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论语1~~9 部分集齐 | 【经典选读】 |触摸古典的中国系列 NO.347 | NO.195 | 自由微信

本阶段是道教学研究的初始期，多为非道教学专业的学者兼及道教学研究，论着署名160余人。从总体上看，虽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探究《道藏》源流、道教历史和外丹术几方面。文章不多，专着也少，据粗略统计，本阶段关于道教学研究的论文约有200 21 71356 21 15579 0 0 2285 0 0:00:31 0:00:06 0:00:25 3376篇，专着约10多部。

一、道经出版及研究

本阶段在《道藏》的出版方面卓有成就。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田文烈、李盛铎、赵尔巽、康有为、张謇、董康、张元济、梁启超、钱能训、熊希龄、江朝宗、黄炎培和傅增湘等13人发起重印明版《道藏》。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出俸支持此项宏举，教育总长傅增湘总理其事。用北京白云观藏本作为底本，将原本缩为石印32开本，改梵夹本为线装本，由上海涵芬楼影印。每部1120册，共印350部。此外，因《道藏》卷帙浩繁，阅读不便，《道藏辑要》亦有近千卷，不易研读，故守一子丁福保从明《道藏》、清代道书以及近人著述之中选择道书百种，分为10集，每集10种，共计148卷，编纂成一部《道藏精华录》，以方便读者。此书原版书所存不多，现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对《道藏》的研究已经起步。清末宣统庚戌年孟冬，刘师培旅居白云观，披阅《道藏》，对37种道经加以勾玄提要，随笔记录，计37篇，录成一帙，名曰《读道藏记》（《国粹学报》第7卷第1-5期，1911年），是为近现代最早的《道藏》提要。该《记》又被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9册以及丁福保编《道藏精华录》、胡道静等主编《道藏要籍选刊》等书中。1931年，曲继皋与顾颉刚一起于青岛崂山太清宫读《道藏》，曲继皋撰成《道藏考略》（藏于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书中介绍了阅藏经过，简述《道藏》内容，指出摩尼经被收入《道藏》。哈佛燕京学社于30年代刊行翁独健（1906年-1986年）编《道藏子目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重印）。全书分为四部分：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和史传引得。此书编制精审，资料详明，并且纠正了此前中、西文《道藏》工具书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是一部适用、完备和可靠的《道藏》检索工具书。此外还有许地山着《道藏通检》等。

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印行陈国符着《道藏源流考》。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分别对上清经、灵宝经、三皇经、太玄经、太平经、太清经、正一经之渊源、成书、着录、类集、真伪、传授等作了深入的剖析考证，并且考察了三洞四辅经之孽乳及《道藏》分部法。

第二部分《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版》，详细考证了自汉至明道教经书的编目、成藏、亡佚与重修等状况。末有附录七种为《引用传记提要》、《道藏札记》和《道学传辑佚》。此书除深研道经全藏外，还旁涉道教名山志、宫观志、佛藏传记、正史、类书、各省方志与唐以来各家文集，凡与《道藏》有关者均着力搜求。该书资料翔实，考证绵密，结论可靠，对《道藏》之形成与演变，均能溯本穷源，条分缕析，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

对专经的注释、整理与考证开始。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1935年1月）、汤用彤《读太平经所见》（《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1935年）、王国维着《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文展阁，1937年）都很有影响。蒙文通通过辑佚恢复了《老子成玄英疏》和《老子李荣注》，并做了一些校正考证工作，写出《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辑校老子李荣注跋》和《坐忘论考》、《陈碧虚与陈抟学派——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附陈图南学谱》等文，刊登在《图书集刊》第8期（1948年）上。王明撰《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史语所集刊》第18本，1948年）、《周易参同契考证》（《史语所集刊》第19本，1948年）、《老子河上公章句考》（《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8种，1948年）、《黄庭经考》（《史语所集刊》第20本，1948年）都是很著名的。

二、道教史研究

本阶段在道教学各分支学科中，关于道教史的着作要算最多了。大家熟悉的有陈教友的《长春道教源流考》（《亚洲学术杂志》第2-4期，1921-1922年）、傅勤家的《道教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35年）、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商务印书馆，1941年）、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辅仁大学，1941年）、刘鉴泉的《道教征略》（《图书集刊》第7-8期，1948年）等着作。

论文也相对较多，如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高梅《战国时代楚地的宗教》（《齐大月刊》第1卷第4期，1931年）、高梅《战国时代秦齐燕赵魏的宗教》（《齐大月刊》第2卷第2-3期，1931年）、吕思勉《道教起源杂考》（《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史语所集刊》第3卷第4期，1933年）、陈垣《李志常之卒年》（《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1943年）等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除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论着外，学界名流诸如钱穆、余嘉锡、张荫麟、陈独秀、梁启超、范文澜等人，也偶尔撰文论及老子、阴阳五行、神仙方士、谶纬、先秦道家、《太平经》等。

三、道教思想与道教神学研究

研究道教思想的论着不多，皆属于初步探索。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和《道教之根本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读书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认为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都可以从其中找出来。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及其对于人生的态度》（《治史杂志》1939年第2期）、《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四川青城山常道经书社，1946年）对道教思想评价很高。闻一多《道教的精神》（《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1948年）认为东汉道教有一个前身，称之为古道教。其它还有黄季刚《仙道平论》（《雅言》第1卷第2期，1914年）、余逊《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辅仁学志》第12卷第1-2期，1942年）等。

民俗家们对神仙的介绍和考证文章较多。最为后人重视的是浦江清《八仙考》（《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1936年）、许道龄《玄武之起源及其蜕变考》（《史学集刊》第5集，1947年12月）、闻一多《神仙考》和《司命考》（《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1948年）等。其它还有刘澄圆《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东岳庙，1919年）、梁绳祎《灶神的研究》（《东方杂志》第23卷第24期，1926年）、罗香林《碧霞元君》（《民俗》第69-70期，1929年）、钱宝琮《太一考》（《燕京学报》1932年第12期）、贺次君《文昌帝君考》（《逸经》1936年第9期）、周国亭《唐道教考中之元始天尊》（《经世》第47-48合期，1939年9月）、杨堃《灶神考》（《汉学》1944年第1期）、程憬《泰一考》（《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2卷第1期）等等。

四、道教科仪符咒研究

关于道教的斋醮科仪、符箓咒诀法术等的研究，本阶段一些道教史论着有所涉及，但尚未深入开展。于飞《重庆的道士与坛门》（《民俗》第11卷第85期，1929年）和《再谈重庆的道士与坛门》（《民俗》第11卷第85期，1929年）略谈到一些。

五、道教音乐研究

陈国符教授是近现代道教音乐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其撰《道乐考略稿》一文，被收入《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49年）。

六、外丹术研究

本阶段的外丹术研究属于开创和译注原着时期。20年代初，化学家王琎在《科学》杂志第5卷6-7期上，一连发表了《中国古代金属原质之化学》和《中国古代金属化合物之化学》两篇关于金属元素和化合物的论文，为中国炼丹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它们构成他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年）一书的重要内容。王琎评论了儒、道、工匠三家对科技的态度和贡献，说明了外丹和内丹的类比。在讨论中国古代化学的各种金属化合物时，利用的主要是炼丹术的资料。他不但解释了很多炼丹产物，还提出了它们的化学反应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报道了由张子高和张江树按照古法制备氯化亚汞的实验，这实际上已开通过实验研究炼丹术的先河。1932年，吴鲁强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戴维斯教授全文翻译了《周易参同契》（An Ancient Chinese treatise on Alchemy，Entiteled Tsan Tung Chi，Isis 18（1932），210-289.《〈参同契〉——中国古代的炼金术着作》），使得世界炼丹史上现存的第一部理论着作，为世人所知。二人还翻译了《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两篇。戴维斯还做了许多工作。《科学》第17卷第1期又于1933年发表另一位化学家曹元宇的重要论文《中国古代金丹术的设备及方法》。曹元宇研究了十余种炼丹术文献，从中收集了大量古代炼丹仪器设备图的资料，从炼丹所用的屋室坛鼎，到蒸馏、研磨、升华、泥法等操作过程，阐明了炼丹术实践的基本规范体系。他援引《参同契》，总结出铅和汞是中国炼丹术的两翼。曹元宇在另一篇论文《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学艺》第14期，1935年）中，详尽研究了中国炼丹术的起源和早期炼丹书《参同契》。

