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智囊谈互联网时代新思路：顺应、超越、引领、担当
本文来源于共识网
互联网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而我们应该如何来顺应这样的时代?
如今，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互联网”的时代。
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政治、法律、艺术、意识形态等形而上之领域也将带来革命性变革。作为专业转播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如何担当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文明的使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新课题。
近日，我们走访了部分著名专家学者。专家认为习近平的两本书《摆脱贫困》和《之江新语》就是互联网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典范，习近平用群众的语言，贴近群众的实际，因而很容易“掌握群众”。
还有专家认为，一定要在积极的意义上来认识互联网在传播、维系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认为，网络媒体毫无疑问已经成了最大的新闻媒介和新闻手段，有责任通过新的媒介技术来占领新的媒介载体，积极地、快速地发展新媒体。
如何顺应互联网媒体的转型和发展，也有专家提出，媒体也好，理论研究也好，关键是要体现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由于利益的分化，以及代表不同利益的意见的分野，所以媒体的观点理应体现丰富多彩的特点。媒体必须要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担当，有自己的品格，有自己的价值。
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要说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最为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非互联网技术莫属。
互联网改变了在马克思那里成为核心性概念的社会交往方式。这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于政治、法律、艺术、意识形态等等形而上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问题是，我们如何来顺应这样的时代?
30年前曾经有一篇英文名篇被作为很多大学研究生的英文精读教材，讲述了在2048年几个孩童在自家房屋天花板的旮旯里，发现了他们从未看到过的几本旧书，于是找到他们的爷爷，然后爷爷就讲述他们小时候如何到学校拿着课本上学的事情，令那几个孩童羡慕不已。
我们不得不佩服那篇文章的作者。因为，这一天实际上已经离我们不远。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这样的生活圈里，我们的很多年轻朋友已经不知道“报纸”是怎么的一回事了，他们成天整年地生活在网络信息的天地里。
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互联网”的时代。
大数据思维：遗忘重于记忆
互联网带来了大数据。
英国人维克托·M·舍恩伯格被誉为“大数据时代的预言家”，他因《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的大变革》以及《删除：大数据时代的取舍之道》等著作而颇有名气。
在舍恩伯格看来，随着互联网的革命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许多科学门类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影响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
舍恩伯格进而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的三个思维或者说理念上的特征：一是，全集优于抽样;二是，效率胜于精确;三是，相关重于因果。
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删除》里，舍恩伯格提出了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即要变过去的“记忆性”思维为现在的“遗忘性”思维。
换言之，在大数据时代，遗忘比记忆更为重要。因为你要在这个海量的信息世界里，有效地“删除”掉那些你不需要的信息，然后才能获取你真正有用的信息。这个可以拿雕刻艺术一比，在雕刻工艺中，只有逐步逐步地把不需要的部分“删除”掉，才能最终成为一件艺术品。
以上这些饶有趣味的分析和比喻，都为我们认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认识我们所做的媒体工作，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正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尤其是，如何引领传播革命，如何推进理论创新，作为专业传播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如何担当起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文明的使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新课题。
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近日，我们走访了部分著名专家学者，他们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考和启示。
开放性的媒体与大众化的理论
在互联网时代和互联网环境中，媒体成为了开放性的媒体，理论成为了大众化的理论。
马克思有段名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段精彩的论断，今天依然是指导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推进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君如教授，就互联网时代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进程提出了很多看法。
李君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共产党宣言》在这方面就是一部典范性的著作，不仅内容精到，而且文字和表达也是极其漂亮，《资本论》也是极其漂亮的著作。
李君如谈到，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到说“亭子间和山沟沟的文艺工作者”，两边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但亭子间的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东西不好吃，山沟沟里的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东西不好看。怎么使得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既好吃又好看，毛主席提了这个问题，应该很值得回味。
当年的一些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很晦涩的，所以说不好吃。延安的那些写东西的人，确实是没有文采，所以说不好看。不好吃，不好看，其实都影响到它的接受度。这个说法，对于今天的传播和理论工作，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就是大众化的典范
理论如何为群众掌握?李君如认为习近平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李君如最近认真读完了习近平的两本书——《摆脱贫困》和《之江新语》，习近平用群众的语言，贴近群众的实际，因而很容易“掌握群众”。
李君如曾应《北京日报》的邀约，写了《摆脱贫困》一书的书评。他说一读上之后就如“上瘾”似的，一口气读完，连夜就写了书评，书评也完全是按照自己读书的感觉，有表有里，一气呵成。
《摆脱贫困》里，李君如说他最欣赏的是其中写到的一个情节。从其书名就可以看出，是要“摆脱贫困”，那一定是有贫困的事实前提。而要摆脱贫困，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那就必须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习近平在书里写到，说他当时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去考察调研，发现一个乡里面挂满锦旗，这个优秀，那个第一，唯独没有经济第一的。于是他说，像这样的地方，如果你什么都好，经济没有搞上去，那至多也是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经济搞上去才有功劳。
这其实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用了非常实际的活生生的案例来阐发小平的思想，非常浅显易懂。
李君如还经常回味书中的一个细节。习近平在谈及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时，说要认识到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
