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上）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外篇：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1]
倪梁康 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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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私人关系与思想联系的观察与思考中，我始终觉得在这个关系与海德格尔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对待纳粹的态度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像他与阿伦特、洛维特等人的关系与他对待纳粹和对待犹太人问题的立场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一样。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态度此前在我看来主要表明他的人格品德的问题，而非他的哲学思想的问题。因此，我始终将海德格尔与此相关的政治感觉和政治立场搁在一边，不做评论，对他在涉及胡塞尔现象学时所私下表达的另类的、甚至敌对的哲学看法时也是另做处理，就像我也并不完全认可胡塞尔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所有批评与反驳一样。我比较认同哈贝马斯的说法：“海德格尔的著作早就与他的人格分离开来了。”[2]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海德格尔：著作与世界观”完全也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人格”的标题下来讨论。
关于海德格尔与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的讨论如今已汗牛充栋，尤其是在特拉夫尼的编后记著作《海德格尔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神话》中，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黑皮本》等笔记的背景下得到了再次审理。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去再现和重构如今海德格尔与纳粹或犹太人关系问题的研究背景或研究脉络或研究成果，而是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海德格尔与一位犹太人的关系上，即海德格尔与他老师胡塞尔的关系。
特拉夫尼在该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讨论其中涉及的海德格尔－胡塞尔关系。在他看来，“在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关系的问题潜能似乎已经超越出师生关系问题。二十年代末有一些力量开始在摧毁这个关系，它们既不能从一种哲学的竞争出发来解释，也不能从某些心理学动机出发来解释。即是说，海德格尔越来越多地让人认识到他是反犹主义者。在这里不应当将他与胡塞尔的关系归结为一种仅仅是私己的反犹主义的怨恨。毋宁说，这里涉及的问题必定在于：海德格尔从哲学上拒绝胡塞尔现象学的做法是否受到一种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的污染。”[3]
的确，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心态很难被看作是私己的。至少在1933年之前，他对当时在他周围的犹太人没有反感，反过来，海德格尔也像约纳斯所说的那样对“年青的犹太人”有吸引力。胡塞尔曾在1933年致其哥廷根学术曼科的信中谈到“近年来他［海德格尔］的越来越强烈地表露出来的反犹主义——在他那一组热情的犹太青年面前以及在系里也是如此”[4]。似乎在海德格尔与犹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特拉夫尼对此列出以下犹太学生的名单：汉娜·阿伦特、卡尔·洛维特、汉斯·约纳斯、维尔纳·布洛克、列奥·施特劳斯、伊丽莎白·布洛赫曼、威廉·斯基拉奇、马莎·卡勒寇、保罗·策兰。当然，特拉夫尼给出的这个名单并不全整。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补充。例如雅各布·克莱因、布鲁诺·施特劳斯、赫伯特·马尔库塞，甚至他后来的教椅继承人维尔纳·马克思，在法国还有让·华尔，即使不把勒维纳斯、德里达等人算在内。在海德格尔的爱好者和追随者中，犹太人似乎要多于非犹太人。反过来说，直至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担任校长期间，他还能够将他的校长讲演带着友善的题词寄给理查德·克罗纳这样一位不久便不得不流亡他国的犹太裔哲学家。[5]海德格尔本人在给阿伦特的信中也解释过，他在大学问题上的反犹主义立场与十年前在马堡时一样，“它与我与犹太人的私人关系（例如胡塞尔、米施、卡西尔和其他人）无关。而且也更不涉及与你的关系”[6]。
熟悉海德格尔生平的人会认为，海德格尔确实没有多少私人的理由反犹，因为在他职业生涯的关键处帮助过他的老师胡塞尔是犹太人，他的情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犹太人，他的战前的最好朋友雅斯贝尔斯的太太是犹太人，他的学生中有许多出色的犹太人，包括他最亲近的学生洛维特，如此等等。的确，在他那里很难找到心理好恶方面的动机或可以用作精神分析的反犹主义动机。反犹主义在他那里看起来的确不太像是私人的事情。