王、曹的研究于本世纪初在世界上掀起了一次“中国炼丹术热”。此外，劳干《中国丹砂之运用及其推演》（《史语所集刊》第7本，1938年）、薛愚《道家仙药之化学观》（《学思》第1卷第5期，1942年）、黄素封《中国炼丹术考证》（《中华医学杂志》第31期，1945年）等文进一步从医药、化学方面考察了道教的炼丹术。

七、内丹术阐释

本阶段重要的内丹人物，当属蒋维乔和陈撄宁二人。本阶段的内丹术以突出“静坐”功夫为特色，揉合佛教禅修法和近代医学科学，因而有所发展。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他于1914年出版《因是子静坐法》，阐发了内丹静坐之秘。1915年又撰写了《因是子静坐法续篇》，转为研究佛教止观静坐修行术。他还组织了静坐法研究团体，并翻译介绍了一些日本静坐法书籍，影响极大。陈撄宁（1880-1969），道号圆顿子，道教龙门派第19代传人。1932年前曾用10年时间炼制外丹，此后转向专研内丹之学，着有《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1926年）一书。他还着有《黄庭经讲义》（1941年）、《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1938年）等，对内丹术的研究和把内丹术发展为内丹医学新气功，用以疗病养生，作出了重要贡献。除蒋维乔、陈撄宁二人外，还有张松谷着《丹经指南》（1925年）、周述官着《增演易筋洗髓内功图说》（1930年）；王竹林编有《意气功详解》（1931年）；丁福宝（1874-1952），编著《丁氏医学丛书》、《道藏精华录》、《静坐法精义》等；陈乾明（1899-1971）编有《静的修养法》一书，早期强调凝视丹田，晚期主张放松；刘亚农编辑的《二十世纪伤寒论》中载有《静坐疗病法》，以内丹静坐法疗病。

八、道教医药与养生介绍

上述内丹术往往用于养生，二者有密切关系。此外，蒋维乔《老庄之养生法》（《青鹤杂志》1934年22卷16、17期）、杨静庵《道家的延寿与长生》（《古今》第3卷第18期，1943年）等对道教养生做了介绍。

九、宫观山志编纂与宫观考察

主持编修本世纪第一部宫观志《白云观志》的学者是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他于1921年来中国考察，曾进白云观当道士。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在中国道士的帮助下，于1927年编成七卷本的《白云观志》，历史资料价值甚为宝贵。一些学者对宫观的碑刻及出土文物进行考察。黄仲琴《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语历所周刊》第10卷第118期，1930年2月）、蔡守《宋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石考释》（《国学论衡》1936年第5期）、罗桑彭错述《北平白云观道学渊源考》（《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4期、第2卷第1期、第3卷1-3期，1935年12月-1936年10月）、杨大膺《龙虎山上清宫考》（《光华大学半月刊》第5卷第3-6期，1936年12月-1937年3月）等。

陈国符撰《道馆考原》和《楼观考》二文，考证道观起源与演变以及天师道设治等，为开创之作，被收入《道藏源流考》（1949年7月，中华书局）。

十、道教文学研究

早在本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已开始对道教经籍中富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开展研究。1929年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和1933年潘昶的《金莲仙史》两部着作，何伟1926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灶神的研究》，以及赵景琛、叶德钧、浦江清等人对于八仙故事传说的研究成果，都对道教神仙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1935年上海邑庙翼化堂书局出版的常遵先的《吕祖诗解》，对道教神仙诗进行了搜罗、整理、探究。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文集书店，1939年）对道教信徒的诗词及思想内容展开了文学研究。

十一、道教刊物

本阶段的道教刊物主要是《扬善》和《仙学》。《扬善》为半月刊，于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到1937年8月停刊，共出99期，是中国第一个道教养生刊物。主编陈撄宁，主办人上海翼化堂末代堂主张竹铭。《仙学》为月刊，又称《仙学月报》，于1939年1月创刊，到1941年8月停刊，共发行32期，由上海翼化堂书局出版。主编陈撄宁，创办人张竹铭。

第二阶段（1950-1976）：不绝如缕

本阶段道教学的研究仍属于兼职研究状态，内地出版的专着较少，著名的如《太平经合校》，论文大约50多篇，比较冷落。台湾省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成绩超过内地，专着约十余部，论文百篇以上。

一、道经研究、收集与辞典编纂

香港学者饶宗颐着《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大学，1955年）对《老子想尔注》进行了校对、笺释和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太平经合校》，王明编。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后多次再版或重印。《太平经》系东汉道教的重要经典，原书170卷，现残存于明《道藏》的本子仅57卷。编者根据《太平经钞》及其它27种引书，运用校、补、附、存四种体例重新整理《太平经》，大体恢复了原书170卷的本来面目。为研究道教史和道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凭据，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推崇。王明还发表了《敦煌古写本〈太平经〉文字残页》和《〈太平经〉目录考》二文，对《太平经合校》作补充。

陈国符着《道藏源流考》由中华书局于1963年12月增订再版。全书除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和增加外，还增加了《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略稿》和《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4篇新的附录。

研究其它典籍的论文主要有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1日）、王明《试论〈阴符经〉及其唯物主义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5期）、汤用彤《读〈道藏〉札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陈撄宁《〈老子〉第50章研究》、《〈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以上三篇《道协会刊》第4期，1964年10月）、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崇基学报》第9卷第1期，1969年）、《论道藏本顾欢注老子之性质》（《联合书院学报》第8期，1970-1971年）、《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3年）等。

台湾学者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自由出版社，1965-1974年第1版）收录丹经和道教哲学着作等，在第1版后不断再版，每次再版又增加新书，所收道书大约有800余种。美国学者苏海涵曾到台湾当道士，利用其师的资料编《庄林续道藏》（成文出版社，1974年），收录了相当多的台湾符箓科仪道经，其中多为手抄本。此外还有陈志滨《伍柳仙宗白话译》（全真教出版社，1975年）。

本阶段的道教辞典有台湾戴源长编《仙学辞典》（真善美出版社，1962年）和《道学辞典》（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

二、道教史研究

本阶段台湾学者关于道教史的研究很有成绩。孙克宽出版了《蒙古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台北文星书店，1958年）、《宋元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5年）、《元代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1968年）、《寒原道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等着作，发表了一批有关宋元道教的论文。他还发表了关于唐代道教的论文《唐代道教之发展导论》（《中兴大学文史学报》1974年第1期）和《唐代道教与政治》（《大陆杂志》1975年第5卷第2期）等。此外还有孙广德《晋南北朝隋唐儒佛道争论中之政治课题》（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陈志滨《全真仙派源流》（全真教出版社，1974年）、唐弓《唐代的道教》（台大硕士论文，1974年）等着作。其它论文还有南怀瑾《元代全真道与中国社会》（《新天地》第1卷6期，1962年）、钱穆《金元统治下的新道教》（《人生》，第31卷3期，1966年）、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上、下）》（《新亚学报》第7卷2期，第8卷1期，1966、1967年）、史贻辉《道教在台湾之分布与现状》（《南瀛文献》12期，1967年）、方永辉《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景风》18、19期，1968年）、李树桐《唐代的政教关系》（《师大学报》1967年第12期）、刘伯骥《唐代的政教史》（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修订版）、丁煌《唐高祖太宗对符瑞的运用及其对道教的态度》（《历史学报》1975年第2号）等。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关于明代道教的论文有《研究明代道教思想中日文书目举要》（《崇基学报》第6卷第2期，1967年）和《补明史佞幸陶仲文传》（《东方文化》第11卷第1期，1973年）。

本阶段内地学者对太平道、张鲁政权以及其它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等作了较多的研究。

学者们争论比较激烈的是《太平经》的政治思想。杨宽的《论〈太平经〉——记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着作》（《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对《太平经》作了高度评价。在杨宽之前，有侯外庐、张岂之、杨超、李学勤、徐知、袁良义等在各自的论着中肯定《太平经》的革命内容。戎笙很快发表论文《试论〈太平经〉》（《历史研究》1959年第11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太平经》中80%以上是宗教语言，少量内容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愿望，但不能过高评价。他的意见，与1958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的观点相一致。1960年，中华书局哲学组发表《史学界讨论〈太平经〉的性质及其与太平道和黄巾起义的关系》（《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5日），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综述。此后，喻松青和熊德基也就《太平经》问题展开辩论。熊德基发表《〈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认为《太平经》的思想与黄巾起义对立。喻松青发表《〈太平经〉和黄巾的关系——与熊德基同志商榷》（《新建设》1963年2月号），认为《太平经》的信仰与黄巾起义相一致。王明在《〈太平经〉合校》的前言中，指出《太平经》的“大部分篇幅是宣扬有神论、宗教唯心论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但其中一些篇章里也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正确的观点。”

