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神话的兴衰

  2017秋复旦哲学大会（公众版）

哲学＋的时代  世界因您不同

500位海内外思想精英荟萃

名师泰斗  汇聚一堂

五大主题  紧扣时代

面向公众 创新科普

全天五场 有趣有料

传播思想文化 推动社会进步

↓ 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申请 ↓

主讲嘉宾

陈嘉映  张志林  任军锋  梁永安

尼采神话的兴衰

谭渊

作者简介：谭渊，华中科技大学 德语系 副教授，博士，武汉 430074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09 年 10 期

原发期刊：《德国研究》2009 年第 2 期 第 64-70 页

关键词： 尼采/ 福尔斯特-尼采/ 尼采档案/ 权力意志/

摘要：在哲学家尼采生命的最后阶段，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深深介入他的生活。她1894年建立起“尼采档案”，通过选址魏玛、出版文集、争取名流、建立基金会、与政治联姻等一系列活动，制造出了“尼采神话”，对尼采哲学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福尔斯特-尼采对尼采手稿的篡改和对尼采形象的扭曲也引起了有关《权力意志》真伪的一场轩然大波。而与德意法西斯的合流虽然使尼采档案馆和福尔斯特-尼采本人在第三帝国时期风光无限，最后却直接导致了其在二战后的急剧衰落，并对尼采接受史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尼采生命的最后阶段，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深深介入他的生活，她不但改变了尼采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尼采哲学的接受。她所建立的尼采档案馆不仅对尼采研究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引起了有关尼采手稿、特别是《权力意志》真伪的一场轩然大波。

一、“尼采档案”的诞生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莱比锡附近的洛肯(Rcken)，早早就显示出无可争议的天才，6岁便以其诗作震惊了外祖父①，10岁时一年就写出50首诗歌②，不到25岁就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③。在精神崩溃前的10年里，尼采犹如加速燃烧的巨烛，在多种疾病的困扰中连续创作出《人性，太人性》(1878)、《曙光》(1880)、《快乐的科学》(188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之彼岸》(1886)、《道德的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1888)、《偶像的黄昏》(1888)、《瞧，这个人》(1888)，并开始酝酿《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1889年1月3日，尼采在意大利都灵的阿尔贝托广场散步时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用力鞭打一匹在车辕里痛苦嘶鸣的马，他跑过去泪流满面地抱住马的脖子，后来摔倒在地昏厥过去，不久被确诊为精神失常④。此后11年中，直至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逝世，他的生活完全由两个女人来照料：一位是他的母亲，一位就是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

伊丽莎白出生于1846年7月10日，他们还有一个两岁时夭折的弟弟。在很多关于尼采的传记中，伊丽莎白都被描写为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⑤。其实她从小就崇拜哥哥，一生中除了短暂的婚姻外，可以说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尼采。1885年，将近39岁的伊丽莎白才与伯恩哈德·福尔斯特(Bernhard Frster)博士结婚，随后与丈夫一起远赴乌拉圭经营殖民地，但是由于经营失败，福尔斯特于1889年6月自杀。1893年，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回国，开始与年迈的母亲一起照料生活已经无法自理的尼采。⑥

