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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的休谟

2017-10-04 哲学园

祝贺引力波先驱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一部

关于引力波的

编年史和科普大片


也是一个

有情节、有声音、有温度的

“巨星”故事

和一部划时代的使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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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野史

30位思想大师的趣闻和传说


马丁·科恩 著

邱炳 译


文末有往期链接




哲学家是一群善良好心的家伙,他们愿意帮助他人进入“理论”,但除了他们的“荒谬而又呆板的严肃性和重视理论的态度”,还有些关于他们的疯狂事迹。他们同情那些过去的人们,认为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完善,并且不可能有公正的客观性的理论体系里。但当你询问他们关于新的体系时,他们总是用相同的借口搪塞你:“不,还没完全准备好。新的体系就快完成了,或者至少是正在构建中,将在下个星期天前完成。”

——索伦•克尔凯郭尔




多面的休谟 - 14


他真的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文人”?他自称是一个道德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对卢梭施加了阴谋和折磨?

在他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的序言中,大卫•休谟(David Hume)建议读者们提防哲学家,因为他们“通过贬低以前的更高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宣扬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攻击其他所有人的哲学体系的脆弱基础,并借此提出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在休谟的哲学中,宗教没有任何地位和作用。知识、伦理、上帝都不得不返回人间,接受休谟的审查。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休谟这样做是“希望得到猛烈的攻击,这样他就能进行漂亮的反驳”。然而,他却要失望了。休谟出版了两本书——《人类理解论》(Concem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48)和《道德原理研究》(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51)。这两本书当时未能受到注意,尽管他认为它们有着当之无愧的地位。罗素称休谟的哲学是死气沉沉的,“在休谟的道路上是不可能走得更远的”。

哲学故事

休谟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志向很坦诚。他希望的仅仅有两件事:有文学上的名誉和一份不错的收人。或许历史记载中的休谟没有宏伟的哲学宣言,他只是对他的第一本书的销售情况有更实际的观察。休谟说:“文学尝试也比我的《人性论》要好,这本书由于不够杰出而没有引起新闻界的关注,甚至没有激起读者的热情评论。”

实际上,这并不是真的。这本书确实“激起”了一些评论,包括一份在伦敦出版的叫作《知识作品集》(The Works of the Learned)的评论刊物。评论者认为这本书:

确实,熊是伟大力量的标志,是咆哮的天才,但是它还很幼小,没有将能力施展出来。这本书的主题无疑是宏大和高尚的,但是它需要用成熟的眼光来处理。审慎、细心和敏锐对这个问题来说是必需的。

作者必须时刻保持平静。但如果要求休谟有绅士风度和彬彬有礼似乎就有点儿过分了。事实上,在阅读休谟的作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怒气都集中在出版商雅各布•鲁宾逊(Jacob Robinson)身上,休谟颤抖着躲在柜台后面用剑指着出版商的咽喉”。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确认这起在肯德里克博士(Dr.Kendrick)的调查报告中阐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的真实性了,而休谟自己也没有提到过它。相反,他说:“我本来就有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便从这样的挫折中站了起来,并继续努力地进行研究。”

这位哲学家是如此的和善,但是愤怒和狂暴更是这个文人的标志。为了更好地理解休谟,除了确定他至少是最伟大的使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外,我们还需要确定在“文学专家”和“绅士哲学家”这两种身份上,休谟究竟属于哪一种。

谁是谁?

与大多数的哲学家不同,休谟抓住机会(尽管较晚,最后一个仅是在他临终前)写了自传——或如一位评论家所称的“好奇的回忆录”,他的标题为《大卫•休谟先生的一生》。

奥古斯丁曾在他的《忏悔录》中最先开创了这一写作风格,而与休谟同代的卢梭也曾计划写一本类似的“忏悔”书。但是休谟的自传并不是关于忏悔的,而是试图给后代留下一个简明的记录,以便后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他。这本书从他的年轻时期开始,他说道:

