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视野中的“直觉问题”

宋群

作者简介：宋群(1981- )，男，山东泰安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知识论，英美分析哲学，E-mail:[e-mail]。上海 200240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17 年 04 期

原发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 年第 20166 期 第 41-47 页

关键词： 直觉/ 自然主义/ 证据　　Intuition/ Naturalism/ Evidence/

摘要：对直觉(Intuition)的关注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维度，传统观点把直觉看作知识的重要基础和评判标准，直觉方法更被看作是哲学特有的优先方法。但是“直觉是什么?直觉是否具有证据意义?以直觉为方法的传统哲学是否合理?”三个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它们构成了当前哲学界尤其是知识论领域直觉探讨的焦点。基于当前自然主义与传统直觉辩护者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论文认为传统直觉观点的核心问题是过分解读直觉的可信赖性，而过强的自然主义则威胁到了哲学的自主性和权威性。主张采用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张力，从而尝试为哲学提供经验的基础，同时丰富哲学论证的方式。

一、对直觉的传统认识与运用

哲学中对直觉的关注由来已久。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出色的律师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面对大量不利的证据，他却只能找出很少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委托人无罪——而事实上此人确实是无罪的，只不过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在法庭上他无法提供出更多的证据——律师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靠证据论证，还不如用华丽的说辞为自己的委托人辩护，后一种方式更能说服陪审员们。结果律师的策略大获成功，最终使陪审员们相信他的代理人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否说陪审员们“知道”律师的代理人是无罪的?[1]泰阿泰德毫不迟疑地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而他所依据的理由则是他的直觉：“很明显，陪审员们不知道律师的代理人是无罪的。”

从近代开始，直觉在哲学论证中的作用愈加明显。笛卡尔的哲学大厦就建基在他所直觉到的一些基本命题之上，即使是在许多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的洛克也认为直觉是一种衡量认知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的重要标准。在论述人格同一性时，洛克指出，假如一个王子的灵魂携带着他对曾经生活的意识一块进入并填充一个刚刚舍弃自己灵魂的鞋匠身体里，那么任何人都将“认为”：这个鞋匠和这个王子是同一个人，而这种“认为”就是人的“直觉”。[2]

在当代，葛梯尔问题的出现重新激起了哲学家对直觉的兴趣。葛梯尔(E.Gettier)举出两个反例来质疑知识的三元定义。其中一个例子是说，史密斯似乎有充分的证据认为，约翰将会获得工作岗位，并且他知道约翰的口袋里有十个硬币。在此基础上他合理地推断：口袋里有十个硬币的人将会获得那个工作岗位。但是凑巧的是，史密斯自己的口袋里也有十个硬币，而且最终是他自己获得了那个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是否真地知道命题P：“口袋里有十个硬币的人将会获得那个工作岗位”?大多数人都会倾向否定的回答。[3]之所以有这样的倾向就在于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几乎具有同样的直觉，也就是说人们都从直觉上认为“史密斯不知道P”。

那么这里所谓的“直觉”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凭借直觉来肯定或者否定一个命题，这样做对于探究哲学真理有什么意义?

传统的回答认为，一方面，直觉是人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柏拉图将它视作灵魂特有的能力，甚至是灵魂的本性。笛卡尔则将其视为人类理性两种最为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获得知识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直觉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所以与感性能力相比，它具有更高的认知地位。柏拉图将直觉认识的优越性解释为“灵魂的转向”，是从虚假世界向真实世界的回归，而笛卡尔则将直觉看做比推理更加确实可靠的认识方式，不仅是整个知识大厦的根基，而且还构成知识的清晰标准。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直觉的重视和运用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首先，直觉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重要方法，最为清晰的知识是通过直觉方法得到的；其次，即使不能通过直觉获得所有的知识，那么至少能够获得最为基础的原则和前提，因而直觉方法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哲学方法。最后，直觉方法是知识、理论建构的重要标准，违反直觉是哲学中一种严重的错误。

可以看到这种对直觉以及直觉方法的传统认知极其强大。一方面即使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争论的哲学家，例如洛克、休谟等人实际上也或强或弱地赞同这种对直觉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直到当代，我们在许多的哲学论证中都可以经常见到对这种观念的秉承。由此可见，一直以来无论作为知识的根基还是认识的根本方法，直觉都对于探求知识，尤其是哲学知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自然主义对直觉的挑战

近半个世纪以来，自然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验哲学从全新的视角对有关直觉的上述问题给出了新答案，对直觉传统的哲学意义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和挑战。