这时，尼采的著作已经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受到1889年魏玛建立“歌德-席勒档案馆”的启发，伊丽莎白开始着手收集整理有关尼采的各种资料。由于她从小就十分珍视她的天才哥哥并保存有许多其他研究者根本无法接近的资料，她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很快就将起初被指定为尼采著作遗产监管人的郭热里茨(Heinrich Kselitz)和奥韦尔贝克(Franz Overbeck)排挤到一边⑦。而且伊丽莎白不光是收集珍贵的尼采作品手稿和书信，甚至连尼采小时候的作业本、图画本也都被她悉心保存下来。这不仅防止了珍贵史料的散失，同时也为她日后在阐释、出版尼采文集方面的权威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⑧。1894年2月，伊丽莎白已在瑙姆堡(Naumburg)的家中建起了初具规模的“尼采档案”；4月，她开始聘用克格尔(Fritz Koegel)作为《尼采全集》的出版人；9月，尼采档案迁入了瑙姆堡更大的一处馆址并开始接待崇拜者。为了名正言顺地接管尼采著作的出版工作，伊丽莎白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她还通过结识出版《歌德文集》的黑棱(Eduard von der Hellen)和斯坦纳(Rudolf Steiner)，特许其查阅尼采手稿，很快就提高了档案馆的声望，并找到了出版商。1895年，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还出版了尼采传记的第一部分。由于尼采声名鹊起，此时出版尼采文集已是获利丰厚的买卖。回想尼采当年要自掏284马克出版《查拉图斯特拉》第四卷，而且印数只有极为可怜的40本，真是令人唏嘘⑨。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福尔斯特-尼采的做法喝彩，她的母亲就对女儿在建立档案馆和出版上的独断专行大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福尔斯特-尼采干脆在朋友和崇拜者的帮助下，于1895年11月贷款3万马克从母亲和尼采的另一位监护人约勒尔(Adalbert Oehler)手中买下了哥哥著作的销售权和监管权⑩。1896年8月，她带着尼采及其档案从瑙姆堡迁至邻近的文化名城魏玛，这其中自然也暗含了利用歌德、席勒为魏玛赢得的声望来抬高尼采身价的目的。1897年夏，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福尔斯特-尼采又带着尼采及其档案正式迁入魏玛老城西南一座山丘顶上的“银景”别墅(Zum Silberblick)，即今天位于魏玛市洪堡路36号的尼采故居所在地。此处视野开阔，从尼采位于二楼的卧室阳台便可俯瞰魏玛全城，尼采生命中最后两年的照片很多都是在别墅阳台上休息时所照的。尼采去世之后，此处经过了比利时建筑大师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的改建，成为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青春艺术派风格”(Jugendstil)建筑，并成为尼采崇拜者的朝圣之地。

二、尼采文集之争

1900年8月25日，尼采在魏玛的家中去世。福尔斯特-尼采本来打算将他埋葬在别墅的花园里，让这里成为凭吊哲学大师的圣地，但是没有获得政府的批准。福尔斯特-尼采只得在别墅一楼的图书馆里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悼念仪式，随后将尼采遗体送往位于洛肯的家族坟地安葬(11)。

在福尔斯特-尼采的努力下，尼采档案馆的建立赢得了众多仰慕尼采的名流、贵族、富豪的支持，档案馆从建立之日起就不断获得资助，其影响与日俱增。档案馆最为令人瞩目的工程自然是尼采文集的出版工作。1895年，福尔斯特-尼采开始着手《权力意志》的编辑工作，1897年，《尼采全集》第一版(15卷)问世。除编写语录式的著作如《尼采论国家和民族》等，福尔斯特-尼采还开始出版尼采传记的第一部分，但这也是她蓄意扭曲尼采的开始。例如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她在传记中刻意隐瞒了尼采对她和福尔斯特的反感和紧张关系，更不提兄妹两人在思想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俨然以尼采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对尼采著作的出版，福尔斯特-尼采也是以权威派头横加干涉，屡次更换编辑，这自然引起了多位编者的不满。1900年，福尔斯特-尼采的支持和反对者之间的争执走向公开化。前文提到的斯坦纳毫不客气地在文学杂志上写道：“在一切与她哥哥学问有关的问题上，福尔斯特-尼采夫人都是个十足的外行。即便是这些学问中最最简单的东西她也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她脑子没有丝毫的逻辑推理。……她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说的话。一个东西昨天明明是蓝色，她今天就能说服自己相信那是红色。”(12)这场争论当然也把福尔斯特-尼采对尼采有意无意的歪曲暴露了出来，但是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本人学术水平和编辑水平的争论，其实质更多的是后人应如何正确阐释尼采哲学的问题，它对尼采研究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

