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火了，你知道腐败顽疾为什么千年难治吗？
最近一部反腐题材剧《人民的名义》引发热议，再次引发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也提醒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都在治理腐败，可谓绞尽脑汁，可那些反腐措施为什么都没取得治本之效呢？
历史是连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面目全非，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
腐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顽疾，所有的传统王朝诞生之初，都携带着“腐败基因”。历代统治者为了根治它无不想尽办法，但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有效治理。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到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古代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了权力就失去了权力。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而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则永远英明，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康熙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这样说：“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所以过去的中国人，不擅长商业投资，却擅长政治投资和官场投机。比如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通过对利润的精确计算之后，投入巨资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结果是拜相封侯，食十万户，大获成功。
这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第一个基础：权力支配一切。
第二个基础则是权力不受约束。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的任意性。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
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御史台、都察院在历代都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门，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制度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排除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员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受到“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为其反噬。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打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因为皇权专制的早熟，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些官僚队伍历代以来随着皇权专制的发展又不断扩张，导致大多数时候他们的俸禄支出对朝廷构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而且历代王朝在遇到紧急情况财政紧张之际，最喜欢采取的措施就是扣发甚至停发百官薪俸，这就更造成官员们生活压力巨大。
传统社会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离满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一百二十九两左右，年支出为六百零八两左右。赤字四百八十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不仅大部分王朝都采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还采取无俸制，不给官员开工资。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朝廷赏赐的战利品。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者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在反腐上可谓机关算尽，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俸禄制度是一个根本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开始制定俸禄制度。孝文帝结束了北魏一百多年无俸的历史，然后再厉行惩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为他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禄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我们以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作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这就给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这种低薪制造成两种结果。一个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不过对这个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手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弥补自己的亏空。贪污腐败当然就不可避免。
内容节选自《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张宏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
关于作者
张宏杰，1972年生于辽宁，蒙古族。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信箱：zhj1368@163.com
微博：http://weibo.com/zhjwb
部分作品列表：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坐天下》（第一版名为《坐天下很累》）
《千年悖论》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1
《饥饿的盛世》（第一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