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PPT背后尘封的历史真相

最近，一张PPT声称的中国移动要关闭TD网引发了大讨论。讨论的焦点由TD是否退网迅速转移到了TD是否浪费了国家巨额资金，是否错误决策上。

看到这些就想起去年看到一篇媒体对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的访谈，作为TD决策的亲历者，邬贺铨院士把目前口水战中说的那些事其实已经说的很透彻了，特在后面附上分享。
从中想到几点：

• 任何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环境，不能用当今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通信产业实力去看待当年的事情。那是一个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不管CDMA多么不成熟也必须采用的时代；是一个大使馆被炸了，国家领导人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还是要拼实力的。我们要卧薪尝胆，一定要争这口气！”的时代。

• 作为高科技领域的代表——通信标准之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性价比的比较。是国与国之间战略竞争，是一场看不见的残酷战争。对待一场战争无法用价钱衡量。正如美国政府不惜代价支持CDMA那样，尽管当年CDMA是如此的不成熟。

• 有人用浪费了多少亿之类来指责TD，但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那么残酷，尤其针对战略竞争领域，不投入真金白银，没人理你。而且随着竞争领域重要性的提升，投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一场豪赌，但作为一个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国家别无选择，国家不投入，企业从现实利益角度出发不会去做这些事的。过去是通信，现在就是芯片、量子信息等。

• 作为任何一种技术，都有其生命周期，自主创新价值是有历史和时间限制的，作为企业完全有权利根据用户和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网络部署调整，前提是保护好用户利益。

• “国资流失”已成为国企创新的魔咒，这一政治绝对正确的口号也成为各色人等攻击国企创新的杀手锏，已严重阻碍国企创新，其后果已日益显现。在当今技术变化如此迅速的年代，任何决策者都无法确保自己的投资是完全正确的，创新就有风险，越是重大创新，风险越大。

邬贺铨院士接受媒体采访，谈TD创新成败

问：众所周知，在1G、2G阶段，移动通讯设备、技术均来自外企。由于是国外的技术标准，国内产业化滞后，国内厂商难以进入主流市场。随着我国提交的TD-SCDMA的技术标准被国际承认，在3G扩张阶段，我国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现在有人提出，TD-SCDMA并非自主知识产权，而是西门子废弃的技术。TD技术到底从何而来？