此外，还有陈寅恪的《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950年第1期）、唐长孺的《范长生与巴民抵蜀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喻松青的《老子与道教》（《光明日报》1962年5月25日）、《道教的起源和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中国的封建阶级同道教的关系》（《人民日报》1964年5月10日）等论文。

三、道教思想研究

台湾学者研究道教思想的着作有赵家焯《道学与道教》（台北1962年）、南怀瑾《禅与道概论》（真善美出版社，1971年）、杜望之《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华明书局，1968年）、杜而夫《儒佛道之信仰研究》（学生书局，1968年）、周绍贤《道家与神仙》（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李叔还《道教要义问答大全》（香港青松观，1972年）、陈敦甫《论道》（全真教出版社，1972年）、赵家焯《道教通诠》（华冈出版社，1977年）等。

柳存仁对明代的三教关系做了研究，发表了《明儒与道教》（《新亚学报》第8卷第1期，1967年）和《王阳明与道教》（《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1970年）。后又发表《王阳明与佛道二教》（《清华学报》新13卷第1、2期合刊，台湾新竹，1981年）。

学术界在对《太平经》及原始道教的历史学研究中，大都涉及了道教的宗教思想。杨向奎《论葛洪》（《文史哲》1961年第1期）则对葛洪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行了分析。汤用彤发表《寇谦之的着作和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康复札记四则》（《新建设》1961年6月号）等文章，解剖了寇谦之、陶弘景的政治、宗教思想，对比了佛道二教教义的区别。

四、道教科仪符咒研究

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增订版序》中说到：“《道藏》收斋醮仪范一百二十一种，都六百四十卷。披览札录，成《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兹取其道乐一节，略事增补，成《道乐考略稿》。”《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未见发表，只是《道藏源流考》的“附录三”收有《道乐考略稿》。尽管如此，《道藏源流考》中《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道藏札记》和《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等章节里，也有许多对道教斋醮仪范的文献学考证。

蒙文通的《道教史琐谈》（此稿日期签署于1958年8月30日，刊行于《中国哲学》第4辑，1980年）第一次将符箓与文字联系起来考察，并企图从少数民族宗教中寻求其源头。

台湾民俗学者刘枝万致力于斋醮研究，采用了文献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发表了《桃园县龙潭乡建醮祭典》（《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10期，1971年）、《台北县中和乡建醮祭典》（《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33期，1973年）、《醮祭释义》（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22《中国民间信仰论集》，1974年）、《修斋考》（同上）、《台北县树林镇建醮祭典》（同上）、《桃园县中坜市建醮祭典》（同上）等调查报告和论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台湾民间信仰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12月）。

五、道教音乐研究

50年代中后期，道教音乐研究步入对斋醮音乐的采集、整理阶段，形成了一定规模。著名音乐家杨荫浏主编的《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公开出版），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做了较翔实的文字和乐谱记录。

六、外丹术研究

5、60年代，中国炼丹术研究进入活跃期，其中比较重要的收获，可见于袁翰青的《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张子高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冯家升的《炼丹术的成长与西传》（《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对中国火药史与炼丹术的研究举世闻名。60年代，王奎克翻译了《三十六水法——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献》（《科学史集刊》总第5期，1963年），介绍李约瑟等人关于道教炼丹术中水法反应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葛洪《抱朴子内篇》所记“金液丹”的有关内容，发表了《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总第7期，1964年）。这些工作丰富了关于炼丹术实验方法的认识。此外，李乔苹也完成了很多研究工作。张资珙、黄素封分别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的化学史着作，促进了中国炼丹术研究的深入。

对道教科技思想的研究仍然在进行。50年代，化学史家袁翰青连续发表《推进了炼丹术的葛洪和他底着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5期）和《周易参同契——世界炼丹史上最古的着作》（《化学通报》1954年第8期）。徐克明《研究化学的先驱者——记我国晋代的炼丹家葛洪》（《工人日报》1962年5月31日）、陆曼炎《我国古代化学家葛洪》（《新华日报》1962年8月19日）等文也介绍了葛洪的古代化学成就。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化学通报》1954年12期）、朱晟《医学上丹剂和炼丹的历史》（《中国医学杂志》1956年第6期）、俞真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浙江中医杂志》1957年第8期）、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清华大学学报》第7卷第2期，1960年）、谢海洲等《有关汞及其炼丹的历史》（《哈尔滨中医》1963年第3期）等论文，侧重考察炼丹术的历史发展。此外，王占元《周易参同契的哲学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3日）和李俊甫《论中国古代炼丹书〈参同契〉》（《新乡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则介绍了对《参同契》的看法。

七、内丹术研究

本阶段，“气功”一词被群众普遍接受，而内丹术则是气功的主要功法。徐寄鸥《气功学说的探源》（《江苏中医杂志》，1962年第5期）对内丹理论进行了探讨。指导实践的着作有刘贵珍着《气功疗法实践》、刘贵珍主编《内养功疗法》、陈涛《气功科学常识》、杨践形着《气功自疗》、杨践形《气功哲学》等。

八、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

萧天石着《道家养生学概要》（自由出版社，1963年）和《道海玄微》（自由出版社，1974年），对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主要集中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身上。江静波《晋代大医学家葛洪》（《新华日报》1957年5月24日）、邝贺龄《晋代医学家葛洪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9年第9期）、蔡景峰《晋代医学家葛洪》（《健康报》1962年1月6日）等文章对葛洪的医学思想作了介绍。王明撰《陶弘景在古代科学上的贡献》（《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1日），介绍了陶弘景在医药、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谢天心等《我国晋代的药物学家陶弘景》（《哈尔滨中医》1960年第8期）则介绍了陶弘景在药物学方面的贡献。大雨《“药王”孙思邈》（《工人日报》1961年8月28日）、方昭《孙思邈——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北京日报》1961年8月31日）、李经纬《孙思邈在古医学上的伟大贡献》（《中医杂志》1962年第2期）、马堪温执笔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故里调查记》（《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5期）等对唐代道教名医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作了介绍。

九、宫观山志的编修与道教建筑、道教美术研究

台湾学者刘枝万《台湾省寺庙教堂调查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年）、《南投县风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县宗教委员会，1961年）、《清代台湾之寺庙》（《台北文献》4-6期，1963年）、《台湾之瘟神庙》（《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22期，1974年）、马来亚学者朱金涛《基隆坡华人寺庙之研究》（马来亚大学，1968年）、台湾学者林衡道《台湾寺庙大全》（1974年）等对当地寺庙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不少道观或道教内容。

新修宫观山志没有出现，道教建筑与道教美术的研究成果也不显着。1955年，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保护性搬迁成功，引起艺术史、宗教史的学者浓厚兴趣。一些画史着作曾列专题介绍评论永乐宫元代道教壁画，尤其是赞扬三清殿的《朝元图》构图壮阔（神像多至286尊），造型生动，用线挺劲，色彩丰富，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的成就。

十、道教文学研究

柳存仁用英文撰写了一部研究宗教与文学关系的力着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Vol.Ⅰ.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1962年（《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开拓了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新领域，在海外颇负盛名。他还发表了论文《西游记的明刻本》（《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1963年）等。

十一、机构团体和刊物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于1961年11月成立。主任陈撄宁、副主任王伟业。主要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研究和编写中国道教史。1962年8月《道协会刊》创刊，为教内不定期刊物，出了4期。1969年研究工作中断。

第三阶段（1977-今）：蓬蓬勃勃

道教学被确定为国家高等教育科目，道教学被正式纳入国家科研项目，国家道教学研究机构的成立，道教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出现，道教学杂志的公开发行，全国性道教学术会议的召开，现代影印本《道藏》的问世，都是本阶段的新事物。20世纪前80年可说是道教学研究的序幕，道教学于后20年才真正形成了。

本阶段，将道教学作为主要或重要研究课题的研究机构与团体，经常刊登道教学成果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前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道教研究室、吴真人研究会、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泉州市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鹿邑老子学会等，后者如《中国道教》、《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上海道教》、《三秦道教》、《道教文化》、《东方宗教研究》、《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道教学探索》、《道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河北道教》、《福建道教》等。

