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火了,你知道腐败顽疾为什么千年难治吗?
最近一部反腐题材剧《人民的名义》引发热议,再次引发全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也提醒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历朝历代都在治理腐败,可谓绞尽脑汁,可那些反腐措施为什么都没取得治本之效呢?
历史是连续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面目全非,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
腐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顽疾,所有的传统王朝诞生之初,都携带着“腐败基因”。历代统治者为了根治它无不想尽办法,但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有效治理。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到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古代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了权力就失去了权力。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而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则永远英明,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康熙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这样说:“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所以过去的中国人,不擅长商业投资,却擅长政治投资和官场投机。比如战国时期的商人吕不韦通过对利润的精确计算之后,投入巨资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结果是拜相封侯,食十万户,大获成功。
这是古代中国制度性腐败的第一个基础:权力支配一切。
第二个基础则是权力不受约束。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的任意性。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
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御史台、都察院在历代都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门,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制度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排除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员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受到“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为其反噬。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打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因为皇权专制的早熟,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些官僚队伍历代以来随着皇权专制的发展又不断扩张,导致大多数时候他们的俸禄支出对朝廷构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而且历代王朝在遇到紧急情况财政紧张之际,最喜欢采取的措施就是扣发甚至停发百官薪俸,这就更造成官员们生活压力巨大。
传统社会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离满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一百二十九两左右,年支出为六百零八两左右。赤字四百八十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不仅大部分王朝都采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还采取无俸制,不给官员开工资。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朝廷赏赐的战利品。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者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在反腐上可谓机关算尽,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俸禄制度是一个根本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开始制定俸禄制度。孝文帝结束了北魏一百多年无俸的历史,然后再厉行惩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为他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禄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我们以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用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作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这就给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这种低薪制造成两种结果。一个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不过对这个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手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弥补自己的亏空。贪污腐败当然就不可避免。
内容节选自《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张宏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
关于作者
张宏杰,1972年生于辽宁,蒙古族。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信箱:zhj1368@163.com
微博:http://weibo.com/zhjwb
部分作品列表: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坐天下》(第一版名为《坐天下很累》)
《千年悖论》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1
《饥饿的盛世》(第一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及总督时期)
《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