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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导读）
姚遥原书作者（加）马克·斯坦恩
《美国独行》的中心论点是：西方世界正在走向一场自发形成的种族灭绝灾难，而穆斯林将成为这场灾难的直接受益者。
作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著名畅销书作家，政治评论员。1959年12月8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华盛顿邮报》、《澳大利亚人报》和新西兰知名杂志《调查》特邀评论员。他关于政治、战争、艺术和文化的文字见诸世界各地；同时，他还是广播和电视上颇受欢迎的实事评论家。现居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已婚，育有三名子女。其政治观点篇保守派右翼。 译者：姚遥，外交问题专家。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室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师从 “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港澳台问题等。
2015年底，当新星出版社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将《America Alone》译成中文出版时，我颇感诧异。
一来，这本书在美国首版已是2006年，尽管甫一问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也曾在图书馆饶有兴致地通读全书，然而，十年之后再将这本老书译介给国内读者，是否会显得时过境迁？二来，尽管名为“西方世界的末日”，该书作者斯坦恩却无处不在传达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观点，这位保守派政治学者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却有着一颗无比纯正的“美国心”，由此引发的对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偏见和执念，究竟是否有益于我们认知当下的世界？
抱着种种疑问，我重读了全书。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用作者的话说，它揭示了“西方世界的消亡厄运”： “二战”之后六十年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将终结，由美国及其跨大西洋的欧洲盟友们所开创并维护的欣欣向荣的全球荣景，也行将随之一并香消玉殒。这还不过只是我们当前面临诸多问题中的小菜一碟，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作者的以上自述恰恰揭示了该书的意义与局限。
不过，面对秩序变革，该书作者斯坦恩所抱持的种族优先、文明冲突的保守派立场却令人不敢苟同——对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他一方面深爱不已，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对于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他却将之蔑称为“返古化的人类”，哀叹孕育了人类现代化的欧洲大陆注定要陷入“由伊斯兰移民所引发的漫漫长夜”，而美国将是孑然独行的唯一希望，“成为抵抗‘返古化’悲剧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
对于该书之中一些明显的偏见，相信读者朋友能够明辨是非。
首先，该书关于伊斯兰的观点狭隘而偏激。书中危言耸听地提出，“伊斯兰这一特殊的宗教历来有着嗜血的信仰，信徒的暴力行为总能在教法中得到合法化”，并预言西方国家“终将在国内动乱之后被伊斯兰世界所活活吞噬”。
将少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和整个伊斯兰文明划上等号，将西方国家的社会危机归咎于穆斯林等外来移民，显然是错误的偏见。2016年5月7日，来自英国工党的萨迪克•汗赢得选举，成为伦敦有史以来第一位穆斯林市长。20世纪60年代，萨迪克•汗的父母从巴基斯坦移民伦敦，父亲做了20多年的公交车司机，母亲为人做缝纫工、每缝一条裙子挣取微薄的几毛钱，萨迪克与兄弟们上中学起就开始打零工、送报纸、补贴家用。就是这样一个全家10口人挤在狭小廉租房内的穷苦家庭，父母却让8个孩子全部拿到了大学学位，成为踏实劳动的有用之人。不论何时何地，不论种族、宗教、肤色如何，勤劳、善良、守法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萨迪克的当选，显示了伦敦大多数民众对于种族问题的理性认知：这位新市长既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与此同时，也誓言将与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该书对于美国不吝溢美之词，甚至以颇为自恋的方式为“美国霸权”涂脂抹粉，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亮明了美国的霸权作风： 美国当属历史上最善良的霸权：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在有能力掌控世界时，却选择甘作一个在地缘政治中包养他国的干爹。在擘画国际政治秩序时，它同样创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而自己却甘愿作一个“非帝国性质”的霸权，韬光养晦、深藏功名，并进而使其他国家有机会去宣扬其价值、理念和声音。 如若美国能够韬光养晦，国际关系早非今日之模样；“非帝国性质的霸权”，归根结底也还是惯于“包养”和控制他国的霸权。
再次，该书对于欧洲的前途作出了异常悲观的判断，断言“欧洲一定命不久长矣”。作者哀叹，欧洲存在着“因太过自私而不克繁衍的”人口危机、“中央集权保障下的穷奢极欲的”福利缺口、“由经济和人口因素引致的实力衰竭后的”战争隐患，并最终会因穆斯林移民不断增多而“重新沦为伊斯兰的殖民地”。
最后，该书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极尽讽刺妄议之能事，书中描绘了如下图景：“一个负重难行的中国，一个摇摇欲坠的俄罗斯，一个狂悖无道的中东，一个瘟疫横行的非洲，一个饱受内战之苦的‘伊斯兰化’的欧洲。”在作者看来，世界上唯独剩下的一个希望就是美国，然而，“如果美国无法找到新的盟友以替代旧的伙伴，它终将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悲凉地陷入一种遗世独立的逆境之中”。
