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一位社会学家赶下了大学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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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弗兰克·布鲁尼 来源：社会学吧

参加讲座的同学背对着Charles Murray

不久前，明德大学(Middlebury College)的学生们大声喝止一个有争议的社会学家的发言，并把他赶走，这场闹剧的寓意不仅仅事关言论自由——虽然报道这起丑陋事件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它还事关情感上的溺爱，以及智识上的贫乏。

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或许是我们未来的领导者，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某个时候形成了一个想法，觉得应该可以把不中听的观点从自己的世界中涤清出去。他们开始相信，用尖叫来代替说理，用辱骂来代替论辩不仅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政治上也具有建设性。

他们受到了可怕的误导。我们都受过这种误导，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教育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以及大学应该以及不应该给予什么。

给予人身安全？绝对要。提供一个顺畅的、认证过的通道，让你穿越思想的海洋？不，如果说大学应该对学生做什么，那就是提供动荡，因为只有通过观点的争论，通过对种种假设的攻击，真理才会显现出来——并且是带着真正的自信显现出来。

在明德大学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一群保守派学生邀请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来演讲，学校管理层公正地予以赞同。虽然默里关于美国阶级分裂的最新文字是敏锐的，甚至是有先见之明的，但他1994年的著作《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贩卖的是基于种族的智力理论，遭到了广泛谴责（在我看来，这种谴责是正确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称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带着那样的标签来到了校园，遇到了数以百计的抗议者，这些人一心要表达对他的厌恶。在他本应做对谈的礼堂里——与他对谈的是一个自由派的教授——有很多抗议者，这些人站起来背对着他。这样做也还好，甚至值得赞许，但抗议并没有就此打住。

这些学生们反复高喊默里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反同性恋者”，不让他有说话的机会。于是他和那位教授转移到一个不对外的房间，想在那里进行他们原计划的访谈，用摄影机录下对谈过程，但抗议者又开始拉火灾报警器，敲打窗户，打断他们的交流。接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和默里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那名与之对谈的教授因脖子扭伤而需就医。

明德大学并不代表所有学校，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明德学生参与了这起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看成一个警钟就是在犯傻，因为它和其他学校学生提出过的特殊需求是一致的，这也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盲从所带来的结果，而这种盲从在许多高等教育中存在。

他让我想起了著名的民主党人、时事评论员范·琼斯(Van Jones)在此事发生的六天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做出的一个重要的评论，当时他批评了一些学生，因为他们坚持把自己裹在气泡膜包装里。

“我不想让你们在意识形态上感到安全，”他对他们说。“我不想让你们在情感上感到安全，我想要你们坚强。这是不同的。我不会在丛林里为你们铺路。你们得穿上靴子，学习如何应对逆境。”

“你们正在创建的这种自由主义，在穿过街道进入现实世界之后，它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既令人讨厌，又很危险，”他说。“我想让你们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天都感到被冒犯，深深地感到愤愤不平、感到被冒犯、感到心烦意乱，然后学习如何回应，因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你们做到的。”

琼斯批评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并非自由主义，因为对于人们应该能够说什么和听到什么，它倡导的是压制性的规则。2016年，一些愤怒选民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回击和反抗的。大学由于没有提倡多样化的声音，而促进了这种思潮。

“某些事情是不会被讨论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语言学和哲学的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教授说。他讲的是很多地方都弥漫着僵化的政治正确，但看到它在校园里出现，尤其令他感到不安。校园应该是进行大胆探索和无畏辩论的地方。

谈到明德大学的冲突时，他对我说，“不管是谁，若是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只会尖叫着说别人是血腥的谋杀者，那就已经辜负了他所受的教育。教育没有使其明白历史是凌乱的、社会是复杂的、真相是难以捉摸的。”

抗议本身不是问题。对于消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以及其他偏见，抗议非常重要。但是，给不完美的语言挑刺，企图让异议者噤声，对异议者进行羞辱，是对这个目标的违背，而且也疏远了需要获得启迪的旁观者。

它比激情更加不现实，比情感的宣泄更缺乏策略感，部分出于此种原因，麦克沃特和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把它比作了一种宗教。

“当一件事变成一种宗教时，我们就不会选择最有希望解决问题的行动，我们会做那些在形式上满足感最强的事情。”纽约大学教授海特说。他是2012年畅销书《正义的心智》(The Righteous Mind)的作者。

他还表示，在明德大学冲突的视频中，他看到的是“现代的异端裁判所的判决：通过烧死亵渎者来庆祝宗教仪式。”

抗议者没有利用默里在场的机会，给予他最有说服力的、最无可辩驳的谴责，而是一窝蜂地发起辱骂攻势。

麦克沃特回忆说，当《钟形曲线》出版的时候，人们在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记者是否应该予以关注，为它带来传播。但他说，正因为他们采用了详细材料，而不是仅仅给它标上亵渎之名，从而使其领悟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从而自己得出了结论：那本书中的说法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

他和海特都属于非正统学院组织(Heterodox Academy)，这是一个由数百名教授组成的团体，他们在加入时承诺要支持大学和学院里的观点多样性。该组织成立于2015年。当时和现在需要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这本身就很令人不安。

但在上周《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一篇文章中，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说，用“可恶的行为”来压制令人失望的言论，这种冲动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不把它当回事。”

“那些喝止别人发言的人会继续表现出令人遗憾的行为，”卡特写道。“并且提醒我们其他人：走向专制的真正预兆不是出现在白宫，而是出现在学术领域。”

我不会延伸那么远。但我担心，在非常多的时候，学术界更擅长于给学生灌输不需费力的、令人陶醉的热情，而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当社会不像校园那么赞同他们的信念时，应该如何进行建设性的互动。

本文来源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由土土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