邬贺铨：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的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后来的大唐电信）和海外留学的学者合作，成立了信威公司，开发SCDMA，这是一种基于CDMA技术的无线接入技术。他们当时想以此和Wi-Fi来竞争。CDMA技术很早就提出了，但直到1993年7月美国高通公司提出要将其用到移动通信上，基于高通公司的提议，美国通信工业协会通过了IS-95标准，并推动CDMA成为美国的2G标准。信威公司提出的SCDMA技术受CDMA启发，但强调了上下行同步，并且应用了智能天线技术，应用上定位在无线接入而不是移动通信，信威公司也开发了SCDMA的产品。 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在全世界征集3G标准。当时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就研究中国有没有可能提出标准。其实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早在“七五”、“八五”攻关时就曾经承担了移动通信的攻关项目，当时主要是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制出交换机和终端的样机，但没能做成产业，不过在移动通信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世鹤提出能不能把SCDMA从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用到移动通信。SCDMA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了智能天线、同步等技术。我们要考虑如何把这两个技术再加上联合检测技术用到移动通信。大家分析，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1998年1月，香山会议召开，请了老中青很多专家，专门讨论我们的技术能否达到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的申报门槛。会议认为，我们是可以达到的，支持TD-SCDMA标准的提交。提交方案也是经当时的邮电部批准的，不能说这个过程没有经过科学决策程序。 当时共有五种3G标准——欧洲的WCDMA、美国CDMA2000、中国的TD-SCDMA，还有日本、韩国共五种技术标准。日本、韩国提出的标准虽然也列入ITU的标准，但在后来3GPP的标准中不再出现了，实际上就剩下三种3G标准。 而且国际电信联盟要求，提交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提交仿真论证，并且是第三方公司的仿真论证。我们提的这个方案西门子公司就仿真了。其仿真结果，是支持我们成为标准的。可以说国际标准的竞争非常激烈，并非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懒得理你”。 西门子曾经在欧洲提出过TD-CDMA，但没有用同步和智能天线技术，TD-CDMA技术被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提议的WCDMA所淘汰。WCDMA成为欧洲的统一标准。西门子经过仿真发现如果用中国的方案，有了同步和智能天线技术，将优于TD-CDMA，所以出具了第三方公司的论证。  2000年，3GPP通过了TD-SCDMA成为3G标准。后来大唐（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1998年改制，成为大唐电信集团）要做实验样机，西门子就主动找到大唐合作。并非大唐找西门子，更不是西门子把淘汰的技术赠送给了大唐。 我们的时分同步和智能天线的技术从1994年就开始使用了，都申请了专利。 TD的专利到底有多少，有人说只有百分之十几，有人说要比这高，这些说法也对也不对。移动通信是一个大系统，涉及交换、基站、无线接入、网络管理等很多专利技术。要计算我们的专利占多大比例，首先看分母取多大范围，如果说是整个移动通信大系统，国外很早就着手研发与生产了，因此他们的专利非常多。TD-SCDMA在交换和移动性管理方面我们并没有多少创新，但在无线接入技术或者说在空中接口技术上我们有创新，当然不能说TD-SCDMA全都是中国的专利，高通控制了CDMA的专利，但我们TD-SCDMA的专利在TDD这个领域是绝对主导的。如果把网络、基站都去掉，只考虑空中接口的话，WCDMA在整个移动通信大系统中所占专利比例也不高。由于发达国家3G的研究起步比我们早，而且美国在2G阶段就使用CDMA了，因此就空中接口技术而言，TD-SCDMA的专利数与CDMA+WCDMA相比有很大差距。 还有观点认为，国外没有人用TD-SCDMA，这个标准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说法不充分，如果你一点自己的专利没有，那么你就要掏大量的专利费去用别人的专利技术来建网。 有人说智能天线是没有用的。4G以及未来的5G，主要的技术就是多天线技术，TD-SCDMA早在4G、5G之前，就在天线上做了大量研究和应用工作，这说明我们的技术是有预见性的。 TD-SCDMA的带宽不够，这是事实，也可以说当时对宽带发展的预见性不足。TD设计的帧结构，每个载频的带宽是1.6兆，而WCDMA设计的是5兆，比TD的三倍还多。TD的频谱利用率并不低，但载频带宽比较窄，因此它的业务能力就显得差。但也不是没有技术让它变成宽带的，有一个技术叫HSPA＋，高速分组传输技术，可以把几个载波频带组合，例如如果把3个载波组合即4.8兆的带宽，其业务能力就不比5兆载波带宽的WCDMA差。这个技术国内企业华为、中兴都开发了，但中国移动没采用，放弃了给TD提供可提升宽带能力的机会。因为中国移动想越过HSPA+这一步而更快地跳到4G上面。所以这样看起来，TD-SCDMA支持宽带的能力不如WCDMA。有人说因为TD的宽带能力不足，中国移动不得不大量建设WLAN，事实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在大量建设WLAN，用WLAN来分流3G数据业务，这也是国外运营商的做法。

 问：TD-SCDMA与TD-LTE究竟是什么关系？上了4G，以前在TD-SCDMA上做的努力，做出的投资就付之东流了吗？

邬贺铨：可以说没有TD就没有现在的TD-LTE，国际上将只有FDD-LTE。 从上世纪移动通讯的兴起，中国给国外的设备厂商带来了很大市场，GSM就是这样。本来国外的CDMA市场都不行了，中国联通上了CDMA，救了国外一批设备厂商。但是对于中国提出的标准，国外厂商采取不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提交了一个标准又怎么样呢，我不做，只要你们形不成一个产业，这个市场就还是我的”。所以，并不是国外厂商觉得TD-SCDMA的技术不行，而是其根本利益所在。以往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的市场就是外国厂商的领地。 国外厂商不做，就逼着我们自己做，国产设备做出来了，从芯片、终端、天线、基站、仪表到网络优化软件等，相关产业链都发展起来了。从TD到TD-LTE，在帧结构中包含的核心知识产权的一批专利技术在TD-LTE中能继续发挥作用。有人说TD-LTE与FDD-LTE有很多相似之处。没错，为了求得融合，中国做了很多让步。但并不是共同的就是FDD-LTE专利，而是两个都有，中国企业在FDD-LTE的专利中也有不少贡献。当然专利部分，高通早就通过收购拥有OFDM技术的公司而抢先占位。 还有一说，FDD-LTE基站的覆盖优于TD-LTE基站，目前还拿不出这样的事实根据。两个基站的对比，应该在同一个频段和相同的应用环境上做对比。TD-SCDMA可以兼容TD-LTE，说明这个技术是有后向兼容性的，这说明是有继承关系的。如果中国没有TD-SCDMA的技术，就不可能有TD-LTE技术。现在做4G的企业，都是原来做TD-SCDMA时带起来的。这些企业在TD-LTE上，都变成了主导厂商。我们4G的牌照一发放，终端马上就跟上来。设备厂商华为、中兴，他们不仅做TD，还做FDD，FDD还有专利，但不是主导，TD我们是主导。 国家要求，大唐必须把专利向国内厂商开放，中兴和华为很快就跟上来了，他们的产业化能力非常强。也正是因为国外的设备厂商不做TD-SCDMA，这也有利于国内的设备厂商，通过TD-SCDMA市场的培育，最终增强了他们参与4G市场竞争的能力。华为的终端芯片就是从TD的芯片开始的。展讯通信也是从做TD芯片把市场做大的，可见TD培育了一批企业。 TD也提升了中国移动的自主创新水平。运营商是设备的使用方，习惯于运用国外最成熟的技术产品。在刚开始时，TD-SCDMA的成熟性是远远不及其他两种标准的，因此在TD的应用过程中，中国移动也付出了很多，同时成就了中国移动技术创新的水平。也恰恰是因为TD网建设倒逼他们必须创新，才能引领目前4G技术。 这不能说中国移动做TD-SCDMA，是捡了个破烂，中国移动就吃了大亏。在4G上的专利，中国移动就要比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多很多。与国外的电信运营商相比，中国移动在4G和5G标准化方面的话语权也是比较突出的。

