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达沃斯首次公开演讲：揭秘华为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摘要】华为董事长任正非话闸大开，除了聊到公司愿景、创业历程外，还回应诸多关于华为最大压力、政府监听、军方身份等“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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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在1月22日举行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在1月22日举行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华为董事长任正非话闸大开，除了聊到公司愿景、创业历程外，还回应诸多关于华为最大压力、政府监听、军方身份等“鲜为人知”的故事。

以下为任正非达沃斯演讲实录：

提问：您（做企业）的动机是什么？

任正非：做华为并不是意想之中的。

我们军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什么叫市场经济。第一，我们觉得赚别人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第二个，就是给钱给人家，人家就应该给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这就是军队的行为，不适应市场经济的。

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的一个副经理，就是一个很小，20几人小公司的副总经理，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去买，把钱给人家，这个电视机没有，啥也没有，然后我们要去追回这些款来。那追这些款的过程很痛苦的，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乱搞，就是不给钱就打官司，那我们就自己去追。

追的过程中，我就没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啊，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我悟出了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那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要熟悉这个交易的这些法律手续。

我们那个时候一分钱没有，还被代理搞的溜溜转。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那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给人家代理就是我来帮你卖，收了钱我留一点还给你。那我们做代理的公司，一个就是珠海有一个，珠海通信B703，一个香港的，代理代理以后，我们代的太好了，把市场占稳，就不给我们货了，把我们好不容易赚到的钱逼到市场上去高价买货，再来卖给客户，从而维护这个市场信用。后来，我们就是慢慢的摸到什么叫市场经济这条路了。

当时在国有企业里干的不好，人家也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帐务追回来，但人家也不要我，最后只好出来。出来就认为通信产品嘛，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个小的总有机会嘛，因为碗扁一点有啥关系，照样可以吃饭喝水，但是通信产品稍微指标不合格，造成全世界的通信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极其残酷，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就是我们不可能再后退，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不是想象的这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就逼上了梁山。

提问：一个私人公司在中国是非常难做的，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私人公司以前面对的和现在也面对的，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我们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是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允许这门产业成长起来的时候。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去卖馒头，卖个大碗茶。政府这个无心插柳的话，可能真是柳成阴，中国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就从一个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起步到我们走向高科技，我觉得这也是天方夜谭。

当时生产出来一个1987年18号文件，就是要推广民营高科技，但是这个文件要求五个股东，2万块钱，去哪儿找五个股东，找两万块钱，那就是凑啊凑啊凑出来，那时候国有企业的脚指缝很宽，像马六甲海峡一样靠不到岸，根本没有什么感觉，跟他们有竞争压力。

随着外资进入中国，中国才发现自己国家的工业体制赶不上世界。有一次我见几个领导，国家认为电子工程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就把电子部放弃了。放弃等于华为就没有碰到竞争对手，放弃了嘛，他们不做嘛，这不剩下华为来做吗？

我们虽然做的不好，但我们向国外学习。我们做万能交换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见到万能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啊，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下五号机啥样子，终于大家同意了。我们只能这么求人家，是铁规则。

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这些成功的公司给我们引导了道路，我们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

提问：您家里有七个孩子，您是老大，那您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来您搬去深圳，因为你认为那边应该有一些机会。想了解一下在您个人的生活方面，要做这一个大公司，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我的父母呢是乡村教师，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混居区。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贵州省一个非常小的镇叫镇宁县完成的，后来我父母迁居到一个小城市，就在这个城市读完了高中。我从高中就考大学，就考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那么读了建筑工程学院以后，反正我也没有搞过建筑，我觉得我们那个当时山区的孩子，在人生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可能就选择了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我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和的，所以我读完了就等于白读了。当然现在的乡村孩子比我们好一点，有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知道怎么样。

我讲一个很重要的笑话，很多年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带我们小孩去北海公园，他说要去体会一下那个荡起双桨的味道，我们唱歌，唱到绿树红墙，我突然看到这不就是绿树红墙吗？我们小时候幻想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因此我们认为互联网对孩子的教育要起到好作用，现在的乡村的孩子也不会像我们那种孤陋寡闻。父辈的磨难是一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整个磨难，我们家的磨难应该是轻的，我们至少你看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学校长，我母亲是小学校长，那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就是富人了，所以我们不能完全说很穷的一个穷孩子。