我成功地通过了学校教育中的普通课程,早早地确立了对文学的热情,这一直是我人生最大的热情,我有好学的性格和清醒的意识。我的好学、冷静和勤奋让我的家人认为法律是最适合我的;但我发现自己除了哲学和大众知识以外,对所有的事物都极度厌烦。当我的家人想象我正在阅读沃埃和维尼阿斯(Voet和VinniuS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的著作时,我实际上却是在偷偷阅读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11)的著作。

因此,很快就有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有些秘密很难永远被隐藏。无论如何,在这之后不久,休谟说:“我制订了一个我已经在稳步和成功地追寻着的生活计划。我决心过极其俭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当然,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出版一本书。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性论》的出版是在1738年年底。这本书是休谟在法国中部的拉弗莱舍(La Fleche),在笛卡尔喜欢的一个地方的租住的房间里写就的。那时他还很年轻,25岁左右,在哲学领域还是个新人,所使用的是“法国大师”式的“怀疑的方式”(有很多地方提到笛卡尔)。他在书的开头说,这是“一个把理性的实验方法引人道德问题的尝试”。因为(休谟曾宣称)世界上只有两种真正的知识:从经验和实验中获得的知识,还有从理性检验中获得的知识。其余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确实,休谟非常坚持这一点:

对于我们拿在手里的关于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书籍,我们如果问,它包含任何涉及数量和数字的抽象推理吗?不包含。它包含任何关于涉及事实和存在的理性实验吗?不包含。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丢到火里烧了,因为它除了诡辩和幻想外没有任何东西。

在摒弃了科学、伦理之后,休谟指出没有任何过往的经验能够提供有关未来的信息,正如没有数量的事实证据可以决定一个道德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是”永远不意味着“应该”。

而后来在这本书的新版本中,休谟解释说,他追求的那些可以“被确定的”哲学。从某个独特的视角上看,这令人回想起了《沉思录》中笛卡尔发出的警告。休谟论述着自己不安的哲学,以及从他自己的思想中产生的感受:

我首先对我在自己的哲学中所处的孤苦寂寞的境地感到惊恐和迷惑,我设想自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妖物,不能融合于社会之中,断绝了一切人间的来往,成为了一个彻底被遗弃了的、心中忧郁的人。我很想混入人群之中,获得保护和温暖;我自惭形秽,就是没有勇气与人为伍。于是我招呼他人来与我为伍,组成一个团体,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我的话。每个人都退避三舍,,淇怕那个四面袭击我的风暴。我已经受到一切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甚至神学家的嫉恨,那么,我对自己必然要遭受的侮辱还有什么惊奇吗?我对他们的哲学体系,已经声明不赞成,那么他们如果时我的哲学体系和我个人表示愤恨,我还能惊异吗?当我四面展望时,我就预见到争论、反驳、愤怒、垢骂和毁谤。而当我反观内省时,我也只发现怀疑与无知。举世都联合起来反对我,驳斤我,虽然我自己已经是那样脆弱,以致我觉得,我的全部意见如果不受他人赞同和支持,都将自行瓦解和崩溃。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踌躇,每重新反省一次,我都害怕在自己的推理中发生错误。

这是一个走在孤独道路上的勇敢的哲学家。今天,研究休谟的学者把《人性论》看作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用英语写成的哲学著作”。

唉,休谟本人后来公开抨击他的这部“幼稚的作品”,并说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持续关注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所有的坦诚和公平交易规则”。这一说法也与他1740年所发表的意见不同,当时他声称非常渴望改正自己的错误并祈求他人能够发现自己过去“未能发现的细节”。

休谟在写给爱丁堡(Edinburgh)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的信中首次坦承:

我应该承认(无限的物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即在我出版的这一本书中,假装发现了所有创新的哲学部分,那是在我25岁的时候。而最重要的是,可能是我当时的青年热情使我对这么多的不足都没有耐心地审查。

实际上,虽然有一个详细的被称为“摘要”的评论,那是在《人性论》出版不久之后休谟自己写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理应尊重他的意愿,他不想把对这本书的总结的机会留给他的对手。包括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在内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曾写信对休谟的出版商说:

