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不过山海关”要怎么破？
撰文 | 维舟
责编 | 翟梓然
东北大哥李彦明去年底离开老家，南下无锡，租好店面后准备开一家东北餐馆“老炮”，但临近开业之际，却遇到了点麻烦：由于天然气管道还没铺设过来，只能使用煤气罐，恰巧无锡市有新规，为杜绝消防隐患，餐饮店不得再使用瓶装燃气。他不得已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求助于街道办，结果对方在十分钟内就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确保他能如期开业。
当他的故事通过视频火爆全网后，无数人称道“无锡的营商环境好”，但值得深思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他在东北老家开店20年，为什么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办事效率？无锡能做到的，难道东北就做不到吗？”
差距在哪里？
我在东北访谈时，不止一次被人问到，在南方城市开店、开公司，怎么和消防单位打交道。起初我都没弄明白对方为什么会问这一点，不由自主地反问：“消防？”因为我以往从没意识到，创办企业时消防是什么需要考虑的重点。后来才知，对任何商业单位来说，消防堪称是最难打交道的，如果它认定你不合格，那你就开不下去，在东北尤其如此。恐怕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对比，那位东北大哥才格外感慨于无锡的效率。
要说效率，东北也有。作为深圳-哈尔滨合作的标志性项目，2019年开始建设的深哈产业园1天完成公司注册，36天取得施工许可证，11天项目动工建设，63天展览馆封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率往往是体现在“领导已有明确指示的大项目”上，但无数普通市民和民企的直观感受，却来自一些相当琐细、繁杂又没有确定答案的小事上。
一位海归博士说，几年前他回国时，长三角某城市为了引进他这个人才，有关部门亲临他老家拜访，只要他有意落户，对方明确承诺后续引入流程有专门服务直到完全落实；当时北方一地也有意向，但联系后只是发给他一些相关文件，需要他自己花很多时间去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填写一堆表格。他虽是北方人，但对比之下也感叹：“我当时也不是没去处，还要自己花时间去配合你的一系列流程，谁愿意？”
另一位在北京已工作、生活多年的哈尔滨人也跟我说：“刚来时，我感觉北京只是‘大号的哈尔滨’，但呆了一段时间再回去，就明显感觉真的不一样了。在北京有些事你能办，有明确的流程，但在东北这些都没有，也不会告知你如何操作、会等多久，什么都得现问。”
有一次，他去南岗区公安局户籍大厅办边境证，结果被告知电脑硬盘坏了，办不了，“那甭管是哪里出问题，你总有个应急机制吧？没有。什么时候能好也不知道，只是一副‘那我也没办法’的样子。”
这里关键的一点在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既需要一套常态机制（常规的流程是什么样），又必须有大量的应急机制（万一有突发状况、例外情形可以怎么处理），否则这个系统就难以运作良好。浙江各地多年来推行“最多跑一趟”，这看似很简单，但你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应急机制、灵活处置，那是绝对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近些年来，哈尔滨也在推行“最多跑一趟”，然而当地市民和企业的普遍感受却是：那只是搞出了一套新的流程和仪式，却无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当地一位民企高管告诉我，她有一次拿了材料去窗口办事，得到的答复却是“你自己去大厅的电脑上去办”，她啼笑皆非：“我就是因为嫌网上办的麻烦，才来窗口的，我人都到了，你不能给我办吗？”还是不行，因为“那是网上办理的业务”。和我说到这，她感慨道：“你说窗口的工作人员恶吗？不恶。他只是怕承担责任，照章办事，至于你的事能不能办成，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要前端执行人员能灵活、自主、快速地处理这些事务，那就必须得有相应的授权，否则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层层请示领导，势必就快不了。正如一位东北的公务员跟我说的：“模糊地带，谁来担当？领导不拍板，谁也不敢动。”
在东北，我听到对营商环境最多的抱怨，就是“不考虑经济，只管严格执行”，有一位东北人尖刻地批评：“东北没什么枪口抬高一寸，能给你提供贿赂渠道就算网开一面了。”在这里，不合理的政策，还能非常严格地一刀切，不像南方一些城市至少会考虑企业的处境，具体问题具体看待，精细化、有选择地执行，做到“管理而不管死”。