但是我们和城市比起来，确实认识太孤陋寡闻了。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大学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大家到处都不去工作，那不工作，我本人不大愿意这么混，所以我就自学了电子技术，电子技术自学就是上海联谊工人大学的那个教材。因为它是工人的大学，所以那个文革是推广的，是可以买到那个教材的。

后来我在我们的军队里面，在西安实习的时候，就有兴上了西安交大的班，叫研究生班还是什么班，交两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去读这个班，我就读了这个班，就知道什么叫做计算机。在那个时候我们听了一个826部队的首长给我们做报告，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的制造者，邓小平开放改革，前十个访问美国的科学家，回来跟我们讲计算机，神乎神乎的，计算机，我们实际上两个小时一句话也没有听懂。但是我认为他给了我们孩子很大的启蒙，给了人生方向，所以我觉得在座的这些达沃斯的精英们，有机会都跟农村孩子谈一次心，喝一次咖啡，也可能转变他一生的命运，就像我一样。你像我就不知道跑去学建筑，学了半天不干建筑，等于白学了嘛。

提问：以前您在军队后来您离开了，那您和华为，跟中国政府、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关联吗？

任正非：我当兵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呢，就是中国解决不了人们的穿衣服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不清楚我们那个时代，在我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实际上缺衣服穿。连那种补过的衣服都很少，那个时候发布票，可能就发一寸、七寸，这不是公尺，你说这个布做衣服，短裤都做不了，因此国家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也很操心，就是说能不能搞一点化纤，给每个人做一件衣服，这样中国就从德国引进了一套化纤设备，准备生产化纤。这时候整个国家就没有人愿意到这种荒凉的地方去，文革都乱了，中央没有办法，只好调部队去施工。又没有技术人员，那时候技术人员很臭，我们都属于臭老九，上级批准，让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到施工部队去学习，把这些设备建设好。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这个部队，而且我们认为，比我们不走进部队要好，哪怕那个地方很艰苦，没吃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们进去建设完这个工厂，正好国家就开放改革了。家开放改革，就不需要这么多军人，国家一刀就把我们砍掉了，那个时候，还是很舍不得离开的。但是中央给我们保证，你们这个待遇不变，我们想这样好，我们还拿着一百多块钱。

后来到深圳才发现，这个打工的都两百多块钱，我们才一百多块钱，这个待遇白拿了，我们要求就跟深圳市的工资一样，就开始融入了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很难很难融进去，然后就好像在这个市场化的边缘里面转来转去，一定会转不好的。转不好一定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官是一种责任，轻易别去当，就没当好，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我们肯定热爱祖国的，但是我们不会去危害别的任何国家。我们所有的，我们在全世界都是遵从法律的，第二，我们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有40多个道德遵从委员会，民间选举的，大家的道德要遵从这些国家的规则，不能去违反这些国家的规则。所以我们在全世界的发展的态势很好的。那外界想，哎呀，你们这个公司干的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你们有背景，那美国想，哎呀，你们走出来，你们代表社会主义吧？那中国在想，你们都有股票，你们算不算资本主义啊？你说我们应该算哪一种，我自己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这个公司性质算什么性质。

我们有八万多股东，全是员工，没有一个非员工，我的股票最多，1.4几，没有比我更大的了，所以这些东西来说，可能有些方面可能有误解，国内也会有误解，国外也会有误解，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努力，身份最终会被证明的，没有必要费这个精力解释身份，最后放弃了生产、销售，放弃了赚钱，那我们怎么活下去？

提问：你不会让中国政府去用你的那些电信网络，去听他们的秘密，听美国的秘密？

任正非：这个网络，就是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管道只管送水的，一个是水到锅里面可以炒菜。我们公司来说，做的是那个管道的铁皮，管道里面走的水是互联网在走，搜索来搜索去是互联网在搜索，我搜它的信息干什么？谁给我钱，我负责做管道的铁皮，铁皮能做什么？所以华为也是傻乎乎的。