但在完成了诸多历史考证并公布了诸多历史资料之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又是无法质疑、铁板钉钉的事实。因而人们面临问题就首先在于，推动他反犹的动机究竟在哪里呢？特拉夫尼在编完《黑皮本》等笔记后曾对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动机做过猜测：“为什么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在1937年左右出现于《黑皮本》中，在1939年至1941年之间进一步升级，这个史学问题十分重要。但是我们只能根据推测给予回答。令人关注的是：海德格尔把犹太人等同于战争的敌人。当德国和他自己关于德国人肩负的西方特殊使命的思想在政治和军事危机中陷入得越深，再加上他的两个儿子海尔曼和约尔克越来越直接地卷入到战争冲突之中，海德格尔调动他的反犹主义思想行动就越来越频繁。”[7]海德格尔本人在《黑皮本》中的确曾写下这样的笔记：“世界犹太人，受到从德国被放逐出去的［犹太］移民的煽动，到处都变得不可把握，在所有权力扩张过程中都不需要参与战争行动。而与此相反，我们所能做的惟有去牺牲自己民族的最优秀者的最优质的鲜血。”[8]——尽管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包含了诸如二次大战是因为世界犹太人的阴谋而引发的论点，但有一点看起来是清楚的：在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动机中有可能包含一定的私人的和情感的因素。
然而，反犹主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并不仅仅存在于1937年至1941年的笔记中，而且在1939年之前就已若隐若现地存在着，1939年期间则是明目张胆地存在着，而在1944年以后更是死不改悔地存在着。如果考虑到这些事实，那么我们又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的情感因素占有的比重很少，时间也很短。在这里更多起作用的是他对他所理解的犹太人及其思想的政治哲学的和历史哲学的敌对和反制。这就是特拉夫尼所说海德格尔的三种类型反犹主义中的一种，即“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它涉及胡塞尔及其现象学哲学。[9]
对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思想史，我们可以指出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很早便抱有某种日常的反犹情绪，包括他所说的在有关大学理念问题上的反犹主义倾向，但它只是个人经验方面的取向，并不具有种族主义和生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在1933年到1945年的十二年里，他可以说是受到了某种群体性癔病的感染，从而与被纳粹煽动起来的大多数民众一起陷入反犹主义的狂热。即使后来对纳粹有所失望，他在1937年至1941年期间也仍然试图从其哲学理论出发对“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进行论证，并在此期间达到他反犹主义思想的顶峰。而后，随着二战后纳粹的消亡和反犹主义狂热的退烧，他一方面对自己在二战期间一些做法抱有一定程度的羞耻和懊悔，同时作为学者和思者又羞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浅薄和冲动，因而始终而不愿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则在犹太人世界阴谋论方面仍然坚信不疑，甚至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理论来为自己的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做一种不同于流俗的、而是“贵族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或雅利安式的辩护。就此而论，海德格尔的情感反犹主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他的哲学反犹主义或“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则需要受到讨论和分析，它一度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自我主张，但后来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它只是为自我辩解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在所有这些思想道路上，犹太人胡塞尔都作为犹太思想的范本忽隐忽现地伴随着。
接下来的阐述和论证将会为上述可能性解释的各个层面提供说明和论证。
