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怼哲学的家伙过来看看这篇文章吧！（哲园重磅推荐）

《劳特利奇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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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利奇哲学史》对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种编年式的考察。它深入地讨论了哲学的所有重要发展，对于那些普遍公认的伟大哲学家提供了很大的篇幅。但是，较小一些的人物并没有被忽略，在这十卷本的哲学史中，包括了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重要哲学家的基本和关键的信息。这些哲学家被明确地置于他们时代的文化特别是科学的氛围之中。

这部《哲学史》不仅是写给专家看的，而且也是写给学生和普通读者看的。各章都是以浅近的风格写成，每一章的作者都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全书130多位*的专家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每一章后面附有大量的参考书目，可供深入研究者参考。有详细的哲学大事历史年表，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至1993年西方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后面还附有专业术语的名词解释和文献、主题、人名索引。该书是代表当今世界哲学史研究领域*学术水平的著作。”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斯图亚特·G·杉克尔

(stuartg.shanker)

选自劳特利奇《20世纪大陆哲学》

老蝉录入

转载请在文首标注哲学园及ID

在这一卷,我们考察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突出进展。有一件事清楚地证明了巨大变化的发生。在本世纪(20世纪)前几乎没有几个哲学家费力地将“哲学”拆分为其组成部分,他们对哲学本身的本性以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是兴味索然。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完全不同于哲学的学科如数学或心理学,甚至物理学或生物学——曾经都在哲学的庇护之下。

比如,希尔伯特(Hilbert)怎样从哲学系获得他的博士学位就是件饶有趣味的事。现在,我们更加关心公理学、证明理论、分类理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和数学哲学之间的不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者是哲学家活跃的领域,而前者是数学家的统治领域。相反,哲学家和数学家自由地穿梭于所有这些领域。可以确定的是,在数学家的著作和哲学家的著作之间作出区分总是可能的:思路、方法,尤其是目的和结论总会泄露作者的职业。但是,哲学家和数学家正在肩并肩地工作,正在阅读彼此的著作参加彼此的会议,这是不争的事实,是理智的进步,其重要性已经获得充分的关注。

意味深长的是,20世纪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的主要人物——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l)、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布劳威尔(Brouwer)、彭加勒(Poincare)、希尔伯特、哥德尔(Godel)、塔斯基(Tarski)、卡尔纳普(Carnap)和奎因(Quine)都从逻辑学或数学转向了哲学。也许正是这种变化而不是其他单一因素决定了分析哲学的本性。其不仅导致了形式工具的引入,而且引起了对“逻辑分析”的关注、对“组织化”的研究,以及对建构语言“形式模型”的投人。哲学本科教育越来越不再以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开始,而是以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开始。过去学生们探究真理概念的细微差别,现在则接受对真理概念进行公理化的训练。座谈会和讨论受到排挤,代之以真值表和19世纪后期冗长乏味的德文科学专著。

或许逻辑和数学势不可当的进步最显著的影响是哲学论证开始以高水平的技术运用进行。那些从哲学直接进入这些主题的人发现,如果要参与讨论,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掌握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这些复杂的东西。但是,尽管一切都已改变,哲学的根本问题却始终如一。“真的本质是什么?”,“证明的本质是什么?”,“概念的本质是什么?”,“推理的本质是什么?”,甚至分析哲学中更为自我标榜的话题“意义的本质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一直都是哲学的兴趣所在。因此,历史研究在过去几年中得到显著发展就毫不奇怪了,它以在某个经典人物或论证与当代思想之间建立联系为目的,这一点,帕金森(Parkinson)教授和我在这套哲学史“总主编序”中已经有过说明。

然而,从哲学问题的持久本性就得出结论,认为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世纪并没有改变,这是不明智的。然而,与其说形式和形式主义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事实上已经开始衰退),不如说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无处不在。这个议题是贯穿世纪的最受关注的议题。的确,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被那些有抱负的逻辑、数学和科学哲学家不断定义的话题。

罗素主义和维特根斯坦主义,即唯科学主义和被人们(至少是被其批评者)贬称为日常语言哲学的那种学说,是两种主要的对立观点。在罗素看来,哲学应该“尽量使自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应该“研究科学方法,并力求将经过必要改造后的这些方法应用到它自身特有的领域”。根据罗素的观点,唯科学主义有两个基本层面。第一,哲学与科学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它们都投身于对知识的追索(尽管是在普遍性的不同层次上),它们都构建理论并提出假说。第二,哲学在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启示性的角色。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