对普通人来说，一个微小的人性化处理，就能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当地的观感。有位哈尔滨人说，他有一次去锦州，黄昏想去看一眼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会快关门了，保安说什么都不让进，这时还是一位馆领导得知他远道而来不容易，让他进去了，“这事都过去二十多年了，我都还记得”。
◎辽宁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
这倒也并不是总要求“特事特办”，所谓“服务意识”也不是说特殊优待某些人、某些企业，企业和企业家需要的也非一时而是可持续的良性环境。怎样才叫“良性环境”？那应当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一套常规化处理流程机制基础上，又能灵活处置，但最终目的都是尽量少折腾，把事办成才是根本。
没关系能办成事吗？
一个地方的经济要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让企业无须花太多精力在搞关系上，专心做好业务即可。道理都懂，然而现实中，在东北几乎人尽皆知，不搞关系就很难办成一件事。
一位东北企业家去年切身感受到了其中的不同：他公司的一笔海外结汇在深圳被冻结了，飞去深圳办事之前，他惴惴不安，想了很多办法，到了深圳后发现很简单，流程公开透明，在柜台前一两个小时就办完了，“如果在东北，那花掉这笔汇款的10%通关系是常事。”
虽然都说中国是“关系社会”，但在东北尤为浓厚。在东北，你去办事，走后门已经正常化了——在南方或许还是偶尔需要，在东北就是什么都得搞关系，也因此，很多东北人南迁后就不愿意回去。东北人这种经营人脉关系的复杂门道，在B站“老四的快乐生活”里有生动的呈现，早就是热门话题了。东北人要办什么事，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去搞关系，如果找了关系之后搞不定，人们通常的反应也不是换个方法，而是会觉得“这是你没找对人”或“关系不到位”。
这种广泛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又助长了权力寻租，有时连很正常的事都可能遭受刁难。一位东北朋友在大学毕业后去迁户口，以为这是小事，也没托关系，到了那儿，户籍警先是拖着不办，然后问她：“你怎么能证明你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呢？”而她的表弟，花了十万元通关系，想进大型国企，其实进去当个工人也就月薪三四千，但东北人特别求稳定，即便这样都竞争激烈，最后还没成，因为有人塞的钱更多，事没办成，但那十万元也没退回来。
在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里，一个没有人脉关系的年轻人才、外来客商怎么生存？想想就知道那举步维艰。前些年，有位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进吉林一家国企，本想好好干几年，将来再去北京总部，结果才一年就被开了，没续聘。他既震惊又不解，眼看着别人干得不如他也留下了，不服地去问领导，就只得到一句意味深长的回答：“因为你不会来事儿啊。”
在东北，“会来事”这三个字，内涵很深，不止意味着能讨领导欢心，还得会包装自己、经营人脉、上下打点，能把事搞定，有人因此嘲讽：“‘会来事’在东北社会是最核心的能力，所有其它能力，跟这一比，都要往后排。”一位哈尔滨的民企高管吐槽说，他们行业里有一位老板，多年来也没见干什么实事，但他的企业就是经常有领导视察，最重要的就是他“会来事”，能讲故事，俨然倒是成了行业标杆。
有了解长春科技企业的朋友也证实了这一点：“你要是和东北的公司老板谈谈，会发现他们很多人感兴趣的不是什么具体事务，而是看重客户关系、政府资源等方面，结果往往是跑业务能力强，做实事差。真想做实事的，在东北是呆不下去的。”尤其是做政府的工程供给项目，大体上对口领导就行，产品是次要的，关系硬才是根本。
一位已南迁杭州的东北人也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不相信“投资不出山海关”这一魔咒，决意回东北老家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好好做大。结果如何？“他最后发现，原来那句话是有道理的，不服不行。”
问题就在这里：往往越是那些专心业务的人才，越是不会来事，本身很有才干的人，甚至还不屑于来事，这就可能导致社会出现一种“逆淘汰”现象。其结果，那些“不会来事”的业务人才就可能选择离开，而这又反过来可能导致关键岗位被那些“会来事”的人所占据，一个循环就此开始。由于人才流失严重又无良策应对，现在东北的医院、高校等单位就只能靠调档时卡人来堵漏洞，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苦笑说：“现在卡得越来越严，除非你够横或有关系，所以你看，你要离开东北也得搞关系。”
一位老家东北、在南京读大学的年轻朋友和我说，他周围的亲友甚至阻止他在南方交朋友：“你在南京、上海交的朋友有什么用？交朋友必须交东北朋友。”因为在他们眼里，“朋友”是一种人脉资源，如果你将来还要回到东北，那么在南方交的朋友确实很可能未必帮得上多大的忙。换言之，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网，相当于是个人遇到问题时的应急救援网络。