道教学术会议也经常举行。如第三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道教科仪及音乐国际研讨会、全真道教斋醮仪式国际讨论会、亚非学术会议、中国道协道教文化研讨会、第一届妈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道教音乐研讨会、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武当山中国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道家思想、仙话与民间文化研究会、龙虎山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道家与道教学术研讨会、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20年来，道教学研究蓬蓬勃勃，借数千年深厚的学术根基，凭前辈80年的披荆斩棘，参国外学者长期的成果积累，新老学者发愤图强，废寝忘食，突飞猛进，开垦了一块又一块处女地，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较快地获得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初步统计，本阶段出版的道教学专着、文集、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约200种左右，论文约1000篇左右，数量之大为前两个阶段无法比拟。其中有不少开创之作和精品。这些，为道教学在21世纪全面展开，深入进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一、道经研究、辞典编纂和综合研究

（一）《道藏》研究

由于《道藏》是道教学研究的主要资料，所以对《道藏》的研究就成为基础性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和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另外，道经的出版也取得显着成绩。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组织道教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开始撰写《道藏提要》。简要地介绍了每一部书的内容，尽量考订其时代和作者，写成《提要》1400多条，并附有新编目录、撰人小传及各种索引。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任继愈担任主编，钟肇鹏担任副主编。

朱越利是《道藏提要》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道藏提要》写完后，他继续拿出相当的精力研究《道藏》，先后出版了《道经总论》（张岱年主编《国学丛书》第一批书目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道教要籍概论》（《道教文化丛书》之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12月）和《道藏分类解题》（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3部专着。《道经总论》分道经之源、道经的产生、道藏编纂史、道经分类、道经目录、敦煌道经、藏外道经举例、道经评介等8章内容。书末附有“综合索引”。书中肯定了前人整理道经的重要成就，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拓展。《道教要籍概论》选择从两汉至清代道教要籍159种，从卷数、版本考证、成书年代、作者简述、内容辑要、要旨评介等方面予以论述。《道藏分类解题》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突破《道藏》原分类法，对《道藏》书目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解题重点放在考证作者和年代。作者在每一子目下，均一一标明其书在明《道藏》及五种影印本中的类别、函目、册码和页码，并编制了一些索引和表，目的在于帮助读者翻检《道藏》。

此外，朱越利还发表了《〈道藏〉中的中国哲学史史料举例》（《中国道教》1987年第2期）、《〈道藏〉中题属佛教的着作》（《法音（学术版）》第2辑，1988年）、《〈道藏〉的编纂、研究与整理》（《中国道教》1990年第2期）、《道教类书〈云笈七签〉》（《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等研究《道藏》的论文。

柳存仁也发表了研究《道藏》的文章，如《阅道藏记凡例》（《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1辑，1977年）、《道藏刻本之四个日期》（《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道藏〉之性质》（《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卷第1期，1992年）、《张君房与宋代道书》（《明报月刊》第240期，1985年）等。

从整体上研究、介绍或释读道经的着作还有陈敏编著《道教典籍》（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宗教系教材，1993年）、吴枫与宋一夫主编《中华道学通典》（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4月）、田诚阳着《道经知识宝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以及姚道中的论文《道藏全真着作的历史价值》（《食货月刊》第8卷5期，1978年）等。

（二）道经的收集与出版

1977年台湾艺文印书馆缩小影印《道藏》，编为32开本60册，另有总目和索引1册。同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缩小影印《道藏》，编为16开本60册，另有总目录1册。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缩小影印明版《道藏》，编为16开本36册。末附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以《涵芬楼本〈道藏〉》为底本，并据原上海白云观藏本补足，共计补缺1700余行，纠正错简17处，描补缺损500余字。

除影印《道藏》外，收集藏外道书的工作在继续进行。成果有林洁祥主编《道教文献》（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和《仙佛灵异丛书》（广文书局，1989年）等。1992年8月-1994年12月，巴蜀书社出版了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的《藏外道书》36册。共影印（少数非影印）《道藏》失收道书、后出道书以及藏内道书异本共1016种。其中有稀世孤本和海内珍本。全书分为古佚道书、老庄注释、经典、教义教理、摄养、戒律善书、仪范、传记神仙、宫观地志和文艺等10类。该书工程浩大，具网罗之功。

（三）道教词典的编纂

本阶段有几部道教词典问世，它们是李叔还《道教大辞典》（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其中包括道教部分，由戴景素、卿希泰、龙晦、王家佑、羊华荣、曾召南、魏启鹏和李永晟等撰写，朱越利和陈兵等协助审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杨逢时《中国正统道教大辞典》（逸群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黄海德和李刚编《简明道教辞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闵智亭和李养正主编《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4年6月）、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

（四）百科全书中道教部分的编写

本阶段中国学者参加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5月）的修改撰写工作，朱越利、陈兵、王卡和钟肇鹏等撰写了道教部分。卿希泰、赵宗诚、曾召南、石衍丰、钱安靖、古存云、丁贻庄和陈大灿等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道教部分的撰写工作。《宗教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3书中的道教部分都是综合性的，其中不少条目属于开拓性的、填补空白性的研究成果。柳存仁《读宗教词典里的道教部分》（《明报月刊》第207期，1983年），对祖国学者的成绩给予肯定。

（五）道教金石的收集

陈垣编纂、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收录约1500篇道教碑刻资料，除移录《道藏》中的资料外，还征引了大量拓片、金石志、其它道经、地方志、文集及丛书等，为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较好地弥补了《道藏》的缺陷。当然，道教碑刻还会不断地发现。如朱越利《读徐州博物馆藏〈阴符经〉碑刻》（《上海道教》1993年第3、4期连载）和《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等所述碑刻就可以补充《道家金石略》。近年又出版了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龙显昭和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综合研究的宏篇有牟钟鉴、胡孚琛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11月）、胡孚琛、吕锡琛着《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和卿希泰、詹石窗主编《道教文化新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等。

（六）道教综合研究与介绍

柳存仁《一千八百年来的道教》（《明报月刊》第246-247期，1986年）、《道教是什么》（《和风堂新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道教前史二章》（《中华文史论丛》第51辑，1993年）对道教做了介绍。赵家焯《道学重温》（道教世界总庙文经司，1980年）、曾召南、石衍丰《道教基础知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朱越利《道教答问》（华文出版社，1989年）、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2月）等属于综合性的道教知识读物。柳存仁《民国以来之道教史研究》（《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1992年）介绍了道教研究的历史。

（七）道教专经研究

在专经的整理方面取得丰硕成果。饶宗颐着《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是在《老子想尔注校笺》的基础上增扩而成。作者对《老子想尔注》进行了校正、注释和分析。王明着《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1985年3月增订后被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第一次全面校释了《抱朴子内篇》。杨明照着《〈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第一次全面校笺了《抱朴子外篇》。胡孚琛着《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从历史、义理和方术等角度论述了《抱朴子内篇》。王明着《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12月）和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8月）也都是首次。钟来因着《长生不死的探求——道经〈真诰〉之谜》（文汇出版社，1992年6月）评述了陶弘景，阐述了《真诰》派别背景、时代背景、文献渊源及其中的方术，探讨了它的文化意义。王平《太平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太平经》的着作。罗炽主编《太平经注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是以《太平经合校》为基础的《太平经》的第一部完整的注释，并有今译。

其他还有柳存仁《〈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第五——P2337中金明七真一词之推测》（《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马学良着《彝文〈劝善经〉译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郑志明《太上感应篇之伦理思想（上、下）》《鹅湖》第12卷11、12期，1987年）、陈祚龙《看了两种模拟伪造的敦煌唐抄道经以后（上、下）》（《大陆杂志》1988年第5、6期）、萧登福《魏晋道教杨许〈上清大洞真经39章经〉探原》（《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21卷6期，1988年）、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1月）、朱森溥着《〈玄珠录〉校释》（巴蜀书社，1989年3月）、任法融着《〈道德经〉释义》（三秦出版社，1988年）、曹震阳着《〈道德经〉注解》（大连出版社，1993年5月）、柳存仁《〈想尔注〉与道教》（《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龚鹏程《太平经释义》（《中国学术年刊》第12期，1991年）、杨福程《谈抱朴子遐览篇的道书数目——兼谈错误估计所造成的错误结论》（《中华文化月刊》140期，1991年）、余崇生《陶弘景与真灵位业图》（《鹅湖月刊》第201期，1992年）等。

二、道教史研究

（一）道教通史研究

道教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卿希泰主编4卷本《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1992年7月、1993年10月、1995年12月），卿希泰还与唐大潮合着《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可谓4卷本的缩编。1990年6月，任继愈主编的1卷本《中国道教史》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4卷本和1卷本《中国道教史》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的几本小部头的道教史着作，初步理清了道教产生与发展的脉络。此外，南怀瑾着《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柳存仁从资料角度发表了意见，如《史籍与道籍》（《神田喜一郎博士追悼中国学论集》，1986年）。

