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这件事，并不只与我们最后那一刻有关

“死亡”是一个人类不断追问的话题，中国人避讳谈及死亡，认为这是阴郁的、不吉利的事情。其实，我们对人的想象太过单一了。我们在谈论死亡问题的时候，不会只是失落和悲伤。讨论这个问题，会为人打开一个重要的生命面向。

分 享 | 袁长庚 人类学家、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石 慧 上海摆渡人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整 理 | 孙行之

责 编 | 施 杨

“孤老终身、突发心血管疾病、艾滋病、飞机在万米之上解体，死于空难”，2017年至2021年，袁长庚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了“理解死亡”的课程。他常常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你更愿意以上述哪种方式死去？”很多学生都选择了最后一项——死于空难。学生的解释是：希望自己不要承受长期病痛折磨，也不要和其他人有什么牵扯，最好就像烟花一样消失。“但是，如果‘死亡’真的就只是最后一刻肉身离开的问题，那根本没有必要多做讨论”，袁长庚说。

“死亡”之所以是人类不断追问的话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者的价值体系，其中包括，一个人将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她）对亲密关系的构建与想象。对选择“死于空难”的学生，袁长庚常常会提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亲将如何面对这件事？”

4年间，“死亡课”影响了很多学生，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重大抉择。袁长庚也从学生身上感知到了时代的脉搏：这些学生都是各省高考中排名前1%的佼佼者。要在高考的游戏中胜出，凭借的不仅是智商，而需要整体人格状态都高度匹配社会的赋值体系。在这种赋值体系的要求下，人们正在逐渐把自己从人群中割裂出去，并把“死亡”问题排除在生活之外。这一过程看似是排除了干扰，让他们毫无牵绊地奔着绩效而去，但巨大的危机正潜伏于此：人关闭了一个让自己反思 “如何配置自己的生活”以及“何为亲密关系”的窗口。社会正加速造就一批“单向度的人”。

在袁长庚的课堂上，学生在表演一场葬礼

“85后”石慧的工作就是具体地处理死亡问题。2012年进入殡葬行业之前，她是一名外企职员。2018年，石慧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摆渡人殡葬服务公司。在外人看来，殡葬行业充满阴郁，也有些神秘，但石慧说，每天与死亡打交道，这个行业的人恰恰会更乐观，更看得开。她对生命的感触、对死亡与仪式之间勾连的观察，也在工作中不断累进。

近期，《中欧商业评论》线上邀请制公益直播研讨会“商谈”邀请袁长庚与石慧围绕“向死而生”的话题展开对谈。

“强人”离世，三个悲喜故事

石慧：其实我不喜欢刚刚谈到的“强人”这个词。对我们殡葬人来说，逝者都是平等的，一个拾荒者与一个高官巨富，在死亡的时候都需要有最体面的告别，这是我们的责任。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俗话说就是，“儿子看老子怎么敬老子，以后他们也会知道怎么敬自己的老子”。处理死亡，不是讲大道理，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过程。从这一点上说，哪怕是一个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社交的人，他也可能给家人留下很大一笔人生财富，这样的人，在盖棺论定的时候，也是非常值得被珍视的。

当然，所谓“强人”，他们的身后事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有时候也会特别现实。

在我处理过的企业家的葬礼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人缘很好，也很受尊敬的企业家。这位企业家在公司有非常高的地位，权力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带的团队很多。当时，他的两个下属找到我，希望我们来操办他的葬礼。在准备材料的时候，我就请他们回忆企业家生前的事情，比如，他有什么缺点和毛病？在我想象中，很多位高权重的人会脾气比较爆，或者强势。

但在两个小时的讲述中，两个大男人始终不停地擦眼泪，对我说了很多企业家生前的很多生活细节，比如，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下属，对待下属亦师亦友，也从来没有发过火等等。最后，他们郑重拜托我们，一定要好好为他办一场追思会。