问：现在回顾当初上马TD-SCDMA的过程，是否经过了科学民主程序，TD决策是政府绑架市场吗? 

邬贺铨：我们回顾一下国际上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历程中的相关问题。先看GSM（欧洲2G的主要技术）发展的历史，欧盟联合了所属欧洲各国，制定了GSM的标准，在标准没有完成的时候，欧盟就要求各国必须为GSM留出相关频率，欧盟控制频率资源，发展自己的产业。欧洲从来不开放CDMA的频率给美国。所以现在欧盟3G全部是WCDMA，4G几乎全是FDD-LTE。 再看美国的CDMA，它成为标准晚于GSM，美国为了给CDMA发展的空间，规定欧盟的GSM需要改频率才能进入美国。 日本也是，运营商的2G既不用美国CDMA，也不用欧盟的GSM，用日本本土的PDC。 发达国家都是千方百计的保护自己的市场，只用自己的技术装备。而我们中国三个标准并存，中国是真正开放的。 我曾经访问过日本的运营商NTTDoCoMo，他们联合日本本土的设备开发公司研究开发手机，他们说政府对运营商有要求，要带动本国设备厂商的发展，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而前几年我国的运营商的上级只要求运营商保值增值。 至于我国政府上马TD的决策是否有问题，我认为关于TD的政府决策还是需要反思和总结的，主要是政府开始支持TD时还不够坚决。 政府在一开始态度的不明朗，导致了早期开发比较难、比较慢，也耽误了3G牌照发放的最好时机，导致了我国3G、4G间隔的时间较短。之所以政府3G牌照发放的晚，也是因为经过了太多环节，反复听取不同意见，征求了专家、运营商、制造设备供应商等各方面的意见。 中国移动这两年确实将重点放在了4G上，而非TD-SCDMA，这是事实。从3G到4G这是技术升级换代的客观过程，中国电信也要从CDMA2000过渡到FDD-LTE，并且这两种是完全不兼容的，难道说中国电信也将CDMA2000的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吗？5G来了，难道4G也没有用吗？不能说吃到第三个馒头饱了，前两个就是没有用的。 这是技术演进的过程，总是后一代的技术更好，但不是前一代就是错的。没有3G对产业和市场的培育，就没有广大用户对于4G的支持。中国的运营商不可能不上3G，等着上4G。不能说新的技术来了，前面的技术都失败了，这是技术进步的过程。 只能说我国的3G上得比较晚，4G来得快，这其中的间隔较短。对于TD产业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没有更从容地收回投资。 而4G来得如此快的原因也是和国际竞争有关。美国保留了CDMA2000的市场，但只有美国本土、澳大利亚和中国在用，市场太小。美国想把Wi-Fi技术发展起来，提出了WiMAX，它采用OFDM技术，比CDMA的效率更高，对3G是挑战，3GPP不得不尽快启动也采用OFDM技术的LTE来应对。这倒逼了其他公司对4G的加紧研发。这是一个技术竞争的过程，显示了快鱼吃慢鱼的残酷规律。需要指出WiMAX也采用TDD技术，在双工方式中TDD与FDD各有优缺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移动决定不上HSPA＋了，直接将重点放在4G上，希望把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竞争优势抢回来，从企业的角度，上4G的判断也是没有错的。4G上来了，3G和2G的网络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很多国家的运营商也都是这样，目前的移动终端也基本上是多模多频的。