你经常告诉我这个人如何的有道德和美德,如我所知的,他可能会有很多。但让我告诉你,我从不知道谁会有如此的恶习,如此罪恶的心灵和身体。

同样,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看到他的作品后说道:“愚蠢的努力和积累,为自己错误的活动不安,却声称自己是睿智的。”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严厉地称休谟是说谎话的“笨蛋”和“无赖”。而直到1756年,休谟的对手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告上爱丁堡的教会法庭。

他们认为休谟坚信:

第一,所有的区分美德和恶习的标准都是虚构的。

第二,没有什么比在公众的利益上建立的正义更加坚实。

第三,通奸是非常合法的,但是有时也是无益的。

第四,宗教和牧师们正在危害人类,并总是以高度的热情和迷信的借口行事。

第五,没有证据证明基督教是神的启示。

第六,所有基督教中最好的模式就是天主教,只有疯子和狂热者才会对其进行改革。

他们的愤怒是如此的大,因为休谟看上去不是一个正常的信徒,他的不可知论多于无神论。事实上,多年以后,休谟在巴黎的一个晚会上宣布,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并质疑这样的人的存在。而他的主人霍尔巴赫男爵(BarondHolbach)则坚定地回答说,他正与17个这样的人在一起共餐。

无论如何,可惜的是,这至少给了休谟对文学争论的渴求。当时的教会已经听够了这样的审判,当局拒绝继续“一个如此深奥而形而上学的主题”。

假如这些人认为这会令休谟放弃对自己理论的宣传,那么他们注定要失望了,因为休谟早已进人他的下一个出版项目,史诗般的6卷本《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这本出现在1754年和1762年的书成为了18世纪最畅销的书之一,而它带来的金钱使休谟第一次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大不列颠史》经过100多个版本的更新,直到19世纪仍在被人们使用。

当最后一卷出版的时候,休谟已经收到了足够多的版税,如他在写给他人的信中写的那样,他搬到了爱丁堡:

大约7个月前,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并组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头儿是我自己,还有两个粗俗的成员,一个女佣和一只猫。我的妹妹也已经加入了我的家庭。我坚持节俭,因此我觉得自己能获得清洁、温馨、轻盈、充足和称心如意。你还能要求些什么呢?独立?我有一个最高的学位。荣誉吗?这并不是完全需要的。优雅?这将会准时到来的。一个妻子?这是所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书籍?这就是其中之一,我的书多得看不完。总之,我无法找到任何我现在拥有的以外的乐趣,除了任何哲学上的成就,我可以很容易得到满足。

至于休谟的崇拜者,如某些匿名的作家,他们对休谟的著作的评论至少是积极的,这些评论的作者要么是他们自己,要么是他们的朋友。一篇匿名发表在《每周杂志》(Weekly Magazine)〔或者叫《爱丁堡娱乐》(Edinburgh Amusement)]上的作rI7认为,休谟对当时的历史性写作手法并不感兴趣。

而其他人的想法则不一样,就像一位名叫福克斯的先生抱怨休谟的那样:“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还有一颗坚强的心,但他对国王和王子的偏爱这一点却是不能容忍的。在我看来很可笑,这更像是女人和孩子对国王愚蠢的钦佩,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所发表的正确或者错误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写下有关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休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再也不会被激怒,穆勒赞赏休谟的学识,并对他的诚实感到痛惜,他说道:

他的推理令人惊讶地准确,但他推理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真理,而是表明它并不是无法实现的。他的思想也完全沉浸在文学之中,他的文学教导人类了解他们的幸福和痛苦的原因。但文学是没有真理的,其目的只在于激发情感。

不久之后人们的评论是这样的:“休谟写的斯图亚特王室的历史要求只被理解为受人景仰……但总的来说,他可被视为最优秀的天才,他的书也显然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作品。”而当时伦敦最大的书商米勒(Milar)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很快就成为了“上层人士”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羞辱,在1763年6月,当时苏格兰首相任命的另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hertson)——苏格兰的皇家史官——献言给国王,为休谟发放养老金。

