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萨特还是身为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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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萨特还是身为波伏娃

2017-11-07 哲学园

哲学野史

30位思想大师的趣闻和传说

马丁·科恩著

邱炳译

文末有往期链接

哲学家是一群善良好心的家伙，他们愿意帮助他人进入“理论”，但除了他们的“荒谬而又呆板的严肃性和重视理论的态度”，还有些关于他们的疯狂事迹。他们同情那些过去的人们，认为他们活在一个没有完善，并且不可能有公正的客观性的理论体系里。但当你询问他们关于新的体系时，他们总是用相同的借口搪塞你：“不，还没完全准备好。新的体系就快完成了，或者至少是正在构建中，将在下个星期天前完成。”

——索伦•克尔凯郭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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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全部作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其他的主流哲学家还没有谁能同时是主流剧作家、小说家、政治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现在评判萨特哪一方面的杰出才能最重要还为时过早，但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这种哲学思想的永久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怎样，那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托马斯•鲍德温（Dr.Thomas Baldwin）博士在他的《牛津哲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中得出的结论。但在这种对萨特的评论里是“萨特夫人”——难道是指西蒙娜•德•波伏娃？不，与波伏娃毫不相干。布法罗州立大学的格林纳鲍姆（Grunebaum）教授在百科全书的某些地方这样看待萨特的形象：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散文《皮鲁斯与斯内阿斯》（Pyrrhuset Cineas）和《模糊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Ambiguity）中曾试图通过辫别（并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的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使自己并不那么突出的观．毅与萨特的观点取得一致。但是，像他一样，她不信服将自由的问题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观点，或者，从逻辑上说，她不认同萨特的存在主义无理由地偏爱一方胜过另一方的做法。

哲学故事

萨特鄙视那些作假的人：中产阶级假装乐意尽所谓的“义务”，同性恋者装成异性恋，有偷窥癖好的人在偷窥现场被抓，最众所周知的是胡乱冲撞的侍者。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其他人意识的奴隶——其他人。他们都是在自欺欺人——糟糕的想法。心理学家说这是一种普遍的弊病，在对其他人的这种毛病进行谴责的时候，萨特也暴露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

虽非出自本意，萨特仍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和政治激进分子。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其他人都对古拉格（Culag）存有异议，萨特却对英雄人物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新俄罗斯表示祝贺，甚至前往俄罗斯期待发现事实。在这之后，他返回巴黎谴责“俄罗斯人没有真正的自由”的谣言。而且，他告诉一个就此话题采访他的记者说“苏联（USSR）内部完全有批评的自由”。

因为存在主义是种行为哲学，是“行为道德和自我承诺”，所以在实践中这就是存在主义。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萨特都在写关于哲学的东西，在那之后即1946年他提出了上面的论点。他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on Reason）（1960）中说，“我曾多次说过——对人类历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里只是将萨特作为独立个体的一种尝试。

像马克思一样，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萨特生于法国边远地区，从小在一种平静的氛围中被带大。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祖父的书房里。他在少年时期也主要与书籍为伴，他在法国一所最好的大学刻苦学习，立志成为杰出人才，最后他带着自己的学识回到学校成为一名教师。在法国，他能教自己喜欢的科目——哲学，但他还是不喜欢这段经历以及当时周围的环境——勒阿弗尔（Le Havre）港口，后来在他的第一本小说《恶心》（Nausea）里，他对勒阿弗尔港口像对布维尔（Bouville）一样反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学术研究，他成了军队里的一名气象学家，法国向纳粹（Nazis）投降的时候，他又成了战俘，尽管受到监视，他还是被假释回去继续教哲学（此时是在错综复杂的法国）,并且将他的第一部话剧《战中》搬上了屏幕。后来他说他考虑过积极抵抗，但积极抵抗要么使他屈服于共产主义，要么使他成为戴高乐主义分子。最终他专注于写作，完成了巨著《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他在书里宣称：“我被宣布是自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不当作家也不当学者，他选择成为一名教授。他参加了一系列的解放运动，如越南人民反抗美国，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同时，他的小说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接受，在硕果累累的196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奖项。

萨特的哲学思想强调运用想象，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形式上最单纯的自由。如海德格尔（尽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众所周知，而且他曾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还是被法国的存在主义学者尊为哲学先导）所言，存在的痛苦在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在《辩证理性批判》里萨特举出了一个例子，整天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的工人也会有性幻想，这就说明了与事实相反的自由想象的伟大力量。

他强调“非”胜过“是”，后者由大量等待科学家检验的单调乏味的事实组成，“非”就有趣得多了。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如果“总结”在存在主义学者笔下是个合适的词的话）：“同时产生的意识的本质是要成为‘非’而不是‘是’。”然后回归到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我们存在，但我们如何“定义我们自身”?（某项运动中有一条空洞而醒目的标语，“存在先于本质”）侍者的形象是这样形成的：

他的动作向前，有点快、有点准、有点急。他快步向顾客走去，身体急切地前倾；眼里急切地流露出对顾客手里的菜单的兴趣。他转过身，端着盘子，极力模仿某种机器人的僵硬步伐，有点像古灵精怪的步行者，又有．点粗鲁，似乎．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状态又随时有可能被打破。他需要通过手和胳膊的轻微动作来恢复平衡。（《存在与虚无》，1943年）

对“意识”的关注成就了萨特的名声。但奇怪的是，1943年面世的另一本书《女宾》（She Came to Stay）——由他的终身朋友兼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也描绘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意识，如主人公游走穿过一个空剧院（直到有观众来，舞台、墙壁、椅子才能获得生气），他（她）看见一位女士坐在饭馆里，毫不理会她的男性伴侣抚摸她的手臂：“它就在那里，被遗忘，被忽视，这个男人的手只是在抚摸不属于任何人的一片血肉。”另一段也是：

我们存在，是的，但是我们如何“定义我们自身”?

