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克强总理为什么要降网费？

【摘要】周其仁教授告诫，降低制度成本企业家不能置身事外，要积极参与人大主导的立法、修法过程。企业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但凡遇到问题不要再去找个别领导，而应求助于律师，从法的层面探讨问题的合理性、不合理性以及可改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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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演讲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也是一样的。我一直都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占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

中国经济需要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它就是成本。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层次。第一个层面，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很多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需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准备付出多大代价，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是怎么样做的，其他行业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也不是企业间互相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资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的。并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由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是，我们13亿人口就只有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对成熟企业来说，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对于刚刚开始创业创新的企业来说，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效益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还可以消化，但一旦处于下行期、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就有可能出现生死都过不去的困境。

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它的开机速度减少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有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达到3亿秒，等于说一年里有100个人的生命被耗费掉了。工程师一听就懂了。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工程师便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才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毋庸置疑，现在的上网速度，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用到它，但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这件事情要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

现在的局面是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档，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

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互联网+”早就开始了，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完成这项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把它们加到一起(便形成了IP电话)，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是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整条线就被占死了；而IP电话产生的是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但在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当年我们有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是28到35块，而马尾这位企业家自发的是4.8块，结果这个机器被我们的电信部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这位企业家交了钱才被释放，出来后跟兄弟一起打官司，无奈一审败诉，再上诉。当时的主审法官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拥有一席之地，他邀请多方专家论证，探讨清楚IP电话和传统电话之间有何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法律要怎么监管一个新兴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加速了IP电话市场化，我们国家很快推出了国家供应的IP电话，国际长途一分钟4.8块。

最近还有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将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车难，是很多城市的通病。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是挺难的，在马路同车主砍价，不想去就贵一点，做不到，每辆车都砍价，城市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价，一公里10块钱、12块钱，定死的。这种模式应对需求的变动就不灵便了，因为城市出行有高峰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原来不准随便办出租车，不知道司机干吗的。现在看滴滴、快的打车，我去访问过，谁来接你、接的是谁，都有手机，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这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不一样。有人觉得你触犯了我的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这个业务，你搞了这个业务，过去发那么多牌，出租车公司份子钱怎么办哪？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商业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置身事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刚才我听王珉书记的讲话，很有感触，欢迎各界来监督政府的服务，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一个地方，不仅仅跟地方政府一起讨论怎么搞投资，怎么帮助这个地方，还要把这个系统成本降下来，把个别企业努力也没有用的那个摩擦力降下来，这样就会推进这个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与理想总是有距离，因此我们要为此去努力而奋斗。

我最近在调查一家企业，很多人反应的情况、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就要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小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只有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才会足够，我们就能克服短期下行、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降低制度成本，企业家要积极参与

提问：你刚才提到摩擦是系统性的问题，企业应该参与推动解决。但是我从你举的例子来看，这个主要讲的是垄断，当前制度性的问题，是不是关键性在垄断？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应该加以解决？

周其仁：现在所谓的行政性垄断，其实就是一种法定垄断，那么法定垄断怎么办？我们建立法制国家，是不是光守法就行了？我们要参与立法，参与修法，这次人大的文件非常重要，将来立法的主导权要转移到人大。

过去，由于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很多法都是部门里的，而很多部门立法却常常把部门利益包括到法律里面去，行家都知道这里面的细节。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是不同层次的人大代表，都应该在这里头发挥作用。企业家在市场中活动，对很多信息有优势，知道这个信息卡在什么地方，应该把哪个关键的部分去掉，这样我们发展市场的机会就会增加。

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企业家要积极参与人大主导的立法修法过程。过去企业遇到问题，往往都是赶快找哪一个个别的领导干部，事实上我们要往现实的国家走，要养成一个习惯，遇到问题找律师，遇到问题从法的层面探讨它的合理性、不合理性和可改变性，当然这个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付出这个努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就只会停留在喊口号上，老落不下去。所以我的意见，就是企业在一起交流个别成功的经验，要关心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是沿着法制的道路，因为到了法的本身，就是大家参与的，不合适是可以经过程序调的，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给定。

比如说到底应该有多少家营运商营运电讯？一家好，还是三家好，还是民营也可以进去，这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研究的。至于金融，涉及到外贸，我们好多复杂的领域，一个互联网会不知道加到哪个领域去，如果里头有法律障碍，而我们又不懂得怎么逐步推进降低这个系统摩擦力，我们下一步有时候就不会加的那么顺，就没有把这个加的潜力，给我们这个国民经济充分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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