听他们说完这些，我也很受触动。我能感受到，他的两位下属真的不是在乎他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在乎利益的人，纯粹是感激这位去世的企业家为他们带来的精神传承。我还记得其中一位对我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就奔着让公司上市的目标去，我一定会做到，等上市那一天，我会再去他墓前好好祭拜他。”

另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场生前追思会。我们服务的是一位59岁的女老板，因为罹患胰腺癌，只有3个月到6个月的寿命了。她来请我们办一场生前追思会，以此与世界作别。

她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留下了大量的财富。在她人生末尾，她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缓解之前和家人的矛盾，可能因为她的性格太强势了，觉得别人都应该听她的，导致亲戚朋友都对她有很多抱怨。虽然，她不吝惜为家族付出，但因为性格原因，她也会对亲戚造成伤害。

后来，我们就以“家庭暖心会”的名义操办这场生前追思会。在会上，她状态特别好，她很爱美，准备了5套礼服，浓妆艳抹，还特地嘱咐我们:每一件都要穿。她说，她希望给亲人留下最好的样子，而不是没有头发的、化疗后虚弱的样子。整场追思会，我一直陪在她身边，她其实人都有点站不住了，需要我扶着她，她有时候会紧紧捏着我的胳膊，其实就是在借力，寻找身体的支撑。我们当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她与家人的矛盾点作为切口，让她与家人一次次化解怨气。

这场追思会以后，她与几位亲戚就相互抱在一起，在会场中央痛哭流涕。大家也给她很多祝福和叮咛。暖心会以后，她对我说，她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她会走的特别、特别坦然。她还向我指定了她离开世界时候要穿的一件衣服。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露肩礼服。

但我也看到过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比如，虽然中国是“一夫一妻制”，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越有钱的人，情人越是多。逝者走后，矛盾就层出不穷。在追悼会现场，也经常会发生吵架、抢家产之类的事情。还有人是出于对逝者的真爱，比如，要求我们背着妻子给他们一些骨灰。这时候其实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在我看来，“强人”离世，分两种，一种是“家人为家人办葬礼”，一种是“家人为逝者办葬礼”。今天来参加闭门会议的，也有创业者或高管，这里我也想做一些忠告：人要在活着的时候多行好事，不要斤斤计较。因为，当你走的那一刻，很多东西其实不重要。现在想的赚钱、上市，真的到了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都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最后阶段，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着，哪怕放弃我的公司，都完全没问题。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如果一个“强人”生前很好地对待周遭的人，那最后一刻，人们会真心地向他告别。如果一个人生前在乎太多现实利益，那么周围的人肯定也都会有私心，都会要去抓住当下对他最重要的利益。

很多人在面对死亡时是狼狈和仓促的

袁长庚：中国人避讳谈及死亡，认为这是阴郁的、不吉利的事情。其实，我们对人的想象太过单一了。我们在谈论死亡问题的时候，不会只是失落和悲伤。讨论这个问题，会为人打开一个重要的生命面向。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成功地把“死亡”从生活景观中剔除出去了。仔细想来，1949年以后，我们日常生活中关于死亡的景观越来越少，人们也很少公开谈论死亡。从绩效的角度说，“死亡”是一种“污染”，一种异常状态，越早走出去越好，而停留在这个精神状态的时间太长，会被认为是一种懈怠，一种消耗。所以我们整个一套制度设计，就是把死亡尽可能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快节奏地去处理。

作为人文学者，我其实是很难相信一套进步主义的价值观的。明天并不一定会更好，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就会知道，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办法保证子孙一定会比自己幸福。我觉得用40年时间来发展，接下来，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非常粗率的、没有得出基本共识的事情。

在城市里，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建设、挣钱上，或者用在单纯的享受生活上，却很少花时间来处理死亡。我观察到，很多家庭中的告别显得多少有些仓促和狼狈。这其实与购买力无关，纯粹是城市相对缺乏这样的支撑体系，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处理死亡的准备。在农村，红白喜事都是一个需要很大的人际网络支撑的事情。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在我老家山东农村，一副棺材300多斤，需要6个壮年男子抬着放到很深的大坑之中，也就是说，村里办丧事，至少需要找到6个青年男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细节。但现在返乡的年轻人可以说大部分是不懂得传统那套步骤的，也找不到很多人来帮忙。城市化的过程，把很多人际关系斩断了。