（二）道教专史研究

对道教教派、宗派及断代、地域等各种历史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断代或宗派史研究的着作有周绍贤《道教全真大师丘长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程似锦《明世宗崇奉道教之研究》（1984年东海大学硕士论文）、李远国《四川道教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帝室》（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汤一介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于1988年同时出版）、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学生书局，1988年）、詹石窗《南宋金元的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郭树森主编《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张继禹的《天师道史略》（华文出版社，1990年）、王士伟《楼观道源流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王光德与杨立志合着《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9月）、张金涛主编《中国龙虎山天师道》（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樊光春着《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等。

王家佑着《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中的《炳灵王与西南民族》、《夜郎与巴蜀》、《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张陵五斗米道与西南民族》、《青城道教仙源录》等文论述了原始道教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还有《陈抟生平大事考》和《唐代道教》两篇论考历史的文章。

在众多的关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论文中，一部分仍然是继续“文革”前的争论。其中，高敏的《汉末张鲁政权史实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2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提出张鲁政权应从188年算起，到215年降曹，符合史书“垂三十年”的记载。张鲁政权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直到降曹，才堕落成叛徒。另一部分则偏重于道教史的研究。如蒙文通《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第4辑，1980年）认为太平道似源出儒墨，天师道盖原为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入晋后二者渐合为一。另外还有晨阳《原始道教的产生和性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赵克尧、许道勋《黄巾起义和宗教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丁培仁《太一信仰与张角的中黄太一道》（《宗教学研究》第5期，1984年），都是研究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历史的论文。王家佑、李远国合作《丰都“鬼域”考》（《四川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将蒙文通的观点具体化，得出张陵天师道的基础是建立在巴蜀氐羌原始巫教“鬼道”之上的结论。

柳存仁《张天师的妻女们》（《明报月刊》第224期，1984年）和《题免得龛藏汉天师世系赞卷》（《明报月刊》250-251，253-255，1986-1987年）研究了张天师的家庭及世系。

曾召南《天师道名称小议》（《宗教学研究》第6期，1985年2月）认为张陵一派道教长期称为五斗米道，东晋时期改称天师道，这是大批世家大族和皇族纷纷信教的结果。丁培仁《关于早期正一道的几个问题》（《宗教学研究》第2期，1986年6月）认为，张陵一系道派的正式名称应为“正一道”；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自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及时称“善道”的黄老道，一是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巫术；其创立者为张陵，发祥地是四川大邑鹤鸣山；其形成几乎与于吉的“太平青领道”同时，早于张角的“中黄太一道”。文章指出，张修的“五斗米道”则是独立的一支。

王吉林《古代方士与道教形成》（《华冈文科学报》12期，1980年）、郭树森《天师道的创立及其沿革》（《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5、6期）、陈守时《曹操与天师道》（《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文物》1981年第1期）、唐长孺《魏晋时期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刘琳《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改革与发展》（《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和杨宪邦《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中国无神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都是研究早期道教史的重要文章。

汤一介《论早期道教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较全面地探索了早期道教的发展问题。论文指出，到东晋以后道教才逐渐形成一种完备意义上的有影响的宗教派别；它在东晋南北朝期间完成了五个方面的大事：整顿和建立教会组织；建立和完善宗教教义的理论体系；编纂道教经典；制定和完善教规教义；编造神仙谱系和传授历史；陶弘景是茅山宗的真正开创者，是早期道教的集大成者，也是早期道教的终结者。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对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限制政策，导致了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进一步结合，从而在赵魏之地形成了潜在的强劲道教势力。它一直对后来的西晋政局变化产生着一定影响。李刚《论黄老道》（《宗教学研究》第5期，1984年）突出了黄老道在道教史中的重要地位。钟国发《前期天师道史略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分析了天师道与茅山派的差异和此起彼伏。

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李斌城《试论唐代的道教》（《山东师院学报》1978年第6期）和《茅山宗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丁煌《唐代及五代道教教派之研究（一）》（《历史学报（成大）》第9期，1982年）和《叶法善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之探讨》（《历史学报（成大）》14期，1988年）、丹化沙《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形成》（《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张荣铮《金代道教试论》（《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陈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兼评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李丰楙《道教神霄派的形成与发展》（《幼狮学志》第19卷4期，1987年），都对后期道教史进行了新探索。其中分析了道教传播到东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历史。陈兵《金丹派南宋浅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分析了宗承北宋张伯端内丹说、主要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南宗，探讨了该派的传承、演变、特色、宗教学说和影响。文章指出，金丹派南宗虽入元后逐渐与全真、正一派合流而没，但其金丹说对以后的道教影响巨大。陈兵的又一篇论文《元代江南道教》（《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论述了元代南方各派道教的状况、演变及其共同特质。

此外，研究全真道的主要论文有：龙晦《全真道三论》（《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陈俊民《略论全真道的思想渊源》（《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和《全真道教思想源流考略》（《中国哲学》第11辑，1984年）、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龚鹏程《从元人文集看元代全真教之发展》（《道教文化》第5卷3期，1991年）。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去把握全真教的本质和特点。陈兵《略论全真道的三教合一说》（《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提出，全真道从创建时起，就吸收了钟吕金丹派的内丹理论。这一看法与传统观点不同。

柳存仁《许逊与兰公》（《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对净明道的历史做了考证。陈耀庭发表了论文《茅山道教现状》（《宗教学研究》第1期，1985年11月）。柳存仁发表了《三国晋时之女仙真》（《宗教与文化》，1990年）和《徐神翁与林灵素》（《选堂文史论苑》，复旦大学中文系，1994年）。丁煌发表了《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历史学报（成大）》第13期，1987年）。其它论文还有胡孚琛《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黄兆汉《张天师与明帝》（《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4卷，1983年）、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之研究》（《明史研究通讯》第1期，1986年）、黄兆汉《明代的张天师》（《道教研究论文集》，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朱越利《张宇初论道派》（张金涛、郭树森主编《道教文化管窥——天师道及其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黄兆汉《清代道教西派命名、活动及道统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2卷，1981年）、黄兆汉《从道书的形成看清代文人的宗教生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7卷，1986年）等。

（三）道教与日本关系研究

朱越利对中日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他发表《道教传入日本及其对神道的影响》（署名聂长振、齐未了，《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在《鲁迅和桔朴的谈话》（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3月第1版）一文中，他介绍了60多年前鲁迅与日本记者对道教的讨论。朱越利还发表了论文《从与徐福有关的神仙故事看中日古代文化交流》（载《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在《吉冈义丰与道教研究及中日关系》（载《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1988年10月，有删节。又载《中国道教》1989年第3期，完整）中，作者分析了中日关系对吉冈义丰从事道教研究的影响。《唐气功师百岁道人赴日考》（《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从道经中考证唐代道教内丹术可能传入了日本和朝鲜。此外还有吕绍理《江南道教流传古代日本》（《历史月刊》40期，1991年）等。

朱越利等还翻译了福井康顺等监修的《道教》，列为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之一种。第1卷由朱越利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2卷由朱越利、徐远和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3卷由朱越利、冯佐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朱越利还翻译了几篇日本学者的论文：《何谓道教》（福永光司原着，《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1期），《“日本道教”研究八十年》（下出积与原着，《道协会刊》第13期，1984年2月），《清代人和道教》（本田济原着，《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太白山和道教》（福永光司原着，《中国道教》1989年第2期），《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妙本”》（麦谷邦夫原着，《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道教生命哲学及其在日本的影响》（福永光司原着，《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

三、道教思想与道教神学研究

（一）道教思想与思想史研究

研究道教思想史的着作以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三卷本，现已出两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第一卷、1985年9月出版第二卷）为最早。

龚鹏程《道教新论》（学生书局，1991年）、牟钟鉴与胡孚琛等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李刚《汉代道教哲学》（巴蜀书社，1994年）、卢国龙《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7年10月）都是很有深度的着作。

徐兆仁着《道教与超越》（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7月）描述道教超越思想的历史，揭示其价值，是一部有特色的着作。陈霖生编著《道德经的实用价值（哲学部分）》（1993年6月）、《只有〈道德经〉能够救中国》（聚贤馆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10月）和邝国强编撰《儒道思想文化汇辑》也很有特色。