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不确定性比其确定性更为显著:那些已经能够找到确切答案的间题都被划入了科学的领地,只有那些目前不能被明确回答的问题留下来形成一种叫哲学的剩余物。

在这幅图景中,哲学的领地被不断侵蚀。哲学家做得越出色,他们的领地离消亡就越近,因为他们的成功需要科学家的积极参与,即严格地检验和修正他们通过先验推理建立的理论。

罗素观点的说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历史的支持。典型例子存在于机械论与活力论之争中:在动物热量理论之争和反射理论之争的相继解决中。当时,科学哲学家们很自然地认为图灵(Turing)提出的丘奇(Church)论题机械论版本已为这个过程中的另一主要步骤作了铺垫,即把心灵从哲学的管辖范围转移到认知科学的管辖范围。有一种观点开始出现,即人们不能把哲学再当作逻辑、数学及科学发展的推动力;相反,“科学皇后”已沦为女佣,她也许开启了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巨大发展,但绝非其支配力量。借用当代概念论的术语来说,在20世纪,哲学的命运开始被描述为从上位身份到基本层次身份再到下位身份的沦落。

表面上看来,这场争论非常奇特。毕竟,它是把自然科学被物理学的替代作为其典例的。可是,在20世纪由物理学激发的哲学争论属于哲学中最为艰深和热烈的争论。围绕以下话题的辩论物质和时间的本质,宇宙的起源,实验、证据、解释、定律和理论的本质,物理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只是在20世纪受到热烈讨论的话题中的一小部分,并且还将继续引发激烈的争论。另外,这些争论与图灵论题引发的论战比起来,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一定要说哲学的处境有什么变化,那么20世纪以来,人们对哲学的兴趣增加了,正如各人文学科项目中哲学教师数量的快速增长所表现的那样。就像美国经济和加拿大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样,科学取得的发展越大,哲学取得的发展就越大。科学的新突破——确切地说,新科学—一似乎在产生的同时就成了新哲学问题的宿主。但这种情况引发的关键问题,即那个被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定义弄得费解的问题是:什么使得那些问题成为了哲学问题?是如下原因,即它们出现在科学的未成熟状态中,在某种合乎需要的理论把它们]解决之前吗?但如果这就是事实,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永久的哲学问题是存在的呢?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晚期作品中试图解答后一个问题。在年他写道：

你总是能听到人们说,哲学没有进展,那些古希腊人曾日夜思考的哲学问题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我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的哲学家并不比柏拉图更接近‘实在’的含义…...”多么奇怪的状况啊。真是令人惊讶,柏拉图居然能走那么远,或者说我们居然不能比他更进一步!这是由于柏拉图聪明绝顶的缘故吗?

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作出的解释——“那是由于我们的语言始终保持不变,并且总是把我们引到同样的问题上去”——招致了罗素的强烈不满,罗素认为那将使哲学变成“至多是对词典编纂者微不足道的帮助,而往最坏的方面说则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无聊消遣”。但这种指责建立在对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本质之理解的严重误读上。实际上,这样一种断言,即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中列举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赖尔(Ryle)、奥斯汀(Austin)、厄姆森(Urmson)和斯特劳森(Strawson)——形成了一个哲学“学派”,是很值得怀疑的。诚然他们在对解决哲学问题之正确方法的某些根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哲学关照和目标绝非完全相同,更谈不上赞成同一套哲学信条或论点。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基本预设是,关于概念之本质的问题属于逻辑范畴,我们通过研究一个概念词被使用或习得的方式来阐明那个概念的本质。罗素把以下观点归于维特根斯坦,即哲学问题可以通过研究概念词的通常语法来解决。但这与真相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构成维特根斯坦观点基础的是这样种看法,即哲学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一个概念词的表层语法和深层(逻辑)语法的重大且往往难以识别的差异中,或在哲学家将语法命题错当成经验命题的倾向中。

不过,罗素有一个观点肯定是对的,那就是晚期维特根斯坦完全反对对哲学的唯科学主义理解。维特根斯坦在他年的讲演中宣称:

我们在哲学中获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它不告诉我们新的事实,那是只有科学才从事的工作。但这些琐碎事物的概要是极难得到并且极为重要的。哲学,事实上,就是琐碎事物的概要。