当然，一个人有权利选择不与整个世界有太多牵绊，可以选择不结婚，没朋友，或者任何生活风格，但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事情是，良性的社会支撑对一个人的福祉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特立独行，没有任何人辅助而过好一生。

我感觉，这些年，中国人开始重新学习跟死亡有关的知识。很多人都觉察到这个问题的空白，开始缓慢地重建。我自己还是有些信心，认为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这也需要很多殡葬人的力量加入进来，处理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

石慧：死亡的仪式在不断简化，死亡也成了一个越来越私密的事情。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袁老师说的，生者不愿意讨论死亡，把这个问题封闭了起来。我们一生都很少有机会去想：我想要一个怎样的葬礼，我希望哪些人来送我最后一程？但其实这是一个应该经常思考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的追悼会只邀请最亲密的朋友，一般的朋友连报丧都不会报。反而，这时候，在上海郊区，人与人的亲密感就出来了，村子里的人会想要在一起，好好送逝者走完最后一程。但在市区，上海的丧假也只有三天，通常是第三天开追悼会。整个过程非常快，作为家属，人的脑子是混乱的，懵的，反应不过来。往往人们是在追悼会结束，回到家里，看到长辈留下的衣服、生前用过的东西，那上面还保留着他的气息，这时候亲属才开始抱头痛哭。

从“无常”的角度看个人与组织的消亡

袁长庚：如果把组织比喻为一个生命体的话，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就是：看很多实验室对死者的病理解剖，最终置人于死地的原因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人生前最严重的疾病，而是一个他自己都不怎么知道的病。比如，一个癌症病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他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人就等于是一直怀揣一颗炸药，很长时间里没有爆炸而已。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应该了解人的脆弱性，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你不应该完全总用一种秩序为基础去理解生命。

袁长庚为课程做的海报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无常本身就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但在目前的组织管理学中，我们做的很多假设，都建立在有常的秩序之上，排除了一切无常。近几年，因为各地疫情，很多企业没有挺过寒冬，如果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资金都在比较吃紧的状态，刚刚好维持平衡。当然从经济上盘算，不要把太多资金压在手里，是一种商业智慧。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荒诞的状态：是谁告诉你，一个企业可以长期在临界点上行走呢？

另外，历史上很多王朝灭亡，导致溃散的原因非常小。一个人的死因也是如此。如果你的整个思考架构里，没有无常，你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最后这股毁灭性的力量打哪儿来？

现在很多企业都讲“正能量”，我恰恰觉得，在培训中，适当引入“负能量”很重要。要做好面对“死亡”和“失败”的准备，这其实是在提高组织的韧性。这就像人一样，你现在去看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表面意气风发，但其实内心都有遗憾，都有没处理好的事情，都有一笔债。这些东西如果不处理、不面对的话，肯定会在将来某一刻爆发。一个人在20多岁因为意外崩溃，还能从头再来，如果50岁被击溃，那就真的很难了。

也是从这一点来说，死亡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死亡总会站在人类想象的对立面，去提一些我们没有计划和准备的挑战。灾难和失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方式去应对。

眼下，上海经历了疫情，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是什么在支撑家庭？什么在支撑社会？我们有没有把这段经历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给予保留。在我看来，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经历最丰富的城市，也是最深刻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社会”的城市。上海在民国时期有一个“马照跑、舞照跳”的景象。这恰恰是上海丰富性的体现。上海是近代中国的资本之都，同时是左翼文艺之都。

很少有城市培养出上海这样的市民社会的品格，它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基本面向的尊重。上海很珍贵的一面就是张爱玲所说的“人间烟火气”。从“人间烟火气”这个角度来说，4月份以来的经历对上海是一个伤害。我做人类学研究，比较敏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智慧就像沼泽和蓄水池，外部的海浪冲击过来以后，落到每个人身上没有那么疼。

