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为什么要回到古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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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回到古代思想

薛定谔 著 张卜天 译

选自《自然与希腊人》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8年初，我决定开设一门公众讲座课程，讨论这里涉及的主题。当时，我仍然感到迫切需要以足够的解释和辩护作为那些讲座的开场白。我那时（在都柏林大学学院）所阐述的内容成了这本小书的一部分。我根据现代科学的观点补充了一些评论，还简要阐述了我所认为的现代科学世界图景所特有的基本特征。把这些特征追溯到西方哲学思想的最早阶段，以证明它们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这是我详述这些早期哲学思想的真正目的。但正如我所说，我的内心确实有些不安，特别是因为那些讲座是我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教授的职责。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当时并非完全确信），花时间叙述和评论古希腊思想家的观点，并不是我近来培养的业余爱好；从专业角度看，做这样的事并非浪费时间，并非只有闲暇时才应当做。人们希望对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物理学有所理解，便可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

几个月后，当我5月份在伦敦大学学院就同一主题进行讲演时（希尔曼讲座，1948年），我已经感觉自信多了。我发现特奥多尔·贡佩茨（Theodor Gomperz）、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西里尔·贝利（Cyril Bailey）、本杰明·法灵顿（Benjamin Farrington）等研究古代哲学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可以为我提供很大支持（后面我将会引用他们的一些意味深长的观点），我很快便意识到，相比于那些以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为榜样并且对其劝诫作出响应的科学家，我之所以更深地投入到大约两千年的思想史中，可能既非出于偶然，亦非出于个人偏好。我绝非被一种奇特的冲动所驱使，而是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被植根于我们时代思想状况的一种思潮不知不觉地推动着。事实上，短短一两年就已经有几本书出版，其作者并非古典学者，他们主要是对当今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有兴趣；但其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工作是在详细考察现代思想在古代文献中的最早根源。比如已故的著名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爵士的遗著《物理科学的发展》（Growth of Physical Science），他以其出色而成功的普及工作而为公众所知。还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精彩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对于它的各种优点，我这里无需详述也无法详述；我只是希望大家注意，罗素是作为研究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而开始其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这些著作中的每一本都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古代。大约在同一时间，安东·冯·默尔（Anton von Mörl）从因斯布鲁克寄给我一本他写的类似主题的书，名为《科学的诞生》（Die Geburt der Wissenschaft）。默尔既不是研究古代的学者，也不是科学家或哲学家。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时，他不幸正在担任蒂罗尔（Tirol）的警察局长（Sicherheitsdirector），并因此罪名而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多年，不过最后幸存了下来。

如果我把这称为我们时代的一般趋向是正确的，那么自然会引出一些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是什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几乎无法得到彻底的回答，甚至将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思想趋向追溯到历史深处，以对当今人类的总体状况作出公正考察时也是如此。在讨论新近的发展时，我们最多只能期望指出一些有所贡献的事实或特征。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有两种情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那些关注思想史的人为何会有追溯过往的强烈倾向：第一点与当今人类普遍进入的理智和情感时期有关；第二点则是几乎所有基础科学都处于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下，与它们正在蓬勃发展的子孙如工程学、实用化学（包括核化学）、医学技术和外科技术相反，它们正变得越来越令人难堪。让我对这两点作出简要说明，先从第一点说起。

正如伯特兰·罗素最近明确指出的，[1]宗教与科学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并非源于偶然情况，一般说来也并非源于某一方的敌意。这种互不信任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宗教运动的一个目的（如果不是主要任务的话）始终是要令人满意地理解人类所身处的令人不满和令人困惑的境况；是要封闭仅从经验获得的看法的令人不安的“开口”，从而增强人类的生活信心以及与生俱来的对其同伴的慈爱和同情——我相信，人的这些天性很容易被个人的不幸和痛苦所压倒。于是，为了满足未受教育的普通人的需要，必须使片段的、缺乏条理的世界图景变得圆融，能对物质世界的所有那些特性作出解释，这些特性要么在当时没有被真正理解，要么没有被未受教育的普通人所掌握。这种需要很少被忽视，原因很简单：进行解释的通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卓越的品质，乐于交往，对人类事务有更深入的洞察，对大众有劝诱能力，能够凭借富有启发的道德教诲而激起大众的热情。因此，除了那些非凡的品质，就其教养和学识而言，这些人往往非常普通。他们对物质宇宙的看法是不可靠的，实际上与听众的看法大体相同。无论如何，他们会认为，传播关于宇宙的最新消息与他们的目的毫不相关，即使他们知道这些消息。