接着习近平写到，“有句成语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有点讽刺的味道，其实，如果王婆的瓜确实是好的，有它的特色，为什么不能自卖自夸呢?这也是一种自尊心、自信心的表现。我们也不妨做做王婆。要当好王婆也不容易，首先要对自己手里的货色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介绍得好，才能鼓舞人心。这些生动的比喻、精辟的分析，都为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为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李君如说，《之江新语》里很多也都是好文章，那些随笔、评论、杂文等等，写得相当好。李君如赞同如省委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能够在报纸上开一个专栏，写点文章，这个实际上也是“官民互动”的一种形式。“毛主席当年希望我们的省委书记要写社论，写文章，省委书记亲自写报道。”
未知多余已知：管理永远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目前兼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主任、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就互联网的发展及其所应有的一些应对之策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邬贺铨的分析首先是从互联网思维开始的。他认为，所谓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要想给出一个确定性的解读是困难的，也不必过分纠结它的准确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互联网技术的特性及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邬贺铨认为，技术从来就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础性元素。对这个已经融汇到我们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互联网，重要的正是我们需要有顺应和超越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应对之策。
在邬贺铨看来，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政府等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在互联网环境中着力最多的还是意识形态管理方面。互联网不断出现新的应用，总是“未知多于已知”，法律明显滞后，政府在互联网的治理上往往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这是政府需要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互联网管理领域，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一些临时出台的部门规定虽然用意是好的，但带有本部门利益的影子，下位法与上位法不符的情况时有出现。
技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总是具有超前性，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在积极的意义上来认识互联网在传播、维系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传播先进文化和正能量需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平台，也需要通过这样的技术平台来扩大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所以，如果仅仅从管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很有可能对互联网的发展带来阻滞和损害，使得互联网以及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的发展都受到负面影响。
年轻人可以常年不看纸媒，但不能一日不看微信
互联网的发展毫无疑问带来了传播领域的革命。尽管今天的纸媒依然具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和空间，但是，纸媒与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关系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且行且远”、“渐行渐远”的态势。
很多年轻人可以一天、十天甚至常年不看纸媒，但是他们不能一日不上微信。根据邬贺铨的说法，尽管现在的新闻仍然是多载体的新闻，纸质的，广播的，电视的等等，但是网络媒体毫无疑问已经成了最大的新闻媒介和新闻手段，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正是因为这样，邬贺铨认为，有责任通过新的媒介技术来占领新的媒介载体，积极地、快速地发展新媒体。
这是一种政策导向的转型，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型。在这个转型中，邬贺铨认为，技术不是短板，也不是软肋，真正重要的还是一种思维。他说，你还把眼睛紧紧盯着你的纸质报纸，或者你还拿着办报纸的思路去办网络媒体，那是肯定不行的。
当然，互联网媒体说起来也是媒体，也有其作为媒体的一般品质和规律。譬如说，你要办好一个网络媒体，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定位，尤其是你的受众是谁，是一般的社会公众还是知识群体，是工薪阶层还是社会青年，如此等等。
同时，邬贺铨指出更为重要的一点，党报办网站，既要学习商业网站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不能等同于商业网站，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作为党的宣传舆论载体，还得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担当起引领社会、坚持舆论导向的责任。邬贺铨认为在这方面，完全可以通过政论性新闻、思想性评论等等内容来实现这样的基本取向，政论文章不是没有读者，关键是否以理服人和接地气。
媒体作为一种需要强调社会效益的企业，它虽然也有一个市场问题，但不是以通过市场来获取经济来源为目的，而是面对市场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你这个媒体，拥有更多“客户”。
“生产”和“消费”舆论与理论的人都要有责任感
如何顺应互联网媒体的转型和发展，著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一些非常富有启迪的想法。俞可平说，“网络颠覆世界”。
我们常说，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这当然是对的;但从本质上说，我们这个时代更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网络不仅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国家的治理方式。
他在一项刚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发达国家的城市创新多半与网络技术有关。作为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俞可平认为，在顺应网络时代的挑战方面，上海市委市政府实际上已经有了积极的应对之策。关注新媒体，发展新媒体，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俞可平说，重要的是，媒体也好，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好，关键是要体现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一些人对当下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的进步缺乏责任感，因而采取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读你们的新闻和评论，跟读我们的理论文章一样，需要让人们读懂其真正的含义和意义。其实，无论是“生产”舆论和理论的人，还是“消费”这个舆论和理论的人，都需要有一种责任感。
当然，要发挥舆论和理论的社会作用，也有必要做一些“张扬”，就是把好的东西放大。
俞可平认为，推动社会进步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坏的东西放大，就是不断地告诉人们这是坏的，有危害性，赶紧处理，把它割掉。另外一方面，就是把好的东西放大，并以此把坏的东西挤走，这个叫做建设性的增量改革。
早在15年前，俞可平就组织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现在已经成为了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很高声誉的专业性奖项。近年来俞可平又策划组织了一个“中国社会创新奖”，鼓励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他说，做这两个奖项的目的，就是遵循自己一贯倡导的“增量改革”路径，把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好的东西放大和推广，同时把坏的东西给挤走。
俞可平不上电视，不喜应酬，最大的兴趣就是在自己的“方圆阁”里做“天国的学问”，即哲学和历史学研究。他之所以组织发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国社会创新奖”，完全是出于他说的那种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责任感。
互联网媒体更显“众口难调”
互联网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互联网媒体随时可以与读者交流互通，这是纸质媒体所不具有的特性。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了互联网媒体的一篇新闻之后，马上可以发帖评论，所以作为互联网媒体的生产方，能够及时地获得社会对于其“产品”的反应。但是，由于读者的多元分化，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和观点在所难免，这也给互联网媒体带来了“众口难调”的现实困境。