提问：美国是给你比较困难的一个市场，你认为公平吗？而且你可能会离开美国市场吗？

任正非：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怎么不公平，我也从来不这么认为。

美国这个国家呢，200年来，从一个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大国，它第一就是开放。华为要向它学习就是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会有未来。

我们认为，华为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不是把谁当成竞争对手和谁竞争，我们都是朋友，我刚才在咖啡厅里面还跟好多世界级顶级的别人叫对手，我叫朋友，我们好好的握手，我们还讲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话。我们认为呢，未来是非常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跟这些公司共同确立信息未来的思想结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系统结构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共建，为世界提供服务，所以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敌人。我们只是想共同来创建这个世界。

这个西瓜切成八样，我只要一样，我跟日本的公司说，我绝不会去搞物理的的，你放心，我就是搞数学逻辑，材料技术我不会出现泄密，比如氮化镓，我永远不会搞氮化镓。我跟微软也说了，我永远不会搞搜索，它也放心了。因此来说，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做一点点事，我们以后也只能做一点点事，从这一点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外分配、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问题。

第二点，我认为美国在电子信息技术上，过去是绝对的强势，而且未来几十年，美国还会是相对的优势，华为这个小草不可能改变时代列车的轨道，但是我们小草在努力成长，当然我们也希望把自己脱胎换骨，从草变成小树苗，当然这一点，我们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正在改变自己，那么我们有没有成功呢？还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正碰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就举个例子，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听，比如说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帐实相符，但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去年12月31号，赦免大家坦白从宽，凡是作假的都坦白从宽，坦白的人数是4000到5000人。什么人？小兵没有他的份，小兵想坦白有啥？都不能做这个结构，那么说我们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走。

第二个问题，贪腐现象，我们也同样存在，不是民营企业就没有贪腐现象。但我们也不认为贪腐就不发展，也不认为发展就永远贪腐。第三个，我们已经把自己聚焦到只做稍稍一点事情上，小小的事情，我们的管理能力开始上升，我们大概处于这样一个结构状况。

主持人：大家最想知道的秘密，我想是华为的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而且他们可不可以学？

任正非：我认为第一点，华为没有秘密，第二个，任何人都可以学，华为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依靠，也没有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

但努力工作首先要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为客户服务。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客户口袋里面的钱，我们要对客户不好，就拿不到这个钱，老婆也要跑了。所以说我们要拿客户的钱，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抢钱，只好做服务，把产品做好。刚才我讲的那个市场经济两个要素，为客户服务，没有人做不到。

我就讲几个例子，在智利那个地方发生九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员工失联了，当时他们请示派人进去寻找，我不同意，别找了，你进去再死掉这一批人更划不来，还是等一等到时候能不能发出声音。等了几天以后，发出声音，但是不是打给我们的，是打给他的最基层的主管，主管告诉哪个地方坏了，就往地震中心走，九级地震，我们把这个拍成三分钟的小电影，就是本人做演员。

在利比亚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利比亚，后来我从利比亚到伊拉克的时候，利比亚就开战了。开战的时候，我们这个员工，大家都要跑，我们公司因为我不是说经过领导批准，他们就可以坐飞机，坐飞机就撤走。我那个时候在伊拉克，问我，我说网络瘫了，死人更多，我说先把我们这些人撤到周边国家，就找了心理咨询公司帮他们做心理辅导。辅导了十来天，有好多人考试考的很好，优秀，然后人力资源部到我办公室汇报，还没讲完就知道了，我说你知道什么？好了，我们这些人去了以后，我们组织员工给网络提供服务，网络提供服务呢，反对派的人就搬家去了，我们内部员工有一些拥护政府的，那两个交互地方没人维护，我们的人去维护，现在的敌人要精确打击，只要不打那个点，应该不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全世界170个国家，没有因为战争啊，没有这些东西死亡过人。

日本的大地震海啸，日本海啸大地震完了以后，很多人都开始撤，他们打电话问我，我说不同意撤，我说你们得找个地方，说找不到，那中国的命就比日本的命贵啊？我说60年代，我们国家都不知道什么叫核泄露，地面上就放原子弹，还打着红旗庆祝，都没死，现在泄露哪有爆炸厉害？有那么恐怖吗？所以我们情绪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就是抢救的人，背着背包，难民往这边逃，我们往前走，后来日本公司说这个公司是日本公司，后来我们在日本订单很大，做的也非常好。等等一系列都是体现我们以客户为中心，我们必须要维护客户的利益，只有维护客户利益，客户喜欢你了，自然把单子给我们。

