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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中国真正的“贵族”走了,年轻人对她却一无所知

2017-01-13 中国科普博览

编者按


我梦想有一天,让大家都听到科学家们的声音,都知道科学家们有多可爱。


就在昨天,“中科院的玫瑰”李佩先生去世了,一时间悼念李佩先生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


而在我眼里,院里还有很多科学家像李先生一样,做得比说得多太多。


他们不会包装自己,不懂得经营形象,也没有粉丝后援团,在这个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的时代,在这个人人都争取话语权的时代,他们的声音那么小,也那么远。


甚至在很多不了解真相的网友眼里,他们为了科学、为了国家,在实验室里忙碌的身影,逐渐模糊在了“砖家”这个词里。


网友对科学家有误解,我对网友又何尝不是呢!


1月12日凌晨,即将年满100周岁的李佩先生去世了。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她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81岁那年,她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坛,她还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一个世纪的时光,她曾跑遍了大半个地球。今天,她飘然离去了。2015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人物版曾整版报道过她的故事,今天,我们重温旧事,以此纪念李佩先生。


李佩,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偶像级”教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说:“李佩先生是一位普通教师,但是她一心为学生、一生为生。”这位99岁的老人被一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尊称为“师母”,因为她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的夫人。


更多时候,李佩被人们看作是一部“传奇”:她曾代表中国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发出第一个声音;她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80岁时,还站在讲台上为博士生授课;90岁时,她组织“中关村专家论坛”并亲自主持;从95岁起,她耗时三年,组织多位学者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间发表的英文论文集,高质量地翻译成中文。


北京中关村科源社区最南头的几栋三层青砖小楼,是这里最早的建筑之一。当年,钱三强、彭恒武、竺可桢、熊庆来、王淦昌和陈能宽等一批著名科学家都曾居住于此。1956年10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国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是李佩与郭永怀的家,无论何时她都舍不得离开。


▲李佩先生在家中。


 传奇 


李佩祖籍江苏镇江,父亲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专业毕业回国后,全家迁至北京。1936年,在贝满女中毕业后,她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还考上了燕京医预科。


但是,父母不同意李佩上大学,更不允许她上男女合校。经过一番抗争,父母妥协的结果是读北大,因为离家近,可以走读。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李佩因出色的组织能力,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并作大会发言。


重庆工作时,李佩亲历了1946年的“较场口事件”。惨案发生时她就在现场,只因当时正为一名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才幸免于难。


由于出众的才能,李佩得到了当时美国工会在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的赏识,被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7年2月,李佩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涯。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郭永怀。


彼时的郭永怀已小有名气——作为“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毕业生,他受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


在康奈尔,郭永怀从事的是当时最尖端的空气动力学课题——帮助飞机突破音障。经过努力,郭永怀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位年轻人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相遇相知。李佩后来回忆:“我跟老郭倒也不一定是在康奈尔认识的,在西南联大时,我们彼此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结婚。


▲李佩与郭永怀结婚照。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刚刚发表奇异摄动理论——一种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难题而开创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而驰名世界,他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只能在焦灼中等待回国的机会。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不再禁止中国学者出境,李佩回忆——


“老郭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挂记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55年,钱学森辗转回国。1956年2月、6月,他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


终于,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当众烧毁了自己一部未出版的论文手稿,乘船踏上归途。


郭永怀一回国,就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投身于刚组建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立,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还经常给力学系的学生授课。


李佩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宿舍楼刚刚建成,条件简陋,她给人的印象是低调且细心。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是师母给预备的。


后来,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与青海间,频繁的高原反应,让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李佩回忆:“那时,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了,就自己拿一个小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1964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和钱学森、王大珩等同事一起吃饭,他们平时很少聚会,但那天显得特别高兴,还喝了酒。“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飞机回京途中发生事故,爆炸起火。


当人们从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遗体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二人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年仅59岁。在他牺牲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李佩一家生活照。


创新


教师是李佩最热爱的职业。l961年,她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


然而,“文革”爆发后,由于留美经历,李佩背上了“美国特务”的重大嫌疑。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都在已南迁至合肥的中国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教课。直至1973年后,过年时才被允许回家,有时买不到硬座票,只能坐在车厢地板上回京。


“文革”后期的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人员,这些学员会被集中到中国科大培训英语,李佩幸运地被抽调出来教授英文。


197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郁文参观中科院合肥分院,偶遇李佩,得知她还在接受审查,十分惊讶:“这不对头,你该调回北京去。”


一年后,李佩调动的手续办好了。而当时正为培训班上课的她不想半途而废,直到暑假课程结束才启程回京。那一次,她终于买到了一张软卧车票。


 “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那一年,李佩进入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从事外语教学工作。


十年动乱,英语教学人才青黄不接。研究生院筹备之初,第一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邀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


事实上,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她手下只有三名北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三人专业分别是英、法和德语,为800多名研究生开设外语课,这几个“兵”远远不够。