起初，这种情况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7世纪科学复兴之后，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一方面，宗教的教诲被编成法典并且日趋僵化，另一方面，科学大大改变（甚至损毁）了日常生活，侵扰了普通人的心灵，因此，宗教与科学的互不信任必定会加剧。这种不信任并非源于表面上导致它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无关细节，比如地球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人是否是动物王国最新的后裔等等。这些争端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这里的疑虑要根深蒂固得多。由于越来越多地用自然原因来解释世界的物质结构，解释我们的环境和身体如何达到了现在的状态，并把这种知识透露给所有感兴趣的人，人们担心，科学观点悄无声息地从上帝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东西，从而走向一个自足的世界，上帝有沦为一种毫无必要的装饰物的危险。如果我们宣称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那么这几乎无法公平地对待怀有这种忧虑的人。对社会危险和道德危险的担忧可能会出现，而且的确已经出现。当然这种担忧并非出自博学的人，而是出自那些自以为知道很多而实际上不甚了了的人。

然而，一种补充性的理解也是有道理的，这种理解从科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它。科学必须警惕来自其他方面无资格的干扰，特别是披着科学的外衣所进行的干扰。这让我们想起了梅菲斯特（Mephisto），他借了博士的长袍，同天真的学者开了不敬的玩笑。我的意思是，在真诚地追求知识时，你往往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无知。真正的科学宁愿忍受无知，也不愿通过猜测来填补空隙；这与其说是因为对撒谎有良心上的顾虑，不如说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无论这种空隙如何令人烦恼，通过以假充真来填补它将会消除寻求可靠答案的强烈愿望。注意力有可能发生极大转移，以至于答案即使近在眼前也会被错过。科学家心中有一种不可或缺的自然倾向，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勇敢面对不明确的事物，将它视为进一步探索的动力和路标。这本身很容易使他与旨在构建完整图景的宗教目标发生冲突，除非能够谨慎地运用这两种对抗性的态度（对于其各自的目的都是正当的）。

这些空隙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一些没有充分根据的弱点。有时，乐于看到这些空隙的人会把它们看成一种解毒剂，以消除科学可能带来的恐惧，而不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因为他们担心科学通过“解释一切”会剥夺世界的形而上学意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权提出新的假说。初看起来，这一假说似乎牢牢地基于一些明显的事实。人们只是好奇，为什么他们能够发现这些事实并且轻而易举地对其作出解释，而别人却做不到。但这本身并不构成反驳，因为在作出真正的发现时，我们往往必须面对同样的情形。然而经过更进一步的考察，科学事业就会（在我所想到的情形中）暴露出它的特点，因为事实上，当人们在相当广泛的研究范围内明确提出一种可被接受的解释，而它与科学中已被普遍确立的可靠原理不一致时，人们或是假装视而不见，或是满不在乎地削弱那些原理的一般性；于是我们被告知，相信后者仅仅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会妨碍我们正确地解释所研究的现象。但一条普遍原理的创造性活力恰恰依赖于它的普遍性。一旦得不到支持，它就失去了全部力量，不再能够充当可靠的向导，因为每一次应用都有可能挑战它的有效性。为了达成如下怀疑，即这种废黜并非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偶然的副产品，而是其险恶目的，有人相当圆滑地宣称，应当请先前的科学退出这一领域，该领域乃是某种无法实际有效利用它的宗教思想体系的活动场所，因为它的真正范围远远超出了科学解释所能涵盖的任何事物。