二战结束后不久，胡塞尔的忘年交、鲁道夫·奥伊肯之子、时任弗莱堡大学的国民经济学教授的瓦尔特·奥伊肯曾在战后清理委员会上作证，指责海德格尔具有反犹立场，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指出海德格尔与他的犹太血统的老师胡塞尔的冲突与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立场有关。但海德格尔否认这一点，在他看来，他们的疏离是由于胡塞尔在“1930年或1931年”首先公开表露出的“哲学上的意见分歧”所致。当时的记录为：“据奥伊肯先生所了解的，胡塞尔曾认为，海德格尔是因为其反犹主义才背离开他。奥伊肯先生没有进一步通报具体的细节，因为这样的报告与胡塞尔的意思不相符合。”[10]的确，如前所述，胡塞尔在世时很少向他人透露他与海德格尔的私人分歧。帕托契卡和勒维纳斯都曾指出过这一点。除了在《观念》英文版后记中不指名的、以及在柏林讲演中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流行哲学趋向的顺带批评之外，胡塞尔只是在几封私人信件中谈到他对海德格尔的极度失望。而且，在1931年给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中描述海德格尔接任他教椅之后的表现之后，他还特别要求：“我迫切地请您私密地对待这封信。我在学术上如何对待海德格尔，这一点我已经在各种场合明确做了表述。现在流言蜚语已经足够多了，而我自己对海德格尔的失望等等与任何人都无关。”（书信II，184）奥伊肯显然了解胡塞尔在海德格尔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因此并未深究。
另一方面，奥伊肯还作证指出海德格尔于1931年试图阻挠哲学系招聘哥廷根大学的拉丁文语言学家、犹太人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以便维持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无犹太人的现状。当时的记录如下：“海德格尔先生解释说：他反对聘任弗兰克尔是出于专业方面的理由；他说他与弗兰克尔也有私人交往。奥伊肯则有不同看法。他听说海德格尔在系里讨论弗兰克尔时海德格尔曾表述说：他来到一个无犹太人的系，并且不希望聘任一个犹太人。这个表述尤其也刺痛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先生解释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11]记录表明，对此在哲学系也找不到其他的证人。海德格尔究竟是否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已经无从稽查，但实际上也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海德格尔心里的这类想法已经或多或少通过他的书信得到或多或少的表达。[12]还在1906年写给他当时的女友埃尔弗雷德的信中，他就已经提到：“诚然，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大学的犹太化是令人惊恐的，而我认为，德意志种族还应当激发起如此多的内心力量，以便能够奋起向上。”而在1920年给已成为其妻子的埃尔弗雷德的信中，海德格尔抱怨说：
“村里的牲口都被犹太人买走了。……这边山上的农民们也逐渐变得厚颜无耻，一切都被犹太人和投机商所淹没。
”[13]
对于某类人群或某个种族表现出的种类特征或民族性抱有反感乃至产生歧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通常它与我们的未经反思的自然政治情感有关。对于目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各种悲喜剧以及其中的各类人物角色，我们作为观众对其都会持有一定的态度，无论他们是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是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即使在旁观本民族人或者本乡人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也会从我们的自然政治情感出发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抱有或喜或恶的感受。
以胡塞尔为例，勒维纳斯在回忆他与胡塞尔与他的太太马尔维纳的交往时曾对胡塞尔太太的一种被舒曼称之为“犹太式的反犹主义”(jüdischer Antisemitismus)[14]做过负面评价。根据勒维纳斯的观察，“胡塞尔太太在谈论犹太人时完全用第三人称，连第二人称都不用。”[15]由于勒维纳斯与胡塞尔夫妇都是犹太血统，因此他的回忆也涉及胡塞尔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在施特拉斯堡之前，胡塞尔从未与勒维纳斯谈到犹太人问题。而在斯特拉斯堡期间，马尔维娜在海林母亲陪同下去当地商店购物。回来后马尔维娜当着勒维纳斯的面说：“我们找到一家负责的店铺，尽管是犹太人，但还是非常可信的。”勒维纳斯听到后并未掩饰自己觉得受到了伤害。胡塞尔回答说：“算了，勒维纳斯先生，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而且……。”胡塞尔并未继续说下去。但勒维纳斯已经领会其中的意思：“犹太人彼此激烈地针锋相对；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容忍非犹太人向他们讲述的‘犹太人故事’，就像教会人士不喜欢那些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笑话一样，只要它们是来自世俗人士的；可是他们在自己内部却肯定在相互讲述这类笑话。胡塞尔的解释使我平静下来。”[1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或谅解当时许多人的政治感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行为，包括例如胡塞尔本人在一战期间的所持有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思想。[17]