主要文章有：汤一介《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朱越利《试论〈无能子〉》（《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王明《谈谈道教哲学的范畴》（《求索》1984年第2期）、王明《道教基本理论的几个来源》（《宗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朱越利《天老考》（《宗教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家佑《读蒙文通先师论道教札记》（《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王家佑《道教简说》（《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陈兵《道教之“道”》（《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刘仲宇《道教思维方式探微》（《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郑志明《试论清静的“道”》（《鹅湖》第13卷11期，1988年）、丁培仁《试论道教的“长生不死”信仰》（《宗教学研究》1988年2-3期）、朱越利《从〈山海经〉看道教神学的远源》（《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郭树森《试析隋唐五代道教道论的哲理化》（《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李刚《道教哲学刍议》（《哲学研究》1989年10期）、李刚《魏晋道教哲学三题》（《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萧箑父《隋唐时期道教的理论化建设》（《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廖朝阳《迷幻与神通——关于道教思想与后现代理论的一些问题》（《中外文学》第20卷3期，1991年）、陈耀庭《论道教教义思想的结构》（《学术月刊》1992年第4期）、丁小平《论道教的现世观念》（《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郭武《论道教初创时期的神学思想》（《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郭武《论道教的长生成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李养正《论道教的基本信仰及特点》（《道教经史论稿》，华夏出版社1995年）等。

（二）道教人物思想研究

葛洪的思想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王利器着有《葛洪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12月第1版）。主要论文有：林丽雪《葛洪事迹与著述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6卷2期，1977年）、王明《论葛洪》（载《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1980年出版）、卿希泰《从葛洪论儒道关系看神仙道教理论的特点和本质》（《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许抗生《葛洪道教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朱越利《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文史》第37辑）。研究陈抟思想的着作有刘联群和邓振中编撰《陈抟辑要》（内刊，1996年11月）。此外，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果，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金元时期的王重阳、丘处机、李道纯，明代的张宇初、陆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黄裳，近代的陈撄宁等道教人物的思想，都有学者撰文予以研究。

（三）重玄学研究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重玄学的研究。主要着作有卢国龙的《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重玄学的着作，其叙述了重玄学的产生与演变，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从道体论、道性论、心性论的层次揭示重玄学的思想内容与价值，对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重玄学重镇的思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在如何界定“重玄学”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詹石窗称之为“老学重玄宗”（《“老学重玄宗”简论》，《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3期），李刚称之为“道教老学重玄学派”（《道教老学重玄学派》，《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1期），卢国龙称之为“道教重玄学”（《中国重玄学》），简明则称之为“道家重玄学”（《“道家重玄学”刍议》，《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四）《太平经》思想研究

《太平经》的思想仍是研究的热点。除王平的《太平经研究》外，其他学者也纷纷展开对《太平经》的研究，探讨了《太平经》中的元气论、三合相通说、以十概全的思想、承负报应思想以及伦理思想，并将《太平经》的伦理思想与基督教《圣经》的伦理思想做了比较研究，如王明《论〈太平经〉的思想》（《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和卿希泰《〈太平经〉的哲学思想》（《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五）道教伦理思想研究

李刚《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姜生《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巴蜀书社1996年出版）、唐大潮与曾传辉《劝善书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等着作，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卿希泰与李刚《试论道教劝善书》（《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李刚《〈文昌帝君阴骘文〉试析》（《宗教学研究》1987年第3期）、李刚《〈太上感应篇〉初探》（《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1期）、钟肇鹏《道教的伦理思想》（《宗教·道德·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刚《功过格解析》（《道家文化研究》第7辑）等论文，对道教伦理思想和劝善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继禹主编了《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一书。

（六）道教与文化研究

研究道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引起人们的兴趣。主要着作有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刘仲宇《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学林出版社，1990年）、李养正《道教与诸子百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刘国梁《道教与周易》（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1月）等。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剖析了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行为原则、价值取向、处世之道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影响及其正负效应。

主要论文有卿希泰《试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哲学研究》1988年第1期）、王明《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载《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李养正《道教与我国传统文化》（《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朱越利《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中国》第41卷第9期，1992年9月）。有关论文集有王明着《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萧萐父与罗炽主编的《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卿希泰与詹石窗主编的《道教文化新典》（中华道统出版社，1996年9月）等。

（七）三教关系研究

柳存仁《唐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讨论了道教与摩尼教的互相影响，《朱熹与〈参同契〉》（《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1993年）讨论了道教丹术与理学的关系。另外，徐西华《净明教与理学》（《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认为净明教义全是理学现成的东西，透过净明教可以看到理学的宗教因素。

萧登福出版了几部研究佛道关系的着作：《道教与密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4月）、《道教术仪与密教典籍》（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3月）、《道教与佛教》（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在最后一部着作中，作者全面介绍了道教对佛教的影响。

朱越利发表了几篇研究三教关系的论文：《松潘黄龙寺的宗教融合现象》（《宗教学研究》1988年第4期）、《论王通对三教的主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何谓庙会——〈辞海〉“庙会”条释文辨证》（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禅宗思想对〈悟真篇〉的影响》（释永信与吴立民主编《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6月）、《试析“弃儒从道”》（《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1996年8月）、《〈歧路灯〉展示的清代盛世士人对三教的态度》（《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石头希迁为何借用“参同契”作篇名》（王兴国、徐荪铭主编《石头希迁与曹洞宗》，岳麓书社，1997年11月）等。李养正发表了《论道教与儒家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和《论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八）道教美学研究

研究道教美学的着作有高楠《道教与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潘显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道教美学的主要内容、特色、辩证思想、趣味及价值。

（九）道教神仙研究

宗力与刘群编《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收集历代关于诸神的记载，其中多与道教有关。后此类书籍出了不少。萧登福着《汉魏六朝佛道两教之天堂地狱说》（学生书局，1989年）分析了道教的天界说、创世说、神阶、神寿及各种地狱。他还着有《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文津出版社，1990年）和一批有关论文。研究神仙的着作还有高大鹏《造化的钥匙——神仙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周绍贤《道家与神仙》（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陈耀庭与刘仲宇合着《道·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黄海德着《天上人间——道教神仙谱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等。论文有黄兆汉《玄帝考》（《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1982年、1983年）、黄兆汉《黄大仙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6卷，1985年）、朱越利《天老考》（《宗教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家佑《梓潼神历史探微》（《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朱越利《原始道教崇奉形象与出家现象小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

四、斋醮科仪符咒法术研究

（一）斋醮科仪研究

柳存仁《五代到南宋时的道教斋醮》（《明报月刊》第241-242期，1986年）考察了斋醮的历史和特点。阮昌锐发表了《瑶族道教仪式画》（《艺术家》第17卷2期，1983年）。

陈耀庭自1985年起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道教科仪的研究论文：《上海道教斋醮和“进表”科仪概述》、《论“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仪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思想内容》、《以生度死，以己度人——论炼度仪的形成和内容》、《照彻幽暗，破狱度人——论灯仪的形成及其社会思想内容》、《道教科仪和易理》、《论道教仪式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系统地提出了在仪式研究中的结构分析和层次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上，卿希泰教授发表了《关于道教斋醮及其形成问题初探》一文，也是较早的自成系统的成果。丁常云发表了《道教的北斗崇拜与北斗科仪》等。此外还有吕锤宽《台湾的道教醮祭仪式与科仪》（《艺术评论》第1期，1989年）等。

刘枝万出版了日文着作《中国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樱枫社，1983年）全面考察了道教的祭仪。张泽洪专攻道教科仪，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步罡踏斗——道教祭礼仪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该书分别叙述了“斋醮源流”、“宫观仪范”、“醮坛仪范”、“斋醮仪式”和“当代斋醮巡礼”等五项内容。闵智亭编写了《道教仪范》的教材，陈耀庭编写了《道教科仪概述》的讲义。

（二）符箓研究

对于符箓的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庄宏谊发表了《明朝诸帝与道教正一派之符箓斋醮》（《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8期，1986年）。刘仲宇的《道符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这些符宜称为巫符，为道符的前身。而王育成的《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道家文化研究》第9辑，1996年）则认为即使前道符阶段的符，也不能称为巫符，只能称为方术符。这些争论，主要在于对东汉墓中出土的符的创造者为巫师或道士有不同看法，但对此类符接近符的源头，可以解析，则没有分歧。与围绕东汉墓中的符文的讨论相先后，人们还对符的起源提出了一些其它的看法。胡孚琛的《抱朴子内篇中的神仙方术》（《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认为神仙方士中流传的符图和印章，源于古老的象形文字崇拜。刘晓明的《中国符咒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则认为符文是青铜纹饰的遗风。其它论文还有萧登福《道教符、箓、咒探原》（《鹅湖》第16卷12期，1991年）、张金涛、张青剑的《天师道的符、箓、斋、醮初探》（《中国道教》1994年增刊）、胡孚琛的《抱朴子内篇中的神仙法术》（《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3期）、刘仲宇的《葛玄、葛洪与〈抱朴子内篇〉》（《道教通论》，齐鲁书社1991年出版）。

