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国保守主义的嬗变

Edmund Burke埃德蒙·伯克

（1729年1月12日[1]—1797年7月9日）

文末有关于英国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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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国保守主义的嬗变

王皖强
作者简介：王皖强（1966—），男，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人大复印：《世界史》2001 年 04 期原发期刊：《史学集刊》2001 年第 01 期 第 76-81 页关键词：英国/ 保守党/ 意识形态/摘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诞生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自19世纪初以来，英国保守党在思想和政策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转变。皮尔为保守党确立了基本原则，狄斯雷利则推行托利民主，为现代保守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二战后的新形势使保守党左翼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撒切尔主义则回到狄斯雷利以前的保守主义。保守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灵活性是其能够一直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20世纪大师T.S.艾略特曾区分了政治思想形成的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理论先于实践的途径，即先有一种教义，或是一部经典著作，一批信奉者致力于向所有的人传播这一教义并使之大众化。接着，他们组成一个政党努力实现以这一教义为基础的计划。与此相反，另一个政党在充分认识并认同于自身的永久信条之前，就已经有其自身的历史，要发现它的核心信条，只有通过仔细考察这一政党的历史，全面审视该党有思想的贤明人士论及其行为的言论，只有准确的历史知识和明智的分析才能够辩明永恒的原则与短暂的教义之间的区别。[1]（P3—4）
显然，后者是我们理解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最好途径。保守主义者的确具备政治原则，只不过是从政治实践中得出这些原则的。换言之，保守主义者关注历史，因为历史即意味着传统，也只有把保守主义视作一项传统才能全面地理解它。
追溯保守主义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理查德·胡克在1594年出版了《论教会体制的法则》，就已经突出而明确地提出了保守主义的主要信念。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那么，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斯、乃至大卫·休谟都建立起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范畴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政治态度的保守主义，是诞生在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片谴责之中的。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发表的《法国革命沉思录》被公认为是保守主义基本原则的最纯粹的渊源。英国是保守主义的发源地。从哲学渊源上说，这与英国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密切相关。早在欧洲中世纪中期，英国神学中就已经出现了经验主义之光，并最终在英国哲学中形成了重视经验的传统。经验主义一方面是唯物主义的表现，它的另一极端便是哲学上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具体体现之一就反映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同是启蒙运动，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以及亚当·弗格森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以伏尔泰、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为宗教，一为世俗。前者以理查德·胡克、爱德华·海德、克拉兰敦、塞缪尔·约翰逊、伯克、柯勒律治和牛津运动的主要人物红衣主教纽曼为代表，后者则是以绰号“骑墙派”的哈利法克斯、波林布鲁克和大卫·休谟为代表。[2]（P10）自伯克以后，宗教的一支占据了主导地位，究其原因，当是伯克本人的巨大影响。在《法国革命随想录》出版不到10年，英国及欧洲就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法国的博纳尔、德·迈斯特尔、拉梅内和夏多布里昂等人无一例外地读过伯克的《随想录》并受到启发。此外，德国的默泽尔、亚当·米勒、萨维尼乃至黑格尔，瑞士的约尼斯·冯·弥勒以及卡尔·冯·哈勒，西班牙的科提斯和巴尔梅斯等人亦是如此。而上述这些人的著作又都成为各自国家在此后数十乃至上百年间保守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3]（P630）然而，重要的一点是， 伯克本人在其一生中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反动派”了，他是一位18世纪的辉格党人，而非托利党人。
斯图亚特·穆勒曾将英国保守党称作“愚蠢的政党”，想必他的本意并非是贬低保守主义者的智慧，因为历史上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诗人、政治家，从休谟到波普尔，从柯勒律治到艾略特，从联邦党人到丘吉尔，都是保守主义者。穆勒的看法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的哲学和政治倾向，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英国保守党在政府和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下，保守党的基本纲领都会发生变化，并且往往不是进行新的变革，而是作为一种对新变化的反应。另外，保守党领袖作为政党信条的象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保守主义政治及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是考察英国保守党意识形态时应当注意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大致将英国保守主义的嬗变分为五个阶段，即皮尔式家长政治、托利民主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中间道路时期以及反集体主义阶段。
二