在这场争论中，真正足以与福尔斯特-尼采抗衡的是被指定为尼采著作遗产监管人的巴塞尔大学教授奥韦尔贝克和他的后继者，这些研究者组成了除魏玛尼采档案馆以外最大的尼采研究群体，学术界将其称之为“巴塞尔传统”、“巴塞尔阐释”，或干脆称其为“巴塞尔对立档案”(Baseler Gegenarchiv)。他们与福尔斯特-尼采的争论主要爆发于1905年至1909年间，其导火索是《权力意志》的出版。早在1885年，尼采便开始构思《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但直至丧失工作能力，尼采留下的只是一些短语、格言和零散的资料。1901年，霍尔讷弗兄弟(Ernst Horneffer，August Horneffer)和郭热里茨就已经根据档案馆中的尼采遗稿出版了《权力意志》一书。1906年，福尔斯特-尼采决定打破尼采遗稿的原有顺序、按照她所拟定的目录重新调整后出版。这个由福尔斯特-尼采和郭热里茨出版的修订本将尼采原稿中的几百条格言体断片加上来自其他作品中的格言编排为1067个小节，并组成了原稿中所没有的严密体系(13)。同时，福尔斯特-尼采还臆断是奥韦尔贝克遗失了尼采的手稿，以致《权力意志》无法以完整面目呈现世人。对此，奥韦尔贝克的遗孀伊达和学生贝尔努里(Carl Albrecht Bernoulli)不得不以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同时，双方还打起笔墨官司。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于1907年发表了《尼采档案馆，它的朋友和敌人》(Das Nietzsche-Archiv，seine Freunde und Feinde)，贝尔努里则以《尼采和奥韦尔贝克》(Friedrich Nietzsche und Franz Overbeck)在1908年还以颜色。1901年版《权力意志》的出版者霍尔讷弗兄弟也撰文《作为道德家和作家的尼采》(Nietzsche als Moralist und Schriftsteller，1906)和《尼采的最后著作》(Nietzsches letztes Schaffen，1907)，开始对应该如何出版和阐释尼采遗著进行认真反思。(14)

令福尔斯特-尼采恐慌的是，贝尔努里在《尼采和奥韦尔贝克》中发表了两位学者 38 39485 38 15287 0 0 1329 0 0:00:29 0:00:11 0:00:18 2908当年的通信，其中披露了尼采对福尔斯特-尼采毫不留情的批评。尼采档案馆方面不得不由郭热里茨出面通过法律手段阻止不利的内容出现在《尼采和奥韦尔贝克》第二卷中。但后来书中被涂黑的地方其实恰恰更暴露了福尔斯特-尼采的心虚(15)。更为致命的是，早在1894年4月就已经开始参与尼采文集出版的克格尔曾从尼采档案中抄录了大量的尼采手稿和通信，它们也清楚表明了尼采与妹妹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更加证明福尔斯特-尼采在尼采传记中编造了谎言。而福尔斯特-尼采则至死都对此予以否认。直至1937年，即福尔斯特-尼采死后两年，尼采档案馆的施莱希塔(Peter Schlechta)亲自前往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查阅“巴塞尔对立档案”，才最终确认了克格尔摘抄的真实性(16)。

对尼采研究更为重要的，还是福尔斯特-尼采的“整理”在多大程度上歪曲和篡改了尼采思想的问题。为了树立一个伟大的尼采形象，档案馆在福尔斯特-尼采授意下一直尽量让尼采“摆脱病态的味道”，并从他的思想中“拿去颠覆的尖刺”。他们将尼采塑造成一位无私的、亲切的哥哥，一个坚定的热爱祖国的普鲁士人，只是不为公众所理解，最后落得形只影单，郁郁而终(17)。《权力意志》的修订同样是这种“重塑尼采”思想的体现。福尔斯特-尼采一直将被她修订得面目全非的《权力意志》称为尼采最重要的著作，这一点后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不过争议最多的则是1906年修订版的真伪，由于这一问题又引发了译本的权威程度问题，甚至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论(18)。《权力意志》一书的中译者之一张念东在比较过不同版本后认为，后世学者对《权力意志》的“正名”从恢复原始面貌来讲有一定的价值，但他在对不同文本进行全文对照中发现，它们各节的顺序虽然不同，内容却完全一致(19)，言下之意似乎福尔斯特-尼采的“修订”并不过分。但德语是极为精密的语言，1870年，俾斯麦只是将威廉一世的电报删去部分文字就激怒法国，挑起了普法战争。在逻辑严密的哲学著作中篡改文字顺序而不改变原意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后，为出版新的考据版《尼采全集》，学者乔尔乔·科利(Giorgio Colli)和马志诺·蒙梯纳里(Mazzino Montinari)在魏玛查阅了尼采的全部手稿后发现，1906年修订版严重歪曲了《权力意志》的真实面目。尼采原稿中有374条格言体的断片，并作了分类，但福尔斯特-尼采在出版时删去了104条，又把从其他作品中抽出的内容编辑进去。在采用的270条中，又有137条存在脱漏、任意改动、注释不当等各种错误。对这些错误以及它们对正确理解尼采的影响，蒙梯纳里曾在《读尼采》(Nietzsche Lesen，1982)一书中专门予以澄清(20)。更为重要的是，福尔斯特-尼采长期周旋于权贵之中，早已丧失了研究者应有的客观立场，为了突出尼采的爱国主义，福尔斯特-尼采曾伪造尼采致德国皇帝的信件(21)。而1906年版《权力意志》的发表同样有迎合当权者意志、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张本的用意。当时，后起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威廉二世的带领下在全球争夺殖民地，以德国政客的话来说就是要为德国人争得“阳光下的地盘”，德国正疯狂扩军备战，在战争的轨道上正越滑越快。而福尔斯特-尼采则认为这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她希望通过《权力意志》一书的出版来“博得圣上的垂青和恩宠”(22)。后来，蒙梯纳里、科利、施莱希塔等学者在恢复尼采遗稿本来面目时痛斥1906年版《权力意志》是福尔斯特-尼采对尼采的“最大歪曲”和“滥用”是完全有道理的(23)。