对于符的结构的解读，王育成、刘仲宇、刘国梁、李远国、刘晓明等都作过一些研究。

台湾学者丁煌于《道教学探索》第8号（1994年）第9号（1995年）第10号（1996年）连续3期刊出《正一大黄预修还寿经箓初研》，公布了一宗大型道箓实物的部分情况。在此之前，台湾出版了《符咒全书》（瑞成书局，1982年）、程灵凡《珍藏符咒施法秘要》（武陵出版社，1983年）、《中国道坛符咒》（集安堂编印，1983年）、普化真人《七星斗罡秘法》（武陵书局，1984年）、峨嵋居士《道坛作法》（逸群书局，1984年）、真德大师《步罡踏斗指法全书》（武陵书局，1984年）等。

关于巫术和道术关系的文章有：吴荣曾的《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第3期），王育成的《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王德刚的《汉代道教与“买地券”、“镇墓瓶”》（《文献》1991年第2期）、刘仲宇《试论道教咒语的起源和特点》（《道家文化研究》第7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等。

（三）法术研究

首先涉及雷法的是陈兵的《金丹派南宗浅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以雷法为专题的论文有：李远国的《道教雷法初探》（《上海道教》1991年第3期）。1989年，刘仲宇发表《道教法术二十七问》（《上海道教》1989年3-4期合刊），对法术的内涵、诸派法术体系及法术常用手段符、咒、诀、步等做了探讨。陈耀庭发表《道教仪式二十七问》（《上海道教》1989年1-2期合刊），其中谈到法器、坛场制度等，也与法术有关。这些成果修订后汇入《道·仙·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2月）。《中华道教大辞典》，中的《符箓法术及占验术数类》部分，主编为刘仲宇、陈永正，撰稿人还有李远国、中孚子、古健青、史俊等。该部分超过70万字，为1980年以来道教法术研究成果的汇辑。

五、道教音乐研究

1980年，陈国符发表了《明清道教音乐考稿（Ⅰ）》（《中华文史论丛》18辑，1981年），继续把“道教”与“音乐”结合为一个边缘学科进行研究。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大型科研项目的带动下，开展了对全国各地区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中国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对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做了记录整理，编印成《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一集（油印本）。四川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部分学者，也分别对川西青城山、青羊宫，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了采录、收集、记谱，印行了部分经韵曲谱。山东、山西、江苏等地的学者，对山东“崂山”、山西“恒山”、江苏“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等地的科仪音乐的收集整理也先后展开。以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为主的研究人员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在此先后，居于港台地区的部分华裔学者，如香港的曹本冶，台湾的吕锤宽等，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道教音乐，也开始了田野考察和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自80年中后期开始，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道教音乐的理论研究日见深入和系统，获得丰收。主要着作有：史新民、周振锡、王忠人、向思义、刘红采录、记谱、编辑《玉溪道人闵智庭传谱：全真正韵谱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史新民、周振锡采录、记谱、编辑《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蒲亨强《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中国道教音乐史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曹本冶、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曹本冶、朱建明《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袁静芳《巨鹿县道教法事科仪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刘红《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詹仁中《“崂山韵”及胶东全真道器乐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东艳《武当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等。

六、外丹和科技史研究

陈国符于1983年出版《道藏源流续考》（台湾明文书局），该书由《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草木药隐名录》等4篇文章组成。在此基础上，经过修改和补充，1997年以《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之名出版。陈国符先生的这些工作十分艰苦细致，无论对一般道教研究还是对炼丹术研究来说，都是富有建设性的基础工作。此外还有袁翰青的《从道藏里几种书看我国炼丹书》（《化学通报》1979年第6期）。

孟乃昌积多年的研究心得，于1993年夏秋之际出版了3部关于炼丹术的着作。其着《道教与中国炼丹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6月）是我国第一部炼丹史专着。该书介绍了中国炼丹史轮廓、《道藏》、《道藏》外丹术的重要着作、中国炼丹家的理论观点和主要成就。其着《〈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考证《周易参同契》的作者、成书过程、内外丹结合的层次等，都推翻了成说。该书还介绍了《周易参同契》中的化学知识、实验和理论，勾画了中国炼丹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内外丹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中国炼丹术的基本理论是铅汞论。他和孟庆轩合作编辑的《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9月），是目前为止《周易参同契》最为完备的汇校和集释本，几乎包容现存所有该书传注本的最精粹部分。

潘雨廷对《周易》和外丹的研究颇负盛名，生前完成书稿多种。其与孟乃昌合着《周易参同契考证》，由中国道教协会于80年代内部出版。

其它重要着作还有何丙郁着《道藏·丹方鉴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张觉人着《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黄兆汉编纂《道藏丹药异名索引》（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等。

80年代以来，炼丹术研究也引入了模拟实验方法，并取得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成果。如王奎克等人证明《抱朴子内篇》中关于雄黄的药物处理方法可以得到单质砷，有的接近原始火药配方。赵匡华等人识别了药金、药银等的物质种类。孟乃昌模拟了火法、水法炼丹术。郭正谊证实古代炼丹家已经认识了物质守恒原理。此外，对炼丹术使用的很多药物和名词概念都得到比较正确的辨认和理解。

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讲外丹史。包括外丹史的此类着作还有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等。金正耀着《道教与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和祝亚平着《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全面介绍了道教在历史上对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贡献。

七、内丹术研究

（一）内丹术介绍与资料整理

本阶段全国兴起了持续不断的气功热，有关气功的文献和功法介绍书籍大量出版，其中多有内丹着作和功法。李远国用力甚勤，出版了《气功精华集》（巴蜀书社，1987年）、《道教气功养生学》（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尤以《中国道教气功养生大全》（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年7月）最为宏大。

此类着作还有王沐选编《道教五派丹法精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陈兵《道教气功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王尔峰、晓舟编著《金丹》（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王松龄《中国气功的史、理、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王庆余《秘传道家易筋经内丹功》（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年）、周晓云编著《道家气功宝典》（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0年）、张荣明编著《内丹与禅定——道佛医气功典籍选解》（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施达郎《道教内丹养生学概要》（香港道教学院，1992年）、任法融着《黄帝阴符经释义》（三秦出版社，1992年）和《周易参同契释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丁培仁《北宋内丹道述略》（《上海道教》1993年第3期）、高雅峰等整理《道藏男女性命双修秘功》（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杜献琛《内丹探秘》（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郝勤《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汝明《中国安堂山道家内功内丹术》（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宋书功编著《摄生总要与双修要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戟斗勇《内丹学》（收于《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胡克禹《老子养生学秘字谱》（奥荣印务有限公司，1998年）等。

（二）内丹术理论和历史研究

周士一和潘启明合着《周易参同契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比较早地从理论上探讨内丹术，并且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其依托的经典是《周易参同契》。黄公伟《道教与修真秘义指要》（新文丰出版社，1982年）和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老古书局，1985年）则着重揭示道教修炼术的奥义。王沐于《悟真篇》丹法有师传。其着《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和《内丹养生功法旨要》（东方出版社，1990年）全面研究《悟真篇》的作者、流传、思想和功法，并进而叙述宋代以后的丹法派别。松飞破译《天仙金丹心法》（中华书局，1990年）是一部很别致的着作。作者认为原流传的丹经《天仙金丹心法》是秘语，故意让人读不懂。他用横读、跳读、倒读等方法，如同解密码一般重新排列原文，文意的确变得清晰明了。胡孚琛《道教与仙学》（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叙述了道教的历史和内丹仙学的内容。

张广保《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三联书店，1995年）介绍了全真道的历史，然后分析全真道清静、内道外儒、以道合禅、性命双修等几种心性论，最后将全真道的心性论与理学、禅宗作对比，从内丹的发展、时代思想等角度探讨中国思想史中的心性问题。该书立意新颖。