英语中“保守派”或“保守主义者”一词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当时，法国浪漫派作家夏多布里昂在其主办的一份旨在抵制民主思想传播的杂志中首先使用了leconservateur一词，反对法国革命所带来的民主进程的政治派别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名词。例如，美国的国民共和党人在1830年就自称Conservatives，而英国的《旗帜报》在1831年12 月称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勋爵领导的托利党为“保守党”。[4]（P6—7）
英国保守党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托利派，后来先后担任首相的小庇特和利物浦勋爵所领导的政治派系也是保守党的前身。不过，“保守党人”一词首先用来指一个政治组织是在1830—1832年议会改革时期。1832年议会改革前，传统的托利主义是一个各种意见和主张杂陈的混合体，缺乏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在议会改革中，托利派领导人始终坚决反对，但最终被迫让步。改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贵族政治日益衰落的开端，而领导“保守党人”适应这一变化的就是罗伯特·皮尔。从意识形态上说，皮尔于1834年发表的《塔姆沃斯宣言》标志着作为保守党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的诞生。从政治上说，皮尔的成就在于重建了古老托利党的组织结构，建立了适应新环境的保守党。在1841年至1846年执政期间，皮尔式的保守主义致力于将传统的托利主义与新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起来。一方面，皮尔强调并保存了老托利主义的许多成分，如健全而有力的政府，法律与秩序，维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他也采取了不少保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将经济的发展从封建性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突出反映在最终导致其下台的废除谷物法的政策上。简而言之，皮尔式的保守主义是自由市场加上坚定的政府。[5]（P24—29）
然而，皮尔并未彻底解决党内土地贵族利益与新兴工商业阶层利益之间的冲突。1846年，围绕废除谷物法问题，保守党分裂为两派，直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后才重新形成了一致的方向，这就是狄斯雷利的“一个民族”（One Nation）保守主义。在写于19世纪40年代的一本“青年英国”三部曲的小说《西比尔》中，狄斯雷利认为英国分裂成穷人与富人这两个彼此之间互不理解的民族，应当通过扩大选举权的办法将这两个民族合二为一。1867年的议会改革主要就是在狄斯雷利的大力推动下最后在议会获得通过的。他所通过的改革措施不仅比其自由党对手的主张更为激进，也大大地超出了他本人最初的打算。有论者认为，作为一项长期政治战略的行动，改革法案的通过表明，保守主义党人不再固守于反动，而是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能够做得很好。[6]
在1872年6月24日的水晶宫演说中， 狄斯雷利提出了保守主义的三个目标，即维护国家的制度，捍卫英帝国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第一个目标是老托利主义关注自由、秩序、法律和宗教的延续，后两项则是狄斯雷利为保守主义所新增的内容。
狄斯雷利从伯克那里继承了社会有机的观念，反对包括当时的功利主义在内的抽象权利的哲学，面对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城市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的迅速发展，狄斯雷利强调特权阶层的“高贵的义务”，通过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弥合社会上下层间的裂隙，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的工人阶级拥护有序的等级制度。他所主张的“托利民主”（Tory Democracy）不仅仅是关注人民的选举权，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福利。在狄斯雷利看来，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的共同体，虽然它是一个阶级社会，却被笼罩在“一个民族”这样强有力的一张相互义务的网络之中，而正是其中的不平等赋予了精英阶层的统治以合法性。换言之，狄斯雷利式保守主义的目的是调和阶级矛盾，从而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保证民族团结，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为此，狄斯雷利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先后颁布了《工人住宅法》、《食品和药物管理法》和《公共卫生条例》，而1875年通过的《工会法》使工会几乎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认为，狄斯雷利领导的“保守党在5 年里为工人阶级谋得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50年”。[7]（P369）
狄斯雷利对保守党及保守主义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他是极少数为保守党意识形态增添了新内容的领袖之一，狄斯雷利解决了皮尔未能解决的调和土地贵族利益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本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使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使保守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奠定了保守党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在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里，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敌人是自由党人和自由主义。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保守主义者把矛头对准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者已经明显地开始采纳和捍卫他们以往所反对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8]（P111）从这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守主义者主要是面对日益强大的民主政治的压力。这一时期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富有的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其中既包括土地所有者，也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使自身迅速适应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从1885年到1902年，索尔兹伯里勋爵长期担任保守党领袖，他基本上延续了托利民主的原则，只不过他对大众政治持悲观态度，决意维护英国古老的制度，试图利用保守党来减缓和控制民主进程。