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好莱坞左翼电影盛衰之历史启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好莱坞

左翼电影盛衰之历史启示

王予霞

作者简介：王予霞，集美大学文学院。

原发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 年第 20162 期 第 60-65 页

自1930年代起，美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并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一时间众星云集好莱坞，佳片迭出，创下1946年500部影片与17亿美元票房的辉煌记录。这一繁盛景象的背后，是赤潮澎湃，一个神秘的红色好莱坞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1947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非美”)进入好莱坞，开始了长达八年(1947-1955年)的政治问讯，受牵连者数以百计。在好莱坞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三大行当中，编剧因其创作思想的激进性而首当其冲。随着这些优秀艺术家被逐出好莱坞，美国的电影行业也由三四十年代的反映社会现实的黄金时代走向了五六十年代的低谷。

一、好莱坞左翼电影的形成与发展

1930年代那些最优秀的好莱坞电影人都曾经是激进思想的拥护者，他们推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真诚相信美国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好莱坞一度盛行。

首先，好莱坞左翼电影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1920年代，德国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好莱坞，宣传苏俄革命，这是有籍可查的最早进入好莱坞的共产主义者。早在第三国际创建之初(1919年)，芒曾伯格便被列宁委以重任，派往欧洲争取国际工人阶级对苏联的支持。此间，芒曾伯格认识到电影在文化宣传中的重要作用，1924他在莫斯科成立电影工作室(Mezhrabpom)和电影公司(Prometheus)，并获得爱森斯坦的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的德国发行权。此后，他以电影公司为依托，向世界发行苏联影片，力图把无产阶级艺术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传播。

进入好莱坞后，芒曾伯格立刻在美国注册信托公司，继续发行电影和图书，并经常在党内宣讲电影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必须以革命的精神尽可能地发展电影文化……共产党在鼓动与宣传领域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获得最重要的宣传武器，但直到现在它一直被统治阶级垄断。我们必须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并用以反对他们。”[1]他力主影响美国的电影产业，尽可能地向大众传输无产阶级思想。当时好莱坞人思想活跃，同情共产主义运动。芒曾伯格抓住时机，充分利用信托公司的资源，建立联系网络，凝聚激进力量，使红色好莱坞渐具雏形。

在芒曾伯格的推动下，共产国际的触角直接伸向好莱坞，并以两种方式产生影响：(一)直接设立公司或委派经纪人；(二)实施长期战略，吸引美国青年到苏联学习电影。欧洲共产主义活动家卡茨(Otto Katz)在1930年代中期出任芒曾伯格的经纪人，负责共产国际与好莱坞之间的联系。卡茨凭借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吸引了一大批激进分子投身好莱坞电影事业，他们都曾栖身芒曾伯格的工作室。

1933年，莫斯科大学专为讲英语的学生设立了英美学院。电影剧作家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拉普(Maurice Rapf)、拉德纳(Ring Lardner Jr.)、莱达(Jay Leyda)等人，都在青年时代赴该校学习电影，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均为好莱坞名流，美共急需这种背景的年轻人。苏联学习结束后，他们相继回到好莱坞，赫尔曼(Lillian Hellman)介绍他们参加美共组织——“电影剧作家协会”。这些青年受到苏联影响，成为红色好莱坞的中坚力量。

其次，好莱坞左翼电影的发展与美共的领导密切相关。在电影产业繁盛之时，好莱坞吸引了众多热爱电影事业的青年人。那时好莱坞的各大工作室都聚集着许多知名作家，如福克纳、奥德茨、舍伍德(Robert Sherwood)、赖斯(Elmer Rice)、赫克斯利(Robert Huxley)，等等。为了培养生力军，美共在1933年成立“电影剧作家协会”，由纽约左翼剧坛的实力派作家劳森(John H.Lawson)出任会长。劳森努力把协会建成融艺术与美国工人阶级为一体的组织，倾力搭建青年人与文化名流的交流平台。

1935年，就在好莱坞左翼电影发展势头强劲之时，美共又成立好莱坞支部，由美共中央文化委员杰罗姆(V.J.Jerome)领导，劳伦斯(Stanley Lawrence)负责具体工作。