自然主义的肇始者是奎因(W.V.O.Qiune)，他为认识论设定的新目标是探究人们如何通过感觉刺激形成世界图景的过程。从此出发，奎因否认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权利，它不再探寻知识的稳固基础和认识论原则，而只是提供如何在实际中取得成功的建议，认为对知识探讨应该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分支。自然主义认为知识研究可以彻底科学化，知识论“只是作为心理学的一部分并因而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心理学及其他经验科学，在理解知识及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从这种自然主义立场出发，传统的直觉观念受到了巨大挑战。这表现在：

第一，对“直觉是什么”的质疑——自然主义要求给予直觉科学的解释。一般认为直觉是一种非推论的、自发的判断，与人的某种先天认识能力相关。它来自理性的自然之光，它保证心灵能够直接洞察、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自然主义要求对这种理性能力从心理学，认知科学的视角进行清晰阐明，揭示其运行机制，从而祛除直觉的神秘性。如果直觉是可以阐明的，那它与判断、相信等等一样都是一种心理的和认知的机制。如果直觉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者内在声音，那在认识中使用直觉就没有合理性，最多只不过表明一种谨慎或者猜测，必须把对知识这种含混说明从知识研究中排除出去。

第二，对直觉的证据意义的挑战，认为直觉是一种不可靠的证据。自然主义用“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说明证据与人类知识的关系，“认识论所问的主要问题是，人们超越‘证据’(输入)的自然理论(输出)是如何在人类主体中产生的”[4]。也就是在仅仅给定我们感性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有关世界的理论。从此出发，自然主义者有关直觉的怀疑主义主要是关注其可错性和不可靠性。他们认为直觉的共同现象可能只是“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这并不能把理智直觉与其他的直觉甚至猜测区分开，因而没有理由说明它的证据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哲学实验揭示了直觉的不可靠。温伯格(J.Weinberg)等人指出，经验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形下，哲学家们认为统一的直觉实际上会根据文化、教育以及所考虑的其他情形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许多思想实验并不具有一种固定直觉，整个认知的浪漫主义传统，即将直觉看做一种基础认知输入的哲学方法，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坏的想法[5]。

以下几个哲学实验表明认知直觉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文化背景。实验1：假设查尔斯被石头击中了脑袋，但却因祸得福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他能够非常准确地觉知自己周围环境的温度，但是他自己对此却毫无察觉。有一天，他感到自己屋子的温度是华氏71度——事实上确实如此——那么查尔斯是知道这个命题呢还是仅仅是相信它?实验调查发现，与西方学生相比，东亚文化圈的学生对此问题更有可能得出否定回答。

其次是认知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验者将受测试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上过大学，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人，一类则是没有上过大学，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人，两类人对下面这个例子的直觉判断明显不同。实验2：在动物园里皮特指着一只动物对儿子说，这是一匹斑马(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匹斑马)。但是如果考虑到观察的距离，皮特在那个位置实际上分辨不出一匹真斑马和一匹由骡子伪装成的斑马，因而即使那匹斑马是由一头骡子伪装的，他仍然会认为它是一只斑马。那么他是知道这个命题呢，还是仅仅相信它?前一类人倾向于认为皮特仅仅相信，而后一类人倾向于认为皮特是知道命题的。

最后，如果将其它几个事例加入实验1里，那么仅仅是顺序的不同就会对实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对实验1中的事例进行测试之前首先让受测者接受一个明显的非知识的例子，——“抛硬币”的事例测验。从这个明显的知识反例出发，通过对比，受测者就会更加倾向认为实验1中的例子是一种知识；相反，如果首先给出一个典型的知识事例，那么接下来的测试则会使受测者倾向认为实验l中例子不是一种知识。

这些实验表明，直觉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在人们中间有一种共同的稳定性，相反，直觉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之间，甚至在同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内部都有广泛的多样性。如此一来，通常被赋予直觉的可靠性就是值得质疑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任何一个人的直觉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多样性。

第三，以直觉为方法的传统哲学是否合理?自然主义者认为由于直觉不能提供一种可操作、可检测的明确方法和标准，所以是造成传统哲学混乱和纷争的重要原因，直觉无论作为理据还是方法都应该彻底从哲学中清除，最终让位给经验方法和科学的实验方法。哲学家应该烧掉思考用的书桌，投身于实验之中。或者借助科学的方式探究其产生的心理模式、认知机理。或者如实验哲学那样，将通常的哲学概念和命题诉诸实验，通过社会调查等方式对其进行考察，