所谓“交本地朋友才有用”的逻辑，其实更接近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在农村，由于社会公共支持机构的匮乏，独自一个人很难生存，村民们必须依靠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因为任何人都有碰到难处的时候，比如农忙、婚丧喜事需要亲戚、邻居来帮手，平时也有意识地去帮帮别人，这样就像存下一笔“债务”一样，等到自己有事的时候可以“提取”出来（要求别人回馈）。
问题是，一度曾是全国城市化最发达的东北，为何在这方面却更接近农村社区？
这极有可能和东北的特殊经历有关：东北是计划经济色彩最浓厚的地区，在1992年市场化深入之后也因此遭受了最严重的下岗潮冲击，此时社会上又缺乏相应的支持救援机制，走投无路的人们只能求助于私人关系网络生存。当时父母都双双下岗的一位东北人苦涩地总结：“没点背景、关系，就算不是在你头上偷偷踩一脚，也不大会搭理你。”可想而知，那些年东北社会经历了一个“再熟人社会化”的过程，最终变得办任何事都习惯于到处托关系。
那段经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教训都是深入骨髓的：骤然被推向市场的人们难以生存，结果是人们反过来加深了对“稳定”的加倍重视；与此同时，没有关系的人在紧要关头几乎活不下去，这又促进了人们对“人脉”的依赖和权力寻租。其结果，往往办一件小事都困难重重，疫情期间孩子打个疫苗，都能以“手续不全”为由，让你一天里跑四趟。
对于那些有关系的东北人来说，的确是留在原地更好生活。一位已经南迁的东北人感叹：“东北其实没啥可留恋的，但东北人都容易恋家。”所谓“恋家”可能是依赖那个熟悉的社会关系网，觉得一旦脱离出来独立生活，处处不适。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对现状有些不满，但又无力改变，默认自己别无选择，这种激烈的矛盾张力会让人非常煎熬。要让年轻人感到有希望，那就得打破这种关系型社会。
营商环境要怎么改变？
这些年来，说起东北的营商环境，难免都会说到“投资不出山海关”——这起初是抱怨，有时是笑谈，但后来似乎成了难以打破的魔咒。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不久之前还说，“这句话对整个东北经济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而要破除这一刻板印象，在他看来关键点就是“加强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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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尔滨的官员坦率地告诉我：“以前东北招商是‘勾圈K’：先勾住你，再把你圈住，你要敢走我就K你。现在不同了，是挠到了痒处、遇到了痛点，必须转变了，再不能沿袭原先的思维模式了。”那怎样才能转变呢？他认为首先还是得领导意识到现有的问题：“以前有激励，但没有惩戒机制，现在领导明确表态，‘谁破坏营商环境，谁就是黑龙江省最大的罪人’，制度保障、领导的重视很重要。要是靠底下自发改变，一个是慢，二是效果难说。”
他说：“你相信我，这两年体制内也真的深深触动了，已经有所改善提升了。”他详细陈述了哪些地方在改善，也确实颇有说服力，但当我去询问本地市民、商户、企业家时，得到的答复却出奇的一致：“我没感受。宣传的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没感觉提升，体会不到。”“要说改变，只是面上的小波浪，根子上还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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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至少哈尔滨的机构确实在推动改革：行政权力移交，事业单位不允许有审批等权限，各项职能逐渐剥离，推向社会，由于编制缩编，考公的难度也更大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我，改革的方向是走向正规化，政府采购项目也要逐步市场化，注重产品力，“以前只要你关系到位，但现在招投标控制得很严格，我来采购，至少你不能差很多。”不过，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南方市场化的地方，行业协会等力量很大，但东北在这方面还不足，而事业单位的改革，最终其实是“充实了上一层的力量”。