招募,成为李佩上任的头等大事。


有意思的是,许多“右派”教师被李佩请了来,黄继忠、许孟雄就在其列。


黄继忠原是北大一名优秀的英文教师,后被发配到银川,与家人分离。李佩帮他又重新调回北京。上了一年课后,黄继忠告诉李佩,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


许孟雄则是人大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


在海淀区一间矮房里,李佩问许孟雄夫妇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许孟雄说,补习班每月有40元收入。李佩就说,请你到研究生院教英文,每月80元工资,上课时可派一辆车来接。许孟雄说,不用了,我家离学校很近,可以走过去。


后来,李佩得知了许孟雄的“大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即许孟雄。


许孟雄上课时,一个“in”“on”的搭配能讲上两小时,妙趣横生。


李佩说,外语教学决不能搞成“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必须同时重视“听、说、读、写”,而她尤其重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


英语课程结业有一个口试环节,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自己的所学专业内容、能解决什么科学和社会问题,李佩甚至书面邀请学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就有关专业问题进行提问。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回忆——


“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腰也塌下来了,真想第二天请个假歇一歇。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难道李佩老师是神仙吗?她就不累?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她,她说,当然累,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


苗楠是李佩第一个博士英语班的班长。他回忆说,上学时有一位美籍华人外教邓洁贞,住在友谊宾馆专家公寓,李先生鼓励我们每周日到邓老师的住处交流互动,以此加强英语环境的熏陶,口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83年,还在读博的苗楠迎来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来中国教学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通信署首席科学家、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代通信理论奠基人之一——Van Trees当同声讲课翻译助教。他出色的英语能力获得了中外双方的一致好评。


李佩从不把外语看作工具课,而是当作文化课。她曾总结说——


“大学英语要求‘四会’,但真正做到不容易。比如从阅读中,可以学到写作,所以我们挑选最好的文章做范例,让大家看好的文章怎么开头、发展和结尾的。这样,就可以学会写作的技巧。学英文不是让学生学会ABC。我们有些文章是谈科学前沿的,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有的文章是科普的,也许跟专业无关,但仍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另外,我们选的很多文章是哲学方面的,有关为人处事之道,都希望给人启发。比如我们最近编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教材,不是科技英语,这个教材等于文化课,有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也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不单纯是为了教科技英语,所以我讨厌有些人说我们科技英语办得如何如何。如果说我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我好多想法都和当前的时尚相反。”


中科院力学所王克仁研究员回忆,我们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上李先生的课,那是一种享受。当讲到语言学家叶思普生某篇文章时,李先生会拿葛传槼的文章给我们看。葛传槼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人编牛津词典要找他;叶思普生,丹麦人,英语学得好,英国人学英语要跟他学。李先生拿这两个人的事例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和信心。


后来,教育部编写大学英文教材,需要一个搞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教授,以便让大学英语教材与研究生英语接轨,李佩被请了去。于是我们看到,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英语精读编委第一位就是李佩。


谈到这位恩师,苗楠说,有一篇文章对李先生的描绘最准确也最凝练:“李佩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李佩当年的学生,大多已成为国家栋梁,而仅本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班子中就有四位:白春礼、李静海、丁仲礼、方新。


1997年,李佩78岁,女儿郭芹却因病辞世。中年丧夫、老年丧女,面对命运的波折,坚强的她没有因此缺过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



▲李佩与郭永怀、郭芹在一起。


 创造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开学后,尽管李佩想了很多办法,但仍无法解决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


时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的马西林对李佩说:“现在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为什么不招一批学生来自己培养外语师资呢?”李佩说,我没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才是个讲师。马西林立刻说,不要管职称,能干就行,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呀。


当时,多数学校都已招生完毕,例如,北外王佐良、许国璋教授,北大李赋宁教授等,都只能招一两名研究生,但报考的学生水平都很好,就将第二、三、四名“调剂”过来读研究生院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再加上为其他单位代培的,一共招收了25名。


英语师资班的开课老师均是业界翘楚:叶君健讲翻译原理,美籍老师Mary Van deWater开语言学概论,黄继忠讲英美文学,许孟雄讲翻译技巧。


李佩特意请外教Michael Crook给师资班学员上普通物理。她认为,作为研究生院的外语老师,应该有一点科学常识。


Mary Van deWater给李佩带来了TOEFL(托福)试卷,李佩发现TOEFL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并在国内第一个尝试用TOEFL方式出考题。


博众家之长改进英语教学,英文师资班后来成为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尽管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社会的前面。”


1978年,郁文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邀请该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以下简称Russ)为中科院创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


李佩闻悉,UCLA派六位教师开课,其中一人担任组长,并要求研究生院也安排一位中方组长和六名年轻教师配合工作。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恰好1980年,研究生院第一期英语师资班学生毕业,李佩就选派六名毕业生参与其中工作,吸取经验。