尤其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政府的宣传和煽动之广泛和深入的程度如今已实难想象，但当时造成的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随着1933年4月1日反犹太人法令《重设公职人员法》的颁布，犹太人被禁止经商、从军和担任公职，德国抵制犹太人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仅是纳粹宣传机器的鼓噪，还是民众街头的喧嚣以及对犹太人的围攻侮辱，知识分子们也在学院内外一次又一次的大会上签名表达对纳粹政府的支持。1933至1934年期间，随着希特勒的上台以及通过一系列措施而导致的经济复兴乃至经济奇迹的形成，随着失业问题的被解决和犹太人资本的被剥夺，笼罩在德国上空的是一种全民亢奋的反常气氛。
不过，在此期间像海德格尔一样亢奋的哲学家也不在少数，出于各自的原因。姑且不论J.哈贝马斯当时加入纳粹青年团是因为年少无知，我们在这封表白信的签字名单上看到的哲学家名字除了海德格尔之外还有：解释学哲学家H.-G.伽达默尔、生命哲学家O.F.波尔诺夫、哲学人类学家A.格伦、美学家H.福克特、哲学史家（十二卷本《哲学概念历史辞典》的主编之一）J.利特尔，如此等等。而在此前有几位与胡塞尔走得相对较近的学生如哲学史家D.曼科、现象学哲学家汉斯·利普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E.彦施，他们的签字也在这个名单上赫然在目。
需要在此提醒的一点：在这个时期认同和追随纳粹的哲学家们很可能只是受到纳粹宣传和民主情绪的一时迷惑和感染，但内心并不一定会附和与赞同当时的反犹思潮。这从他们在此前后的各种表现中可以看出。例如伽达默尔，签名时他在马堡大学担任私人讲师，在政治上保持矜持内向，“总地说来，更聪明的做法是不要引人注目。”[20]而在1937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的位置后，他在那里仍然还开设了有关胡塞尔哲学的课程。
又如，胡塞尔曾在1933年5月4/5日的一封长信中向他的哥廷根学生迪特里希·曼科倾诉对自己五十年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回顾和体会，包括对海德格尔、尤其是对其三天前公开加入纳粹党的做法失望[21]。然而，曼科作为马堡大学哲学系主任（1932－1934年）不仅在半年后也在这封信上签名，而且还在1934年加入了纳粹冲锋队。[22]但曼科一直还写信给胡塞尔夫妇，包括在胡塞尔去世之后的致哀信。[23]
还有汉斯·利普斯，他是特奥多尔·利普斯的侄子，是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属于现象学哥廷根学派的主要成员，当时与犹太人阿道夫·莱纳赫和埃迪·施泰因、弗里茨·考夫曼过从甚密。按照考夫曼的回忆：“在利普斯如此困苦的时候，施泰因就像是他的一个守护天使”[24]。但利普斯与曼科一样，于1934年在表白信上签字，后来还于1934年加入纳粹冲锋队，并于1941年作为团部军医死于二战的纳粹对苏战役中。[25]
再如，马堡大学的柯亨哲学教椅的继任者埃利希·彦施曾于1905/06年冬季学期在哥廷根参与过胡塞尔关于纳托尔普的高级练习课，并与胡塞尔有数十次的书信往来和思想交流。他可以算是胡塞尔的哥廷根学生，所倡导的心理学的“遗觉理论”(Eidetik)很可能也受到过胡塞尔“本质学说”(Eidetik)的影响。但在纳粹统治期间，他成为一名比海德格尔更为明确而坚定的纳粹党成员和纳粹教师同盟会成员，并从心理学－生物学出发为种族理论提供科学论证。他领头在表白信上签名，并于1939年成为马堡大学校长，直至1940年因手术失败而病逝。[26]
当然，对纳粹的认同不一定意味着对反犹的认同；而反过来，对反犹的认同也不一定意味着对纳粹的认同。前面提到几位马堡哲学家（彦施除外）属于第一种情况。而海德格尔属于第二种情况。从他给希特勒所发电报的内容来看，他的“领导元首(den Führer führen)”[27]的主要想法与反犹主义有关。一年后海德格尔辞去校长职务，主要原因据他自己所说是与他对纳粹的失望和抗议有关。[28]
这里还可以参考奥托·珀格勒的回忆。他与海德格尔有过十多年的交往，他的写于1963年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也受到海德格尔本人的认可。他曾至少两次在访谈中重述海德格尔的“忏悔”。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海德格尔］说过，他在1933年时完全迷惘了。他将希特勒看作一个如今人们所说的‘绿色’政治家。他在当时选举时还投票给了一个葡萄农党，即当时的‘绿党’，并且当时他说：现在只有这个希特勒能够对此做出改变，改变这种崇美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侵入，他们恰恰想要毁灭所有这些存留下来的农民乡土的东西。他当时是对我这样解释的，而我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些。”在另一次访谈中珀格勒还回忆说：“他［海德格尔］也与我谈过关于他在1933年时的情况。他对我说：‘当时我犯了可怕的错误’。他当时相信，需要有一次起义，那时有五百万失业者，他们得不到失业救济金，而是真的会饿死的。”然而，当珀格勒在1972年的《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一书中公开了海德格尔的这些说法之后，海德格尔非常生气，认为这是私下里说的东西，不能公开发表，因此要与他断绝来往。[29]
除了在给雅斯贝尔斯、阿伦特、马尔库塞等人信中表露出来的一些羞耻感之外，海德格尔后来在公开的和可能公开的文字中对于他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十分用心地保持沉默。而且一旦涉及，也多半是为自己辩护，如在前引致马尔库塞的回信中，亦如在《明镜周刊》的访谈中。但这样一种羞耻与懊悔的心态并没有表露在海德格尔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也没有表现在他对待希特勒的整体消除犹太人的国家计划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与纳粹”以及“海德格尔与犹太人”是两个相互交切，但并不完全相合的问题。