公平地说，虽然有“投资不出山海关”的恶名，但东北的营商环境其实不算是最差的。据2020年《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从“市场、政务、法律政策、人文”四个维度得出的综合评价，东北得分48.87分，虽然距离最高的华东（61.18分）确实有差距，但比西北（45.09分）要好。在31个省份中，吉林、黑龙江、辽宁刚好排在20-22名，算是中下游之间，但比陕西、湖南、甘肃、广西等省份都好。
所谓“营商环境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市场风险（那是无法控制的），说到底是要有一个法治环境，至少将人为的风险降低。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企业就很难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发展，正如一位东北官员观察到的，这些年来，“很多人做企业，踩着风口上去了，几年就起来，过几年又下去了，起伏特别大。”也就是说，缺乏稳定的环境，会助长企业的短期投机行为。
如果我们把市场机会按风险、回报的高低分为四象限，那么，低风险高回报是极少的，高风险低回报的则多是长线的基础研究。以前很多人或许喜欢高风险高回报（“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现在随着市场的规范化和对风险的把控，则普遍偏好低风险低回报。到如今，越是低风险低回报的领域，就越是需要细水长流的制度建设，给予企业家和投资者以稳定预期，否则，回报低还控制不住风险，那就干脆不做了。
如果要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首先就得想清楚企业“为什么要在东北投资”，是看中这里的资源，还是市场？这不仅是要简化办事流程、让人们不必托关系就能办成事，尤为重要的是降低不必要的风险，让企业感觉到有钱可赚。
我接触的一些东北人也承认，东北这几年来“不走后门也能办成一些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面真正改观了，有一位就犀利地批评：“摘掉了一些镣铐，有些人就很乐观了，别处的人确实也不是没镣铐，但仍然想往前走，而东北呢，就算没镣铐，也挺直着，并不想往前走。”
这涉及到更深层的商业文化，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除了政府所确保的法治环境之外，还涉及到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例如当地的契约精神）。不夸张地说，北方商帮重义，南方商帮重利，作为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调解，都写进了地域基因里。东北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而经济利益对人们的激励又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在东北一路访谈的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营商环境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也必须要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东北才有可能迎来新机会。然而我也发现一点：所谓“营商环境”，在官方话语里似乎更多的往往是指面向外部的客商，类似于“给外来投资优待”，却不是指一视同仁的法治基础上，促进本地自发、内生的经济力量。一位南下多年的东北籍公务员和我感慨说：“干过这个就知道这事有多难了，而其中最难的一点，就是如何放手给到商业主体，全面保驾护航，让他放开手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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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改变也确实应当看到并予以肯定，但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改变，究竟谁才是主体？一位离开老家已多年的东北人和我说，他前一阵回原籍办事，听公务员朋友说，是他们缔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才有了好的经济发展，“我们就吵起来了，究竟是有形之手的指挥棒拯救了地方经济，还是商贩们拯救了地方经济？”
确实，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营商环境，最终不是一种“优待”的态度，甚至也不完全是行政力量的事，而是要真正转变观念，清楚地意识到民间的企业、纳税人才是市场的主体，要让他们没有难做的生意，经济活力才能随之而来。实际上，这并不只是东北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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