养老金!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荒谬!因此,休谟又回到了法国。

在法国,休谟先生的确受到了很高的待遇,并引起了一阵轰动。他被贵族和他们的女人争相邀请,但这还不是全部,有人看到勒格罗斯大卫(Le gros David)接待他,并一同在他们的包厢里。另一位来访的英国勋爵记得他总是会在歌剧院里碰到“休谟那宽阔而无表情的脸”。如果说休谟在爱丁堡只有一个女佣和猫的家庭,那么在巴黎他则被众多的仰慕者包围着。在这个独有的法国沙龙中,才华横溢的女人都想要获得他的青睐。比如伊皮奈(d Epinay)夫人曾描述了一个奇特的场景,他们要求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运用口才竭力勾引两个漂亮的女性奴隶。他于是改头换面坐在沙发上,坐在这两个美丽的女人旁边,按照指示说道:

他弯下膝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说着:“好吧!小姐们。好吧!你们就在那儿!”他重复进行,直到他用尽了力气使得所有人都接受。

休谟自己则在给一位历史学家的信中对这段情景写得更暖昧:

我只能说,除了神的食物我什么都没吃,除了花蜜什么也没喝,除了香味什么也没闻到,除了花什么也没糟蹋。我遇见的每个男人,还有更多的女士,都会觉得对我长篇的赞美是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他弯下膝盖,捶打着自己的胸部,但是他什么也没做,

只是说着:“好吧!小姐们。好吧!你们就在那儿!”

在沙龙,休谟被介绍给了一些评论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而女主人则是一位美丽、聪明、善良的名叫布夫莱(Boumers)的夫人,在其客厅里挂着一面巨大而耀眼的镜子。而休谟和布夫莱夫人之间同样反射着虚假的光泽。布夫莱夫人奉承休谟为天才,宣称和他在一起使得她“厌恶大部分的人,却又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而休谟则在回答中说道:“唉!为什么我不能靠近你,这样我就能每天至少看到你半个小时!”

事实上,休谟特别感谢法国接受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的本性是好的。然而,即使是在他幸福的顶峰,他的天空还充满着疑云。

这一事件是最著名的哲学故事之一,所有的细节都被广泛讨论,甚至包括在最新的书籍上,如十分受欢迎的、非常翔实的卢梭的《狗》。在这里,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和约翰•埃迪诺(John Ei-dinow)认为休谟在事件中是无辜的,他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但现实情况则更加复杂。

主要事件非常清楚。当大使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的位子被他人取代之后,休谟的度假突然结束,他将返回英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但实际上,更为不幸的是来自一个显然无伤大雅的请求,来自他最喜欢的女主人布夫莱夫人,她想要他帮助一名当时非常贫困的作家。实际上,这不是别人,正是法国哲学家卢梭。两位从未见过面,但有几次祝贺彼此的信函,卢梭询问休谟是否可以帮助他在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休谟又怎么能说不行呢?这两个哲学家终于在1765年的12月于巴黎见面。卢梭欣喜若狂,他对休谟这样写道:“你的伟大的意见,你的惊人的公正性,你的天才,你会远远高于其他的人类,如果你不再像以前那样,你依然是善良的。”休谟则写下了非常庄严的赞美,将卢梭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

但是请注意,就在休谟、卢梭动身去英国的前一天晚上,休谟拜访了霍尔巴赫男爵作最后告别。而男爵却警告他远离卢梭,他告诫说:“你不知道那个男人。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你是在用自己的胸脯温暖一条毒蛇!”