我们看到，在自然主义视角下与直觉相关的许多传统观点被消解，作为形而上学的遗迹被悬置起来。传统的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式的哲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理由。甚至有人认为哲学直觉没有任何知识论上的用处，可以设想一种“不附带任何直觉的哲学”，[6]另一些学者则相对温和，认为虽然可以设想哲学仍然作为一种“自主的原则”，但是它只能与科学相一致。科恩布里斯(H.Kornblith)为自然主义时代的哲学规划出三种可能的路径：(1)彻底的自然主义进路：传统的哲学研究应该为彻底的经验研究取代，知识论只需描述主体的感性输入以及作为结果的认知输出间的关系；(2)非彻底的自然主义进路：知识论应该与自然科学相一致，即知识探究的方法应该从根本上与科学探究的方法相同；(3)温和的自然主义进路：知识论应该与自然科学相一致，即科学的探究成果应该对知识理论的形成，包括确证信念、知识的标准有所进益。[7]

三、直觉辩护者对自然主义挑战的回应

自然主义者将一个严重的问题抛给了传统的直觉信念：“是什么使得你对这个事例做出如此的反应，它是否告诉你某种关于知识本身的东西?”它促使当代哲学家以一种积极的眼光再一次重视直觉，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自然主义的质疑，还希望借助这样一种方法来重新审视和讨论那些已经被自然主义研究占据甚至摧毁的传统问题。因此哲学家对自然主义和实验哲学的挑战一一进行了回应。

1.直觉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是一种认知能力，确切地说是一种使用概念的能力。

当代哲学家对直觉进行了广泛的界定，他们认为直觉具有以下特点。(1)直觉是一种具有确信程度支持的信念态度，是一种“似乎”。[8]比如，我相信一些数学定理，但是它对我来说并不是似乎对或错，我没有一种方式对其有直觉。相反我有一种直觉：简单的真值表是对的，尽管我不相信它是对的(因为我知道说谎者悖论)。(2)直觉是非推论的，一种“自发的判断”。直觉被视作一种理智事件，但不是建立在明确的、意识上可观察的推理过程上的判断[9]。例如某个概念适用于某种特定情形的直觉，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直觉，某个句子是否符合语法的直觉，它们都是对某些特定情形的自发判断，而不是出自某个明晰的推理过程。(3)直觉是人类具有的一种理智的划归能力的结果。直觉是某种理智事件，被当做当下某个概念的事例情形的证据。

在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首先，直觉的现象特性被重点强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直觉被界定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在日常使用中寻找到线索。我们可以用“显得”、“似乎”、“看起来”来描述直觉现象[10]。但这种隐喻用法明显是从与感性知觉的类比中得来的，这意味着当拥有一种直觉时，我们至少要具有一种相应的心理状态，而且这个状态必须是比较清晰的，表象(现象)式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表象式的。其次，直觉无论作为一种“似乎”或者“判断倾向”，都说明直觉是与相信不同的信念态度，具有更强的心理特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觉作为心理状态，其内在的认知机制是基于对概念及其应用的理解，直觉是一种运用概念的能力。贝勒(G.Bealer)将其称之为“对概念的决定性把握”的能力，而戈德曼将之称之为概念划归的能力，一种将具体情形范畴化的表现。

2.直觉具有可信赖性，因而具有合法的证据地位。

在引论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哲学论证、尤其是分析哲学的论证中，人们喜欢诉诸直觉，合乎直觉的会受到支持，与直觉相反的则容易被放弃。这指明了在确证其它主张时一种直觉式的确证：“看起来很明显的是……”许多哲学家为直觉的这种特殊认知地位进行辩护。

首先，自然主义者的研究恰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些直觉也是可信赖的。在上文中，经验主义者之所以设计几个明显不同的例子，是为了表明受测者是明了“知道”与仅仅“相信”之间的区别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受测者都认为“抛硬币”的例子是一个非知识例证，而有些例子则是典型的知识例证。这些例证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某些直觉是可信赖的，至少没有证据表明能够质疑这些直觉的可信赖性，而自然主义者也正是依赖这些直觉才能够进行深入实验和论证。事实上，自然主义者确实不同程度的承认了这一点：各种不同背景的受测者对某些例子表现出来的一致性这一事实可以说是基于一种“特殊感觉”[11]，这恰恰表明在大众化的知识论中有一种普遍的核心的东西。没有受测者这些相互同意的直觉判断，接下来的对比测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因而人们某些相同的直觉判断是实验的重要前提条件。因而索萨指出，他们的这种方式貌似避免了诉诸直觉，但是却很难避免迟早诉诸直觉的命运。[12]