这种侵扰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尝试把目的因重新引入科学。这样做据说是因为，被反复重申的因果性危机证明因果性是无法单独胜任的，而实际上是因为，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一个此后不能亲自干预的世界，被认为有失上帝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住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进化论中还是在心灵-物质的问题中，科学都未能令人满意地概括出因果联系，即使是对它那些最为热忱的信徒也是如此。于是，活力、生命力、隐德莱希（entelechy）、整体性、定向突变（directed mutations）、自由意志的量子力学等等都介入进来。我要提到一本很稀奇的简洁著作，[2]它纸张优质，装帧精美，比当时英国作者通常使用的好得多。作者先是就现代物理学作了一段可靠的学术报告，然后开始愉快地讨论原子内部的目的论和目的性，并用这种方式解释了原子的所有活动——电子的运动、辐射的发射和吸收等等，

希望用这种独特的奇想来取悦上帝，

是上帝造就了这种奇想，并把它给了他。[3]

现在回到我们的一般话题。我正在试图给出科学与宗教之间天然敌意的内在原因。以前，由此产生的斗争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进一步评论，而且也并非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无论多么可悲，它们仍然显示出共同的兴趣。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的）都知道，他们努力理解的毕竟是同样的对象——人及其世界。对形形色色的观点加以清理仍然很有必要。这个目标尚未达到。今天，虽然至少在有教养的人当中实现了相对的休战，但这并非通过让严格科学的观点和形而上学观点达成和谐，而是通过彼此忽视甚至是蔑视而实现的。在一部讨论物理学或生物学的论著中，即使是通俗性的，转向该主题的形而上学方面也会被认为不切题。一个科学家如果胆敢这样做，就很容易受到指责，不由得让人猜测它到底是为了冒犯科学，还是为了冒犯批评者所研究的形而上学分支。以下情形着实令人遗憾：一方面，只有科学信息得到了认真对待；而另一方面，科学贯穿于人类的世俗活动中，科学发现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这些发现与以不同方式（通过纯粹思想或启示）获得的更高的洞见相左，那么当然必须放弃这些发现。我们遗憾地看到，人类是戴着眼罩，沿着带有分隔墙的、艰难曲折的两条不同小路朝着同一目标迈进的，而且并未竭尽全力去完整理解自然和人类处境，至少是没有令人宽慰地认识到我们研究工作的内在统一性。这种局面非常不幸和可悲，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毫无偏见地尽情运用全部的思维能力，那么我们所获得的知识范围显然会更大。然而，如果我这里使用的隐喻确实是恰当的，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两群人在沿着两条道路前进，那么这种损失或许还能忍受。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并不能确定要走哪条路，他们遗憾而绝望地发现自己不得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换来换去。通常情况当然并不是这样：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你通过接受一种良好而全面的科学教育，就能完全满足那种内心的渴望，实现宗教或哲学上的安定，从而感到非常幸福，不再需要更多的东西。常见的情况是，科学足以危及大众的宗教信仰，但并没有用其他任何东西取而代之。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荒唐的现象：受过科学训练的、极有能力的人却有一种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成熟的、萎缩的——哲学观点。

如果你生活得较为舒适和安全，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般模式，而且你相信，由于必然的进步，它将传播开来成为普遍的模式，那么你似乎没有任何哲学观点也能活得很好；即使不是无限期，至少在你变得年老力衰、开始直面死亡之前，情况仍然如此。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早期迅速发展的物质进步似乎开创了一个和平、安全和进步的时代，但如今情况已经令人悲哀地改变了。许多人，事实上是整个人类，已经变得不再舒适和安全，遭受着过度的丧亲之痛，认为他们自己及其幸存下来的孩子的未来前景十分黯淡。人类能够幸存下来，更不用说人类的持续进步，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的痛苦、希望的破灭、即将来临的灾难，以及对世间统治者谨慎和诚实的不信任，很容易让人对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希望（无论是否能被严格证实）也会产生渴求，那就是把经验的“世界”或“生活”置于一种更重要的背景之中，即使这种背景仍然是不可理解的。但心灵和纯粹理性这“两条道路”之间仍然隔着一堵墙。让我们沿着这堵墙追溯一下：我们能推倒它吗？它一直在那里吗？当我们在历史中审视它在高山深谷中的蜿蜒曲折时，我们在两千年前的距离处看到了一块土地。在那里，这堵墙变得平坦而且消失不见，道路尚未分裂，而是只有一条。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值得走回去，看看能从那种迷人的原始统一性中学到些什么。