他认为民主政治和福利措施不可避免地将伴随着对宪政平衡的三种威胁。第一种威胁在于人民主权的胜利，这意味着下院将逐步取得对君主制度和上院的支配地位。第二种威胁在于每一个政府要想取得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的支持，就必须组成大众性的政党。这样，政党利益的考虑就会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第三个顾虑是对民主的前途感到忧虑，认为民主主义将导致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与狄斯雷利不同，索尔兹伯里勋爵把政治视作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他对工会力量的日益增长特别忧心忡忡，悲观地预言工会最终将统治英国，随之而来的就是军事独裁的统治。[9]（P79）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政治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工党在此后逐步取代自由党成为两党制的另一个支柱。此外，战争期间国家干预的作用大大增强，这使得保守党内集体主义的倾向大大增强。这一时期主要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于1924年推出“新保守主义”，主要是狄斯雷利“一个民族”保守主义的延续，内容包括强调社会的和谐，党的领袖的作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保护下层的弱者。从实际结果来看，鲍德温的保守主义成就有限，主要是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1924至1929年间进行的一些改革。[4]（P202—246）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保守党内部在国家作用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一方面，鲍德温等党内主流派明确开始从自由党人那里夺过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价值观，战争一结束，保守党政府立即取消了战时实行的价格、运输、投资以及食品分配等方面的控制。另一方面，20年代末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以哈罗德·麦克米伦、R.A.巴特勒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主义者开始信奉国家干预的原则。1927年，麦克米伦等党内左翼在一本名为《工业与国家》的小册子中就明确宣布放弃过去的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观念，企图在纯粹的私人企业制度与集体主义之间设计某种连贯的体系，即在战略上实行广泛的国家控制，在战术上则置于私人所有制之下。1938年，麦克米伦发表一本名为《中间道路》的书，宣称要找到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彻底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麦克米伦不仅提出财富的重新分配，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克服经济萧条，还要求对公共事业进行国家控制，英格兰银行以及煤炭工业的国有化，立法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工会参与国家经济计划等主张。[10]
麦克米伦的著作及思想奠定了二战后保守党基本方针的基础。后来，麦克米伦回忆说：“事隔四十年之后，当时看来好象是幻想的东西，现在变成平凡的事情，并为人们广泛接受了。潮水确实向前流动；虽然我们仍然在同人们称之为‘混合经济’的问题在搏斗，但是国内所有的党派事实上都已经把这个观念当作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实用基础接受下来。”[ 11]（P223—224）战后，麦克米伦、巴特勒、昆廷·霍格等党内左派逐步成为党内主流，“中间道路”成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按照霍格的话说，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如同在19世纪与自由主义作战时一样，为应付新的威胁，已经改变了前沿阵地。现代保守主义继承了托利主义赞同国家干预和权威的传统。[12] （P94—95）巴特勒则在下院表示：“我们并不惧怕使用国家的力量，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优秀的托利党人会惧怕试验国家的力量。”他声称“经济事务中强有力的政府政策的观念，是保守主义传统的真正核心。在计划这一词汇进入政治术语的词汇表之前，保守党人就已经在搞计划了。”[13]（P47）50 年代保守党的纲领性文件《工业宪章》宣布：“经济事务中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的观念，是保守主义传统的真正核心。”总之，按照艾登的话来说，此时的保守党已不再是“赤裸裸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党。尽管我们相信商业的个人责任以及个人动力的原则，我们却不是自由放任学派的产儿。”[14]（P27）巴特勒、 麦克米伦等所谓的“进步”保守主义者被党内右翼指责为“粉红色的社会主义者”。[15]为此，巴特勒在回忆录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道：“波林布鲁克使我确信，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运用国家的最高权力；伯克使我认为只有通过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才能找到发展的模式；而从狄斯雷利那儿我则知道，两个民族必须合成一个。如果我的保守主义是非正统的，那么我的异端邪说也有声名显赫的同类。事实上，根据战后世界情况而改变了的保守主义原则意味着我们应当追求一个‘人道的资本主义’的目标。”[16]（P137）
实际上，战后保守党与工党在运用国家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双方都在走“中间道路”，双方都不再认为国家与市场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私人企业与公有制之间，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决然的对立。两党的上层主流人物都经历了两战之间英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决心消除阶级冲突，因而在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混合经济三个方面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政治。[17]（P17—39）
