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你不去上海，你的下一代也会去上海” | 维舟读城
近些年来，上海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口碑却仿佛时来运转，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上海以其高效、精准、人性化的防控措施，赢得了广泛的好评，甚至被赞誉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
责 编 | 施 杨
十几二十年前，无论我坐火车去国内哪个地方旅行，都不时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邻座一旦得知我是上海人，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上海人如何“小市民”乃至“小男人”，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相当排外，因为上海人出了名的瞧不起“乡下人”。对上海人的这种负面印象又难免影响了他们对上海的观感，很多人都跟我吐槽说觉得上海“人情冷漠”且对外地人“不友好”。
然而，近些年来，上海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口碑却仿佛时来运转，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上海以其高效、精准、人性化的防控措施，赢得了广泛的好评，甚至被赞誉为“疫情中唯一的超一流城市”。连一贯被贬为“小男人”的上海男性，随着电影《爱情神话》的上映，其形象也被新女性重新定义了。一个70岁的上海老爷叔前一阵还跟我说：“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见过全国这么多人夸上海好，还真有点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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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相比起以往实在是反差太大了。三十年前，余秋雨在收录入《文化苦旅》一书中的《上海人》一文里还曾这样总结世人眼里的上海人形象：“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喜欢上海人，可说从小在内心深处就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我老家崇明岛虽属上海管辖，但交通不便、甚至方言也不同，市区对我们岛民而言，就像是遥远的海市蜃楼，隔着长江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些模糊的高楼。从小在乡下长大，在我们的话语中，“上海人”都仅指那些傲慢的城里人，没想到上大学后，我也被贴上“上海人”的标签，虽然很多人说我“不像个上海人”——这在当时，据说是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
真正让我感受到文化冲击的，是刚工作不久的2000年，受公司委派去河南做调查。因为要把洛阳下属的几个县都走一遍，抽样做问卷，这就需要一个本地的老司机。但我没想到的是，第一天谈好的价钱、条件，第二天真正上路后，司机就不断找我软磨硬泡，以各种理由要求加钱。虽然当地的合作伙伴后来帮我解决了问题，但他又叹气说了一句：“这不是在上海，你不能把上海那一套带过来，要适应这里。”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对老司机的行为那么意外和气愤，是因为我习惯了在上海默认的契约精神：在上海，谈合同是个艰难的过程，前期往往要磨很久，条件都一个个摊开来，斤斤计较，抠各种细节条款，反复讨论，但一旦谈定，就必须照着合同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很多地方的惯例却正相反：一口答应，先揽下来再说，正当你误以为很顺利时，其实相互折磨才刚开始——真做起来了，就出现种种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
此事让我意识到，很多事物有着非常复杂的面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能评价极为悬殊。由此我也想到，上海人常被诟病的另一些“缺点”，例如人际之间非常冷淡——几乎很少人会用“热情好客”来形容上海人。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就发现，其它省份的老乡会都热热闹闹，唯独上海的老乡会，聚了第一次后就再没下文了。既然如此，那么“散漫”和“不团结”也就顺理成章了：每个人都自行其是，也不会看在都是上海人的份上，就在这异乡的校园里彼此多照应。
上海人不喜欢拉拉扯扯、厌烦刚见面就套近乎，连亲戚之间都很冷淡。上海人给人的感觉因而是高傲、冷淡、散漫的，甚至拒人以千里之外，但真正回到上海工作后，我倒慢慢地发现，上海同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难相处。后来我才渐渐意识到，那是因为上海自近代以来一向是个陌生人社会，因而看起来人际冷淡，但也因此，人们既不怎么关心你，却也没多大兴趣打探你的私事。
近代上海不仅是把一堆陌生人密集聚集到一起，可能更关键的一点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以至于每个人不太需要像传统农村里那样求助于亲戚和邻里关系才能生存下去。这样，陌生人之间自然形成了边界感，不必屈己求人套近乎。去年有一项关于上海社区凝聚力的调查，结果在某老旧小片区的调查显示，上海人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情况各异，但有些观点却出奇地一致：“不会去邻居家做客”，也“不会和社区居民借和交换东西”。
只要工作表现出色，在上海的职场也不像别的地方那么需要有点“关系”才能立足。上海当然也会有人“搞关系”，但相对而言，程度要轻得多。对“关系”和“能力”，上海人分得很清，人们默认的共识是：“关系再好，你活得先干好。”
我刚毕业那两年，几份工作都是同事介绍的，而其中有些人跟我交情并不深，其中一位很坦率地说，之所以引荐我，是因为我的能力，而另几位同事虽然玩得更好，但不会给他们，因为如果做不好，那他作为推荐人也“坍台”。对像我这样只能靠自己的人来说，这样的环境不仅更为公平，而且由于不怎么需要搞关系、担心他人看法，甚至还让我觉得有几分自由。
上海肯定也不乏有人相当势利、排外，但看似奇怪的是，有时这种势利也会消解歧视本身。因为不管怎样，上海是个尊重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地方。很多上海丈母娘反倒还挺喜欢在上海混出头的外地小伙子，因为你在这里没有根脚还能混出头，说明有本事，而且更妙的是你在这里没亲人，只能贴近岳父母家。这样盘算下来，上海人家反倒乐意把女儿嫁给这类出人头地的外地人。
这就是一个商业社会的底色：哪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可以通过利益的算计来消解掉；与此同时，正因为人人都讲求私利，所以它尊重个人财产和各种规范流程，任何事都可以在细节层面进行理性计算。它看起来可能显得很冷淡，但也因此，你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权利边界以内不必担心遭到干预——别人有什么闲话，一句“跟你搭界伐”就足以挡回去了。