美国这一次该如何拯救世界？该书不仅继续鼓吹“文明冲突论”，甚至提出了荒腔走板的政策建议： 创建一支民间战队以配合美国的武装战队，在一个“帝国主义”已然不吃香的时代里，成为类似于当年英国殖民部的一种替代机构，借以在伊斯兰国家推行另一种体制、架构与价值观。 作者斯坦恩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右翼政治人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不得不了解、不应不批驳的现实思潮。
中国一向提倡文明互鉴，所谓“基督徒与穆斯林存在天然矛盾”的言论，在中华文化看来，不但遗祸无穷，也根本不符合事实。2015年12月21日，一辆从肯尼亚开往索马里边境的巴士遭到索马里青年党武装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截下这辆载有约百名乘客的巴士，要求穆斯林乘客站出来，以帮忙辨认基督徒乘客。然而，生死关头，穆斯林乘客拒绝就范，他们甘冒生命危险对恐怖分子说：“要杀便一起杀吧，否则就放过我们！”
过去两年，我曾多次访问欧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的伊斯兰聚居区，我遇到了许多友好、热情、善良的穆斯林移民。2016年1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强调“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认为不应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只有促使文明交流对话，才能够推动人类世界的共同发展，开创有更多选择的美好未来。
二、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尽管该书的不少观点流于偏激，然而在今日国际政治中，恰恰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君不见，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极端化”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近年来，在一些国家的政治选举中，这一特殊现象已成为国际秩序大转型的又一重要风向标。
在国际关系史中，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民怨沸腾，并最终助长极端意识形态的发展。比如，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大国矛盾，而且导致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在一些国家上台执政，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爆发。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不断加剧，为了疏导国内民众的怨气，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光谱上，左右两端的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各执一词。右翼政客煽动民族与宗教矛盾，左翼政客瞄准阶层与贫富分化，并往往推动这种极端情绪从国内向国际社会外溢。
先说右翼。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日益增多的穆斯林移民是西方世界走向末日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在移民问题、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冲击之下，一些欧洲政客将民怨引向民族矛盾，抨击外来移民造成了本国的动荡与衰落。金融危机以来，极右政党在一些欧盟国家的选举中捷报频传，他们有的排斥犹太人，有的仇恨穆斯林，有的唱衰新兴国家。这些极右政党过去都是欧洲政坛的边缘势力，现在借助沸腾的民怨已然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目前，在欧洲议会，极右政党已经占据了将近1/3的议席。
在法国，2015年12月6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令人大跌眼镜——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首轮选举中获得了超过28%的选票，领先于前任总统萨科齐领导的共和党（27%）和现任总统奥朗德所属的社会党（23%）。该党领导人马琳娜•勒庞在选举结果出炉后声言：“‘国民阵线’已是法国绝对的第一政党”。“国民阵线”由马琳娜•勒庞的父亲让-马利•勒庞创建，坚持强烈的排外主张，反对接纳穆斯林和其他非欧洲移民，勒庞此前曾多次发表“应淡化纳粹罪行”等不当言论。
在美国，同样抱持右翼观点的唐纳德•特朗普，也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势如破竹。金融危机终结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经济荣景，特别是在美国中南部一些地区，持保守主义观点的白人选民日益“愤怒”。工厂倒闭、产业转移，使他们的利益受损；少数族裔的人口比例上升，使他们感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正在受到“围攻”。特朗普顺水推舟，把美国的国内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移民，将世界割裂为非此即彼的“我们”和“他们”。他多次在演讲中表达排外观点，比如称“墨西哥人都是毒贩子、强奸犯”，如他当选，将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座“超级长城”，将墨西哥移民阻隔在外，并且还要让墨西哥为这项工程付款。2015年底，他又抛出了“应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极端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再说左翼。如果说右翼政客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左翼政客则擎起“福利主义”的招牌，以绝不降低民众的社会福利为诉求，吸引选票。作为右翼学者，斯坦恩在本书中对于“福利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人口枯竭，福利成瘾”恰是西方世界深陷泥沼的主要原因。不过，尽管福利主义的争议颇多，不可否认在左派政治人物中确有一些心怀理想之人，他们过去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如今却备受青年一代的推崇。