三、“尼采神话”的诞生

尼采在世时连出版自己的著作都不容易，死后却风光无限，除了时代精神为他的学说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之外，福尔斯特-尼采和她领导下的尼采档案馆对所谓“尼采崇拜”(der Nietzsche-Kult)的产生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了维护尼采和她自身的形象，福尔斯特-尼采在出版尼采作品和传记时有意篡改了尼采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并销毁和隐瞒了一些对她和尼采不利的文件。例如在尼采与莎乐美的恋爱关系上，福尔斯特-尼采蓄意美化自己的角色，掩盖她与尼采的争执，同时在《尼采和他那个时代的女人们》(Friedrich Nietzsche und die Frauen seiner Zeit，1935)中竭力诋毁莎乐美的形象，否认尼采曾经近乎疯狂地爱上莎乐美。在这一点上，福尔斯特-尼采做得并不成功，反倒使批评者注意到她在歪曲事实。不过最为有名的还是她对尼采病因的刻意隐瞒。当时，尼采的老友奥韦尔贝克和精神病医生都认定尼采是由于梅毒的损害导致长期的病痛和精神失常，传记研究者对尼采到过妓院也没有多少怀疑(24)。而福尔斯特-尼采为了维护尼采的完美形象则坚决否认哥哥在生活上有过不检点的地方，坚持认为尼采的病情是因为过量服用三氯乙醛中毒所致(25)。为此，奥韦尔贝克与福尔斯特-尼采曾于1902年在报纸上展开一场激烈争论。不过，近年倒是又有学者认为侵袭尼采的是一种少见的神经系统疾病(26)。

福尔斯特-尼采也很早就开始利用尼采档案馆为尼采进行宣传并确立了“银景”别墅的文化沙龙性质。尼采尚在人世的时候，福尔斯特-尼采就已经接待了许多仰慕者的拜访。由于魏玛本身就是艺术家云集之地，也是著名的包豪斯大学的诞生之地，福尔斯特-尼采很容易就通过与前卫艺术家的接触，让他们为病重的尼采留下了许多素描、雕塑和画像。尼采去世之后，他们又马上为死者制作了面部模型。这些作品为后来宣传尼采以及制作纪念品提供了大量材料(27)。尼采去世之后，福尔斯特-尼采更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不断将尼采神化。在她的宏伟计划中，尼采早已不仅仅是学者、教授、哲学家，而是天才的思想家，德意志精神和文化的伟大代表，一位近乎神话般的人物(28)。为了推动这场造神运动，福尔斯特-尼采还打算建立一座宏大的神殿式的尼采纪念堂，里面甚至应当能够进行各种竞技活动，并且找到了许多赞助者，但是一战的爆发摧毁了她的计划。到了第三帝国时期，档案馆为了进一步组织各种纪念尼采的活动，又与纳粹宣传机构合作计划建立尼采纪念堂。1934年10月，希特勒在访问尼采档案馆时自掏腰包捐款5万马克作为建立纪念堂的启动基金。至1938年，捐款已达50万马克，到同年8月，纪念堂终于初具规模，但是二战的爆发使这一工程最终被挪作他用，留下的只有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29)

