐，我也经历过。
◇ 陈文茜：那时候你几岁？
◆ 张忠谋：那时我只有十二岁，但终生难忘。在重庆时，也经过轰炸，后来到了上海，就是1948年，又逃难到香港，那一段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逃难的人很多，船坐太满，沉掉了，也是蛮苦的。从上海到香港虽然不能说是灾难，也是有很多挫折。
◇ 陈文茜：所以你把挫折当成你的资产，把灾难在人生里留下的刻痕，化做你后来的力量？
◆ 张忠谋：的确是，有的挫折是可以怀念的记忆，像闯潼关是一个可以怀念的记忆；有的是可以学习的，比方说两次考试考不取，这是可以学习的挫折。
◇ 陈文茜：现在年轻人所生活的时代不是灾难的时代，不是在叙利亚，不是在希腊。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很平凡，但他的不幸可能也在于他的安逸，安逸的生活就欠缺你那一代人的历练。你父亲是被牺牲的一代，可是你的时代淬炼了你，有贫穷、有挫折、有苦难、有灾难，你存活过来。可是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像你的女儿或是更年轻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他们应该勇敢去闯关，去斯威士兰（位于非洲东南部），去世界很多非常危险的地方做志工（即志愿者）？去认真看待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作，以志工来历练自己，变成一个不平凡的人？还是建议他们就安逸地在台湾念完大学，进入台积电上班？两种孩子你会选哪一个？
◆ 张忠谋：我觉得这完全看每一个人的兴趣，你先要知道自己要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比我年轻时的选择要多，正如你所说，我那时闯潼关是不得已，不是我的选择，可是现在如果你想冒这种险，可以到叙利亚去！甚至可以到以色列，它如果攻打伊朗，问题会更大。所以，这个区域也是一个不安定的区域！你可以去那种地方历练，可是，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去那种地方。
当然也可以去做美国和平军，或是去非洲服务，这种机会一定有，不过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会要做这种事情，希望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就像你所说的，到台积电去做事，虽然比较安定，可是绝对不会没有挫折、没有奋斗。我就在台积电工作，现在挫折、苦难其实多得很，而我的同仁也分担着我的挫折和苦难。
▲2015年6月，张忠谋获得亚洲大学名誉工学博士，他勉励在场学生，追求平衡、快乐的人生
◇ 陈文茜：以你现在的年龄、地位，你现在的挫折是什么？就是那三分之一你不想讲的故事吗？我的记忆力还不错！
◆ 张忠谋：假如你刚刚讲乔布斯的故事是正确的，就是我的挫折了！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这种挫折。此外，你提到欧元的汇率，而没提台币的汇率，台币的汇率假如升值，对我们的出口非常不利。
◇ 陈文茜：你每天要看汇率？因为它对你的市场影响太大，所以你对央行有很大的抱怨？
◆ 张忠谋：No！No！No！我不对任何人抱怨。
◇ 陈文茜：张董事长温文儒雅，可是你每天得盯着汇率看，因为这比你去发明产品影响还大，可能谈好一个大订单，而几个汇率的变动就完全消耗掉了？
◆ 张忠谋：对！我们谈的价钱都是以美元来算的，而且往往是谈好三年以后的价钱，三年以后客户会不会给我们订单不确定，可是我们先要跟他稳住价钱。
◇ 陈文茜：2008年金融海啸时，台币兑美元有一度贬值到三十三块钱，现在升值到二十九块钱，对你冲击也很大吧？
◆ 张忠谋：那是百分之一的汇率战争，因为每百分之一等于贬掉我们百分之四的利润，比如说台币从三十三到三十是升值百分之十，就造成我们利润减掉了百分之四。因为我们的净利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百分之四就也不过是从三十变成二十六，可是对很多出口业，他们净利连百分之四都没有，那就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意做这种只赚几个百分比的生意，这也是台积电的一个挑战。
◇ 陈文茜：张董事长刚刚谈了很多，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几个部分：第一，他每天看汇率；第二，他永远在阅读国际各种不同的杂志，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专业领域，还要经常看那两个「大猩猩」到底在做什么东西。以他现在的地位、年龄，他还要去和客户谈订单，并且每个礼拜都有挫折。我想问面对挫折，你回家会做什么？抱太太哭？听肖邦？看一本书？还是喝酒倒头就睡？
◆ 张忠谋：读书，听听肖邦、莫扎特，莫扎特跟肖邦都比较能够安定我的心。我早上喜欢听巴赫，下午喜欢听贝多芬、马勒。晚上比较喜欢听肖邦、莫扎特。
以上文字摘选自文茜的名人对谈系列丛书《我害怕成功》。想了解更多名人的故事、倾听他们的信仰箴言，可以继续往下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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