最初还是一切顺利。在抵达伦敦后,卢梭不仅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还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激进派!伦敦的报纸欢迎这位客人,休谟和他的读者都对卢梭抱以宽容的态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顽固、专制的法国窃笑不已。

与休谟一同出席过许多宴会的查理蒙德(Charlement)勋爵,他曾对休谟作出了最精彩的描绘:

他的脸宽大肥胖,他的嘴很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愚蠢的了。他的眼睛茫然,无精打采。他的发音带着最可笑的苏格兰口音,如果是法国口音,是的,如果可能的话,那会是更可笑的。他从不花心思在自己糟糕的穿着上。尽管休摸现在看上去已经接近50岁了①,但他是健康的,坚强的,可他的身体和力量,远远无法和男子汉的美貌相提并论,他有的只是质朴的外观。他的制服使他更加尴尬,因为他的穿着就像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这些令人伤心的对比似乎始终无法脱离休谟。即使当他自称他对卢梭这位法国朋友怀有永恒的爱,并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随和的人,他是温和的、温柔的、谦虚的、深情的、无私的,而最重要的是,他被赋予了内心里最高程度的敏锐。”可是,他告诉他的苏格兰同胞和他的一些亲戚的却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当他返回伦敦一周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堂弟约翰•休谟(John Hume)-“苏格兰的莎士比亚”(Scottish Shakespeare)——称哲学家卢梭是甘愿“受他的狗和他的情妇统治的人”。

休谟接着预测卢梭在英国乡村的生活将是不幸的,“因为他确实总是会处在各种糟糕的情况之中”。

他将完全没有职业,没有同伴,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完全放弃了阅读:他看不到新的东西,也不再有好奇的观察或言论。确切地说,他不再进行学习。没有多少知识:他只是觉得,在他生命的全过程里,他的感性已经超出了我所看不到的地方——但这还给了他一种痛苦。他就像一个不仅被剥去了衣服,而且还被剥去了皮肤的男人……

然而,卢梭贪婪而广泛地阅读着,同时也在写他的《忏悔录》,这本书将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当然,他喜欢乡下。事实上,他在他的新房子里很快就遇到了植物学家波特兰的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land),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比如一起去进行野外的植物调查。卢梭没有被“剥去皮肤”,相反,他的创造力像以往一样旺盛,而休谟则在作着思想斗争。

最初进人伦敦并安顿下来的卢梭不得不与斯特兰德(strand)附近的两个苏格兰女房东住在一起,当时的伦敦在其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卢梭形容那里充满了“黑色的蒸汽”。幸运的是,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安排。不久,休谟发现卢梭住在奇西克(Chiswick)附近的一处杂货店旁边,和杂货商詹姆斯•普雷因(James Pullein)在一起。然后,在1766年3月,一个名叫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英国绅士为他提供了一处乡村住所,还有一处空的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大楼,即伍顿礼堂(Wootton Hall)。

随后,当卢梭在去斯塔福德郡新家的路上再次看到他的朋友时,表面上似乎一切都依然美好。然而,实际上,卢梭的内心陷人了两难的境地,他不知道是应该感谢休谟的帮助还是应该对这个苏格兰人表示怀疑。最终晚上的见面以失败告终,休谟说自己发现了一辆方便的“马车”可以帮卢梭撤离,并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卢梭则指责休谟对他撒谎。

确实,“发现”是一种技巧,据说休谟这么做是为了让卢梭避免觉得自己欠债太多。但是正如一篇“匿名”的文章(或者可能又是休谟所为或是他的一个朋友)所说,这一把戏激起了卢梭所有的疑虑。

卢梭怀疑这种仁慈的技巧,并指责休谟先生是帮凶。休谟先生坚持他是清白的,并努力转移这一话题。听到答复后,卢梭似乎忧郁地坐了很久,随后他迅速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三次,最后用他的胳膊搂住了他那位哲学家兄弟的脖子,泪水打湿了他的脸庞,他哭泣得像个孩子。”我亲爱的朋友,”他一开口便说道,“你能原谅我的这种放肆的言行吗?毕竟现在你已无数次地证明了你的友谊,而我却如此报答你的好意!可你却还在宽恕我,如果你依然当我是朋友,我希望你会发现我根本不值得做你的朋友。”