从肉体上彻底清除整个犹太民族的计划可能与当时包括希特勒在内的一些高层决策人物的根本心理好恶有关，当然也是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策略需要有关。纳粹鼓动并利用了当时德意志民族的总体反犹心态，以国家的名义和手段来实施这样一个有组织灭绝一个种族的计划。没有理由认为海德格尔赞成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的灭绝，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对此恶行始终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海德格尔二战后对希特勒政权的种族灭绝的做法以及自己的对此的立场始终保持沉默，而从海德格尔在《黑皮本》等笔记中的表达的心态来看，他的确是在赞同或默认纳粹的迫害犹太人的计划。更准确地说：在了解纳粹的犹太人灭绝计划及其后果（六百万犹太人死于大屠杀）之前，他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是赞同的，在此之后是默认的，尤其是在充满个人感受的《黑皮本》中，他对此一词未置。但“默认”的说法在这里还不完全贴切。海德格尔的态度要比沉默地认可更复杂一些，它在海德格尔具体地意味着：他承认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是恶行，但他认为类似的恶行到处都在发生。在此意义上，他对大屠杀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类正在遭受自己的厄运，那么这在奥斯维辛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且在奥斯维辛之后仍在继续，行恶的方式、行恶的结果大同小异。
可以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他的一些言论而清晰地看到他所持守的这种立场。在1948年答复他的学生马尔库塞的信中，他写道：“对于您所表述的对一个政权的沉重而合理的谴责——它杀死了几百万犹太人，使恐怖成为常态，并将一切真正与精神以及自由和真理概念相联结的东西转变成它们的对立面——，我只能补充说：这里的‘犹太人’也可以是 ‘东德人’，而后同样对同盟国中的一个成员有效，区别在于：自1945年以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世界公众所知的，而纳粹的血腥恐怖在德意志民族面前事实上始终是被隐瞒的。”[30]
在此之后，在1949年的臭名昭著的不来梅讲演中，海德格尔冷冰冰地问：“成千上万的人大批死去。他们死了吗？他们丧命，被处死。他们死了吗？他们成为尸体工厂之组成的组成部分。他们死了吗？他们在毁灭营中悄悄地被清除了。而即使没有这些——在中国也有几百万人现在因为穷困和饥饿而毙命。”[31]
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是将纳粹的大屠杀相对化，比作他所认为的所有不合理、但仍然是现实的事情：“农耕现在是摩托化的食品工业，本质上与毒气室和毁灭营中对尸体的处理是一回事，与对各州的封锁与遏制(Aushungerung)是一回事，与对氢弹的制造是一回事。”[32]
这样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已经脱掉了所有外衣和内衣，完全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它把人类文化中和人类历史上的无论高低的所有价值都颠覆和砸碎，平铺在他自己营造的看似能够超越善恶、超越良知正义的狭窄小径上。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式的“平庸”[33]实际上最终可以还原为尼采式的“平庸”。归根结底，这与犹太人亚伯拉罕为了证明对上帝的信仰而准备杀掉自己的两个儿子做祭品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就是所谓“善与恶的彼岸”，那么我所能做的要么是冲它吐口水，要么是干脆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
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海德格尔试图占据一个道德制高点，对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做出一个或是上帝、或是超人的评判，抹平一切的罪恶，将它们纳入人类原始过失的笼统范畴。由此可以理解，珀格勒为何将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思想道路纳入“从希特勒到尼采”的标题下面。而且，他认为还可以问的一个问题是：是否也存在一条从尼采到希特勒的思想道路。[34]
在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个交切点也正是珀格勒在另一处提到的海德格尔的“贵族纳粹主义”。这可能是海德格尔战前投身纳粹党，战后羞于承认失败的内在原因。珀格勒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后来我当然很吃惊地看到那个说法（这个说法后来被公开，但这也是不公平的）：他在1933年，直至1934年都想‘领导元首(den Führer führen)’，因而完全带有一种‘贵族’纳粹主义的意思。我后来才如此地看到这些具体联系，因而在我的1963年的书［《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中，我就已经以此为出发点，即从海德格尔那里无法学到政治学方面的任何东西，还是应当去马克斯·韦伯那里，并从那里出发来探问：如何可能发展一门政治哲学。”[35]
