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千年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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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英]艾伦·麦克法兰

管可秾译

选自《现代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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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2011年3月，中国清华大学邀请我做第一届“王国维纪念讲座”的演讲人。这次珍贵的机会和殊荣促使我作出努力，将我毕生索解现代世界之谜的许多思想和心得，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汇为一份综述。

因此，本书是我毕生思考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四十年来周游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泊尔、日本和中国，我深入观察了各文化之间的异同，此外我也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了当代的和经典的历史学、人类学和哲学著作。这为我的思考奠定了基础。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件罕事，我先前对此的认知尝试已经以一系列著作发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可视为其中第一部，并在我的探索脉络中承前启后，此书已有中译本面世 ；几部后续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和平的野蛮战争》（The Savage Wars of Peace）、《现代世界之谜》（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现代世界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继续讨论同一主题 ， 不过尚未译成中文。

虽然当前这本书基本上只谈英格兰而不及其他，但我是有的放矢，专为中国读者而写作的。我的意图是向我的中国朋友、我的系列讲座的听众和本书的读者解释英国文明（British civilization）发展史的某些特点，以期对他们了解西方有所助益。关于中国读者会对什么内容感兴趣，我评估的依据是我自1996年以来偕同妻子莎拉·哈里森对中国的八次访问，以及我在剑桥对若干名中国研究生的教学。

在十五年的历次访问中，我目睹了中国如何发生可惊可羡的转型，又如何在技术和物质富裕方面大步赶超西方。我也见证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并非以一种公开的、侵略性的方式，而是在价值观和文化等更深层面。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对抗，我们似乎有必要探索西方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的某些内在动力。

东西方之间可以怎样互相尊重和互相借鉴历史？长期以来我对这个问题深感兴趣。曾有一度，我结合尼泊尔和日本的情况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成为了最富于戏剧性的交叉比较案例，这既是因为它幅员辽阔和历史悠久，也是因为它的工业和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个性，屹立于风诡云谲的21世纪，一方面充分汲取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类似于西方在走向充分现代（modernity） 的过程中遭遇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问题：何种因素能将一个文明团结成整体？

这正是西方社会的思想家曾经遇到的最关键的哲学和社会学命题，因为他们发现，进入一种高度流动的城市化—工业化（urban-industrial）社会以后，那些曾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旧有纽带——家庭、身份等级（status hierarchies） 、固定共同体（fixed communities）、宗教信仰、政治绝对主义（political absolutism） 等——不再坚固，不再能够凝聚一个民族（nation）或文明。以“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对待一个民族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所以有些国家尝试极度的中央集权（法西斯主义），也有些国家尝试乌托邦式的公有制度（utopian communitarianism），但是这些实验均未奏效。那么，还有什么其他选项可以替代这些右翼或左翼哲学？本书将努力交出一份答卷。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思想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遇到的这个问题，于今有了更大的紧迫性。随着教育的普及、交通和通信的加速、经济市场的全球化，随着今人所谓“全球主义”（globalism）的种种特点的呈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中国当前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它的物质进步有目共睹，但是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有待规划，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人能够读到一份报告，论述西方发展的现代性源于何处、性质若何、有哪些优点和长处、又有哪些代价和意外后果，将有一定的裨益。

英格兰是一个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案例，因为，如以下各章所述，它把“现代性”引进我们的世界，它是全球最古老的现代国家。通过解释它的历史和结构，本书或能向中国读者提供一幅比较性画面，帮他们看清未来有哪些选择，以及可以实现哪些目标。

很多中国读者在中学或大学多少学过一点英格兰史或欧洲史，我应当强调，本书的论述也许会让他们感到意外，甚至震惊。他们很可能早已全盘吸收了马克思—韦伯理论，将“现代性”的起始日期要么定在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内战—— 一场“英格兰的革命”，要么定在1688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他们也可能早已从学校学到，由于宗教改革的爆发、海外贸易的繁荣、帝国（Empire）的兴起 ，16世纪出现了一道分水岭，从此，一个封建的、农民的、前现代的社会（a feudal，peasant，pre-modern society），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的社会（a capitalist and modern society）。

本书将要挑战这套理论，并强烈主张：一种更早的理论——可惜它后来被上述那批19世纪末杰出社会学家的理论所取代——应当复兴。这种更早的理论提出，英格兰具有极强的连贯性，从11或12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因此，部分读者将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先入之见，我甚至希望，部分读者将服膺于我所讲述的故事中和我所提供的证据中英格兰的连贯性。

我在清华演讲的现场打过一个比方：认知现代性的努力犹如拼出一副七巧板的过程。英格兰之能率先实现非凡的转型，从一个农耕（agrarian）世界变成一个工业（industrial）世界，是一组互相关联的特点导致的结果，每一个特点都必不可少，但是任何一个特点都不是现代性的十足起因。

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游戏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关系， 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而且，成功之后它又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

当前，英格兰与中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英格兰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separated）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intrins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国却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立足于集体的文明，在这里，个人不大可能独立于其他人以外；在这里，人际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identity）的固有要素；在这里，个人只有同其他人结合起来才能变得完整。换言之，中国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polity）、意识形态（宗教） 的彻底分立（separation）。

由此产生了一个未来问题：中国是否将要，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走向一种原子化的（atomized）、各领域分立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另外，中国又应当将自己的关联性文明（relational civilization） 保留多少为宜。迄今中国已让它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embedded） 局面，尚未自成一体。

或许，上述两种基本模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化解的，最终一个文明必须择其一而弃其一。又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折中方案、一个杂交体、一条中间道路。无论最终的选择是什么，总之，在中国规划其未来的关口，提供一份有关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简明论述，对中国读者大概是有价值的。

不少出席讲座的听众指出，在实操中，西方也经常忽视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分立，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强势经济集团，以及对政客的游说。因而我们有必要强调，本书是在描述一个简化的模型，一种让生活各领域保持分立的理想，它在实操中很可能失败。现实中频频发生人们常说的“腐败”，或各领域的混淆。但是现代社会的非常之处在于它们葆有这种理想，而通常的趋势却是，很多昔日文明甚至今日文明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宗教、社会、经济是连体。这就是区别所在；理想之不同甚于现实之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一语使用起来颇为含混。英格兰和苏格兰原本是两个国家，直到1603年两个王位才合并为一 ， 两国的正式联合则直到1714年才借助《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而实现。因此，在涉及1714年之前的历史时，使用“英格兰”（England）一语是合理的，而在1714年之后，恐怕就最好使用“英国”（Britain）或“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的说法了。由于本书描述的事物大多具有“英格兰”源头，即使传播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之后，其源头依然不变，所以本书倾向于谈论“英格兰”和“英格兰人”（the English）。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恰如我在第1章和最后一章所言，虽然我为我的祖国感到自豪，觉得它确实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一份特殊贡献，但是我并不希望被视为世人戏称的“小英国佬”（little Englander）。实际上，英格兰是由世界各地的文化所构成。英格兰是个混血国家（mongrel nation），糅入了许多外来种族和外来影响，以致我们可以说，英格兰很难作为单独的实体而存在。而且，英格兰的道路也绝不比其他文明的道路在道德上更为优越。但是无论如何，当我利用人类学家之便，得以从喜马拉雅地区、日本或中国回望这个小小岛国时，它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拥有一系列对后世产生了莫大影响的特点。本书试图分析这些特点，俾以更深刻地认识我的祖国和现代世界，同时也认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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