进行文化炒作也是福尔斯特-尼采抬高尼采和尼采档案馆地位的手段之一。例如她吸引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写下《一位非政治人物的审视》(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1918)，文史学家和作家的恩斯特·贝特拉姆(Ernst Bertram)写下《尼采——一个神话的尝试》(Nietzsche.Versuch einer Mythologie，1918)为神化尼采造势。同时，福尔斯特-尼采自己也兼为尼采传记的作者，并因其传记作品于1911年和1922年两次被德国学者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21年，福尔斯特-尼采还被耶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尼采档案馆开始准备出版“历史考据版”《尼采全集》，为此特别成立了“科学委员会”，并吸收了许多文化名人制造声势，其中包括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西方的没落》一书闻名的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同时，档案馆还通过成立“尼采档案馆之友协会”将欧洲许多敬仰尼采的名人聚拢到了自己周围。

在20世纪的德国政坛风云中，福尔斯特-尼采也嗅到了机会。为了迎合当时德国政客日益膨胀的野心，福尔斯特-尼采等人对尼采的哲学进行了精心的包装。愤世嫉俗的尼采对德国人和德意志帝国的抨击被她说成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所表现出的失望的爱，而尼采的“超人”、“权力意志”则被用来美化德国军国主义思想。而为了赢得德国皇帝的青睐，福尔斯特-尼采甚至还不惜伪造尼采给皇帝的信(30)，尽管尼采对这位德国皇帝几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31)。还在一战时，福尔斯特-尼采出版的尼采选集、语录就已经得以与鼓吹战争的小册子一起大行其道。

与政治的联姻当然也为福尔斯特-尼采换来了丰富的回报。1908年5月，在瑞典大金融家蒂尔(Ernest Thiel)的资助下，福尔斯特-尼采成立了“尼采档案基金会”，这样，即便是战后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的时期，尼采档案馆也通过源源不断的捐款得以顺利渡过难关。甚至德国总统兴登堡也在1926年福尔斯特-尼采80岁生日的时候象征性地颁发给她每月450马克的“荣誉军饷”(Ehrensold)。而1931年福尔斯特-尼采85岁的寿辰则成了法西斯分子表演的舞台。墨索里尼亲自致电祝贺并赠送2000里拉，福尔斯特-尼采则帮助上演了墨索里尼创作的戏剧。1932年初，当墨索里尼的戏剧《百日》在德国首演时，正在参加大选的希特勒也在百忙之中跑来拜会福尔斯特-尼采。希特勒对尼采的崇拜当然不是什么秘密，他将尼采当作德国象征的同时也自视为尼采所说的超人。两人会晤的结果自然是福尔斯特-尼采加封希特勒为“超人”，而尼采档案馆则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32)1935年11月，福尔斯特-尼采去世时，希特勒还亲率纳粹领导人参加追悼会和葬礼。而魏玛的尼采档案馆也因希特勒的多次造访而成为第三帝国的精神圣地(33)。

福尔斯特-尼采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合作使尼采档案馆的声望在第三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是尼采接受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34)。福尔斯特-尼采错误地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尼采精神鼓舞下的思想运动。在给希特勒的信中，她鼓吹尼采档案馆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联系在一起，法西斯机关刊物《国家社会主义月报》创刊号上同样有人写道：“尼采在自由主义时代所提倡的确定不移的英雄新道德，正是我们的东西。”(35)同时，福尔斯特-尼采对意大利法西斯也青眼有加。早在1925年她就与墨索里尼建立了联系并接待了其夫人的多次造访。但这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感。作为对法西斯的抗议，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3年退出“尼采档案馆之友协会”，而斯宾格勒也于1935年离开了“科学委员会”(36)。

福尔斯特-尼采去世之后，身为纳粹党人的马克斯·厄勒尔(Max Oehler)成为其继任者。与福尔斯特-尼采相比，他更为公开地将尼采哲学政治化，使之成为纳粹宣传的工具。档案馆中的纳粹党徒公开夸耀他们与希特勒的关系，称尼采档案馆对希特勒而言是仅次于拜罗伊特的文化圣地。(37)但由于二战的爆发，到1942年，档案馆的工作已基本停顿。

