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女士们！切切不可把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的手中！
觉醒之后
钱满素
此文选自该套丛书之《自由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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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多萝西·L·塞耶斯（1893—1957）说过一句话，令人深思。她说：“时间和磨难会驯服一个自在的青年女子，但一个自在的老年妇女是任何人间力量都无法控制的。”许多女人只是在扮演完社会要求于她的性别角色后，年过半百，才获得独立的意识，才发现被淹没的自我，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她卸下女人的包袱，又不必受制于男性所感到的压力，如此，确实还有什么人间力量能去控制她呢？
回顾人类社会历来对女人的控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近至本世纪初，缠足之风仍在中国盛行，它象征着中国妇女从生理到心理的被迫就范和畸形扭曲。私塾的门、科举的门、仕途的门，门门对妇女紧闭，留给女人去建功立业的只有一块阴惨惨的贞节牌坊，这可是天底下没一个男人会去争的。秋瑾女士这样描述当时的女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敬告姐妹们》）这位中国女权的先驱别号“竞雄”，以明自己“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之志。作为女性，她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抗争，一面“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一面痛心疾首奉劝女界，务必长点志气，自立自主，切莫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可是在她两万万女同胞中，呼百是否能有一应呢？取媚依附于男人是社会派给女人的“天经地义”的谋生方式，先知先觉的秋瑾免不了做一个身首分离的孤胆英雄。
其实，就是在“女士优先”的西方，妇女的解放也不过是近两个世纪才开始的事情。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尽管对人类的不平等著书立说，义愤填膺，但仍然认为女性的受教育与男性不同，目的在于使她们更加讨人喜欢。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此观点发表了《为女权一辩》（1792），坚决主张两性的完全平等，特别是妇女在受教育和人生追求方面的同等权利。不过到了19世纪，英国的单身妇女大都还只能像简爱一样，满足于当个家教。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女权著作出自一位男士之手，那就是穆勒的《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该书的问世对内战后处于低谷的美国女权主义者犹如雪中送炭。这位自由派思想家凭着训练有素的逻辑和理性——当然还得益于宽容而公允的心态，指出现存秩序中的一大谬误：一个性别居然合法地从属于另一性别，这情形严重地阻碍了全人类的发展。他认为，妇女解放的主要障碍在于大多数男人不能容忍和一个平等的女人共处。他呼吁建立两性完全平等的新原则，取消一方所拥有的特权及另一方所受到的限制。穆勒动手写这本书是在妻子哈丽雅特·泰勒死后两年，他一再声明书中的思想为他们两人所共有。穆勒在和泰勒夫人维持了二十一年不寻常的关系后终于结婚，婚前两个月他发表了一个声明，抗议当时的婚姻制度，宣布决不使用这种制度所赋予丈夫的任何特权，保证泰勒“将在一切方面保留行动的绝对自由，保留处置她自己以及目前或今后任何时候将属于她的任何东西的自由，就像婚姻从未发生过一样”。这种态度大概至今还难以为世人所接受。但是对穆勒来说，超越性别偏见，放弃性别特权都不困难，因为他已经把这种合法而不合理的特权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美国妇女虽然身居新大陆，但也难以避免妇女的从属地位和一般命运。在西部移民中就流行这么一句话：“这国家对男人和狗来说万事如意，对女人和马像个地狱。”不过，从17世纪移民伊始，美国妇女就表现出某种独立不羁的个性。当时踏上从欧洲开往北美蛮荒的木船，就意味着甘冒风险，不惜牺牲。早期清教妇女沉着坚毅，绝少脂粉气。她们不是花瓶点缀，而是上帝的驯服工具和扎扎实实的生产力。再加上清教崇尚灵魂，强调每个人通过阅读《圣经》和上帝直接交流，两性在精神上的平等便有了一定的依据，妇女于是在思想上、表达上都享有相当的独立和自由。在清教的第一代移民中便出现了像安·哈钦森这样的杰出女性，霍桑的小说《红字》中的海丝特就有她的影子。哈钦森的独立思想和雄辩口才吸引了不少信徒，对当时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构成了挑战，令当局费了不少周折才将她逐出殖民地。在那些为了宗教自由以身试法的贵格派教友中，也不乏视死如归的女性。很明显，当时的女子贵在精神力量，她们只为上帝而活，并不为男人而活，即便在婚姻中，联系双方的纽带也是对上帝共同的爱。