好莱坞左翼电影在“人民阵线”期间获得空前发展。1935年8月，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团结西方民主派，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共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积极响应道：“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美国“人民阵线”的首领。[2]1936年美共创建“好莱坞反纳粹联盟”，在卡茨的领导下，联盟发展迅速。此间，美共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使好莱坞左翼电影获得充分发展：

(一)美共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既要在文化宣传上产生影响，更要把握政治的主动性。杰罗姆和劳森负明确提出文艺为党服务，在电影中植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科林斯(Richard Collins)、伯克利(Martin Berkeley)、塔特尔(Frank Tuttle)都是此时期为美共的理论宣传所吸引，加入共产党的。在他们看来，苏联是法西斯主义的最大敌人，即民主的盟友。

(二)美共充分发挥“电影剧作家协会”的作用，发展会员200多人，在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斗，开辟美国国内反纳粹第二战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卓别林等人都曾公开发表过支持苏联的演讲。对于那些寒门子弟而言，好莱坞是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美共依靠芒曾伯格的工作室，及时为青年人提供各种帮助。当时美共所举办的各种聚会，经常有文化名流现身，青年人只要参加聚会，就有交流的机会。这样一来，美共的聚会既是好莱坞的社会俱乐部，也是文化名流荟萃之所。

此间，美共组织并推动了一批进步电影的拍摄。1936年，美共指派荷兰裔共产党导演艾文斯(Joris Ivens)拍摄大型纪录片《西班牙大地》，组织赫尔曼、多斯·帕索斯、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海明威等参加前期剧本的策划与写作。这些作家的加盟，为影片带来巨大的商业效应。艾文斯在拍摄中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影片中的共产党员形象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其台词也不着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执导思想不仅得到海明威等人的支持，而且也为影片带来巨大的社会反响，吸引了不同政治立场的观众。

《北极星》《俄罗斯之歌》及《莫斯科行动》等也都是此间所拍摄的反映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俄罗斯之歌》由共产党作家贾里科(Paul Jarrico)、科林斯撰写剧本，由共产党员哈布瑞(E.Y.Harbury)作曲。赫尔曼创作了描绘苏联农民快乐生活的《北极星》，影片中出现的那些脸带微笑、衣着整洁的俄罗斯农民，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两部影片在结尾处，均出现俄罗斯集体农庄被纳粹军队所毁掉的镜头，政治宣传意图很明显。

此外，华纳兄弟公司还拍摄了一部宣传斯大林的影片《莫斯科行动》。它根据美国驻苏联大使戴维斯(Joseph Davies)的同名回忆录改编。戴维斯的《莫斯科行动》记述了他在1936-1938年在莫斯科的情况，该书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出版。回忆录的出版恰逢其时，受到罗斯福的高度重视，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为莫斯科肃反辩解，认为它有效地抑制了德国颠覆俄国的阴谋。

1942年，戏剧专业出身的马尔兹(Albert Maltz)也来到好莱坞，他写了《租把枪》《目的地东京》《骄傲的海军》等战争题材剧本，还编了一部短电影——《我所居住的房子》，这是一部音乐片，描绘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战时的结盟，由影星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出演，歌词由共产党抒情诗人米若珀尔(Lewis Meeropol)创作，共产党作曲家鲁滨逊(Earl Robinson)作曲。马尔兹巧妙地利用西纳特拉的影响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上述这些影片都呈现出鲜明的反法西斯主义，讴歌自由民主，弘扬人道主义的进步思想。虽然此类影片在当时好莱坞年产量所占份额有限，却体现了好莱坞人的良知——持守人道主义立场，反抗法西斯主义。这对好莱坞的电影产生了思想引领作用。

二、好莱坞左翼电影的衰落与政治问讯

“二战”结束后，美共影响逐渐式微，好莱坞左翼电影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返。总体上看，摧毁好莱坞左翼电影的主要是左翼阵营内部的思想纷争与外部的政治迫害。

从阵营内部看，好莱坞左翼电影衰落的原因有三点：(一)随着“二战”的结束，美苏蜜月期也告终，国内的反共势力开始抬头；(二)斯大林主义的消极影响不断扩大，严重挫伤美共成员的积极性；(三)杰罗姆和劳森在好莱坞强硬推行斯大林路线，加速了好莱坞左翼电影的衰落。