其次，直觉的可信赖性是通过对“概念的把握”实现的。在他们看来，直觉的可信赖性来自它与真的密切关系。从可信赖性的角度看，作为“证据的基础来源”，直觉自身与“真”有一种适当的、可信赖的联系。它能够保证大多数出于其中的判断是真的。

贝勒认为这种可信赖的形式联系是通过“对概念的决定性把握”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把握，主体就会拥有一种直觉来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指向“真”的属性认证，从而判定到底哪些具体事例可以归属在这个概念之下。假设有一个概念“X”：“一个由多条边构成的封闭的平面图形。”如果主体对这个概念已经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把握，但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把这个概念运用于三角形、长方形这两种图形，最终他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三角形、长方形是否有可能是X?”如果在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各种认知条件都是符合规范的，并且他对这个问题也有充分的理解，那么他就会有一种直觉：三角形和长方形都有可能是X；当且仅当X是“一个由多条边构成的封闭的平面图形”[13]。这样的直觉就是“理智的似乎”，它表现为“p，不是非p”的形式，是一种纯粹的理智片段。它不同于物理学家们所说的物理直觉，后者不表明一种必然性。相反，理智直觉表明了一种必然性。

3.以直觉为起点的反思平衡方法是哲学自主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障。

对直觉证据地位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对直觉的诉求是否是哲学的特有属性，显示了哲学的独特面貌和思维方式?在自然主义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是否有超出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专属哲学的问题?对有些问题来说，哲学是否能给出比自然科学更有权威的答案?这实际上就是哲学自主性与权威性的问题。

通过对直觉证据地位的论证，直觉的辩护者认为哲学方法与科学的、数学的方法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它与直觉的紧密和公开的联系：在“反思平衡”中对直觉上给予的概念和信念进行反思。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包括几个环节：A、仔细检验直觉，B、经受辩证的批判分析，C、将存留下的直觉系统化，D、用接下来的直觉检验理论，E、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平衡的建立。可见，具有证据合法性的直觉就是反思平衡的起点，同时又是反思平衡得以进行的重要评价因素。这使得许多核心问题都可以通过哲学探索解决而不必借助科学。

他们进一步认为可以设想确保这种反思平衡可靠进行的认知条件可以不断优化，因而直觉的范围也会相应扩大。无论从纵向的历史角度还是从横向的集体的角度看，哲学确实是一种不断推进、扩展文明视野的进程，因而我们会逐渐获得更高的认知条件，会离许多哲学问题的权威答案越来越近。重要的是，当下我们的直觉已经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并且无法拒绝的。从这个角度看，理智的直觉能力不但不是哲学自主的障碍，反而是哲学自主的保证。

四、直觉研究中“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

可以说，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直到当代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在用自我确证的直觉洞见解释最重要的哲学真理。而当代对直觉信心的缺失最终是因为科学革命，它主张通达自然世界的方式必须要在方法论上经过经验性的检测，而直觉更多地与我们自己相关，自然受到前者的怀疑和拒斥，从对直觉的怀疑出发最终导致的将是哲学信念的丧失。如何看待科学对哲学的这一挑战?

首先，在笔者看来，企图完全与自然主义撇清关系，将直觉作为一种纯粹先天证据从而论述其特殊认知地位的进路并不成功。我们核心的理由在于直觉的可信赖性不能过分解读，它从本质上不能保证与真的可靠联系。

“对概念的决定性把握”这种论述直觉的证据地位的方式有许多地方值得质疑。首先，概念本身能否指示一种普遍必然的认知条件是很成问题的。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性”主张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察已经说明许多概念是运用原型、样本等方式依靠相似性建立和维系的，原型运用的多维度以及宽泛程度使得许多概念可以偏离原型，伸展开一个大型空间，概念并不是一个充分必然条件的集合，从而无法保证“对概念的决定性把握”所要求的充分必然条件。其次，“对概念的决定性把握”从方向上可能导致保守主义。即使对于某种知识概念来说，认知直觉是一种有价值的证据来源，但是仅仅依靠这种把握实际上并不能对知识做出多少有价值的增益，因为发现有关知识概念的东西和发现知识自身是还是有差别的。科学的进化表明，人类的经验，尤其是新的科学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屈从于我们当先现有的知识概念和结构。相反，新的经验可能会带来后者革命性的变化，从而赋予其全新的内容。因而知识论应该检验的是知识，而非拘泥于对陈旧的知识概念前理论的态度。

其次，基于一种完全的自然主义或者说强的自然主义视角来看待直觉问题，尤其是哲学中的直觉问题也是不足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哲学问题和探究过程的特殊性。