四、二战后的尼采档案馆与尼采研究

尼采档案馆通过与希特勒的政治联姻达到了荣耀的顶峰，同时也把自己捆上了一辆危险的战车。在元首榜样的带动下，二战中德国纳粹几乎人手一册尼采语录，士兵在战壕里阅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38)。但是一旦第三帝国垮台，遭到纳粹滥用的“尼采神话”也随之遭到灭顶之灾。

魏玛在二战中两度遭到空袭，著名的国家剧院损毁严重，所幸尼采档案馆毫发无伤。1945年4月，魏玛被美军占领，7月被移交给苏军。尽管这时候马克斯·厄勒尔又高唱起了尼采档案馆政治中立、研究自由的调子，但他们与希特勒的关系已经被自己宣传得尽人皆知(39)，根本无法蒙混过关。苏联军管部门迅速查封了档案馆的账号，并于12月逮捕了马克斯·厄勒尔。但是在文化界和政界人士的努力下，尼采档案被查封装箱后不久又退还给了档案馆方面。上世纪50年代起，尼采档案交由歌德-席勒档案馆保管(40)。

纳粹思想与尼采哲学的密切关系使得尼采研究在战后民主德国陷于停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量级人物卢卡奇(Georg Lukacs)曾写过三篇有关尼采的论著，分别题为《作为法西斯美学先驱者的尼采》(Nietzsche als Vorlufer der faschistischen Asthetik，1934)、《法西斯主义和尼采》(Der deutsche Faschismus und Nietzsche，1943)和《理性的毁灭》(Die Zerstrung der Vernunft，1953)，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对尼采哲学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由于尼采作品在民德事实上已被禁止，1956年，尼采档案基金会最终解散。直至两德统一之后，新成立的魏玛古典主义基金会才重新将“银景”别墅的底楼作为博物馆开放，并按照福尔斯特-尼采当年的规划恢复了前厅以及图书馆的原貌。1999年成立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学院”(Kolleg Friedrich Nietzsche)也设在别墅的楼上，主要是组织研讨会和进行尼采接受史的研究。尼采当年位于二楼的卧室在民德时期已被改成了客房，目前依然作为来访学者的客房(41)。

战后联邦德国尼采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第三帝国时期尼采哲学纳粹化的消极影响。一些当年尼采档案馆的成员也出来为“去纳粹化”作出贡献，例如施莱希塔就主持出版了三卷本《尼采文集》，并以《八十年代遗稿选》(Aus dem Nachla der achtziger Jahre)之名整理出版了尼采从1887年至1889年1月间的《权力意志》遗稿，并于1958年出版《尼采事件》(Der Fall Nietzsche)一书，痛斥福尔斯特-尼采当年伪造信件、篡改文献、滥用尼采思想(42)。后人也常常引用尼采本人的一句话来评价这段曲折经历：“每当我想到那些没有正当理由的、没有作好准备理解我思想的人，却要从我这里寻找权威时，我就会不寒而栗。”(43)

客观来讲，自福尔斯特-尼采建立“尼采档案”以来，尼采档案馆一直努力收集尼采的资料，从尼采幼时的图画、小时候的作业本、各种私人文件直至各种各样的原稿、修改稿、清样几乎不惜代价尽收囊中。这对尼采思想的完整保存和研究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福尔斯特-尼采在积极推动尼采思想传播时篡改和歪曲尼采思想、将哲学思想神圣化、为德国政客、为纳粹服务都是极端错误的，最终也导致了“尼采神话”的破灭。尼采档案馆的起起落落对后世德国学者无疑是一个无比深刻的教训。

(本文感谢Klassik Stiftung Weimar的支持和帮助)

注释：

①Stiftung Weimarer Klassik,Friedrich Nietzsche.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München/Wien:Hanser,2000,S.17f.

②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③同注①，S.189.

④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316-317页。

⑤Heinz Frederick Peters,Zarathustras Schwester:Fritz und Lieschen Nietzsche,ein deutsches Trauerspiel,München:Kindleer,1983.

⑥Stiftung Weimarer Klassik,Friedrich Nietzsche.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S.773ff.

⑦同上，S.775.

⑧Curt Paul Janz,Friedrich Nietzsche.Biographie,Band 3,München:Hanser 1981,S.164ff.

⑨刘自觉：《尼采传》，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⑩同注⑧，S.202f.

(11)Stiftung Weimarer Klassik,Friedrich Nietzsche.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S.816f.