1945年《新群众》的一场理论争论最早展露出好莱坞左翼电影的衰落之兆。施奈德(Isidore Schneider)在《新群众》上撰文，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提出写作是为子孙后代还是为当下？马尔兹当即以《我们对作家有何要求？》一文提出异议。[3]马尔兹质疑“艺术武器论”，他指出，艺术成就不能只看作家的政治立场，他援引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述——衡量作家应以其作品为依据，而不是他所参加的委员会。他称赞法雷尔的《郎宁根》所具有的俯瞰社会生活的广阔视野。

马尔兹的看法当即被高尔德指责为“艺术的道德化倾向”，他认为优秀的美国作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与灵感，而马尔兹与之相左。在高尔德看来，马尔兹欣赏法雷尔，毫无疑问属于托派。在高尔德的鼓动下，左翼阵营对马尔兹大加挞伐。电影剧作家贝西指责马尔兹反马克思主义。法斯特(Howard Fast)也说，马尔兹喜欢理论清算，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等等。最终，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探讨，在《新群众》中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使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且愈演愈烈，红色好莱坞也深陷其中。

百老汇戏剧导演特劳巴(Shepard Traube)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当时正在好莱坞执导《记忆大街》。特劳巴认为，法斯特、诺思(Joe North)、高尔德的观点过于武断片面，因为一个政治保守者，也可能成为优秀作家，这是常识问题。特劳巴表示自己留在党内，旨在推进共产主义运动，把美国中产阶级带人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这些争论。争论到最后，马尔兹只得违心认错。

从外部看，摧毁好莱坞左翼电影的是“非美”的政治迫害。1940年代末，在美苏关系日渐疏离之时，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的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趁机游说华盛顿，表示支持杜鲁门政府的在世界范围内抑制苏联的扩张。他的游说为“非美”进入好莱坞做了铺垫。

1947年5月-1955年，“非美”进入好莱坞，对好莱坞的编、导、演三大行当进行大规模问讯，第一次问讯出现19位“不友好证人”，第二次问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好莱坞十君子”案。尽管社会各界激烈反对，“十君子”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维权，公开质疑“非美”的违宪行为，最终他们还是以蔑视国会罪被起诉。“十君子”入狱仅仅是悲剧的开始，这一案件受牵连者众多，且不断发酵升级，随即“非美”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黑名单系统。那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为人知的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都被黑名单。

与此同时，在“非美”的推动下，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派拉蒙、米高梅、RKO等制片厂停止对影院放映的垄断经营。这一裁决使这些已经初具发展规模的制片厂，脱离其发展轨道，重新回到原点。在大规模政治审查的氛围中，经济裁决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好莱坞陷入瘫痪状态。

“非美”在调查中把好莱坞激进艺术家划分为黑名单和灰名单两类。黑名单涉及214位艺术家，其中包括106位作家、36位演员、3位舞蹈家、11位导演、4位制片人、6位音乐家、4位卡通画家，其他人员44位。这些人员是立场坚定、名气较大、公开与“非美”斗争的左翼艺术家。这些人在法庭上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证人免做对自己不利的证明，据理力争。他们都因不与“非美”合作——拒绝回答问题、拒绝告密而被除名。灰名单是黑名单的拓展，涉及几个较大工作室的艺术家和专业人士，他们被列入灰名单，主要因为支持新政，参加进步组织，订阅进步报刊，为“十君子”请愿，抵制告密行为，等等。被列入灰名单者不仅本人处于半失业状态，而且牵连了工作单位。

当上述好莱坞精英被驱逐出电影界之后，美国电影产业也进入了历时20年之久的衰退期，这也说明激进艺术家在好莱坞所占据的举足轻重地位与作用。

1947年5月，“非美”进入好莱坞，依靠右翼组织“维护美国想理电影联盟”提供的信息，圈定了问讯对象。“非美”最先约见了德裔电影作曲家伊斯勒(Hanns Eisler)，其胞弟格哈特(Gerhart Eisler)是共产国际的联络人。虽然伊斯勒从未参与共产国际活动，但他从不掩饰亲苏倾向。1930年代，他曾在莫斯科的芒曾伯格工作室工作，并创作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进行曲。当年的《工人日报》称，伊斯勒来美国就是为了传播革命音乐。在“非美”看来，伊斯勒只是冰山一角，他们需要对整个电影行业进行调查。