总而言之，无论依据什么样的政治感觉方面的伦常好恶，无论遵照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方面的价值判断以及国家政治学说方面的逻辑论证，我们是否有权将一批人按照他们的血统和种族来划分，并据此划分来进行反对和排斥，甚至默认和赞成用暴力的方式，利用国家机器，有组织、有计划地将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加以肉体上的灭绝，这是一个无法通过相对化的策略来消解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大是大非问题。
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阿伦特才特别要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层面出发讨论在“平庸的恶”与“本底的恶”之间的根本差异：“恶表明自己比预见的要更本底。……西方传统的毛病就是病在这样一个成见上，即：人所能做出的最恶乃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恶习；而我们知道，最恶者或本底之恶与这些人性上可以理解的邪恶动机已经根本没有关系了。本底的恶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它以某种方式与下列现象有关：人使人成为多余（不是将他们当作工具——这不会触动他们的人的存在，而只是损害了他们的人的尊严——而是使他们的人之为人成为多余）。”[36]
阿伦特在这里要表达的基本观点在于：与本底的恶相对的是在人性上尚可理解的普通的恶，即：将人视作工具。在这里没有触及人的存在，而只关系人的尊严。而“最恶”和“本底的恶”则在于：“人使人成为多余”。她以此来告知在二战期间人类道德下坠的本底深度和因此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本质危险。在此问题上，一个人不必是犹太人，也不必是犹太人的亲戚、朋友、近邻，就可以得出“奥斯维辛之后”人类应当如何的结论，除非他继续持守尼采以来甚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以绝对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式来处理历史成败和道德善恶问题的方式：将权力意志作为绝对价值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以权力斗争的成败来取代政治生活中的对错以及道德生活的善恶。这就是海德格尔怀着绝对自信所理解的和实践的尼采。
阿伦特一再感受到在尼采与希特勒之间存在的具体联系，甚至谈到从柏拉图到尼采再到希特勒的欧洲思想史的可能联系，原因也在于此。就这点而论，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不可能是同路人。她的确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无本无根的犹太人，或者更像是吉普赛人。但从阿伦特那里，我们学到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智慧要比在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多得多。
此项研究获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
Jürgen Habermas, „Heidegger – Werk und Weltanschauung“, in: V. Farias: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S. Fischer: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 12. ↑
P. Trawny, Heidegger und der Mythos 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örung,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14, S. 87. ——这里所说的“二十年代末有一些力量开始在摧毁这个关系”是需要得到修正的，如笔者在本文“中篇”中所述，这些力量自1923年5月起已经开始私下地、但明白无疑地显露出来。（引自此书的部分引文参照了靳希平的中译文：彼得·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页61－85。这里特别致谢！恕不逐一标明。） ↑
参见：“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倪梁康译，载于：《世界哲学》，2012年，第六期，页134。（该信作为资料2附在书后。） ↑
参见：O. Pö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2, S. 44 f. ↑
参见：H. Arendt/M. Heidegger, 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2, S. 68. ——不过这里也要留意阿伦特在1946年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对海德格尔言行一个评价：“无非是愚蠢的谎言，带有明显的病态气质”(H. Arendt/K.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 Piper: München 2001, 1966, S. 84)。 ↑
