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周的时间，已经没有人提起疫苗恐慌了
©Nilgun Kara
●●●一周前，我们在呐喊疫苗恐慌，我们呼吁彻查真相；两周前，我们在人肉领养泰迪狗喂蟒蛇的“人渣”；三周前，我们在当心人工智能超越人类……
现在呢？我们还记得什么？
这些不久前甚嚣尘上的热点都已经冷却，更不要说去年年底引起公愤的火车盒饭定价事件，去年九月被媒体刷屏的康师傅馊水油事件，八月天津震荡全国的爆炸事件……
是不是都忘了？
不仅仅是当下，几千年来，“健忘”的基因早已烙印在每一个国人的骨髓里——往前推一百年，辛亥革命中被要求剪辫子的男人死活不肯，好像他们都忘了曾经“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信誓旦旦，好像他们一直都留着辫子似的；往前推两百年，朝鲜使者为乾隆贺岁，他们居然成了街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就连太常寺少卿也好奇的问“贵处衣服，是尊何代之制？”，那些使节穿的，其实是才亡了一百多年的明朝衣冠啊！
深入骨髓的健忘，蚕食着我们的热情，蚕食着我们的恐慌，蚕食着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被历史的车轮碾成齑粉。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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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懦弱吹捧为美德 |
禅宗有一则广为人知的公案——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
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变态”的宽容被无数大师学者称赞，甚至成为一种处世美学。但所谓“宽容”不过是懦弱的遮羞布。
对“宽容”与“知足”的诠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可以和中国人媲美，这种极端的知足与忍耐锻造了中国人的“健忘”，知足常乐，已经演化成乐极生悲的恶习。
我们已经忍耐了太多其他民族无法忍耐的苦难，但我们除了私底下小声的咒骂，再也没有其他反抗，没有反抗，无关痛痒，就会渐渐遗忘。我们一代人遗忘还不够，我们会把这种极端的美德编织成诗句、谚语、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唱，“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小不忍则乱大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对自己的权益毫不在乎，只是一再退让，等退无可退时，我们又会告诉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于是，我们越来越懦弱无能，知足的底线被一次次刷新，我们也一次次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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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麻木伪装为超脱 |
在一本英文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任何理想与热情之花一旦接触这种智慧，只能瞬间凋零。超脱老猾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散失理想，甚至麻木不仁。
那些越超脱的人，越会受到人们的膜拜称颂，比如“竹林七贤”，在那样一个乱世，七贤归隐山野，纵情清谈，没有任何变革的热情，没有任何担当与抱负。当然，你可以辩解说是因为那个乱世已经腐朽之极，无可救药。
奇怪的是，我们也崇拜敢于斗争的勇士，比如邵飘萍和林白水，他们死后，报业都纷纷纪念，“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成为千古名句。
但从那以后，每一个报社都学“聪明”了，那种狡猾的“聪明”居然延续至今。当今报业，爬得最高的记者就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他们喜欢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看看奴颜媚骨的报纸，卑躬屈膝的喉舌，谨小慎微的舆论，邀宠献媚的措辞，实在狡猾之极。
我们羡慕敢于斗争的人，但我们在羡慕的同时，看着斗争者的凄惨下场，我们也越来越超脱，因为活着就是我们最大的信仰。超脱避世，就像毒品一样麻醉着每个人神经，如何指望一个瘾君子有正常的记忆？
| 我们不过是在权利的惯性下思考 |
当然，健忘也不全是我们的过错，除了知足与超脱，两千年来封建制度下的中央集权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马未都先生总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我们的历史是后人所评，所以历史的构建需要依靠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
纣王并没有那么荒淫，但在周朝的历史里，纣王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君；隋炀帝也并没有那么暴虐，但在唐朝的历史里，隋炀帝就成了昏君的代名词，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是最终的胜者，谁就是历史的化妆师。
就像《1984》里奥威尔的名言“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1984》里大洋国的真理部就是负责对社会记忆的消除和篡改，各种报刊不断的重写修改，只为创造统一正确的思想。而既知足又狡猾的我们就在这样的“大洋国”依靠惯性苟活下来。由此可见，自由思想与独立思考是何等重要。
©Nilgun Kara
| 我们毁于我们所热爱的娱乐 |
曾经有时评家批评中国人脸上没有笑容，总是愁眉苦脸。但是现在随处可见开怀大笑的国人，但那样的笑是空虚的，是愚昧的。
疫苗事件仅出现在微博热搜一周不到，而“A4腰”的拼瘦风潮却挂在微博热搜榜两周有余，随后又出现了匪夷所思的“iPhone6腿”。
吴奇隆与刘诗诗的浪漫婚礼也同样排挤了疫苗事件，就像当初黄晓明与baby的婚礼让屠呦呦的诺奖喝彩转瞬即逝一样。
娱乐的浪潮前仆后继，热点层出不穷，疯狂的真人秀上演着真实的《楚门的世界》，我们还来不及记忆这个热点，它就会被另一个热点吞没在信息洪流之中。
我们厌倦悲伤，只想在网络上寻找笑点，就像中国最卖座的电影永远是喜剧片一样，我们看不懂悲剧的厚重，看不透悲剧背后的反思，只想莫名的笑着，笑的手舞足蹈，宛如一只只提线木偶。
我们用笑声打造出一个个迷幻的乌托邦，构建出一个个美丽新世界，讽刺的是，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当我们狂热追逐一件东西时，我们就会散失批判和筛选的能力。
娱乐至死，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精神的枯萎，一个精神枯萎的民族怎么会不健忘？
©Nilgun Kara
| 我们原来是一只乌龟 |
我们层层解剖，挖掘出让我们健忘的“真凶”。
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真凶背后还有真凶——是什么让我们不断的忍耐与宽容？是什么让我们超脱避世？是什么让我们打扮历史？是什么让我们娱乐至死？是由于两千年来集权制度下法律的缺失，当个人自由没有法律的保障和宪法的维护并且统治者高度集权时，知足与避世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是自卫的一种方式。
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
一只历经沧桑的乌龟，苦难让他的龟壳越来越硬，而我们芸芸众生，也只是一群正在修炼的龟。于是，我们就像乌龟一样的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还要可怕。
记忆，是思想的源泉，如果一个社会的群体没有记忆，思想的河流就会干涸。自然也就不会有反思，不会有质疑，不会有批判，群众就会变成真正的行走的干尸，直到为时代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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