国家作用的增强以及政府规模的迅速扩大，标志着英国政治发展到成熟的集体主义政治的新阶段，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集体主义政治离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无疑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修正。同时，战后以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要远远超过实际政策领域。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仍起着主导作用，只不过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经济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资本主义的。
在经过50、60年代的迅速发展之后，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于70年代进入到危机四起的阶段，一方面，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经济政策无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英国经济陷入“走走停停”的困境，另一方面，广泛的国家干预反而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下降，工会力量空前壮大，成为英国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来自左、右两翼要求结束共识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左翼要求经济进行更大规模的国家控制，右翼则要求转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当时，保守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战略，一种是温和派所持的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另一种则是撒切尔夫人和基思·约瑟夫等人认同并最终付诸实施的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新右派”思潮。
关于新右派政治思潮，在此仅说明两点，一是新右派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个组成部分，前者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所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市场机制、法治等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后者则是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的重申，突出的是传统、社会整合、国家权威以及爱国主义等传统托利主义的内容，其代表人物是斯克鲁顿、莫里斯·考林等人。其次，新右派尽管是一个松散的混合体，且内部并不一致，但是在减少国家干预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18]（P8）
正是在国家干预主义弊端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之间矛盾加剧，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政治风向开始向右转的时代背景下，撒切尔夫人于1975年开始担任保守党领袖，决心扭转保守党内集体主义的潮流。有论者认为，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赢得大选胜利是英国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标志。[19]（P437）
在此后的连续三届首相任期内，撒切尔夫人将新右派意识形态全面付诸实施。撒切尔主义政治体现出明显的两个层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少国家干预的措施，如实行以降低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等，改过去的政府直接干预为远距离的调控。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强调加强国家的权威，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会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撒切尔主义的十年体现出异常鲜明的权威主义、中央集权化和反民主的倾向。[20]
总结前论，我们不难看出，在过去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中，保守党数次变换“形象”，皮尔把封建土地贵族的托利党改造为能够容纳新兴工商业资本家利益的现代政党；狄斯雷利推行“青年英国”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语），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力图使保守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以获得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支持；面对二战后人民大众觉悟的提高和进步思想的发展，麦克米伦等人鼓吹所谓“人道的资本主义”，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来维系垄断资本的统治；撒切尔夫人则迎合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向右转的潮流，进行了一场所谓“保守主义革命”。换言之，保守党总是面临保守与变革之间的冲突，其政党意识形态常常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发生矛盾。保守党一直是一个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政党，从最开始的土地贵族利益到此后的资产阶级利益。然而，它所维护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当外部压力过大时，它往往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而放弃其中的某些特权，这正如战后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保守党人所承认的，“如果你不给人民以社会改革，他们将给你社会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多次被迫调整其意识形态及政策，然而，这些往往并非自愿，而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调整，其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保守党适应了环境的要求，这无疑是保守党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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