虽然上海这些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越年轻的上海人通常越不排外，不过总的来说，这座城市的精神基底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不过是世人的评价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的重视，以往被人诟病的“精明”和“计较”看起来倒像是优点了，“自由散漫”和“好标新立异”这种甚至都算不上是缺点，至于人际冷淡、注重隐私、不那么讲关系、边界感清晰，对日益注重个体独立性的一代来说，正是求之不得。无论是商业还是生活，一个相对规范的环境也让人不用那么担心会出现意外，至少有章可循，不会“乱来”。
更重要的是，评价的主体也变了。十多年前，有一次在外地赴宴，席间一位北京爷们得知我是上海人，当面问我：“听说上海男人都是小男人，你觉我说得对吗？”当时一桌人都看着我，我苦笑一下说：“确实，我只听北京女人说上海好，没听过北京男人说上海好。”
这一点，在近些年来随着女性主张的崛起，变得更为明显：如果说男性或许鄙夷上海的“小男人”，那女性对此倒没那么在意，至少这往往也避免了“大男子主义”。上海女性地位向来很高，喜爱女儿多过儿子，当年在上海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夺子战争》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就点明了上海人的态度：“女儿是亲人，女婿是佣人，儿子是路人，媳妇是仇人。”一个外地来的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注意到，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相对便利、精致又时尚，非常适合购物，对女性也很友好。
如果说以往人们聚焦于“上海人”，表达的是重情的乡土社会对一种“冷淡”的城市社会的距离感、受排斥感，但现在则更聚焦于“上海城”，更关注一个城市能否为自己的生活、发展带来适宜的生存环境。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体现出城市竞争力已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今比拼的已不单单是高楼大厦这类“硬实力”，还有管理水平、文化吸引力等所体现的“软实力”。
早在二十年前，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就曾提出，上海要建设“人才高地”，但他强调：“什么叫人才高地？年轻人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人才高地”，上海要尽其所能地营造一个能吸引他们留下的环境，排除障碍：“人才高地不是看现在有多少高职称的人，而是要营造一个环境，让有作为的人才都愿意向那里流动，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才高地。”
这些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提出全面加强“软实力”，让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宜居程度，激发科技文化创新和商业辐射能力。这些软实力的重要性，其实很多决策者也都知道，然而它却通常因为涉及民生而不容易被“看得见”，直到这次疫情，很多人才赫然发现，在种种细节上暴露出不同城市之间内在的差距。
网上有句感叹简洁明了地折射出这种新意识：“也就魔都尊重点人。”在这里，“上海”已不单单是一个城市，而代表着一种可欲的良好生活。因为对人们产生吸引力的，财富、机会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种“把人当人看”的市民身份。有一篇《孩子，希望你将来去上海》的文章就道出了这一点：不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你能得到个性、包容和解放。
这就是城市软实力。软实力的根本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种诱惑、吸引对方的能力，它改变的是人群的认同。它是无形的、不可计量的，但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却大得多，因为在一个相互影响、自由流动的开放网络中，吸引力胜过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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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者陶东风曾说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层面是‘好生活’。”这一点看来在城市竞争上也完全适用。事实上，现在国内城市的硬件环境普遍都有了质的提升，即便是三线城市的道路等设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真正的短板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这样，以上海为标杆，就让人们察觉，本地的弱点和差距更多表现在软实力上，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精神的现代化等各方面相对滞后。
无疑，如今对上海的广泛赞誉，并不是说上海就没问题了，倒不如说是折射出很多人对本地城市管理的不满——因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下对上海模式最不吝赞词的，往往倒不是上海人。上海是不是真像他们所认为的那么好，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良好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和预期，此时又不能说“外国的月亮更圆”，那么上海自然就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沪吹”的潜台词通常是：“看看人家上海。”
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口碑的翻转，折射出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心理变动：在温饱已经得到满足的年代，人们想要得到更高品质的生活、更有保障的权利，以及更人性化的对待。这当然不可能只有上海才能做到，更不必照搬上海，人们只是借着对上海的赞许，含蓄地表达一种普遍的愿望：他们不甘愿就这样活着，因为那实际上是在说：“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任何一个地方的决策者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吁求改进的强烈信号，毕竟正是有了不满，才能催生改变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