P. Trawny, Heidegger und der Mythos 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örung, a.a.O., S. 34, Anm.1. ↑
M. Heidegger, Überlegungen XII- XV, a.a.O., 2014, S. 262. ↑
P. Trawny, Heidegger und der Mythos der jüdischen Weltverschwörung, a.a.O., S. 87. ↑
参见：„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Verhandlungen im Bereinigungsausschuß vom 11. u. 13. XII. 45, in: B. Martin (Hrsg.), Martin Heidegger und das »Dritte Reich«. Ein Kompendium,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89, S. 196. ↑
„B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Verhandlungen im Bereinigungsausschuß vom 11. u. 13. XII. 45“, in: a.a.O., S. 196；还可以参见：E. Wirbelauer (Hrsg.), Die Freiburger Philosophische Fakultät 1920–1960, S. 306, Anm. 11. ↑
海德格尔反对聘任弗兰克尔的原因实际上与他始终反对的“大学犹太化”的态度有关。这不仅表现在前引致阿伦特的信中(H. Arendt/M. Heidegger, 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02, S. 68.)，也表现在他与雅斯贝尔斯的1933年谈话中：德国的哲学教授席位过多地被犹太人占据，实际上“整个德国只需两、三个教授就够了”(K. Jaspers, 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R. Piper: München 1977, S. 101)。——不过后来在弗兰克尔作为犹太人的继续任职的问题上，海德格尔的确曾有正义感方面的表现：他于1933年7月12日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致函卡尔斯鲁厄的教育部长，表态支持弗兰克尔继续其教职。（参见：M.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GA 16,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0, S. 140f.）这可能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海德格尔“偶尔也有确确实实的真诚。”（参见: M. Heidegger/K.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0-1963, Piper: München/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 293）或者说，海德格尔的正义意识“可以说只是偶尔有之”（参见：H. Arendt/M. Heidegger, 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a.a.O., S. 666）。 ↑
“Mein liebes Seelchen!” – Briefe Martin Heideggers an seine Frau Elfride (1915-1970),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München 2005, S. 51, S. 112. ↑
这个说法源自卡尔·舒曼。他在为马尔维娜撰写的“胡塞尔生平素描”的“编者引论”中提到：“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谈到她有一种也为莱维纳斯所证实了的犹太式的反犹主义”（参见卡尔·舒曼：“编者引论”，载于：《胡塞尔研究》，1988年，页107）但在舒曼所引证的施皮格伯格家信中（参见赫巴特·施皮格伯格与卡尔·舒曼：“作为大学生在胡塞尔身边：1924/25年冬的一封信”，载于：《胡塞尔研究》，1985年，页243，注15）并不能找到施皮格伯格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猜测：舒曼或施皮格伯格在出版这封信时将相关的内容删除了。但奇怪的是，舒曼在那封信的一个提及马尔维娜的编者脚注中也仍然是引用勒维纳斯这里的说法而非施皮格伯格信的其余未刊部分来说明马尔维娜的“犹太式的反犹主义”。无论如何，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犹太式的反犹主义”的说法应当是出自舒曼本人，而非出自施皮格伯格或勒维纳斯。 ↑
参见：E. Lévinas, “La ruine de la représentation”, in a.a.O., S. 121, Anm. ↑
E. Lévinas, “La ruine de la représentation”, in a.a.O., S. 121, Anm. ↑