在第一次问讯中，“非美”主席托马斯(J.Parnell Thomas)把配合“非美“调查，并提供名单者称为“友好证人”；而那些拒不合作、拒绝告密者为“不友好证人”。其中有19人为“非美”的“不友好证人”，他们是14位电影剧作家：贝西(Alvah Bessie)、科尔(Lester Cole)、科林斯(Richard Collins)、卡恩(Gordon Kahn)、科克(Howard Koch)、拉德纳、劳森、马尔兹、奥尼茨(Samuel Ornitz)、特朗博(Dalton Trumbo)、斯科特(Adrian Scott)、索尔特(Waldo Salt)、罗森(Robert Rossell)、布莱希特(Bertoh Brecht)；4位导演：德米特里克、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皮查尔(Irving Pichel)；演员帕克斯(Larry Parks)。

表面上看，“非美”的第一次问讯公正透明，允许记者采访拍照，其实是漏洞百出，被当年的《多样化》(Variety)杂志称作“深不可测”。政治调查开始后，“非美”、好莱坞电影界、美共三方展开了激烈博弈，虽没有刀光剑影，却也惊心动魄。

好莱坞巨头约翰斯顿在1947年6月就向各大工作室发出通知，配合“非美”调查，停止雇用疑似共产主义者。然而，激进分子与工作室老板关系微妙，老板看中他们的才华；他们则利用工作室在电影行业谋求发展，二者相互依存、各取所需。当时好莱坞坊间流传：当今世界除了克里姆林宫，只有好莱坞能为那些共产主义者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享负盛名的工作室。[4]此刻，好莱坞巨头们面临着影片质量与雇员的双重压力，他们担心对这些优秀电影人的问讯，将影响影片的质量与票房收入。

此外，许多好莱坞巨头与激进艺术家为犹太裔，而“非美”成员都有反犹太主义倾向。好莱坞巨头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在“非美”看来，正是犹太裔与共产主义的交织造就了红色好莱坞。1934年，好莱坞巨头沃纳(Harry Warner)就警告过拉普和舒尔伯格，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共产党内，将把反犹太主义带到整个电影人头上。同时巨头们还担心，战争期间他们与罗斯福的蜜月关系也走向反面，已经遭到共和党人的报复，“非美”主席托马斯就公开宣称，新政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共产主义。这种利益与族裔的盘根错节关系，令好莱坞方面迟疑观望、首鼠两端。

与此同时，美共也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律师团进行营救。为了确保被列入黑名单者不入狱，律师团决定援引“第五修正案”辩护，不讨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拒绝向“非美”提供名单。美共认为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涨至顶点，美苏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19位“不友好证人”拒绝与“非美”合作，也是在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在“十君子”内部，只有劳森、比伯曼认同美共的判断，而德米特里克和斯科特则坚持到华盛顿游说国会，争取自由派的同情与支持，让片厂老板有回旋余地。事实证明，美共对局势的看法是错误的，从而导致“十君子”被判刑入狱。

三、好莱坞左翼电影的坍塌与“十君子”案

1947年10月20日，在华盛顿政府大楼的“党团活动室”，“非美”开始了第二次问讯。托马斯最先问讯了三位制片老板——杰克·沃纳、伍德(Sam Wood)、迈耶(Louis B.Mayer)，他们都赞同把共产党设定为非法。在第二次问讯中，“非美”首先介绍了共产党在好莱坞的活动与渗透情况，其实“友好证人”提供的信息很少，均为遮丑的烟幕。他们强调好莱坞赤色分子巧言令色，把自己打扮成捍卫新政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说：“不必强调电影行业的因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在其内部存在所带来的危害，这些人心目中没有美国的最高利益。电影行业应该立即清理自己内部，不要等到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去做。”[5]

劳森是第一位问讯对象，他认为“非美”问讯是非法的、不名誉的；他把自己描绘为诚实且忠于职责的作家。作家的特殊职责是捍卫民主和服务于思想自由，他认为“非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窒息思想，在“思想钳制”与“自由表达”之间、在人民与贪婪的不爱国者之间发动战争。出于对“非美”的蔑视，劳森慢不经心地回答问题，态度极其傲慢。