安·哈钦森
宗教淡化后，在美国取而代之的是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它和清教的灵魂说一样，也有利于促成两性平等。立国之初，亚当斯夫人便提醒革命领袖在制定法规时“记住女士们”，请他们“切切不可把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的手中”，（老蝉注：此处“记住女士们”与标题“记住，女士们”意义不同，前者是让我们都不要忘记女性的权利，后者是提醒女士们记住什么）因为“倘若可能的话，所有的男人都会成为暴君”。她警告说，“如果不给女士们专门的关怀和关注，我们就决心煽动一场反叛，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的约束”。将《独立宣言》中的革命原则运用到妇女解放事业，亚当斯夫人是第一位。
从那以后，美国女界精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两性平等的斗争。她们中有写《论两性平等》（1790）的默里，有写《论两性平等之信札》（1837）的格里姆凯，有写《19世纪妇女》（1845）的富勒，更有为女权奔走呐喊的社会活动家安东尼、莫特和斯坦顿等人。这些女权先驱人物均为出类拔萃之辈，画像中一个个目光炯炯，英气逼人。她们受过良好教育，性格刚毅，人格高尚，富于理性和正义感。作为第一批进入社会的妇女，她们对两性不平等现象必然观察体会得最为清楚，但她们既不自卑，又不情绪化，可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她们反复强调的是男女人格和智力的平等，苦苦追求的是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奋力拼搏的是女性的经济独立和人格尊严。她们的努力终于导致美国第一次女权大会的召开（1848年于塞尼卡福尔斯），会上发表了由斯坦顿起草的《女权宣言》。它以《独立宣言》为蓝本，宣布男女生而平等，并声称“人类的历史是男子为了对妇女实行专制的暴政统治而对她一再侵犯和伤害的历史”。宣言认为，“造物主赋予妇女同等的能力，她同样意识到发挥这些能力的责任。显然，她和男子一样有权利和义务以一切正当的途径宏扬一切正当的事业。”宣言要求让妇女立即获得她们作为美国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大氛围中，一个半世纪前的美国妇女便懂得如何联合起来，用宣言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公布于世，并力争法律的认可，这充分显示出她们世界领先的政治觉悟。
在文学上，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致力于表现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如肖班、吉尔曼、华顿等人。其中肖班的长篇小说《觉醒》（1899）尤为引人注目，它除了肯定女性的人格觉醒和独立的人生价值外，还非常超前地表现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进入20世纪后，美国涌现出成批的职业女作家，她们的作品涉及到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描写了生为女人的苦恼，又突出了女性追求平等的意识和顽强不懈的奋斗。到了20年代，独立自主的女性不仅能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受到推崇。斯泰因便成了这样一位传奇式女性，这倒反令她抱怨美国公众对她本人的兴趣超过了对她作品的兴趣。对她这样的女性来说，男女平等的字眼由于已经成为事实而不再那么重要了。
重提过去，倒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想提出一个与现实有关的问题：既然当代女权运动的许多观点在一个多世纪前便已提出，那么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还要再来一次觉醒和解放运动呢？