问：您认为在当下对于TD创新的讨论是否有意义？而TD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邬贺铨：对于TD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TD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要吸取。 首先，政府在早期对TD的支持不够。科技部曾经在1998年的863项目部署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但主要经费做的是WCDMA，很少的一部分安排到TD的研发。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过这样大通信系统的国内标准，所以当时政府、产业界对国内自己提出的标准信心都不足。从标准的提出到2009年发放3G牌照，十年了，没有发放牌照，没有运营商带领，产业界很难跟进。 其次，国内自主研发经验不足。大唐提出的标准，最后的产业化难度也是超出大唐预期的。它前身是研究院，产业化经验没有，资金也不足，肯定进展缓慢。 我们在国际上征集标准的时候才开始接触3G，对于3G的研究，国外早我们10年以前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起步和国外相差了10年。有了3G的经验和基础，4G的差距就小了很多，也就1~2年的时间。 在2006年，美国全美亚洲研究所曾经发布一篇题为“标准就是力量”的特别报告，分析了当时中国政府和企业对TD的态度，报告指出：“一些中国公司已经从现存的国际标准及知识产权体系中成功获利，因此对中国政府支持另起炉灶开发中国自己标准的做法并不支持。它们紧密追随政府技术政策的现象却越来越少，尽管它们不可能完全忽视政府的意愿”。“有迹象表明，即使在政府内部，各部委、同一部委下属各不同部门也可能对推行特定标准的看法相去甚远”。“虽然政府曾经支持TD-SCDMA标准技术的开发，即使TD-SCDMA已经被ITU认可为国际标准，政府对其作为国家标准的态度一直犹疑不定。既想推行拥有中国自主技术的自主标准，又想在市场及中国国内各利益方面前扮演一个更为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我们时常发现标准制定各参与方之间似乎存在不一致的利益，这使得在中国标准制定中协调各方利益颇为困难”。 由于政府的态度不明确，产业界观望，产业化主体经验不足，同时运营商习惯用国外技术成熟、质量稳定的产品，也没有带动国内产业链的社会责任理念，国资委只考核是否保值增值，中国移动在3G上面贡献是很大的但在决策上也有所保留，因此TD在推广使用期间还存在一些问题，用户的体验不够好。另外，无论如何TD网的宽带能力总是好过GSM网，为何一方面抱怨TD网的利用率只有30%，另一方面大量数据业务要让GSM网承载？上述情况论中国移动的实力本来是可以避免或改善的。 后一阶段就比较好了，政府非常坚决，把住了龙头企业，引导大唐开放专利，形成产业联盟，动员了更多企业形成产业链。 TD的发展经验，从全盘采用国外的标准、技术和设备，到自主研发，形成中国标准，先成为国际标准再回到国内成为国内标准，以广阔的市场资源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快速发展，不仅在移动通信领域是成功的实践经验，而且适用于很多领域。中国的广阔市场是而且应该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长的土壤，我们的高铁建设、大型水电建设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也都是走大致相同的道路。 社会上发起对于TD的批评，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国外厂商的一些想法，他们担心中国提自主创新和强调信息安全，这样他们的市场机会就没有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国既要创新也要开放，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开放程度是很多发达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有人认为如果外国公司在中国失去市场，他们在中国会裁员或撤资，就会影响中国的就业和政府的税收及GDP，但如果中国公司失去中国市场又怎么样呢？有人以华为和中兴在WCDMA和FDD-LTE的市场上获得一定的占有率来反证中国在国际标准化上的努力是没必要的，让我们看看美国全美亚洲研究所特别报告“标准就是力量”如何说：“中国企业长期以来总认为国内的研发系统开发的技术不成熟，因而若有相类似的外国技术存在，总是青睐于外国技术。这种认识误区已经导致中国一些行业的企业因采用外国技术而需支付大额专利使用费，从而降低了原本业已微薄的利润”。当然今后在国际标准化方面的努力并非一定像TD那样提出一个完整的标准，可以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标准不是目的，在标准化过程中占有知识产权是关键所在，这是市场竞争实力的支柱。 现在又是上4G网络和准备5G标准的关键时期，如果借着否定TD式创新的契机，鼓吹跟着国外标准走，降也谈TD式中国创新低自己在配置市场资源中的主导权，好不容易得来的自主产业发展的局面将难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