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训，其中论述如何为学，如何读书者极多，真可谓除《朱子读书法》之外，最为详尽完备的读书指南。比如其中的《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篇。

咸丰七年（1857）二月，因父亲亡故，曾国藩回家守孝。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再度出山，执掌军务。此家书写于此次即将再度长期离家之际，故而细细叮嘱读书之道。其开篇就指示“读书四法”：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其中所谓的写，是指写字，应当包括抄书、做笔记等；作，是指作文章，是对书本知识的运用。而其中的看书、读书，则似乎最为明白易懂，而实则误区深重。在许多人的认识之中，看书与读书几乎等同；或者说，许多人所谓的读书，其实就是看书；再或者说，认为只有中小学生才需要放出声音来读书，其他人最多只是默读而已。林林总总，都是不懂得看书与读书之真正区别。且看曾国藩如何细说：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

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结合曾国藩的举例，再对比看、读二者，就会明白：看，是指广泛、快速的浏览，为了积累、扩充知识储备，故而包括史书、文集以及修身的理学入门读物等；读，是指出高亢的朗诵或低沉的吟咏，故而还是最为基础的经典，诸如《四书》、《五经》以及重要的几家诗、文，在沉潜往复之中加深对经典的体会。再者，朗诵与吟咏之间也有差别，不只是声音的高低不同，声调与韵律也有不同，故而需要针对不同的体裁与内容，选择不同的诵读方法。

再说需要“看”的书，其实就是“经史子集”当中的后三种。经书，大部分属于需要“读”的，故而此处只提及《周易折中》，是康熙帝御纂的《周易》注本，实际主持编纂者为理学名臣李光地，主要选取程颐、朱熹二人的解释，并有所折中、调和，此书后来成为清代学习《周易》的入门读本。

史书，已有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其实古人特别重视“前四史”，所以还当包括范晔的《后汉书》与陈寿的《三国志》。至于“看”文集，《韩文》是指唐代韩愈的文集，韩愈的古文也属于下面需“读”书之一，自然是特别重要的；此外当还有诸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当中所选的，曾国藩受桐城派影响极深，故而对此书评价较高。或者就是曾国藩后来自己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其中大部分当入“看”书之列。

子部的书，此处未提及的诸如《老子》《庄子》《荀子》，应当包括在“看”书之列。提及的子部书是理学的入门读本：《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吕祖谦选编的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语录，与汇编王阳明语录、书信而成书的《传习录》一样都是宋明理学的入门读本。

真正需要放声一读的书，在曾国藩看来其实并不多，除了《四书》《五经》，还有诗、文，曾国藩除了特别看重《昭明文选》之外，各又列举了四家。李杜韩苏，即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曾氏的诗学观，可以参考其《十八家诗钞》所选之十八家：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韩欧曾王，即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曾国藩后来曾将《经史百家杂钞》再精选为一集《经史百家简编》，共四十八篇，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韩欧曾王四家的文章，尤其以韩愈为多，占全书的四分之一。

看书与读书的区别之大，曾国藩还有两个有趣的比喻：

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

其一，以财富的囤积来打比方，看书是在外面的贸易，是一个搜集、积累，不断增长的过程；而读书则是在家里的收藏，是一个谨慎的守护的过程。其二，以兵家的征战来打比方，看书是攻占城池、土地，开疆拓土的阶段，读书则是神钩坚垒，守卫疆土的阶段。这么看来，看书与读书二者，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别。再者，曾国藩还引述《论语》来作比方：

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此处所引子夏的话，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是说，每日知道一些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忘那些自己已知的。曾国藩引此来强调看书如初学所未知，读书如巩固所已知，二者都不可或缺，故必须相互结合。

对于读书人来说，看书、读书固然重要，写字也是每日求学所必须重视的一个大方面。针对曾纪泽各体书法都比较有兴趣的现状，曾国藩说：

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楷书、行书、篆书、隶书是常用的四种书法字体，曾纪泽都有所喜好，曾国藩首先表示认同，然后又指出，四体书法都要一日都不间断地坚持练习。而且还强调，写字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也只有将字写好，方才能够有效率的读书。反思自己的经历，认为写字时显得迟钝也是一桩吃亏事。最后，关于如何作文章，曾国藩也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看法：

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曾国藩指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在作文章上奠定一个规模，过了三十岁之后就难以再有大的长进了。而且强调无论是八股文、试帖诗，还是各体的诗、文，每一种文体都应当学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少年时候总有一股子的朝气在，故而强调要有狂者的进取精神，多多尝试，不怕出丑，二三十岁的样子，即使出了一点丑，人家也是会谅解的。如果错过了训练作文章的时机，将来四十、五十就更加不再会去尝试了。

确实，如果为学之人，能够按照曾国藩此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在年轻的时候，既能将“经史子集”诸多书籍泛观博览地 “看”，又能于选择经典放声去“读”，时而高声朗诵，时而低声吟咏，还加注意写字的效率，以及大胆训练诸多文体的写作能力，那么就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学问了。当然，如果考虑到如今的学科发展，写字与作文章二方面有必要适当调整训练模式，至于看书与读书的区别，则还当注意讲究。

遥想当年，在岳麓山下求学，也曾过有一段时间。每当清晨，残月西斜，旭日东升，好鸟相鸣之际，与友人一起登上半山腰之露台，诵读《四书》等经典。似乎如今的一点底气，就是那时候积淀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