1963年，弗里丹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女性奥秘》一书，被认为是引发了这场妇女运动。从1957年开始，弗里丹对从母校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满十五年的校友进行调查，了解她们的实际生活与所受教育的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妇女中潜伏着一种巨大的不满，社会对女性的一般观念并不符合她们的人生经验。弗里丹发现，大约在二次大战后的十五年间，美国社会重新塑造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她不再是具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而是依附于丈夫、惯于自我牺牲的郊区家庭妇女。她甘愿放弃学业，放弃事业，只为找个好丈夫，建立家庭，当好贤妻良母。舆论一再鼓吹，“真正具有女性本色的女人并不想要事业、高等教育、政治权利——并不想要过时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之斗争的独立和机会”。这一关于女性的流行观念被弗里丹称为“女性奥秘”，它在战后迅速形成声势，成为支配美国妇女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准则。它的成功除了传统的原因外，战后的经济、社会、心理状况，弗洛伊德性理论，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所肯定的两性互补的功能说，教育界的性偏见，商界庞大的销售攻势等等，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如何把妇女打发回家又使她保持心理平衡呢？答案是通过名目繁多的家用设备把家务劳动复杂化，使之成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使每个从事它的妇女都能骄傲地在职业栏中填上“家庭妇女”这个词。
在“女性奥秘”的压力下，许多妇女从社会重新回到家庭，满足于当妻子做母亲。万一她感到不满足，那也只能怪自己不正常，难以向人启齿，疯人院里有的是被丈夫遗弃的“不正常”的女人呢。弗里丹沉痛地指出，“女性奥秘”剥夺了妇女独立的人生价值，中止了妇女的心智发展，“成功地活埋了几百万美国妇女”，让她们在“舒适的集中营”中逐渐非人化。“活埋”两字听来言重，但用来比喻人性的萎缩与死亡，倒也未必不形象。人有生物性和人性两部分，在某些原始部落里，女人会生孩子就是最高成就，令男子不胜羡妒。可是在文明社会中，人的智能的发挥比生物属性更受崇敬，而女性却被局限于发挥她女性的那部分，没有余地发展她与男性完全平等的作为人的潜能。50年代走红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爱露西》便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露西单纯可爱，一心扑在家庭上，但时不时要犯点傻，不过总能得到丈夫的谅解和疼爱。女人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快快活活的亲爱的小傻瓜，心里只有丈夫和孩子。
傅立叶的名言是“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妇女的解放既是文明的标志，又受制于文明的发展。在许多贫困国家的妇女看来，美国郊区家庭妇女的生活也许十分令人向往，求之而不得。但美国的女权运动偏偏正是从这批受过高等教育、吃穿不愁的中产阶级中发起。看来禁果还是不吃为妙，开发智力和保持奴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早看到了，并且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话，便把无才美化成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矛盾。美国人又要妇女受教育，又要她满足于琐碎的家务，于是不能不生出许多的不满来。这种不满并非由于物质的匮乏，甚至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而是由于人性的提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自我本质的危机，是物质和精神达到一定水准后才会出现的文明病。美国妇女被这个“无以名之的问题”困惑骚扰多年后，终于石破天惊，发现身陷“女性奥秘”之囹圄，急需突围而出。她们找到了共鸣，变他信为自信，变怀疑自己为怀疑社会，联合起来向社会发难。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迸发出的是长期压抑后积聚起来的巨大能量，觉醒唤起的力量汹涌澎湃，冲击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当代女权运动的兴起说明妇女的觉醒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觉醒后还会有反复，甚至有隔一两代来一次的趋向。一代妇女所珍视和争得的权利，到了她们的女儿一代便可能被随手放弃了。弗里丹说过：“对1920年以后出生的妇女，女权主义已经死去。” 当然，社会总还是在进步的，回归还不至于回归到最初的起点。美国19世纪上半叶的女权运动基本上是精英革命，社会基础尚未形成，当代女权运动则蔓延为燎原之火，深入地影响到社会的各阶层，触及到妇女问题的各方面。从理论上说，女权主义也已经越过平权的要求而进入更精细的性别研究。然而，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其觉醒和解放并不取决于个别在高等学府站住脚的女权理论家的研究，而是取决于妇女觉醒后面对的实际境况，这才是决定妇女是否回归的因素。