第二位被问讯者是特朗博，他说“非美”本身就是在测试美国对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忠诚，他表示，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罗斯福的民主主义者，右翼共和党以攻击罗斯福新政的方式攻击他们。当“非美”问他是共产党员吗？他要求出示证据，并大笑着对媒体说：“这是一个美国式的集中营的开始。”接下去被问讯者为：比伯曼、德米特里克、马尔兹、奥尼茨、斯科特、拉德纳、科尔、布莱希特。

最后一位被问讯者是布莱希特。FBI掌握了布莱希特在1941-1947年的活动情况，他的剧作宣扬以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国家。FBI还注意到，布莱希特的作品被兰(Fritz Lang)拍摄成反纳粹电影《刽子手也死》。另一部剧《采用的尺度》则宣扬以暴力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布莱希特说，该剧采用了一个古老的日本故事，探讨一种坚持到底的理想，即一种宗教思想。布莱希特断言，剧本跟共产主义毫无瓜葛。布莱希特辩解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作为外国人，他尽量避免法律纠纷。当被问到是否写过革命剧本时，他说写过反希特勒的剧本，纳粹政府应该被推翻。

调查员斯特里普林(Robert Stripling)指出，1937年刊登在俄国报刊上的对布莱希特的采访，他曾经对苏联作家讲，《采用的尺度》是他的第一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题的戏剧。布莱希特解释说，俄国人把他的话翻译错了，改变了他的本意。他只是一位独立的作家，他一直认为不参加党派最好，他不为德国共产主义者写作，而是为其他别的阶级——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在问讯中，布莱希特坚持自己是反纳粹的剧作家，而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认为，“非美”对他的诗歌与戏剧产生了误解，所有的活动都是从独立本质出发的纯粹文学活动。作为移居美国的外国人，他小心翼翼地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次日，布莱希特便匆忙离开纽约，此后定居东德。布莱希特出席问讯后，就结束了“非美”的第二次问讯。

这样，“非美”在第二次问讯中制造了除布莱希特之外的“十君子”冤案。上述十人都是从第一次问讯的19位“不友好证人”中产生的，其中编剧八人、导演两人。他们既是“非美”的受害者，也是结束问讯的主要依据。在外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非美”以“十君子”为替罪羊，匆忙对好莱坞作结论。1947年30日，托马斯宣布结束问讯，他说：“今天的听证总结了委员会第一阶段对电影行业内共产主义的调查。虽然我们已经问讯了39位证人，但还有许多人应该问讯……我想强调委员会不会无限中断，而将尽快恢复听证。委员会过去两周的问讯已经清楚地表明这项调查非常必要。”[6]他的话透露出当局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1947年11月19日，电影巨头约翰斯顿也在纽约召开各工作室执行首领大会，讨论电影行业中的颠覆与不忠诚问题。约翰斯顿谴责共产党与联邦审查制度，他指出：“非美”问讯的证据显示了电影行业被共产党所把持，电影内容充斥着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他也谴责十君子的拒绝态度，认为他们尚未认识到被异端所操纵。约翰斯顿企图以模棱两可的方式蒙混过关。

1947年11月24日，托马斯递交国会一份报告，对出庭证人拒绝回答作了汇报，国会通过了对“十君子”的蔑视国会罪的起诉，并勒令约翰斯顿采取行动。约翰斯顿迫于压力完全倒向“非美”，宣布解雇共产主义者。25日，约翰斯顿在纽约通过一项《沃尔多夫声明》，表示支持当局决定。

令好莱坞各工作室老板头痛的是如何甄别共产党以及如何抑制黑名单所带来的恐怖气氛，他们希望能以《沃尔多夫声明》的明晰标准界定“颠覆”，不至于殃及忠诚的自由主义者。导演协会和演员协会通过协议，让会员签署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宣誓书。德米特里克在“导演协会”率先发起反对“非美”、《沃尔多夫声明》和黑名单，但遭到右翼导演迪迈尔(Cecil B.DeMille)的反对，协会没有将反“非美”付诸行动。

1948年12月，“十君子”以蔑视国会罪被起诉，其中大部分人被罚款1000美元，并判处一年监禁(这是行为举止不当的最高期限)。1948年春，劳森和特朗博最先被判有罪。经过两年的请愿、上诉，“十君子”在1950年开始服刑。比伯曼和德米特里克仍以“第一修正案”为依据，拒绝出示证据。马尔兹在给朋友的信中称，在等待高院的判决时，自己身心疲惫。