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冲突的过程，是一个新思想替代旧思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必然充满着思想观念的冲突，而且也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观点。知识界和舆论界的一个共同责任，就是运用理性的工具，防止极端思潮对社会进步的危害。
俞可平说，应该时刻保持理性的态度来认识我们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只要具有理性的态度，我们就不会走向极端。譬如，在对待文明的传播和交流方面，俞可平说，在人类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很多人类共同拥有的文明成果。
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样，中国也为世界贡献优秀的文明成果。俞可平举例说，文官制度最早是中国先行的，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现代很多国家实行的文官制度，其最早的发源地在中国，这就说明中国也向世界贡献了国家治理的经验。
中国古代有官和僚，所以后来就有“官僚”的说法。这个所谓的官和僚，在西方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这就是向我们中国学的。其实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划分，是非常有道理的。事务官需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需要技术支持，而政务官需要的是雄才大略。
现在大家热议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既是对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吸取。治理不同于统治，它的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社会组织，它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治理。
在传统中国，大多时期县以下没有正式的政府组织，主要由乡绅等地方精英来治理，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治理。治理不仅要依靠正式的国家法律，即法制;也要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像家训族规、村规民约等，即所谓礼治或德治。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则是民主和法治，但民主和法治最初并非源于我国传统政治，而是近代以后引入的外来政治文明成果。
网络的信息远不是民意的全部
按照俞可平的这一思路，我们既要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现实，但是同时，也要用世界的眼光看现实的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都有共同的责任。
俞可平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既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调整利益的过程。现在，我们实际上也开始有了“利益政治”的概念。过去大家都穷，也没有什么利益差别，但是现在新的利益格局开始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了，这就必然要进入一种利益政治的形态。我们的媒体也好，理论也好，实际上就是一种规范性的“民意”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媒体也承担着表达各种利益群体意志的功能。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同一个媒体上表达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政策倾向，这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以及网络时代，是完全正常的，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需要改善我们的制度环境，既要为社会提供更多流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包括网络渠道和各种新媒体;也要提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水平，特别是网络治理和新媒体管理的水平。
俞可平认为，虽然我国已经超过6亿网民，但网络的信息还远不是民意的全部，只是民意的一部分。俞可平认为，在网络时代和互联网环境下，政府治理的重点，不应在于“堵”;重点应当在“疏”，即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尽量甑别和吸纳民意。在从“以堵为主”的传统治理转为“以疏为主”的现代治理过程中，新媒体要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正因为如此，俞可平还谈到，由于利益的分化，以及代表不同利益的意见的分野，所以媒体的观点理应体现丰富多彩的特点。现代的媒体不可能代表一种声音，甚至还会遭致部分的或者多数的质疑，这些都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媒体必须要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担当，有自己的品格，有自己的价值。
变革的时代需要理论创新
人们注意到，互联网在推进传播革命的同时，实际上也拉近了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理论掌握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当下社会，理论研究已经不再是学者们在书斋里埋头啃书的事情，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在互联网的环境中，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社会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有积极参与讨论的情况。因此，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理论创新的任务也就显得非常迫切。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郑必坚。郑必坚不仅参与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也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专家之一。近年以来，郑必坚重点关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融入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等相关问题。
在郑必坚看来，在当今这样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在我们成功地实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我们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如：如何进一步阐发生产力的标准及其意义;如何将“对外谋求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如何使中国通过和平崛起并积极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发展之后，如何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诸如此类的重大理论问题，不仅需要有专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研究，而且也需要互联网媒体通过广泛的资讯来为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提供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面对丰富多彩的互联网景象，几位大家不同角度的分析，给予我们的启示非常的鲜明，也非常的深刻。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就是这样，“生产工具”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关系，也推进了人类观念、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发展。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政治、法律、文化等等的上层建筑，已经不再“消极”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推动”，而已经具有了积极顺应和引领的功能。因而，我们的传播革命和理论创新的共同任务，就是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引领互联网时代，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地，使我们的思想、舆论和理论能够成为推动我们这个时代进步和文明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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