在美国，民主党内的极左派、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伯尼•桑德斯，意外成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初选之路上的最大竞争者，一举连赢数州，拖慢了希拉里的胜选势头。更为吊诡的是，支持74岁的桑德斯的主力选民竟然都是青年人，反倒希拉里的主要支持者则以中老年人为主。究其原因，奥巴马执政八年以来，美国经济与社会的痼疾不动如山：华尔街贪婪无度，贫富差距持续加大。2011年发生的蔓延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于美国现实的深度愤怒，这也成为左翼政客崛起的民意基础。
桑德斯主张美国实行“政治革命”，他攻击的目标是华尔街和大财团的“大肥猫”，以及长期被富人操控和影响的华盛顿政治系统。他力主实现如同北欧一样的“福利社会主义”，提出一连串的左派政见，包括造桥修路、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给予更优渥的退休养老金、成立免除一切学费的公立大学等。《华尔街日报》拨了拨算盘，发现上述政策如果全部落实，10年内将额外增加18万亿美元的开支，将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支出扩张。倘若财团不吐血让利，大众也不生产劳动，试问美国要从何处生钱呢？
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英国。2015年9月12日，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选出新党首，66岁的老资格“左派斗士”杰雷米•科尔宾凭借草根阶层支持，意外地以59.5%的得票率当选，这一优势甚至高于前首相托尼•布莱尔1994年当选工党党首时的57%。当初，科尔宾是因为工党高层欲展现多元形象才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然而在竞选过程中，这位“陪榜”却出人意料地激发了工党支持者的极大热情。
科尔宾被视为英国有史以来主流政党中最另类的一位领导人：他反对英国君主立宪制，曾经要求把王室从白金汉宫“请走”；他反对空袭中东、反对加入北约、反对发展核武；他平时食素、不喝酒、骑自行车上班，经常是申报公费开支最少的下议院议员。科尔宾认为“马克思很有意思，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他主张所有公用事业，包括水、电、煤气、铁路等统统实现国有化，英国教育回到1998年以前全部免费的时代。至于如何解决经济赤字，他主张应向富人加税，而不是削减开支和社会福利。在选举前，布莱尔曾三度公开警告，如果科尔宾当选，工党将消失崩溃，并称其政见有如“爱丽丝梦游仙境”。
左翼的科尔宾能够胜选，另一重要背景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金融海啸后，欧洲多国实施了削减民众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老百姓的奶酪被拿走了，自然会引发政治动荡。在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南欧各国，左翼政党纷纷笼络民意，比如，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在欧债危机后都是打着“誓不减少社会福利”的政治口号而发展壮大的。
一时间，西方国家左支右绌、二元对立，乱花渐欲迷人眼。似乎斯坦恩所预言的“西方世界的末日”确已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征兆。然而，问题的根源果真如此“非左即右”吗？
三、当前危机的背后根源是什么？
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吞噬了许多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繁荣假象。面对危机，不论是右派以极端排外的方式疏解民怨，还是左派以提高福利的方式笼络民意，其实都不是长久之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深受国际资本影响的一些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如若忽视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无法厘清问题的本质的。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本身即源于“完全放任、毫无监管的资本市场”。危机爆发后，依靠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霸权地位，美国得以通过增发钞票而转嫁危机。近年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长期受国际资本影响的地中海两岸的南欧和北非，危机四伏、动荡频发。南欧的主权债务危机与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革命，看似形式不同，实则根源一致。危机之前，国际资本为了打开市场、野蛮逐利，在一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中笼络代理人，鼓励他们放开国内市场、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核心资产、为外国资本亮起绿灯。在南欧和北非，一些国家都曾接受西方财团的私有化建议，大量出售公家银行和国有资产；未几，政府又完全放开对国际资本的限制，致使外国资本得以自由进出本国市场，对房地产等行业进行投机炒卖。于是乎，国际热钱大举涌入，金融大鳄四处抄底，一时间营造了股市上扬的虚假荣景。说得直白些，“人家吃肉我喝汤”，政府被资本绑架、民众被福利绑架，分得蝇头小利后，没有人真正关心本国的核心资产是否已经落于他人之手。2009年，金融海啸发酵，美国却以邻为壑，于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面临资产缩水、热钱游走、跨国企业撤资的连环打击。落潮之后，谁最得益？除了少数权贵从中牟利，国际资本没有为当地创造任何可持续的产业设施，更没有使当地人民的生活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中东的阿拉伯之春革命，都是西方资本困境的鲜活写照。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带来了一连串危机，最害命的是令许多国家及其人民远离了实体生产，迈向了寅吃卯粮和泡沫经济的不归之路。