对此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胡塞尔于一次大战期间的政治践行与理论反思”，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五辑：《现象学与实践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14年。 ↑
这应当是海德格尔首次“领导元首(den Führer führen)”的尝试。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
以上参见：M.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a.a.O., S. 105-193. ↑
H.-G. Gadamer, Hermeneutik II. Wahrheit und Methode. Ergänzungen, Register, GW 2, J. C. B. Mohr: Tübingen 1986, S. 490. ↑
参见：“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倪梁康译，载于：《世界哲学》，2012年，第六期。（该信作为资料2附在书后。） ↑
参见维基百科的“Dietrich Mahnke”条目：https://de.wikipedia.org/wiki/Dietrich_Mahnke。 ↑
胡塞尔夫妇在1934年6月4日之后便没有再给曼科回过信，包括曼科在得知胡塞尔去世后给马尔维纳的致哀信。参见：《书信》III，页516。 ↑
参见弗里茨·考夫曼致马尔文·法伯的一封信，载于：Edith Stein, Biographische Schriften, 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I, 1933–1942, Gesamtausgabe Band 3, Herder Verlag: Freiburg u. a. 2000, S. 596-598, Brief Nr. 781. ↑
考夫曼在这封信中还写道：“随着汉斯·利普斯和埃迪·施泰因的去世，我失去了两个最好的哥廷根朋友，生活显得更为贫乏。”考夫曼当时并不知道，汉斯·利普斯在1934年便加入了他咒骂的“连修道院大门也无法阻止的那些畜生”的行列。 ↑
以上几位都是时任马堡大学哲学系的私人讲师或教授的学者。或许马堡大学当时是纳粹精神运动的学院重灾区。 ↑
参见：Willy Hochkeppel, „Heidegger, die Nazis und kein Ende“, in: Die Zeit, vom 6. 5. 1983, 也可参见：K. Jaspers, 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a.a.O., S. 102f. ↑
参见海德格尔在致马尔库塞的信中所说的第二点：“1934年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错误，出于对国家和党的抗议而辞去了我的校长职务。”(M.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a.a.O., S. 430) ↑
参见：O. Pöggeler, „Erinnerungen – Hegel, Heidegger und Gadamer“, in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http://www.information-philosophie.de/?a=1&t=2945&n=2&y=1&c=3)以及O. Pöggeler, „Ich schwimme lieber.“ – Ein Gespräch mit Otto Pöggeler, in Journal Phänomenologie, 11/1999. ↑
M.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a.a.O., S. 430. ↑
M. Heidegger, Bremer und Freiburger Vorträge 1949 und 1957, GA 79,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56. ↑
M. Heidegger, Bremer und Freiburger Vorträge (1949, 1957), a.a.O., S. 27. ↑
这是南希借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术语对海德格尔的刻画。参见：Jean-Luc Nancy, „Heideggers Banalität“, in P. Trawny und Andrew J. Mitchell (Hrsg.), Heidegger, die Juden, noch einmal,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15, S. 11-42. ↑
O. Pöggeler,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2, S. 47. ↑
参见：„Ich schwimme lieber.“ – Ein Gespräch mit Otto Pöggeler, in: Journal Phänomenologie, 11/1999. 还可以参见：Pöggeler , „Den Führer führen? Heidegger und kein Ende“,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2, S. 26-67. ↑
H. Arendt/M. Heidegger, Briefe 1925 bis 1975 und andere Zeugnisse, a.a.O., S. 68. ↑
（未完待续，感谢倪梁康教授授权”外国哲学研究“公众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