这意味着哲学的任务是澄清概念和理论,而不是作出归纳概括或提出论断。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坚持说:“哲学家不是任何意见团体的成员。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并不是说哲学对科学不起什么关键作用。维特根斯坦在《鲍斯玛笔记》(Bouwsma Notes)中说,20世纪“哲学的完成”很可能会出现在对科学理论的澄清中:在“真诚且清除了一切混淆的成果”中。但这似乎把哲学限制在诠释科学论述的任务中了:它变得像是“思想的演变史”。而且,就像接下来的章节显示的那样,20世纪的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是以《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而非《相对论ABC》(The A.B.C of Relatiity)为旗帜的。

此外,在这样的想法即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描述而不是解释中,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其中包含着提倡以下观点的倾向,即哲学家像剧评家一样,是空谈的批评家,不从事科学写作,却以揭露它们的缺点为生。意料之中的是,人们常常能听到科学家抱怨哲学家一直受到缺陷的引诱:他们批评一个理论,却并不理解它牵涉的微妙困难,或者没有付出必要的努力来掌握为某个科学议题奠定基础的文献。然而,哲学家甚至唯科学主义哲学家并不急于摆脱他们独特的身份。因此,在“哲学与科学”的对峙中,双方都产生了明显的敌意和挫败感。

这些都是意义重大的情绪。因为如果哲学与逻辑、数学和科学的持续进步无关的话,那么怒气与排斥是不会出现的:有的只会是漠不关心。但人们总是能听到科学家对积极的哲学推动力的要求。一个问题由此自然地产生了:什么阻碍了这种联合?也许是20世纪哲学一直以来尝试着建立其与科学的联系的方式?唯科学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都有很深的19世纪根基——前者在科学唯物主义中而后者在诠释学中,这一点难道不是意味深长的吗?的确,唯科学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论争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学唯物主义和诠释学的论争吗——或者,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延续?如果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是否是因为双方各自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同时双方各自又都忽略了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进展的某个重要方面?

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维特根斯坦以便理解这种观点。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第二部分的结尾处,维特根斯坦指出:“在心理学中有实验的方法和概念的混乱……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办法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尽管问题与方法互不相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少数几个认知主义者实际上把维特根斯坦的斥责看作对后计算主义革命之重要性的证明。F.H.乔治(F.H.George)就坚持认为:

(维特根斯坦)对实验心理学的批评,在当时几乎是完全正当的。那个时候,实验心理学家正努力地整理他们的概念,澄清他们的术语和模型: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相信,只要完成了个控制良好的实验,一门科学就能够由纯粹的事实积累形成。通过诠释及解释性的框架和模型建立起来的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这种对心理学的发展如此重要的关系,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根据以上引文出自的文献,维特根斯坦攻击的机械论范式已被丘奇论题的图灵版本彻底取代了。因此,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已经完全过时,原因是: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承认,理论与实验、模型建构、理论建构和语言学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承认关于行为的科学的成功发展依赖一条“彻底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中,鉴于计算机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广泛适用的大型模型”,“我们会愿意听从西蒙(Simon)的建议并以计算机程序的形式来建构我们的模型——至少是建构它们中的大部分”。

抛开他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对后计算主义的机械论革命的热情,乔治对维特根斯坦论点的表述的最有趣之处在于他试图用之以调和唯科学主义与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根据他的观点,哲学是在科学事业的开端处参与进去的,它在凊除那些阻碍一个全面解释框架形成的混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只要新的模型形成了,哲学就不再具有建构性功能。因为,就像乔治所说的,“大多数的概念混淆已然消失”。

事实真的如此吗?哲学真的比罗素设想的更为成功吗?20世纪以来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都是被以下这五个重要问题推着前进的:

(1)逻辑和逻辑真理的本质是什么?

(2)数学的本质是什么:数学命题、数学假说和数学证明的本质是什么?

(3)形式系统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与希尔伯特所说的“理解活动”之间有何关联?

(4)语言的本质是什么:意义、指称和真理的本质是什么?

(5)心灵的本质是什么:知觉、精神状态和精神过程的本质是什么?

我把问题的数量限定为五个以便显示出一种总体的变化。当然,在整个20世纪,有些哲学家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很活跃,但从这五个代表性问题交替出现的角度来看待20世纪逻辑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是有一定根据的。