在此方面，中国人的发展经验与外交理念，倒是能够为解决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提供一些参考。首先，对内，唯有重视劳动、重视实体工业，而非空谈福利或者把本国危机的责任推诿外国，才是走出危机的一条正道。
本书尽管成书较早且不乏偏见，作者斯坦恩倒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些繁荣时期的“怪现象”：一些国家的福利债务不断增长，却没有哪个想获得选票的政客敢提议减少本国民众的福利收益，于是最终促使本国人口变得日益好吃懒做，甚至出现了众多“推迟成年的老孩子”。斯坦恩提出，即便是美国也要警惕“福利债务化”和“产业空心化”的陷阱，这与危机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倡导的重振制造业的“再工业化”主张不谋而合： 在北美和欧洲的广袤土地上，数百万青年上了大学却一无所获。同样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平均花费20年时间接受教育，实际上才只积累了相当于学士学位的那点儿知识。??如果我们能在高中时期就让学生获得足够的教育与知识，然后让他们出去就业、好好赚钱，国家和社会都会发展得更好。他们可以在二十郎当岁时就养育两三个孩子，而不是等到人过中年了还在就是否生育的问题与政府福利讨价还价。
其次，对外，唯有重视民意、重视合作共赢，而非与外国统治者勾连却从不造福当地民生，才是走出危机的一条正道。
正是在此意义上，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建议：中国下阶段应该主动将国内的富余产能输送到广袤的亚非拉地区，帮助这些国家建设必要的工业基础设施，帮助其人民掌握必要的工业生产技能，促使亚非拉地区早日成为自主工业化的希望之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前，“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已成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合作共赢的重要内涵。产能合作契合中东国家经济多元化的大趋势，可以引领中东国家走出一条经济、民本、绿色的工业化新路。中国装备性价比高，加上技术转让、人才培训、融资支持，可以帮助中东国家花较少的钱尽早建立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玻璃、汽车制造、电厂等急需工业，填补产业空白，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在重视整体性的中国方案看来，只有实现了自主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消除战乱与贫困等安全问题的根源，最终关上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的水龙头。
对于帮助他国实现自主工业化，美、欧、日强国从来不曾积极。中国当前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包含了从勘探资源、规划布局到建设工程、传播技术的复杂流程，是一项旨在合作共赢的千秋伟业。只有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国家，而非像殖民主义或霸权主义那样压制当地工业发展、迫使他国永作自己的经济附庸，中国才可能最终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诚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所言：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四、说明与致谢
翻译本书，应该说花了不少气力。山重水复之时，每每想起华人文学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的名言：“翻译乃大道，译者独憔悴。”
在本书中，作者斯坦恩引经据典、嬉笑怒骂，为了更加通俗地阐释观点，他大量援引西方读者所熟知的影视、戏剧、体育和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作为例证或花絮。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人物和事物大多较为陌生，读来势必影响对于全文的意义把握。在我的指导下，外交学院的两位研究生马玲欢和肖翌组成了研究小组、作了大量的背景调研，她们都以美国外交政策为研究方向，然而，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与历史背景毕竟力有未逮，遇到相关难题时我们必须一起进行极为细致的资料查核。比如，在谈论英国的巴基斯坦裔移民时，该书突然提到了一部百老汇舞台剧： 80%的巴基斯坦裔家庭依然是包办婚姻，父母决定孩子跟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你若是想在百老汇观赏一部《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Abie’s PakistaniRose），恐怕是要等到下辈子了。 《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是何剧情？倘若稀里糊涂地直译过来，大部分读者必将与我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和学生“上穷碧落下黄泉”，把各类辞典翻了个底儿朝天，甚至查阅了英文版的《百老汇名剧大全》，也没有发现一部名为《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的舞台剧！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一个相似的剧名——《埃比的爱尔兰玫瑰》（Abie’s Irish Rose）??查阅剧情之后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该剧讲述的是一位爱尔兰裔女孩和一位犹太裔男孩自由恋爱的曲折故事，作者将之歪改为“埃比的巴基斯坦玫瑰”，是借以嘲讽巴基斯坦裔移民的包办婚姻之风。对于中国译者而言，此类情况即是难题之一：西方的大众文化并非中国的大众文化，如果我们提到家喻户晓的中国评剧《刘巧儿》，中国读者自然会对其中的自由恋爱情节心领神会；可是，如若要保留英语原文的字面意思，就必须通过译注作大量的背景介绍和意义阐释。