尽管历史总是得出结论,认为卢梭只是简单的“偏执”,但他仍然有理由在这点上感到怀疑。例如,伯特兰•罗素说过,在他的记忆中,经过他们“不幸的争吵”之后,休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宽容,但卢梭却产生了被迫害的妄想,坚持他受到了暴力侵害”。不过,即使是这样,许多人也一样认为卢梭有他的理由。他是正确的,他怀疑他的信件被截获,被其他人阅读,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的家,他都已经被监视了,关于他的流亡的消息被广泛传播。

其中令人伤心的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封讽刺信,信里嘲笑他是前所未有的难民,还向他提供了避难的瑞士法郎,他挖苦道:“如果你想要新的不幸,我作为国王,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不幸。”“普鲁士国王”的信传人了伦敦的新闻界,甚至传到了卢梭在斯塔福德郡的避难所。他很不高兴。休谟则认为他本人对这一嘲讽完全一无所知。但是,根据埃德蒙兹和埃迪诺的记载,休谟出席了这一笑话最初出现的晚宴,还有沃波尔(Walpole)大声朗读这封信时的两次聚餐,他也许就是对这封信推波助澜的人。

休谟瞒着卢梭,一直在调查卢梭的财务情况。他曾问过自己在法国的各种有联系的人。布夫莱夫人得知休谟给了她和霍尔巴赫男爵相同的差事。”有什么目的?”她问休谟,“在成为了他的保护者后,你是不会成为他的非难者的。”然而,休谟似乎正有此意。起码目前还没有能证明休谟寻求信息是用来帮助卢梭的证据。相反,休谟自己很清楚,他正在调查:他试图确定卢梭到底是否是一个富人却自称为乞丐!而真相是这样的,据历史记载,卢梭直至1767年5月离开英国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出售他的餐具以支付车费。

到目前为止,卢梭认为他已经看穿了阴谋的中心,在这张大网的中心盘踞着的恶毒的蜘蛛,正是他所谓的朋友休谟。

在1766年6月23日,他写信公开了自己的怀疑:“你没有很好地隐瞒住自己。我理解你,先生,你也知道这一点。”他阐述了事情的本质:“你把我带到英国,显然是为了让我获得一个避难所,而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侮辱。但对于你自己而言,你却通过崇高的努力与热情展示了你的价值和天赋。”休谟看过信之后非常震惊,也许还有点害怕。他呼吁朋友们反对这个“可怕的、忘恩负义的、凶猛而疯狂的人”。

令人担忧的是,以休谟的观点来看,这封信潜在地损害了卢梭作为作家的声誉。毕竟,他的原告在欧洲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据说,这位原告的书在巴黎的商店是按小时为时间单位来出租的!休谟写信给另一个爱丁堡的朋友,修辞学教授休•布莱尔(Hugh Blalr),“对一个有才华的人的任何争议都是危险的”。

休谟的最初反应是要求卢梭对信中描述的“阴谋”查明指控并提供证据。卢梭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简短而又中肯:“先生,我得承认这一指控是对你这唯一的人:你自己。”至于“证据”的问题,在1766年7月10日,卢梭提供了一份带有63段“事件”内容的起诉书。

这一起诉书勉强合乎法律,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显示了一个小说家对戏剧的热爱。最核心的指控之一就是卢梭声称,在从巴黎一起前往英国的路上,他听到休谟在睡梦中喃喃自语:“我摆布着卢梭。”卢梭模仿他所谓的“四句恐怖的话”——“一夜还没过去,但我认为我听到了‘我摆布着卢梭’这几个字在我耳边响起,好像就是在刚才说的一样。是的,休谟先生,你摆布我,我知道,但只有那些身外之物……你摆布着我的名誉,也许还有我的安全……是的,休谟先生,你摆布着我生活中所有的关系,但是你无法摆布我的美德,我的勇气”。