现在,很少有哲学家会愿意把这五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弃置在“思想史”中,更不要说全部抛弃了。接下来的章节展示的不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而是我们达到的对逻辑、数学、语言和认知之本质的日渐深入的理解。此外,随着时间推移,以下这种看法变得越来越不足信:哲学要么是在概念上先于科学的,也就是说,它澄清混淆以使理论建构的工作能正常进行,要么是在概念上后于科学的,即它的工作仅限于纠正科学写作中出现的错误。因为在本卷所涉及的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不仅是哲学沉思或控制良好的实验的结果,而是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们所实践的哲学的技巧和科学的技艺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本卷的每一章对学习科学的学生而言,就像相关科学领域的教材对学习哲学的学生来说那么重要。这并不是说哲学与科学——哲学问题与经验问题或哲学方法与经验方法——之间范畴性的差异正在消失,而是说它们之间严格的体系界限正迅速变得过时。跨学科机构在全世界不断涌现,它们不仅是为培养哲学学生,而且是为培养各门认知科学的学生而特别设立的。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科学家正频繁地参与概念澄清的工作,而哲学家也已明白完全融入科学共同体是多么重要,如果他们的工作是为了满足科学家的需要。真正被抛弃到“思想史”中的是“哲学与科学”之争论中的那些陈词滥调。但以下章节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我们在哲学发展的持续进行中所能期待的巨大变化的预兆。

译后记 

往往是几本教科书教育了一代人，或者说几本教科书形成了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通过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教科书来了解西方哲学的。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的一些前辈和同仁也编写了一批西方哲学史教材，但是它们的取材范围、断代原则和哲学史观都没有完全脱离上述几本引进教科书的影响。上述几本教科书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过于陈旧，它们分别成书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未能反映20世纪哲学的最新发展，不能适应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20世纪肋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西方世界又出现了一批比较好的多卷本的哲学史著作，例如法国的“七星百科全书” (Encyclopede de la Pleiade)中的三大卷的《哲学史》(Htoire de la Philosophie)，该书是上百位专家共同编写的，内容广博，涵盖东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流派，但是该书是用法语写咸，国内能直接阅读的人太少。此外，在美国出版了科普斯顿(F．Copleston)的九卷本的《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该书由作者一人写成，尽管他的知识非常广博，文笔很优美，但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全世界、洋洋九大卷的哲学史凭一人之力，总会有遗憾之处。作者作为一位神学家，在材料的取舍、笔墨的浓淡、理论的是非等问题上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个人的一些痕迹。这两部哲学史的共同的问题是，它们也都只写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未能反映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而且它们都没有被译成汉语，不能被广大的中国学生和读者所阅读。 

世界上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的《劳特利奇哲学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全书共十卷，1993年开始出版，2000年出齐。该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一章的作者都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130多位专家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该书既是一部系统的哲学史，又可以被看作一部专题研究论丛，它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它既可以作为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文化人系统了解西方哲学的工具书。 

1994一1995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在经常光顾的BLackwells书店发现了刚刚出版的几卷《劳特利奇哲学史》，就被它深深吸引，萌发了将它译成汉语的愿望。回国后我主动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得到了李艳辉编辑的回应和鼓励。待2000年《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全部见书后，我们就开始同劳特利奇出版公司洽谈版权，不久就签订了购买版权的合同。于是，我牵头组织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些同事、朋友、学生来翻译这套书，他们译完后由我校译并统稿。我们的原则是翻译以研究为基础，基本上是找对所译部分有研究的学者来译，力求忠实地反映原书的面貌，包括保留原书的页码和全部索引，便于读者查对。原书中每一章后面附有大量的参考书，我们不做翻译，原文照录，其目的也是便于深入研究的读者进一步查询，如果译成了汉语反而给读者查找造成不便。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原书的学术性。 

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或者说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即使是很多大翻译家的译作都可以被人们挑出很多错误和疏漏，何况是才疏学浅的我辈呢?译文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恭请各位指正。好在所有严肃的研究者从来就不倚赖翻译本做学问，他们只是把译本作为了解材料的一个导引，希望我们的翻译能够给他们做好这样一个导引。近年来国内的学者们兴起盛世修史之风，就我所知，现时学界已有许多编撰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计划，愿我们的这套译本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本套译著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学术眼光和为购买版权所做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把该套书翻译出来奉献给读者。李艳辉博士、林坚博士、吴楚克博士、徐飞博士等为该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周蔚华总编辑和社里其他领导也为该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同时，该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支持，赵敦华先生和靳希平先生同意提供一些课题费来支持各卷的翻译组织工作。在这里我代表全体译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的翻译分工是： 

冯俊——翻译总主编序、作者简介、文献来源、导言、名词解释、主题索引、文献索引、专名索引。 

韩东晖——翻译第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 

聂敏里——翻译第一、二、三四章。 

程鑫——翻译历史年表。 

全书由我校译、统稿，并提供“《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简介”，“《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简介”。 

冯俊 

2003年3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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