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为何在论述美日关系时会提到一部歌剧《蝴蝶夫人》？为何在论述恐怖袭击时会提到约翰•韦恩的西部牛仔片？青年读者可能熟知的斯嘉丽•约翰逊和希拉里•达芙，又该如何向年长的读者予以介绍？这也是为什么译本之中存在着大量脚注的原因——全部为译者所加，而非来自原书的作者。
在翻译本书时，我所希望坚持的原则是：尽量保持英文版的原汁原味，但也不拘泥于英文版的西文字面。余光中先生曾经论述过“早期作者笔下的西化中文”现象，认为“中文根底原就薄弱的人，难逃这类译文体的天罗地网，耳濡目染，久而习于其病，才真是无可救药”： 白话文在当代的优秀作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代来，显已成熟得多。在这种作品里，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都已驯然纳入了白话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种富于弹性的多元文体。这当然是指一流作家笔下的气象，但是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在校的大学生在内，却欠缺这种选择和重组的能力，因而所写的白话文，恶性西化的现象正日益严重。 如何才能“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恐怕，没有较好的中文水平，很难将英文著作译得上佳。在此方面，本人才疏学浅，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何既保留原文的味道、又贴近中国的经验，如何既神似作者的语义、又形似当下的语境，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在原文中，作者频繁借用了英语世界中广为人知的一些影视台词和歌曲唱词以活跃文风；翻译时，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于确实妥当的行文之处，我也运用了时下中国人较为熟悉的一些流行语，以在风格上更加贴近原文的语言效果。所以，读者如在书中瞥见“怪我咯”“我也是醉了”“真真极好的”等中文语汇时，若能会心一笑而不觉突兀违和，对于译者而言也便是“真真极好的”了。
这部译作能够问世，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感谢我的导师李肇星教授为译本作序，在学习与工作中每获得一点进步，他都热情慷慨地予以鼓励和点拨。其实，他不但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前外长，鲜为人知的是，他亦是英语翻译的资深专家与中国翻译协会的总顾问和前会长，当年北大英语系毕业后若不是外交部调档，他本应继续留在北大跟着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李赋宁教授潜心研习英语文学的。感谢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大使，译本从着手到完成，他多次给予指导并将翻译书稿的亲身经验传授于我，同时他也是译稿的第一位读者和校者。感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刘禹同参赞，他曾在美国常驻、现在分管我的工作，每次与他讨论中美关系和国际时政都使我茅塞顿开。感谢我的两位研究助理马玲欢和肖翌，尽管我常吝啬于当面表扬，她们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进步实则令我欣慰万分。
最后，感谢广大读者对本书的兴趣和关注，限于水平和时间，译文之中难免错漏，本人愿虚心聆听各方学友的批评指教。本书反映了西方政治保守派的立场与观点，作为中国外交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此我还是希望再次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从金融海啸到难民问题再到恐怖主义，以中华文化的视角观之，都是相互关联、彼此生发的病征而非病根；鼓吹“文明冲突论”，对于解决问题而言，不但毫无助益、而且平添祸端，唯有坚持推己及人、和谐共生，人类世界才可能拥有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在中华传统看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个别西方强权在对某些中东国家狂轰乱炸之时一定不曾料到，仅过了几年之后自己便会被因乱而生的中东难民卷入危机之中。中国人自古即明白，强者帮助弱者，既有利于弱者增强自生能力，也有利于强者实现长治久安。今天，作为国际社会的“新兴强者”，中国拒绝“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谨记“强者须重道”的中国古训，希望通过实践“立己达人”的文化使命，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此奉劝某些传统大国，与其在“极端政治”的窠臼中“左奔右突、千山独行”，不如尽早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弃霸从王、回头是岸”，借鉴中华文化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尊重世界上一切勤勉劳动的民族和文明，与中国一道推动建设一个有更多国家脱贫致富、而非少数国家垄断成果的新型国际关系。试想，倘若人人自立、国国自强，世间既无霸凌、也无依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岂不正是中国人所憧憬千年的大同世界吗？
《美国独行》作者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访谈录
西方眼睁睁看着末日降临，穆斯林将成为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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