抛开这种隐喻不谈，我的观点是，古希腊人的哲学至今仍然吸引着我们，因为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像他们那样高度发达的、清晰明确的知识体系和思辨体系，而且没有导致那种致命的分离，数个世纪以来，这种分离一直阻碍着我们，今天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当然，古希腊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期一样，他们也激烈地彼此争论，偶尔也会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比如未经许可便借用或诋毁他人的著作。不过，一个有学识的人会允许另一个有学识的人就任何主题发表任何观点。人们还同意，真正的主题本质上是一个，就它的任何一部分得出的重要结论通常会对几乎任何其他部分产生影响。那种将同一主题分成若干密不透风的小隔间的想法尚未产生。相反，一个人如果对这种相互联系视而不见，便很容易遭到谴责——比如早期原子论者缄口不言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普遍必然性所导致的伦理后果，他们无法解释原子的运动以及天界的运动最初是怎样产生的。我可以作一种形象的描绘：可以设想，来自雅典学校的一位年轻学者假期访问阿布德拉（Abdera）时（要小心不被他的师傅知道），受到了睿智的、远道而来的、世界闻名的老先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接待。他向德谟克利特请教关于原子、地球形状、道德行为、神和灵魂不朽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老先生都没有回绝。你能想象今天的师生会有这样一种内容庞杂的交谈吗？不过很有可能，许多年轻人的头脑中会有各种类似的——应当说是稀奇古怪的——疑问，他们愿意与信任的人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关于对古代思想重新产生的兴趣，我曾提出两点线索。关于第一点我就谈这么多。现在我要提出第二点，即当前基础科学的危机。

我们大都认为，一门关于时空中发生事件的科学，如果已经完成得很理想，那么它原则上能把这些事件还原为可被（完成得很理想的）物理学完全描述和理解的事件。然而在20世纪初，正是在物理学中，量子理论和相对论所导致的第一波冲击开始使科学的基础发生动摇。在19世纪的伟大经典时期，虽然距离用物理学来实际描述植物的生长、人脑思考的生理过程、燕子筑巢等等似乎还很遥远，但最终进行解释的语言被认为是可以破解的，那就是物质的基本成分即微粒在相互作用下运动——这种运动不是瞬时的，而是被一种或可称为“以太”的无所不在的介质所传播。“运动”和“传播”这些术语暗示，所有这一切的量度和舞台是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唯一的属性或任务仿佛就是充当一个舞台，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微粒在运动，其相互作用正在被传递。现在，一方面，引力的相对论表明，“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区分并不可取。物质和传递相互作用的某种东西（类似于场或波的）的传播最好应被看作时空本身的形状，而不应认为时空本身在概念上先于迄今为止被称为其内容的东西，就好比三角形的各个角不能先于此三角形一样。另一方面，量子理论告诉我们，以前认为的微粒所具有的最明显和最基本的性质（这一性质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几乎从未被提起），即它们是可以识别的个体，其意义十分有限。只有当一个微粒在一个没有过多同类微粒存在的区域内以足够大的速度运动时，其身份才（近似）明确。否则，它将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这样说并不仅仅指我们实际上无法追踪相关粒子的运动，而是说，绝对身份这一概念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只要相互作用（就像通常那样）具有短波长、低强度的波的形式，它本身就会表现为比较容易确认的粒子形式，而与前面描述的波相对立。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在传播过程中表现相互作用的粒子都与实际进行相互作用的粒子是不同类型的，但它们同样被称作粒子。最后，任何种类的粒子都会显示出波动性。粒子运动得越慢，聚集得越密，波动性就越明显，个体性也会相应地失去。