1951年，“非美”宣布继续问讯好莱坞，这次与1947年不同了，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抗议，而是充满绝望的离职。随着问讯的来临，其名单已经越出好莱坞电影界，扩展到广播、电视等领域。

“非美”在好莱坞的问讯有上百个卷宗，目前还难以一一进行认真分析，仅对“十君子”的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当局并未意识到即便没有激进分子，好莱坞同样也会卷入激进的历史狂潮。

黑名单在半个多世纪都是保密的，现在这是反思历史、教育后人的生动史料。当代好莱坞人已经把它搬上影幕，塑造了众多的好莱坞左翼电影悲剧形象。演员佩恩(Sean Penn)的父亲上了黑名单，他把父亲的部分经历搬上银幕；他本人也因反对伊拉克战争上了新黑名单。演员兼导演罗宾斯(Tim Robbins)因其挑战性的言论，成为新黑名单的受害者。这种意义上看，对黑名单现象进行反思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非美”建立的黑名单系统，虽然摧毁了红色好莱坞，却出乎意料地削弱了当局意欲加强电影产业的初衷，造成美国电影业的衰败。具体而言，“非美”对电影行业的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摧毁了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使整个行业弥漫着一股恐怖气氛，令不信任、自我贬损的情绪在好莱坞安营扎寨。二是随着激进艺术家被逐出电影行业，红色好莱坞急剧衰落，直接影响了影片的艺术和技术质量。这场政治迫害使自由主义思想在好莱坞影片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以警察与强盗的故事或曲折离奇的间谍案为内容的庸俗影片。切断了好莱坞电影同社会进步和民主倾向的联系，必然大大削弱其思想性，使技术支撑走向不加限制的绝途。

由此可见，好莱坞左翼电影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产业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个神秘的好莱坞左翼电影使影片的思想顺应历史潮流，达到思想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触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良知，产生巨大的社会和商业效应。可以说，商业繁荣与政治激进相互呼应、珠联璧合，共同促进了美国电影产业的繁盛。

参考文献：

[1]Willi Munzenberg,Capture the Film! Daily Worker,July 23,1925(威利·芒曾伯格《掌握电影！》，《工人日报》1925年7月23日)。

[2]Harvey Klehr and John E.Haynes,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Stoning Heaven Itself,New York:Twayne Publisher,1992,pp.70—81(哈维·克莱尔、约翰·海恩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砸毁天堂本身》，特伟恩出版社1992年版，第70—81页)。

[3]What Shall We Ask of Writers,New Masses,February 12,1946(《我们对作家有何要求》，《新群众》1946年2月12日)。

[4][5]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80th Cong.,1st Sess.,20-24,27-30 October 1947,Hearing Regarding the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7),p.522(非美活动委员会众议院卷宗，关于1947年电影产业中的共产主义渗透问讯，第522页)。

[6]Edward Dmytryk,Odd Man Out:A Memoir of the Hollywood Ten,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0-151(爱德华·德米特里克《不受欢迎者：回忆好莱坞十君子》，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1996年版，第150—151页)。

[7]Walter Bernstein,Inside Out:A memoir of the Blacklist,New York:Da Capo Press,2000,p.250(瓦尔特·伯恩斯坦《翻盘：黑名单回忆录》，达卡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8]Elia Kazan,A Lif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8,p.469(伊莱亚·卡赞《一种生活》，阿尔佛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9][10]Carl Rollyson,Lillian Hellman:Her legend and Her legac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328,p.89(卡尔·罗利生《丽莲·赫尔曼：其传奇与遗产》，圣马丁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89页)。

[11]Hilton Kramer,The Blacklist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 Times,October 3,1976(希尔顿·克雷默《黑名单与冷战》，《纽约时报》1976年10月3日)。

[12]Helen Manfull,ed.,Additional Dialogue:Letters of Dalton Trumbo,New York:M.Evans and Company,Inc.1970,pp.569—70(海伦·曼弗等《额外对话：道尔顿·特朗波信札》，M·伊文思出版社1970年版，第569—5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