就像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所涉及到的，强的自然主义要么认为哲学研究应该为彻底的经验研究取代，要么认为哲学探究的方法应该从根本上与科学探究的方法相同，这从根本上都是坚持一种实证主义和原子主义，力图从科学的视角看待哲学的问题和方法，因而所有与科学不相符的带有先验性质的东西都应该从哲学中清除出去。具体到直觉的问题上，一方面，如果可以从科学的层面上描述直觉的认知机制和过程那么直觉就丧失了它所一贯具有的先验性质，另一方面，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那么直觉就应该被新的科学认知机制取代。这实际上有取消哲学的自主性之嫌。

应该看到，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有着巨大的差异。虽然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视作一种“科学”，但是它却有与物理学、心理学不同的关切，前者更加关切人对周围世界的体验，而后者则更加关切人与周围世界的经验，因此，与科学指向现实世界的人、物不同，哲学更加指向超出现实的实在、知识、因果性、善、自由等等一系列评价性或者说体验性的概念，是对“物理学之后”的本质进行把握，进而为它们提供普遍性、必然性，统一性的解释。毫无疑问，哲学的初衷就带有浓厚的先验指向，而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些超出具体经验的先验概念。正是这种问题的差异带来了方法的不同。很难想象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哲学的问题，毕竟相对论即使再怎么成功也难以回答人们对生与死的困惑，认知科学和心理学再怎么发达似乎也不能取消人们对灵感与天才的赞叹。而所有这些后者恰恰真正构成了哲学对人自身和世界的关切，这正需要直觉这样一些带有先验色彩的能力和方法才能获得较好的描述和说明。

因此，自然主义与传统先验主义直觉论的争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从日常直觉出发的传统哲学取向与实验科学取向之间进行本质划界的问题。传统哲学的出发点在哪里，它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面对咄咄逼人的科学竞争如何保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一系列曾经不成问题的问题都需要解答。

在笔者看来，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对直觉问题的解决是可行的，进而对于我们合理地维系传统的哲学信念是有帮助的。与上述提到的科恩布里斯的“温和的自然主义”不同，我们所谓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并不强调哲学与科学进展之间的这种“一致”，即使只是一种“进益”。我们只是主张在哲学的研究中，避免一种“超自然”的解释。可以从两个方向理解这种自然主义。

首先，这种自然主义是“否定式”的，它提醒我们哲学的问题和方法不能是超自然的。一方面，不可能是完全先验的。哲学不仅仅是关于语言分析或者概念框架的东西。另一方面，不能是完全依附于自然科学的。哲学不需要实验、探测以及专门的探究技术，也无需依靠需要需要专业设备才能获得的观察结果，哲学的问题和方法最终只能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

其次，这种自然主义提示我们，除了传统的先验方法外，经验的方法在哲学中应该有一席之地。哲学不仅仅是一个先验的学科，而首先是经验的知识，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甚至是日常生活中不为人察觉的问题。任何先验的观念和论证最终都会指向一个经验的领域。我们的语言和概念本身就是对日常经验的概括和凝练，从而沉积成为一种超出一般经验的“概念语词”，而逻辑哲学的发展说明甚至我们最基本的逻辑观念都是来自对经验的沉积和提炼，而非先天的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以直觉为例，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经验的解释，借助一种心理比较机制取消直觉的神秘主义。当评价一个实际的信念情形时，我们会考虑形成信念的过程、步骤，将其与自己的认知德性和缺陷进行比对，如果此过程完全符合前者，那就被划归为确证的一类，如果有部分是符合后者，那此信念就被归为不确证的。而这个过程则是在人的内心中不自觉的进行的，而一种无意识的认知行为。[14]

在我们看来，从这种最低限度的自然主义出发，对哲学和知识论来说，阐明认知习惯(传统概念)和规范认知原则就成为两项并行不悖的任务。认知习惯从根本上唤起一种心理能力和过程，但这种一般理解使得主体对此只有有限的和微弱的把握，因而对认知习惯的超越是对这种心理机制做一种更详细的整合和描述。[15]但认知习惯的描述并非是一项超越日常经验的科学工作，它更需要我们仔细地生活体验。因而在这样的自然主义背景下谈论直觉，我们并没有动摇哲学的根基，而只是尝试为哲学注入经验的因素，更新论证哲学问题的方法，并不动摇哲学的自主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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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lvin,I.G."Philosophical Intuitions:Their Target,Their Source and Their Epistemic Tatus"[J].Grazer Philosophische Studien,2007,7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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