一些上海朋友告诉我，他们家里没有做饭的锅，饭菜都是靠外卖。这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生活的。在我看来，生活就是一整套劳作，不是完全的等价交换过程。生活的框架要自己搭建，过程要自己做。现在我们生活的质感，包括从这种质感上得到的对生活的感受都很稀薄。

石慧：我很喜欢任正非，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说过，冬天是可爱的，不是可怕的，如果你没有面对过一个冬天，总是飘飘然，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死”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经常去面对它，理解它，最终就能超越它。

如何在告别仪式中获得尊严

袁长庚：不要觉得死亡问题就是我们几个“老僧”坐而论道。理解死亡，处理死亡，需要做很多具体的事。如果家里很美满，没有死亡事件，可以去做志愿者。很多东西亲自操办过了，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推荐一本书，叫《好好告别》，作者在丧葬行业工作过，讲述了过程中许多非常复杂的体验。人在真正靠近死亡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在“理解死亡”这门课上，我会要求学生排练一个有关死亡的剧，要他们自己写剧本，准备道具。我的很多学生是在这个准备过程中才明白，在一个人躺进棺材之前，家人需要考虑到那么多的细节，这远远比他们原本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的父母总是抱怨孩子，不知感恩、自私，但人的品质不是天生的，是一个演习的结果，如果他们从小都不经历具体的事情，怎么会知道如何感恩呢？

还有一点有关仪式的想法是，中国人对他人的讲述和坦白都太少了。我觉得，现在即便是社会精英，他们在死去之后也享受不到周围的人对他比较完整的讲述。这种讲述可以包括，他从哪儿来，他做了什么，有没有有血有肉的场景等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周围人能不能回忆起他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时刻？这些东西，在丧葬文化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用语言表述，创造一个场景，让大家进入这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

如何向孩子描述死亡？

现在的葬礼，都太仓促，环节也很少。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在遵循一些既定的东西，会有领导讲话，但很少有家属、孩子或者朋友仔细回忆逝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石慧：一个完整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对生者来说，这是一个接受亲人离去，寄托和放下的过程。

我们在实操当中发现，在很多家庭，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遗像”。在送别亲人的时候，大家一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选一张符合逝者性格的照片。所以，我们会交代家属：现在有时间，在病床边上一定要翻一下照片，不要去选身份证照，选一张活生生的照片。如果这个人爱笑，就选择一张笑得灿烂的照片；如果他喜欢旅游，那完全可以选择他在一个旅游目的地拍下的照片。

在工作中，我也发现，目前殡葬行业存在一些乱象，比如，从业者不希望家属设灵堂，这其实是因为设灵堂对他们来说很辛苦，利润率却不高。在整个设灵堂的过程中，香不能断，蜡烛不能灭，家属需要全程陪伴。但我们会要求家属设灵堂，因为这是一个守孝的过程，是一个报恩的过程，也是逐渐感知亲人离去的过程。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处理死亡问题上，会回避孩子，担心他们受到创伤。但我要求一线工作人员一定要提醒家属：让孩子参与葬礼。孩子年龄再小，他们也有感知，对如何送走亲人，他们脑子里是有萌芽的，他们会记住自己如何送别了亲人。事实上，孩子没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而是特别勇敢。我看到几乎所有孩子到了仪式当中，都是不会吵闹的，他们能感知到外界在发生什么，他们会安安静静地看着整个过程。参与整个仪式，这对他们很重要。

我们新殡葬人对于仪式，会比20年前更加在乎和重视逝者的尊严。即便如此，我们的殡葬仪式还是要比日本、中国台湾落后至少10年。

我本人进入殡葬行业10年，看到互联网给殡葬带来的改变。以前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只有从医院这个渠道才能了解如何处理“身后事”。有了互联网之后，各个平台和渠道，人们就知道先打电话做咨询。很多人会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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