你想想，去年不光是国际经济很困难，我们自己的商业生态环境也很差，大家也知道，刚才已经都说了。但是我们增长了20%，利润也增长20%左右，利润没有20%吧？19%对吧？那就说明这么强国的打击，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且今年的销售收入超过560亿美金，增长速度还在20%，我们不想挣那么多，我们那些英雄们、弟兄们拼命要做，做多了我们不知道钱怎么分，我们现在领导也有矛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英勇作战，我们也挡不住他们。

主持人：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减慢，对华为什么样的妨碍？

任正非：第一点呢，我就讲这个中国经济在指标上表面上是下滑了，应该说经济增长在走好，不是在走坏。可能以前掉下来的好多都是水分，好多可能是无效投资，可能这就是转型需要。所以我认为2015年、2016年可能是国家转型比较困难的时间。我认为2017年、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有较好、良好强劲的增长。中国经济速度放慢一点，我们今年增长20%，2017、2018年还不知道增长多少，所以我们今年来说，增长到560亿以上的销售收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提问：华为现在怎么面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有什么样的想法？

任正非：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我们有啥影响，巴不得你们买管道，管道就我们家做得好，当然还有两三家做的也不错。你不买我的买谁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是积极的促进。因为我们将来在传输和程序上会做出努力，在信息的搜索上，我们不会进入这个领域。

们会不会去争取美国政府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中国政府要求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英国的安全审查的时候，英国的安全审查所说你们的安全审查太幼稚了，你们自己的网都不安全。所以我们还处在一种幼稚中，还不可能做什么，也不会接到什么指示，也从来没有接到任何指示。

提问：有一种说法，如果不理解任正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华为，您为什么如此低调，如此神秘？有的记者为了采访你，已经等到快退休了，他们说见你比见中国领导人还难，用一两分钟说一下您是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的企业家。

任正非：说我这个神秘，我有啥神秘？其实我就是无能，你想想嘛，我又不懂技术，又不懂财务，又不懂管理。其实我就是坐到他们那个车上，他呼噜呼噜拉，以为都是我搞的，你问我一个问题就答不上来，我刚才在复习说，有人可能会提一个什么工业4.0，什么问题，我还在想咋说。

因此我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什么都有，所以我认为既然什么都没有，最好别亮相，一亮相，别人看到你裤子后面，可能就是有一块坐在地上很脏的东西，我自己只能看见见面，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少出来露面。

不是说我真的很了不起，我自己从来没觉得了不起，我在家里面，我们家人老是批评我，都是挨批评的。我有一次说，别人从来都不批评我，就你们两个人批，我女儿说不这么批才怪呢，没办法，所以我没有什么故意低调的问题，神秘的问题。

以前我们做营运商，我们面对的就是300多个客户，这300多个客户可以个人沟通，就不需要公众场合沟通，现在终端，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们做的广告什么时候问过我们，我们家很生气，为什么都搞足球，你怎么那么喜欢足球？还有人以为喜欢足球，我到现在知道足球是圆的，但实际上我对足球也不了解。都是下面做的东西，下面张牙舞爪并不需要我去做，所以我也不需要那么高调。

我这一次来这个对话节目是上了当，说你能不能搞一个闭门会议，我觉得我们经常在家办办公会都是闭门，我就同意了，不知道这个闭门是对话，还要直播，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等我知道了，我推不了了，公关已经启动了，刹不住，求啊求啊，然后妥协，就来出席。我也觉得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大家不看见也觉得你有啥东西。

我们除了比别人少喝咖啡，多干点儿活，其实我们不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因为我们太晚，我们成长的年限太短，积累的东西太少，我们得比别人多吃苦一点。所以我们这有一只是芭蕾脚，一只很烂的脚。我觉得就是华为的人，痛并快乐着，华为就是那么一只烂脚，不给社会表现出来我们这只脚还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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