休谟一直缺乏卢梭的风格。相反,他不停地对付着起诉书中一项又一项的起诉。这是他最终用来作为对自己的阐述的基础。

尤其在法国,卢梭有着非常高的声誉,休谟担心公众关注的后果。因此,休谟对卢梭进行了日益激烈和绝望的诽谤运动。他的第一个小册子名为《休谟先生和卢梭先生之间争端的简明公正的阐述》,这本小册子发表在法国(由卢梭的长期敌人编辑),并在巴黎送给他的朋友。休谟避免与布夫莱夫人直接接触,因为他怀疑她,而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休谟将卢梭描述为一个奸诈的坏人,“黑心人、流氓、痞子”,这些都迅速地成为了时尚画廊和咖啡馆的主要谈论话题。

信件显示出休谟的敌意和绝望。根据休谟在给达朗贝尔(D'Ale-mbert)的信中所说,卢梭暴露出“他肯定是最黑心的,最残暴的恶棍,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在信中对卢梭的攻击措辞使得达朗贝尔毁掉了信件,并在回信中希望休谟能够保持温和。

事实上,即使在英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所谓的“两个著名天才之间的争吵”的新闻报道也并不符合休谟的要求。当卢梭常年的敌人伏尔泰要求排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l)支持休谟对抗卢梭时,排特烈大帝说:“你是问我眼里的卢梭?我认为他是不幸的,应予同情的。”并略带责备口气地说:“只有拥有堕落的灵魂的人才会在另一个人摔倒的时候再踢上一脚。”可是这并不是休谟期望的,如他开始要求布夫莱夫人的那样:“对玩笑善意的嘲弄,在公众报刊中大量渲染,一切的一切都是针对这个不幸的人。”

埃德蒙兹和埃迪诺审核了这件事的细节,他们不知疲倦地详细查询资料,最后得出结论,休谟对此事的处理是“充满恶意”的。有人说休谟的信是“真理和谎言”,例如,他曾称卢梭是最黑心的人,他证明了卢梭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来策划如何羞辱他,并说国王乔治三世对卢梭“很有偏见”。之后卢梭回到法国的保护下,休谟甚至写信给布夫莱夫人建议,“为了他自己”,卢梭最好是被当作疯子锁起来。

评论家迅速地讽刺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出休谟将理性看作是自己激情的奴隶。虽然这听起来有些轻蔑,但是当然休谟确实写过“理性是而且应该是那样”。只是,如果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计谋和笔名里,在这里他也不至于被错判为矛盾了。

休谟自己呢?他真的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文人”(literary man)?他自称是一个道德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道德之人,他是否对卢梭施加了阴谋和折磨?或者如他死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对威廉•斯特拉森(William Strathern)描述的那样:

的确,他的秉性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愉快,如果我能被允许这样说。即使在他没有财富的时候,他的伟大和必要的节俭也从未影响到他的慷慨和施舍……他的极端温柔的性格有着稳定性和坚定性。他不断开着玩笑,温柔而又有着良好的幽默,精致而又谦虚,甚至不带有丝毫的怨恨,因此他往往是其他人机智的来源……他有着最广泛的学识,最深刻的思想,并在各方面都有着最全面的能力。在整个故事的最后,我一直认为他,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接近一个完美智慧和道德观念的人。

答案显然不是那样。史密斯的评论是善意的,但不够深人。或许史密斯觉得休谟在谢绝担任爱丁堡的哲学教授这点上有些不好。但是他,或者其他人,都无法对休谟加以指责。或许人们对答案本身的哲理更有兴趣,毕竟,休谟自认是一位自然人类学者,是为了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各种观念——然后将观念变为“客观”。休谟可能既是一个冷酷的阴谋者也是一个情绪化的好人,既是激进派也是保守派,既是纯粹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肤浅的人。或许正如最后他给自己,或者说给年轻的自己所写下的评价那样:

思想是一种表演,一幕又一幕的表演相继登台,并在一个无限多样的姿态和情况下混合在一起。不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论想象的如何简单,在任何时刻,它都不会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实际上,根据那时的记载,休谟虽然只有30多岁,可是看上去却有50多岁的样子。当休谟带卢梭来到伦敦时,他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人,所以难怪他给人这种感觉。然而,朝气勃勃的卢梭仅比他小l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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