如果提到“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界限的打破”，那将会强化我插入这段简短报告所服务的论点。许多人认为这一界限的打破是一场更重要的思想革命，而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个被过分高估的暂时状况，并无深刻意义。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看法。现代发展已经侵入了在19世纪末看来相当稳定的相对简单的物理学框架。而促成现代发展的那些人其实远远没有真正理解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侵入已经推翻了17世纪主要由伽利略、惠更斯和牛顿奠定基础的科学大厦。正是这些基础遭到了动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受制于这一伟大的时期。我们一直在使用它的基本观念，尽管是以其发明者几乎无法辨识的方式来使用的。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于是自然会想起，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并非白手起家。虽然他们很少借鉴前几个世纪的知识，但他们的确复兴和延续了古代的科学和哲学。这一源泉历史悠久，恢弘壮观，令人敬畏，近代科学的奠基者可能先从中承袭下来那些预先形成的观念和无根据的假设，继而凭借自己的权威使之永存。如果古代流行的极为灵活和开明的精神得到延续，那么这些观点会继续被争论和修正。一种偏见，倘若表现为最初产生时的那种朴素的原始形式，则比后来容易沦为的那种复杂而僵化的教条更易察觉。科学的确是被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困住了，一些习惯似乎非常难以发现，而另一些则已经被发现。相对论废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或者说废除了绝对静止和绝对同时的概念，而且至少废黜了“力与物质”这一对由来已久的、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在几乎无限地拓展原子论时，量子理论陷入了危机，这场危机要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更为严重。总体而言，现代基础科学的当前危机表明，有必要对其最早的基础进行修正。

于是，这更加激励我们再次对希腊思想进行专心致志的研究。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不仅是希望发掘出被人忘却的智慧，而且也是希望在源头处发现根深蒂固的错误，它在那里更容易被辨识出来。我们可以认真尝试把自己置于古代思想家的智性状况之中（虽然他们对自然的实际行为的经验要少得多，但偏见往往也要少得多），这样或许可以从他们那里重获思想的自由——纵然是为了借助于我们更高级的事实知识，用它来修正他们早期的、也许仍在困扰我们的错误。

在本章的最后，我要作一些引用。第一段引语与方才所述紧密相关，它译自特奥多尔·贡佩茨的《希腊思想家》（Griechische Denker）。[4]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研究古代观点不能带来实际的进步，因为古代观点早已被基于更高级信息的更好见解所取代。为了应对这种反驳，贡佩茨提出了一系列论证，并以下面这段名言作结：

对一种间接的应用或利用进行回顾甚至是更重要的。这种应用或利用必须被认为极为重要。我们几乎全部的智性教育都来源于希腊人。要想从他们势不可挡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彻底认识这些来源。在这里，忽视过去不仅不可取，而且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你不必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大师的学说和著作，甚至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但你仍然处在他们权威的魔咒之下。他们的影响，不只是被古往今来继承他们观点的人所传递；我们的整个思考，思考所运用的逻辑范畴和语言模式（因此会受它们的控制）——所有这些绝非人工产物，而是基本上出自于古代的大思想家。事实上，我们必须全面彻底地研究这一流变过程，以免将成长和发展的结果误认为是原始的，将实为人工的东西误认为是自然的。

下面这段话引自约翰·伯内特《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的序言：“科学是‘以希腊的方式思考世界’，这是对科学恰如其分的描述。因此，除了那些受到希腊影响的民族之外，科学从未存在过。”对于为何要“浪费时间”进行这种研究，这便是一个科学家所能指望的最简洁的辩护。

作这样的辩护似乎确有必要。贡佩茨在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家同事、著名的物理学史（！）家恩斯特·马赫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谈及“稀有而贫乏的古代科学遗迹”。[5]他说：

我们的文化已经逐渐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性，远远超出了古代。它正在沿一种全新的趋向前进。它以数学的和科学的启蒙为中心。仍然存留于哲学、法学、艺术和科学之中的古代思想遗迹是阻碍而不是有益的东西。面对着我们自身观点的发展，它们最终会变得站不住脚。

马赫这种目空一切的粗陋观点与我方才引用的贡佩茨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我们必须胜过希腊人进行辩解。但贡佩茨是用显然为真的论据来支持一种重要转向，而马赫则是通过明显的夸张而达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些段落，马赫推荐了一种超越古代的离奇有趣的方法，即忽视古代，不理睬古代。据我所知，在这方面他几乎没有取得成功——这是幸运的，因为与伟人的天才发现一道传播的伟人的错误容易导致严重破坏。

[1] Hist. West. Phil., p. 559.

[2] Zeno Bucher, Die Innenwelt der Atome (Lucerne: Josef Stocker, 1946).

[3] 出自Kenneth Hare, The Puritan。

[4] Vol. I, p. 419 (3rd ed. 1911).

[5] Popular Lectures, 3rd ed., essay no. XVII (J. A. Barth,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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