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上海的“城市之本”？
如果这段时间以来，有什么值得记取的教训，那便是：呵护好这座城市复杂的城市生态，就是呵护上海。因为上海不是别的，正是一片包容、汇聚各种人才、资金和商品的海洋，如果这一生态遭到破坏，上海才真的不再是上海了。
疫情两年多来，恐怕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这样经历冰火两重天。早先，它曾因“精准防控”而被普遍赞誉为国内“唯一真正的国际都市”，但在本轮疫情陷入苦战后，对它的评价几乎瞬间摆荡到另一个极端，连原本赞赏这座城市的人都带着伤感和困惑在问：“上海还是上海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理解上海防疫的前后表现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差——这是同一个上海吗？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有着各色人等的社区，如果只是小股恐怖分子，那它可以在尽可能不扰动绝大部分人正常生活的前提下，由一支反恐精英快速反应，打赢战争；但如果敌人已多得难以应付，此时要么就重点打击少数，要么就转入总动员模式，而你可想而知，此时越是多元化的社区，组织起来反倒越是困难。
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又自近代以来就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因此相比起国内其他城市，它更多依赖契约、规则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管理和横向联结，这就使得行政力量的全面干预既困难又没太大必要，在边界范围内的精准调控才是最明智、最优化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精准防控”出现在上海绝非偶然。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将国家能力分为两个不同的维度：活动范围和执行能力。用大白话来说，前现代国家通常管得宽（活动范围大），但管不到底（执行差），而现代国家的演进路径则相反，即缩小范围，但提升专业执行能力。
用简单的示意图来表示，国内有些“硬核防疫”的城市或许接近于A城或B城，而上海的状况则更接近于C城，但无论是哪一种状况，遇到封城的紧急状况，那就意味着在两个维度都同时急剧向上提升，既要管得宽、又要管得好，那除非是个全能政府才能办到。
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日前写了一篇《疫情中上海能做得更好的判断，并未过时》，他说：“政府能力也不是按照疫情来设计的，一旦压力越过一个阈值，政府能力跟不上，就会出现混乱。上海、吉林、西安都是如此。上海相关资源、能力、专业度、素质的冗余度当然会高一些，正是这些因素让上海应对德尔塔变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但当压力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时，也会被击溃，而击溃之后的混乱类似的。奥密克戎就是一个更高的压力。”
往日熙熙攘攘的上海外滩
确实，从表面上看，上海的状况和各地类似，都是因为暴增的工作量超出了系统的处理能力，但背后的原因却未必相同。上海作为中国最庞大、复杂的城市市场，物资极为丰富，但这是依靠高度细分的商业渠道来完成的。别小看那些日常的服务，那效率也是市场竞争磨砺出来的。北京曾有某处长做过一个实验：他跑去送了一天美团外卖，累个半死，一共只挣了40元外加无数差评。这其实也是上海的教训：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把事做好。
可想而知，越大的城市就越依赖市场，而一旦它被切断时也就越容易陷入困境——本来，市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现代城市海量且多样化的需求。也正因为它的有效运作，基层组织平时很少去管这一块；现在封控之后，等于将复杂的市场系统一下子打成最原始的简单系统，而原本并不承担这些职能的基层组织，却猛然间面临巨大且专业的任务，一下子还不如那些系统更简单的城市更能调配好物资，像深圳这样缺乏社会自组织的新城市，也能比上海适应得更好。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降，“十里洋场”一贯的社会常态就是“五方杂处”， “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彼此割裂、重叠，直到1945年为止，没有一个市政当局曾经行使对整个城市的管辖权。这种经历在中国城市中独一无二，使得它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套严密管控的一元化秩序，正是游离在秩序之外的市民给它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据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研究，1950年全市498万人中，本地户籍仅占15%，不仅成分极为复杂，且散居里弄的三分之二人口都是无组织的职工家属、失学失业青年亦即其他小生产者、独立劳动者，这个人群“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虽然此后依靠居委会和单位建起了基层组织，但仍然“包容了许多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利益，交织着许多不同目的但往往殊途同归的行为”。
这样一种鱼龙混杂、开放、多元的城市生态，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势必是相对较弱的。这次防疫，有无数人吐槽上海基层治理能力，难以想象国内首屈一指的国际化都市如此“不专业”，网上还有人说“上海是没有网格化的，果然很混乱”，但正如我一位研究城市经济的朋友所言，“基层能力不足，在中国更多是一个好事，上海之前之所以好，也是因为没人过来折腾你。如果基层能力很强，什么都管，那就不是上海了。”
这种不问出处的态度又势必伴随着一种开放的态度，因而上海人也出了名的对各种新奇的异文化相当包容，无数西洋新事物，当初上海都是在整个东亚最先引进的。上海人对洋人见惯不惊，从来不会围观，而当其他地方都把外国人统称为“老外”时，上海人也总是清楚地按他们的国别、种族来称呼，因为在老上海人心目中，英国人、法国人、白俄和犹太人，那是有着相当大区别的。当然，中国人仍是主体，英国税务司早在1893年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了：“上海的未来，要以中国和中国人，连同中国人的权益为转移；外国人唯有跟着中国人跑，才是明智的。”