(12)Zitiert nach David Marc Hoffmann,Zur Geschichte des Nietzsche-Archivs,Berlin/New York:de Gruyter,1991,S.359.

(13)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 Lesen,Berlin/New York:de Gruyter,1982,S.92-119,S.147f.

(14)同注②，S.61-65，S.71-75.

(15)Mazzino Montinari,,,Die geschwrzten Stellen in C.A.Bernoulli:,Friedrich Nietzsche und Franz Overbeck.Eine Freundschaft‘“,Nietzsche-Studien 6,1977,S.300-328.

(16)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Nietzsche-Archiv,访问日期：2009-02-08.

(17)Steven E.Aschheim,Nietzsche und die Deutschen.Karriere eines Kults.Aus dem Englischen von Klaus Laermann,Stuttgart/Weimar:J.B.Metzler,1996,S.47.

(18)有关不同版本间的对比可参见孙周兴译《权力意志》中的译后记([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73-1480页)。有关这场争论可详见李洁：《尼采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5页。

(20)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Lesen,S.92-119.

(21)同上，S.205.

(22)刘自觉：《尼采传》，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页。

(23)Karl Schlechta,,,Philologischer Nachbericht“,in:Friedrich Nietzsche:Werke,Bd.3,München:Hanser,1956,S.1403.

(24)刘自觉：《尼采传》，第39页。

(25)Pia Daniela Volz,Nietzsche im Labyrinth seiner Krankheit,Würzburg:Knigshausen & Neumann,1990.

(26)Richard Schain,The Legend of Nietzsche's Syphilis.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2001; Leonard Sax,What was the cause of Nietzsche's dementia,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2003,No.11,p.47-54.

(27)Jürgen Krause,,,Mrtyrer“und，，Prophet“.Studien zum Nietzsche-Kult in der bildenden Kunst der Jahrhundertwende,Berlin/New York:de Gruyter,1984.

(28)Hubert Cancik,,,Der Nietzsche-Kult in Weimar.Ein Beitrag zur Religionsgeschichte der wilhelminischen ra“,NietzscheStudien 16,1987,S.405-429.

(29)Steven E.Aschheim,Nietzsche und die Deutschen.Karriere eines Kults.Aus dem Englischen von Klaus Laermann,Stuttgart/Weimar:J.B.Metzler,1996.

(30)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 Lesen,S.205.

(31)尼采在手稿中甚至宣称要“与霍亨索伦家族决一死战”。参见[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第1462页。

(32)Roswitha Wollkopf,,,Die Gremien des Nietzsche-Archivs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Faschismus bis 1933“,in Karl-Heinz Hahn(Hrsg.),Im Vor feld der Literatur:vom Wert archivalischer berlieferung für das Verstndnis von Literatur und ihrer Geschichte,Weimar:Bhlau 1991,S.227-241.

(33)Hubert Cancik,,,Der Nietzsche-Kult in Weimar(Ⅱ).Ein Beitrag zur Religions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a(1942-1944)“,in Hubert Cancik/Hildegard Cancik-Lindemaier(Hrsg.),Philolog und Kultfigur.Friedrich Nietzsche und seine Antik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Weimar:Metzler,1999,S.252-277.

(34)Rudolf Augustein,,,Ein Nietzsche für Grüne und Alternative?“,Spiegel 35,1981,S.156-184.

(35)转引自魏金声主编：《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震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36)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Nietzsche-Archiv,访问日期：2009-02-08.

(37)David Marc Hoffmann,Zur Geschichte des Nietzsche Archivs,S.110-115.

(38)刘自觉:《尼采传》，第347-348页。

(39)Richard Oehler,Friedrich Nietzsche und die deutsche Zukunft,Leipzig:Armanen,1935.

(40)Wolfgang Stephan,,,Der Zugriff der sowjetischen Militrad ministration auf Nietzsches Nachlass 1946 und seine Retter“,NietzscheStudien27,1998,S.527-534.

(41)Stiftung Klassik Weimar,Das Nietzsche-Archiv in Weimar,München/Wien:Hanser,2000.

(42)Karl Schlechta,Der Fall Nietzsche,München:Hanser,1958.

(43)转引自劳伦斯·甘恩/凯蒂·常：《尼采》，张韶宁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往下拉可在留言处发表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