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宗教与科学」大讨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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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宗教与科学」大讨论之后
By 周保松
中文大學政政系副教授
中文大学思托邦第五讲「宗教与哲学」于2017年1月13日晚上在中文大学逸夫大讲堂顺利举行，由王伟雄、刘创馥、关启文及陈文豪四位教授主讲。 （朝云摄）
思托邦第五讲「宗教与哲学」于一月十三日晚上在中文大学逸夫大讲堂顺利举行，由王伟雄、刘创馥、关启文及陈文豪四位教授主讲，七时十分开始，十时十分结束，出席人数超过六百人，讨论气氛极其热烈。这样的题目，这样的规模，这样的讨论氛围，在香港宗教哲学的公共讨论上，可说甚为罕见。
对于这场讨论会，讲者及参与者一定各有看法，相信亦会有不同的文字记述。以下我从主办者的角度，提供一点背景资料，为这次历史性的讨论，留个纪录。
1，我一直希望在中大办一场宗教哲学讨论会。好几年前，曾想过找李天命先生出山，在新亚圆形广场谈一次他对宗教的看法。可惜李生婉拒了。由于找不到我认为合适的讲者，所以这个念头就搁了下来。
2，《宗哲对话录》去年六月出版时，我和两位作者说，希望王伟雄一月回港时，能为他们办个新书发布会。没料到书出版后，引起不少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评论者，是关启文教授。他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对此书作出颇不留情的批评。我觉得，有批评是好事，遂向刘创馥提议，不如邀请关启文和他做一场对谈。创馥同意。
去年11月3日，我应浸大宗哲系邀请，去做一场讲座，关启文教授也在场，我提出邀请，关教授一口答应，并实时和我确定讨论会的时间，即1月13日晚上。我将消息告诉创馥，创馥说，王伟雄恰巧那时也在香港，不如也请他一起。我发讯息给王伟雄，他一口答应，但同时补充一句：我们两人，关启文一人，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我说那简单，我请关启文多请一位讲者，构成两两之局。
3，接下来，是商量题目。王和刘最初提议了几个题目，包括：苦罪、宗教与道德、上帝存在与人生意义等，但经商量后，都放弃了，最后同意用「宗教与科学」为主题。我将这个消息通知关启文，他实时同意，同时向我推荐教育大学的陈文豪教授为另一位讲者，我也同意。
4，讲者和题目确定后，我们开始找场地。我们最希望是在康本（YIA）的LT2/LT3举行，因为场地够大，可容纳二百多人，同时近火车站，方便校外人士。很可惜，这两个讲室都已给人订了。接着下来，我们反复考虑了其他场地，最后选了崇基信和楼的李冠春堂，可以坐250人，连同地下，应可容纳三百多人。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应该足够了。
讲座海报在12月31日下午五时于脸书公布。我们要求参加者须在网上登记报名。海报出来后几天，已有三百多人报名。反应算不错，但较想象中少。事件继续发酵。去到1月10日，报名人数已过400。我们开始担心，李冠春堂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决定另找地点。有同事提议新亚圆形广场，但天气预告说当天有雨，且相当寒冷，加上关启文要用ppt ，故不可行。
我们最后发觉当晚全中大可坐400人以上的讲室，只有逸夫书院的大讲堂，那里可容纳500人。我们当然知道，那是山城最遥远的角落，对校外人士极不方便。但我们别无选择。同事遂马上公布改变讲座地点的海报，并联络租车事宜。
去到1月12日早上，报名人数已达800多人。我们开始担心，人数如果继续增加，大讲堂最后也无能为力。我们遂决定「截龙」，不再接受非中大学生报名。
1月13日当天，天气寒冷，只得14度左右，下着微微细雨，我们租了两辆旅游车，六点十五分开始，轮流接载听众从火车站到逸夫书院。七时左右，大讲堂已坐满全场，迟来的只能坐在阶梯及第一排前面的地上。当晚出席人数，估计有六百多人，非中大学生占一半以上，其中包括校友、中学生、教会人士、教师、网媒等等。
在这样的地点和这样的天气下，这次沙龙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听众远道而来？是因为题目吸引，还是讲者吸引，还是大家觉得这将是一场「花生指数」极高的大辩论，所以想来看热闹？我没有确切答案。
5. 谈一谈昨晚的氛围。办了那么多年讲座，对我来说，氛围是一场讨论会成败与否的关键。
怎样的氛围最好？
讲者之间有对话有交锋，能够和台下听众有互动有呼应，形成一个紧张热烈但同时愉快活泼的气场；不闷局，听众不会打瞌睡不会早走，专心参与，还能跟着讨论作出思考；再好一点，是讨论的问题有质量，且问题的角度多元，不会只得一种声音。
可以说，昨晚的讨论氛围，不仅做到以上数点，而且超出我的期望。举例来说，在答问环节，每次我叫大家举手，全场不同角落都有二、三十人同时举手，这是我在中大从未见过的；更难得的是，提问者的态度，无论所持立场为何，全都平和理性，没有任何情绪性用语；至于提出的问题，皆言之有物。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四学生提出的宗教和道德的问题，便很有深度，并赢得全场掌声。
我们本来预计讨论会九时半结束，结果去到十时十分。尽管如此，许多举手的朋友，仍然没有机会发问。我在这里向大家致歉。
6. 四位讲者在讨论会开始前，我只是和他们商量好讨论会的流程和规则，确保所有讲者都有公平发言的机会。除此之外，我没有提出任何别的要求。我相信当天出席的朋友都能同意，四位讲者虽然立场各异，甚至偶有火花，但在三小时讨论中，真的做到认真诚恳，据理力争及和而不同。作为主办者，我在此衷心向他们致谢和致敬。是他们四位，共同合作成就了这样一场难得的宗哲大思辩。
7. 说点花絮。1月13日早上，关启文教授写了一封电邮给我，说他听到一些谣言，称当晚讲座结束前，我会像1987年李天命和韩拿那场辩论一样，让现场观众投票，决定谁胜谁负。我和关教授说：绝无其事。