觉醒是痛快的，而且极富正义感，使人体会到道德升华所带来的崇高，但觉醒并不给人任何关于未来的承诺。觉醒后无路可走，可能比不觉醒还要痛苦。鲁迅曾经说过：“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也还有别的路，比如死，比如凄凉度日。《觉醒》的女主人公爱德娜敢想敢做，准备去自食其力，置舆论于不顾，但遗憾的是，她的解放仍然需要一个男人的理解和配合，当她爱的男人不能承受这一重负时，解脱的方法就是消灭自己，投身大海便成了她觉醒的下场。格雷斯·佩莉在70年代初发表了《长跑者》，写一位中年妇女在自我意识觉醒后，“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憧憬！”但未来到底如何呢？我们再来看看她在80年代末写的《朋友》，几个当年志同道合的女友至今仍在相互安慰支持，但已经是在临终的病榻前。她们回首往事，显然哀伤多于欣慰。觉醒后的问题不解决，妇女难免要一次次地反复觉醒，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19世纪上半叶的女权运动似乎在发表女权宣言后便画上句号。南北战争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家庭在农业社会中作为自给自足生产单位的功能逐渐消失，妇女作为生产力的地位也随之失落。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日益明确后，女子越来越成为处于从属地位的消费者。在中产阶级标榜的“可爱的家”中，要求妇女更多的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美德，诸如虔敬、纯洁、忠贞和顺从。一次大战后，美国妇女齐心协力争得了选举权，但目的达到后便偃旗息鼓，花了半个多世纪争取来的选举权却不知如何使用。二次大战后，“女性奥秘”居然又能盛极一时，征服了绝大多数女性，这些都是足以令人思考的史实。甚至在六七十年代激进的女权运动过后，“欢迎回家”的浪潮又伴着“维护家庭”的呼声在90年代向美国妇女悄悄袭来。行在前途崎岖的路上，往回走一条容易的路，大概也是人的本性。说到底，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才是妇女解放最关键的问题。
弗里丹在《女性奥秘》中建议：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妇女应该投身适合于自己并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或社会活动。这自然是极为理想的根本解决办法，但这样的好事对大多数男人也从没发生过，怎么就能适合于大多数妇女呢？何况对女性是否需要投身于家庭以外的事业，始终是众说纷纭，各行其是，不像男子那样目标统一。一般说来，妇女的解放面对内外两种阻力：外在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个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的性别压迫和歧视，克服这种阻力，当然首先必须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但是法律亦非万能，法律所无法改变的那些隐蔽的习惯性的歧视，仍需每个妇女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自己去克服。
内在的阻力又有两层：一是思想上的障碍，千百年的从属地位一直在摧残着女性的独立和自信，使她们难以自拔，觉醒就是冲破这层阻力。但内在的阻力除了“破”，还必须“立”，必须明确女性的人生价值所在，女人一生的中心所在。觉醒是破旧，立新才是目的，不知道该立什么，又如何去立？自我本质危机不解决，女性便将永远地徘徊彷徨。弗洛伊德用了半个多世纪在分析女人，到了77岁却还在问：“女人需要什么？天哪，她们需要什么？”弗洛伊德是他自己文化的囚徒，相信女人天然不如男人，他当然不能解开这个谜。不过，谁又能否认，这个谜至今尚未解开。男人必须在社会上奋斗，这是一致公认的，从未有过异议。而女人是否需要进入社会，则不仅在男人中颇有反对者，女人对此也持不同看法。认为妇女应该在家庭中完成自己的观点一向很有市场，如果说男人是为了维护夫权而支持它，那么女人为什么也赞成呢？难道她们不希望独立自主，取得平等的地位吗？80年代初，弗里丹就说过：“60和70年代的许多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而使妇女运动要功亏一篑的正是妇女自己。”（《第二阶段》）