“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生物，像我们一样觉察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这几乎不可信。”弗朗索瓦斯（Francoise）说，“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在其他人的脑海里只是虚构的形象。”（《女宾》，1943年）

不管人们有多好奇，虽然这两本书几乎可以算是同时面世，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还是写得更早一些，萨特在起草《存在与虚无》之前，曾在部队一个短暂的假期间热心读过她的初稿。

现在是谁在显露糟糕的信念？萨特还是侍者？

萨特曾在日记中披露波伏娃数次纠正过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这就证明萨特借鉴了波伏娃的思想并把它们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唯一不为人所知的是为什么波伏娃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屡次否认萨特作品的信誉问题。尽管被称赞，被尊为哲学领域的偶像，但当时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还是被完全误解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故事。一方面，大家都认为萨特是个花花公子，为了保全自己所谓“存在的自由”而推卸自己应当与波伏娃结婚的道义职责，另一方面，他们相互来往的信件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从信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30年萨特曾向波伏娃求婚。求婚的惯例做法和萨特想象的传统做法都使波伏娃无所适从，她提出，如果他们共度余生，她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与其他人的性关系（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恋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应该是最可信的一个，波伏娃辅助天才萨特，沮丧的准妻子变成了尽职尽责的秘书。事实上，萨特比波伏娃年轻，波伏娃具备萨特身上所有的才华和文学天赋。波伏娃毕业于女修道院开办的学校，在那里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她一次就通过了法国每年一次的最权威的哲学考试，但萨特是动用了所有的特权后考了两次才通过。

萨特后来说，在他的回信里这是在原信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刚刚分别。直到那时，萨特展示的最伟大的创造，还是当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连环画上仿写故事，然后从祖父的百科全书里找到一些额外的细节加上去。他把拼凑起来的东西当作“小说”来取悦父母。

在《字句》（The Words）中，萨特坦白地承认了一些“错误思想”的例子，当时他就知道他的母亲会怎样表现：

将客人带到饭厅，这样他们就能惊奇地看到小小的创造者怎样在学校的课桌上工作。我假装太过投入以致没有发现我的崇拜者们在场。他们会摄手摄脚地离开，轻声议论我有多么可爱和迷人……

演戏又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到侍者。我常常观察他们。因为一个实际的理由，而不是某种与“‘错误的意识”相关的某种可以选择的原因，他们常常要很迅速地进行工作。这种工作不低贱，它需要技巧。侍者是真正的演员，因为他们有角色要扮演，并且像演员一样，他们也有观众在关注他们（即使有时候是像萨特和波伏娃这样的人物）。因此让我们使用一种不同的分析方式——哲学知识分子的方式来重新看待他们。

他们声音低沉，过于字正腔圆。他们自以为姿势不稚，眼神太过急切，当试图交流听到的最新言论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会偶尔失去假装的自信，他们或者提高嗓门，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就在这时出现，如果听的人有异议，他们就像感觉到失去了平衡，但一张纸的飘动就能重新建立平衡……

始终贯穿于萨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他对“糟糕的信仰”的抨击里的，无非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这位哲学家作者绝望地呈现出人性还没有显露出来的部分。在决定写一本新书之前，这或许是将他在战争中的矛盾身份合理化，或许是他在戴高乐主义分子（Gaullism）和社会主义（Communism）分子之间徘徊（研究侍者的那一本……）。这时他还有可能正在借鉴波伏娃的思想。他并不十分确信身为萨特好还是不好，甚至怀疑侍者的虚无。

到底谁才是真正伟大的存在主义者？与萨特不同，波伏娃意识到存在主义的许多元素随处可见，如对“其他人”的关注，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能找到，在爱因斯坦的哲学作品里同样可见，并且在爱因斯坦的作品里个人主义被当作源于无知的一种幻象，这是粉饰。波伏娃后来将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的所有女性划为“另一方”，这是她自己的思想。遗憾的是波伏娃早期出版她的哲学作品的尝试被法国出版界粗暴地拒绝了，他们甚至建议她退出男性主导的哲学界！

波伏娃的小说《女宾》是揭示波伏娃与萨特关系的一条线索。在书里她最先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弗朗索瓦丝（Francoise）代表的是波伏娃本身，皮埃尔（Pierre）代表萨特，泽维尔（Xavier）是波伏娃当时的情人奥尔加（olga）。第一章里提到过，弗朗索瓦丝打开了一部古典戏剧的新视野，在这里萨特的形象不是唯一的主要形象，但也因这部作品而被赋予了责任。在《女宾》里，弗朗索瓦丝隐藏初衷仅仅是出于爱。于是就有人把这当作对真实生活的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波伏娃是萨特的培养者，她欣慰且骄傲地看到他取得每一点成就，同时她自己却陷人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国以男性为主导的哲学界。因此这是故事中又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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