是故在讲座一开始，我特别强调，这是一场讨论，而非一场辩论。在讲座结束前，我更即席读了康德（Kant）在〈何谓启蒙？〉一文开始时那段话与在场朋友共勉：「启蒙就是人离开他自己所招致的未成熟状态。......勇于求知！鼓起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
8. 最后，说点个人非常不成熟的看法。
宗教和科学，会有冲突吗？如果有冲突，怎么办？
这是问题核心。
王伟雄和刘创馥认为，两者有极大冲突，而当冲突出现时，科学会胜出。关启文和陈文豪则认为，两者并不必然冲突，因为它们两者往往在处理不同范畴的问题（例如自然vs. 超自然，事实vs.价值）；而当它们真的有冲突时，宗教往往可以作出修正，因而能够与时并进；有时甚至更强一点，宗教不仅和科学兼容，而且可以作为科学最后的基础。
我认为，宗教和科学，在许多情况下，冲突无可避免，而且相当根本。
原因在于，宗教和科学，皆企图对经验世界提出一套权威性解释，而它们的解释，往往彼此冲突及互不兼容。
换言之，如果科学解释为真，宗教解释便为假；既然为假，宗教的权威便难以建立；既然难以建立，宗教便会出现信仰危机：没有人愿意真心相信一套明知为假的信念。
以基督教为例，它对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道德的起源及基础、人死后往何处去，皆有一套声称客观普遍的关于事实的真的解释。这套解释，在自然科学兴起后，受到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大的挑战。
我们的世界，跟着经历一波又一波的俗世化过程。用Charles Taylor 在《俗世时代》（A Secular Age）一书的说法，俗世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相信有神」只是人们众多信念的其中之一，而不再被视为唯一的选项。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是个崇尚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和宗教多元的社会，教派和教徒愈来愈难公开声称，他们所信的，就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信仰，在相当大程度上，变成个体的个人选择。
这是难以否认也无须否认的事实──无论我们本身是否有宗教信仰。
正因为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才见到教会及宗教界，在过去几百年，是如何努力提出各种说法，应对日益发达的科学提出的对他们的教义的质疑。有的时候，他们会放弃一些明显过时及错误的观点；有的时候，他们会修正，以尽可能和科学的新观点新发现兼容；有的时候，去到一些关乎本身立教基础的核心问题，实在退无可退了，教派只好提出一种针锋相对的神学理论来拒斥科学论述，又或运用它的影响力，在制度上教育上和公共舆论上，努力抗衡科学「霸权」。
我想，我们很难否认，我们确实活在一个自然科学主宰的世界。但这是否意味着，自然科学最后会取得终极胜利，而宗教的权威将彻底崩溃，并导致愈来愈少人相信，以至于消失？
十八、十九世纪以降，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如此乐观地相信。但事实上，宗教并没有在地球消失。在可见的将来，即使科学变得更为发达，我们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宗教会因此式微。
不少相信科学理性的人，因此常常感到困惑：在许多经验问题上，明明科学为真，宗教为假，人们为什么还会相信一些明知为假的东西？
第一个可能解释是：他们无知。这个解释很方便，但不见得很有说服力，因为许多教育水平极高的人，都有宗教信仰，而他们亦会声称，他们的信，是经过理性慎思后所做的决定。
第二个可能解释是：他们其实不是太在意它的真假。为什么不在意？因为他们认为，宗教能够为人类带来一些无关真假或超越真假（科学意义上），却极为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可以不依赖「信仰为真」这个前提而成立吗？也许很难。于是，不管自然科学多么发达，由于对这些东西的极度渴求，人们遂努力建构出或论述出一种异于科学的真假观来肯定自身信仰的真。
为什么如此极度渴求？因为人是人。
例如自然科学难以回答人的生命意义如何安顿的问题，也不易回答人死后是否必然归于虚无的问题（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回答），更无从抚慰人们在真实人生中承受的种种苦难痛楚不义。生命脆弱而无常，短暂而苦多，偏偏人有知有觉，因此生出许多生而为人的种种困惑。自然科学很厉害，但它确实不易安顿人的心灵（当然，这也不是科学的责任）。
在此意义上，自然科学的真理，对许多人来说，不见得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或最重要的价值。因此当宗教和科学有冲突时，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放下科学的真理观，并尝试建构一个自足自洽的宗教世界的体系。这个体系，会提供另一种真理观来理解世界和指导行动。（这两个体系，真的可以并存不悖及和谐共处吗？）
有了以上理解，我们是否就可以说：只要有人存在的一天，宗教就有存在的必要？会不会在此意义上，人，并非依神的形象而造；而是倒过来，神，依人的根本渴求而造？而这，不是迷信，不是无知，不是非理性，而是许多人赖以有意义地存活的重要条件？！（有宗教信仰者愿意接受这种观点吗？这种观点，会对宗教带来致命的伤害吗？抑或，这其实是许多教派在现代世界一早知道却秘而不宣的秘密？想想杜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助夫的兄弟们》中〈宗教大法官〉那一幕。）
我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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