Russ每年都要来中国视察工作。1989年,他视察后对李佩说,美方教师对中方的派员很满意,而且他本人在给师资班学员授课时也发现,这些年轻人英语水平高,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很熟悉。


Russ问李佩是如何培养师资班学员的,李佩详细介绍了招生及开课情况。Russ听后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作‘应用语言学’。我在UCLA培养的学生也多是到学校教书,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


有了Russ的评价,1989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文,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不经意间,李佩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应用语言学。事实上,在Russ的赞赏背后,是她多年观察与总结中国英语教学积弊之后的革故鼎新,是对英语师资素质与能力培养的探索和创新。


 创举 


1979年4月2日至5月1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为研究生院讲授“统计力学”与“粒子物理和场论”。当他得知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尴尬境遇后,对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既可以得到学位,又能受到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训练。”


讲课时,李政道发现有些学生素质很好,于是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给少数研究生进行笔试和口试,立即录取了5名学生,并于1979年秋送到哥大就读,费用均由该校资助。


当年11月,李政道又向严济慈提出,继续接收中国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其他几所院校读书,仍沿用之前的考试方式,哥大录取了3名,另外录取的10名分别到纽约州立大学等校就读。


随后,李政道正式提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项目),自1980年起在全国招考,共进行了8年,每年均逾千人报名。


CUSPEA项目影响很大,中国学生刻苦勤奋,赢得赞誉,美国各大学物理系纷纷要求接收中国学生,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980年5月13日,研究生院根据有关指示,成立CUSPEA招生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严济慈任CUSPEA项目委员会主任,他要求从报考、阅卷到决定名单的过程,都由专业人员主持,必须严格公正。


作为CUSPEA项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李佩的任务是拟定英语试题、组织阅卷和提供合格考生的名单。


英语水平的最后一项测试是口试。李佩发现,考官们往往问考生选择去哪一所大学,为什么,对这所大学都了解些什么;阅读过哪几本物理方面的书籍;是否参考过某某期刊上某某物理学家的论文,主题是什么等等。她觉得,提问者注重考生的知识面是否广博,方式新颖,被遴荐学生的英语水平基本得到保证。


据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数学家华罗庚之子华光回忆,最早称李佩为“先生”的是李政道,因为通过CUSPEA项目考试的学生成绩优异,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


李佩因此赢得了李政道的高度赞扬,尊称她为“李先生”。


在CUSPEA项目执行之前,为满足国内教育界科技人才的急迫需求,教育部公布每年全国选派500名优秀生公费出国深造。可是,500个名额分配下去,每个大专院校能有几名呢?


出国留学成为一扇比考大学还要窄的门。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10月,研究生院美籍英语老师Mary Van deWater对李佩说:学生的专业都很强,英语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能被美国学校录取去读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


彭平。彭平是个敢于创新的人,果然,他思索了一番,同意了俩人的意见。


“我反正蹲过两次监狱了,如果这事违背了国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监狱!你们先找部分学生谈谈,出了问题我负责!”彭平说。


随后,Mary把申请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文件复印了几百份,立即引来200多名学生填写。李佩和Mary则负责给那些学校的招生办写信,说明了研究生院学生所受专业和英语训练的情况,以此作为他们录取的参考。


当时,Mary考虑到发出这样一大批到美国的信件,国内邮局会感到奇怪,便利用寒假专门赴香港邮寄申请信。结果,申请的学生中有100多名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消息传出,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也纷纷效仿。从此,新中国自费留学的道路被开辟出来。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3万人,单位公派1.55万人,自费留学42.30万人。从100多人到42万人,岁月流转,当初李佩等人的大胆开拓,何等勇气!何等功绩!



 公益 


如今,已经99岁的李佩仍然闲不住。5月27日上午,她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北四环的某研究所会议室。老人端庄且健康,主持了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论坛。


论坛的主办机构是“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牵头人为李佩和郑哲敏院士。研究会成员不定期邀请社会著名专家来做报告。每次活动举行,李佩不仅全程参加,而且还担任主持人。


1999年,年逾80岁的李佩正式离开教学岗位。离休后,她依然保持着“做事”的习惯。


李佩和桂慧君等一批女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其实就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互助组织,是一个老年群体自主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社区。服务中心随时为社区老人提供必要服务,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起居。


而从95岁起,李佩更是花了三年时间,组织她、郭永怀以及钱学森的多位学生,把钱学森在美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集,高质量地译成中文。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争执,一概由她亲自审阅并定稿。


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为大家多做一点事。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研究生院1978级的学生朱学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李佩有传神的描述——


“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佩是美丽的化身,是博学、爱心、优雅的象征,更是大胆创新、勇于挑战的象征。


从研究生外语教学变革到创立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从积极推动中美CUSPEA项目到开辟新中国自费留学之路,从为青年学生筑梦未来,到扶助社区中老年群体,李佩一路都在岗位创新、制度创新、角色创新。


 创新者,永远年轻。



文章来源:光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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