作为中国与世界对接的贸易中枢，上海自开埠以后就深深嵌入在全球贸易网络之中，因而全球营商环境和海内外精英人才对它而言并不像其它城市那样是“加分项”，而是城市之本。民国期间曾在上海生活多年的美国记者卡尔•克劳曾在《洋鬼子在中国》一书中说：“上海的治理始终更像是一个拥有能干的董事会的巨大公司，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的政府并不相似。”
上海为什么能成为上海？并不是因为当初有一个巨大的“有形之手”把这座城市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像大家长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而是在明确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克制住自己“有所不为”，从而极大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巨大活力。“海纳百川”才是上海的城市之本，因为正是这塑造了近代中国极为罕见的营商环境，汇聚了五湖四海的人才，成就了大上海。
落实封控管理，道路车辆行人稀少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再来看当下一种盛行的论调：很多人断言上海城市治理水平暴露出来很多问题，只有从头整治，才能补齐短板，重现这座城市的辉煌。毫无疑问，我们都希望上海能凤凰涅槃，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手段，能达成预想的目标吗？
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之小，原本并不是上海的弱点，恰恰是它的活力之源。这与其说是“没能力”（觉得应该严格干预但实在顾不过来），不如说是“有意识”（觉得不该管不想管，或清楚地知道管不好），除了少数必要的之外，余下的放手让民间社会自组织或借助市场机制解决。
随着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化，实现城市有效治理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级数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越是现代的社会，越是依赖技术专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准确掌握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海量信息。换句话说，想要运行好一座现代都市，不仅需要大量的精英人才，还需要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权，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能掌握所有信息并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权力分散的行动者网络越是能通过互助形成自发秩序，当地的社会资本就越强，经济也就越有活力。
防疫期间的火车站机场客流量骤减
这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对各地都是一样的道理。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国已从2010年的世界第89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31位。经济学者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就此评论说：“复杂的产品和产业链涉及诸多交易主体和复杂商业关系，投资和交易金额往往巨大，所以对合同的制订和执行、营商环境稳定性、合作伙伴间信任关系等都有很高要求。各国产品的复杂程度与本国法制和营商环境之间直接相关。”
就此而言，上海如果真想重现辉煌，那它需要做的恰恰应当是立足于“海纳百川”的城市之本。疫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次异常，而不是常态。3月24日，张文宏医生曾说过：“新冠抗疫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抱着咱就是不过了也要把病毒弄死的心态，要既控制好疫情，又保障居民生活，保持就医通道畅通，同时还保障民营小微企业的生存。这些将成为上海抗疫后一阶段的重点。抗疫尚未结束，但生活还要继续。”
不论如何，疫情总会过去，而只有我们向前看，才能真正走出阴霾。上海要重现活力，就必须落实以人为本，以大决心营造亲市场的环境，让不同的人才能在这里找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而过度干预和切断外部联系则是不可承受的代价。罗兹·墨菲在其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早就说过，上海也只有在与世界的联系中才最具价值，“当供应上海物资的海上航线被封锁之际，它至多只能发挥它的工业潜力的一部分罢了”。
在他看来，观察现代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注目于上海。他说，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人都在传递同一个意思，那就是“上海的最重要的事乃是它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城市包含着全国重大变革的种子”。也就是说，作为中国的经济心脏，上海的动向从来不仅仅是上海的事，也是在为中国探索新的道路，并向全世界发出有力的信号，预兆着中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此而言，上海承担着为中国探索新道路的使命，不仅在防疫模式上是这样，在经济道路上同样如此。如果这段时间来有什么值得记取教训，那它应该是：呵护好那个复杂的城市生态，就是呵护上海，因为上海不是别的，正是一片包容、汇聚各种人才、资金和商品的海洋，如果这一生态遭到破坏，上海才真的不再是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