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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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保罗·W·格莱姆齐 著 贾拥民 译

选自《神经分析学基础》

老蝉原编录入 转载请注明哲学园

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宣称,神经经济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例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法鲁克·居尔( Faruk gul)和沃尔夫冈·佩森多费尔( Wolfgang pesendorfer)就大力敦促社会科学家继续追求他们口中所称的“无需脑子的经济学( Mindless economics)”( Gul and pesendorfer,2008)。诺贝尔奖得主鲍勃·卢卡斯( Bob lucas)也质问“为什么需要神经经济学呢?”( Lucas,2008)。

这些学者之所以会得出这样一些负面结论,原因可以追溯到一部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论文中阐述的一种哲学观点(他们发表这些论文的目标旨在界定什么是神经经济学并解释实际的神经经济学研究应该怎样进行)。在这些论文中,拥有的读者人数最多的一篇可能是科林·凯默勒 ( Colin camerer)、乔治·罗文斯坦( George loewenstein)和德雷真·普雷莱茨( Drazen prelec)在年发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们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提供足够强大的预测能力,因此他们建议,将利用神经科学技术---主要方法就是,在经济学实验中大量使用脑扫描设备得到的观察结果加入到原有的经济理论当中去,以此来改进和发展经济学。作者们宣称,只要直截了当地将自然科学证据与社会科学理论焊接起来,社会科学理论就能够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在居尔和佩森多费尔这样的理论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本身的定义就决定了,它是一门只关注人类的决策行为的学科,因此如何理解人们在做出各种选择时的神经机制这样的问题根本与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来就未曾包括像“基底神经节”或“大脑皮层”这样的东西,尽管它们是最自然不过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些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的根基是像“选择”这样的概念性对象,而自然科学研究则通常不 会涉及这类对象。

他们认为,经济学是一个丝丝入扣的、高度结构化的理论体系,各种自然科学对象向来与经济学无关。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是对的,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居尔和佩森多费尔没有说错,如果神经经济学真的就是凯莫勒等入的论文中所说的那个东西,那么它确实最多只能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些微不足道的琐屑的证据。经济学绝不是一门关于人的神经生理指标的测度的科学,恰恰相反,它所关注的是如何预测人类行为。如果认为神经经济学就是通过实证测量方法把神经科学与经济学理论拉拢到一起,那么它的未来肯定会像它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一片暗淡。但是,居尔和佩森多费尔又继续说道,经济学必须保持它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之间的距离。这个结论显然过于绝对了,而且很可能是想当然的结果。

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科学史,并反思一下知识论的哲学基础,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居尔和佩森多费尔走得太远了。置身于历史的这个特殊时 刻,许多学者“只缘身在此山中”,听任困惑主导了围绕着如何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而展开的争论。他们似乎不明白,在科学哲学的层面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确实是相关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哲学已经提供了明确的“路标”,告诉我们神经经济学应该沿着什么道路走下去,最终成功地在 它的“母学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这些“路标”同时还表明,当社会科学家在哲学的层面上反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时,他们其实犯了一个本体论上的错误。

经济学理论、心理学理论与神经科学理论之间是完全有可能锻造出密切的连接的,但是只能通过先将经济学部分还原为心理学,进而再部分还原为神经科学的方式实现(在这里,“部分”一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的)。这就需要在神经经济学的各“母学科”之间建立起跨学科联系,就像20世纪在物理学与化学、化学与生物学、生物学与心理学之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要理解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跨学科联系,要刻画当前正在涌现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跨学科联系,关键在于,必须对构成特定的某门学科的概念对象给出清晰的定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逻辑基元 ”( logical primitive)的基础上的,它们包括效用、供给、需求和选择,等等。而神经科学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它是建立在像大脑激活、神经元、神经突触和神经递质这样的“实体基元”的基础上的。我们真的有可能在这些看似完全无关的理论及其实证工具之间建立起联系吗?因为它们似乎毫无共通之处。对于这个问题,对于居尔和佩森多费尔等人的质疑,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确实能够有意识地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构建起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将社会科学的概念对象向下合并到自然科学的理论结构中去。例如我们可以直接把像“选择”这样的对象(它们来自“更高级”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嵌入到(“更低级”的)神经生物学理论当中。一旦“选择”等关键概念变成了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共同元素,一旦这两个理论体系都拥有了一些共同的源于“更高级”的理论体系的逻辑对象,我们就可以把一组来自“更低 级”的理论体系(神经科学)的概念与一组来自“更高级”的理论体系(经济 学)的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当“选择”这个逻辑对象变成了神经科学和经济学的共同元素之后,就可以通过它把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平均激活程度与期望效用等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当然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跨学科方法的最强大的威力也就蕴藏在这里。当我们调整各学科的概念对象的定义和内涵,以最大化各学科领域的理论分析之间的相关性的时候,我们不仅实现了(部分)理论还原,而且还扩大了这些理论的预测范围和预测能力。通过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不仅能够消除利用神经科学理论来做出经济预测的逻辑障碍,而且还能够消除利用关于人类选择行为的观察结果来推断神经功能的障碍。

如果经济学和神经科学拥有了一些共同的研究对象,那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就能够建立起来,这个过程体现为,从经济学中找到一些概念, 并将它们来自神经科学的一些概念或概念组联系起来。(即使这样的概念 只有一个,例如上面这个例子中的“选择”概念。而且,正如我们在本书下文中将会看到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概念必须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概念, 并且必须是以“更高级”的理论体系,即,经济学为锚的。)回顾各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策略。化学与物理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利用这个策略构建起来的,生物学与化学的融合(生物化学的出现), 也是如此。但是,要理解经济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为什么是相互联系的以及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我们必须先彻底搞清楚引导这些联系的建立的哲学原则。

可以想见,许多支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的年轻科学家可能会辩称,能不能理解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对跨学科研究的展开并无影响；他们声称,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只要直接在日常研究中这样去做就行了。

在这些学者看来,知识的最终整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地鸡毛的争论中为跨学科研究追寻知识论根据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学者应该承认,过去十年以来发生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观念是何等的错误。辩论已经发生过数百次,论文已经发表了数十篇,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的学者更是有数千人,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作为神经经济学的根基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混乱认识。（老蝉按：在科学前沿或边缘交叉科学中，哲学思维而非具体学科中的“技术性”方法仍然对科学探索提供指导性思想，好的哲学思想可以让人们尽可能走在正确的探索道路上，反之，则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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