又是一个为什么。我想，困难大概在于女人进入社会后并不能停止做女人。当然，男人也不停止做男人，但对男人来说，社会和家庭不仅不矛盾，而且往往相辅相成。可是对女人来说，这两者却常常不可兼得。当社会严格地以性别分工时，男人承担全部社会工作，女人则养育子女，承担全部家务。当妇女外出就业，社会上的那份工作并不因为她是女性而减轻分量，而如果她还要家庭的话，又免不了生儿育女，家务缠身，势必承担着原先两个人的工作。换句话说，这时的她既非以前的男人，又非以前的女人，而是男女合一的女超人。世上毕竟凡人多哪，大部分女人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在哈佛出版的《美国现代著名女性》一书中，共收入从1857年到1943年出生的四百四十二位妇女人物，其中终身未婚的几乎占百分之四十，结了婚又离异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她们的单身比例远远高于妇女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果这是一本著名男性人物辞典，其单身比例决不会如此之高。美国历来女性就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献身事业的知识妇女，她们往往单身；一类是成了家的劳动妇女，大都迫于经济需要而工作。大部分妇女只要有条件，就不外出工作。只有事业没有家庭的女人显然缺少了做女人的那部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成了第三性，这种前景自然令其他妇女望而却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时，绝大部分妇女会选择家庭。如果妇女愿意待在家里，那么别人又怎么去“解放”她呢？
男人自艾自怨时，常说悔不该做人，却不说悔不该做了男人。而女人不幸时却大都自问为何偏偏做了女人。妇女的解放迟迟疑疑，反反复复，其中确实悖论不少，略举几个为例：
悖论一：妇女进入社会是解放／妇女进入社会不是解放。
什么是妇女的解放？是从两性不平等中解放呢，还是从双重负担下解放？换言之，由从属地位转为双重负担或“第三性”算不算妇女的解放？
悖论二：同工同酬是平等／同工同酬不是平等。
什么是男女平等？两性是否应有分工？对生理状况不同的两性，同工同酬是否公平？
悖论三：女人是天生的／女人不是天生的。
什么叫女性？所谓的女性特征和女性角色是社会——尤其是一个男性中心社会——强加于她的呢，还是由她的生理决定的？如果女人不是天生的，那么两性角色为何不是相反呢？
悖论四：物质文明的发展有利于妇女解放／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利于妇女解放。
经济发展似乎为妇女的受教育和解放创造了条件，但每当经济有所发展，必然促使一部分妇女回到家中，更不必说妇女经常首当其冲在商业化大潮中沦为商品。
谁都知道，动物界中两性的分工是极其分明的，无论合理与否，遵循它乃是基因所迫，不存在道德上的困境。进化为人后，一切便复杂了，有了生存繁衍以外的目的，有了关于平等的意识，更有了实现自我的愿望。男耕女织本来可以是合理而公平的，但分工的结果却酿成了两性的不平等，男性逐渐树立和强化了父权夫权，千百年来将女性置于绝对的控制之下。女性为了平等，不得不走出家庭，和男子分享社会的工作和权利，但她又不能停止做女人，故而在平等的表象下承受着不平等的负担。美国女权运动后，随着妇女就业率的上升，妇女的实际生活水平反倒下降了，妇女运动似乎最终解放了男人。如此，妇女到底争到了什么？社会参与带给她们的是踌躇满志呢，还是疲惫不堪？她们是如愿以偿呢，还是不过以一种新的不满取代了旧的不满？愤懑宣泄后，等待她们的是否又是无奈？
传统的性别角色已经被打乱，这一点毫无疑问。原先的行为准则也已失效，妇女在觉醒后必须成为新的女性才能生存。这新女性既非原先的女人，也非原先的男人，也不是两者之和，而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人。女子在重新塑造的过程中，男人也必然而且必须随之改变。事实表明，大凡在两性较为平等和谐的地方，大则社会，小则家庭，改变的绝不能只是妇女。只有当男人也不再是原先的男人，妇女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否则的话，不是出现所谓的“阴盛阳衰”，便是女人醒了以后再回去做梦。人类的两部分是不能不同步的，在经历了母系和父系社会后，难道不该迎来两性真正平等互补的时代吗？迪第恩在《妇女运动》一文中引了富勒的一句话“我接受宇宙”，以区别她与当代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正是这位富勒，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便在召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那时将“允许两性相互影响，并以一种更有尊严的关系互相促进”，男女双方都能发展完美和谐，相得益彰。到时，人们再也不必带着“任何热情或痛苦”来谈论他（她）们的性别了。人类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吗？
此文选自以下图书《自由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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