关于内丹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论文很多，如柳存仁《张伯端与悟真篇》（《吉冈博士还历纪念道教研究论集》，东京，1977年）、王沐《〈悟真篇〉丹法要旨》（《道协会刊》1982年第9期）、陈兵《金丹派南宗浅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王家佑《崔希范〈入药镜〉内炼思想初探》（《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王家佑《论李道纯的内丹学说》（《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7月）、丁贻庄《〈参同契〉与古代气功》（《中国气功》1987年第3期）、陈兵《道教与气功》（《文史知识》1987年第5期）、柳存仁《明代思想中道教之修持方法》（《书目季刊》第21卷4期，1988年）、陈兵《中华气功在道教中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4期）、胡孚琛《道教史上的内丹学》（《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丁贻庄《从〈参同契〉到〈悟真篇〉》（《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2期）、李远国《钟吕金丹派丹理概述（我国气功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大内丹流派）》（《上海道教》1990年第1、2期）、孟乃昌《论中国炼丹术内外丹之联系》（《上海道教》1990年第1、2期、第3、4期）、丁培仁《华阳子施肩吾的丹道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4期）、萧培《从〈楚词通译·远游〉看内丹的发展》（《中国文化月刊》第130期，1990年）、孟乃昌《中国炼丹家的理论观点》（《中国文化月刊》第142期，1991年）、别祖云《道教内丹学说中的性命观》（《武当》1991年第3期）、李大华《试探道教内丹学与神学思辩的关系》（《哲学研究》1991年第8期）、田诚阳《道教内丹十大特征》（《上海道教》1992年第2期）、胡孚琛《道教内丹养生学发凡》（《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柳存仁《关于〈陶真人内丹赋〉》（《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期，1992年）、李远国《魏华存与〈黄庭经〉的内炼思想》（《上海道教》1993年第2期）、丁培仁《北宋内丹道述略》（《上海道教》1993年第3期）、胡孚琛《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明扬《内丹学理论中的信仰主义》（《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2、3期）、潘延川《道教内丹功简述》（《中国道教》1994年第3期）、杨茗《时间、本体与归根返源：道教内丹学哲学基础之研究》（《宗教学研究》1994年第4期）、朱越利《张伯端生平与丹法流传》（《道教研究》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杨福程《〈黄庭〉内外二景考》（《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田诚阳《丹道内景谈》（《中国道教》1996年第2、3期）、张钦《论内丹修炼心理的几个原则》（《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等。

八、道教医药与养生研究

主要着作有边治中着《中国道家秘传养生长寿术》（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10月）、洪建林编《道家养生秘库》（大连出版社，1991年9月）。洪丕谟《佛道修性养生法》（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李远国《中国道教养生长寿术》（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3月）、陈耀庭、李子微与刘仲宇合编《道家养生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李远国《道教炼养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11月）、孟乃昌《道教与中国医药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11月）、朱鹤亭着《中国秘传宝典》（亚洲艺术出版社，1994年6月）、王庆余与旷文楠合着《道医窥秘——道教医学康复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郝勤与杨光文合着《道在养生——道教长寿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等。

朱越利《〈养性延命录〉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对中国第一部养生集的资料来源进行了详细考证。曾召南译注《新译养性延命录》（三民书局，1997年6月）将此集译成现代语言。

主要论文有魏启鹏的《〈太平经〉与东汉医学》（《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陈克勤的《论孙思邈在针灸学术上的贡献》、谢文宗的《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重要贡献》、姚远的《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医学家——纪念孙思邈诞生1400周年》（以上3篇均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炼丹术与中医外科学的关系》（《中医药学报》1984年第2期）、钟肇鹏《道教与医药及养生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刘仲宇《道教对祖国医学的贡献简述》（《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郝勤《道教养生源流简论》（《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丁贻庄《道教养生资料汇编》（《宗教学研究》1987年第3期）、杨宇《中国传统医学与道教》（《宗教学研究》1988年2-3期）、丁贻庄《道教与医学》（《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4期）、丁贻庄《唐代服气养生论》（《四川中医杂志》1989年第5期）、郑杰文《中国古代养生观说略》（《文史哲》1992年第2期）、杨宇《道教与传统医学的关系及其研究——兼论日本学者的新成果》（《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朱越利《论孙思邈的房中术》（载王君、宁润生主编《中国传统医学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陈森镇《道家道教对中医学发展前期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胡孚琛《道教医学和内丹学的人体观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黄渭铭《道教养生思想的特点与方法》（《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朱越利《马王堆帛简书房中术产生的背景》（《中华医史杂志》第28卷第1期，1998年1月）。

九、宫观山志的编修与宫观文化研究

（一）宫观山志的编修

王文才纂《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是订正、删补清末彭洵辑《青城山记》和1928年罗元黼着《青城山记补正》而成。后在此书基础上加以续修，由王纯五主编，于1994年11月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钱安靖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仙境”条时，查阅大量资料，考出它们现今地望，考证出洞天福地112个地名，分布于今天的15个省区。这一份洞天福地的地望考证，应是相关研究中有重大价值的一项成果。

关于道教名山、宫观的考证的重要成果，是王纯五的《天师道二十四治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全书凡23万字，为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有关二十四治考证的专着。由于作者不仅广征文献，且多用近数十年的考古成就，不少遗址还亲为踏勘，所以显得翔实而丰满。

（二）宫观文化研究

朱越利发表了《寺院文化的定义及特点》（《佛教知识》第2卷夏之号，1994年）。他在《中国道教宫观文化序言》中阐述了道教宫观文化的定义及特点。朱越利在其着作《道教答问》和其主编的《今日中国宗教》（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8章《宗教活动场所》中概述了道教宫观的基本格局、宫观园林、建筑风格。其中宫观园林的论述颇具新意。朱越利主编的《中国道教宫观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由一些道长和学者联手写成，书中生动地介绍了主要道教宫观和名山的文化内容。朱越利还发表了论文《原始道教寺院补考》（《中国道教》1992年增刊《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原始道教崇奉形象与出家现象小考》（《中国史研究》、《原始道教寺院种类考》、《松潘黄龙寺的宗教融合现象》，其它着作还有沙铭寿《洞天福地——道教宫观胜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钟华操《台湾地区神明的由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9年）等。

对于道教宫观制度的沿革，丁煌发表了《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上、下）》（《历史学报（成大）》第6、7期，1979、1980年）。钱安靖在《道教与道教建筑》（《百科知识》1986年第12期）中指出：道教建筑由于将壁画、雕塑、匾额、楹联、书画、题辞、诗文、碑刻、园林等多种艺术形式与整个建筑物综合统一，因地制宜，精心布置，巧作安排，具有较高文化水准与丰富多彩之建筑艺术形象，从而给人以强烈艺术感染。王宜娥在《道教宫观及其建筑艺术》（《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3期）中谈到，道教宫观平面铺开的建筑形式，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们身在其中好像是在漫游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不断变化的进程中，会感到一种时间的流动美，像是把人们带向美好的神仙境界。所以道教的宫观既富有人情味，又具有浪漫色彩，也更加反映出道教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特点。陈鸣的《中国道教建筑的历史转换》（《宗教》1990年第2期）对道教建筑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历史的思考。

王宜娥着《道教美术史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简要叙述了道教美术的发展历程。

十、道教文学研究

（一）道教文学本身的研究

本阶段有学者开始从宏观上把握道教文学的发展过程，确立道教文学的学科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古存云撰写的“道教文学”条目，对“道教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理论说明，并一一介绍了“道教文学”的主要形式。詹石窗着《道教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为第一部道教前期的文学史。该书介绍了道教前期（至北宋）各种类型的道教文学作品，阐述其发展轨迹，分析其价值得失，并对道教文学前史发表了看法。他还写了一部研究道教传说的着作《生命灵光——道教传说与智慧》（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他还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如《论元代道教戏剧的两个艺术特点》（《道家文化研究》第7辑，1995年6月）、《明代神仙道化剧考论》（《道教学探索》1995年第9号）。伍伟民和蒋见元合着《道教文学三十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分析了大量道教文学作品，并且探讨了道教对文学的影响。除上述学者外，林帅月《道教文学一词的界定及范畴》（《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6卷第1期）也对道教文学的定义进行了探讨。

不少学者对道教文学进行了分段或分体裁的研究或介绍。李丰楙《六朝隋唐道类小说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阐述了仙道小说的特性及其范围、仙道小说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考证并论述了《汉武内传》、《十洲记》、《洞仙传》等作品，考察了道教的传说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唐人创业小说与道教图谶传说。其它着作还有郑士有、陈晓勤合编《中国仙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3月）、林帅月《古上清经派诗论研究》（东海硕士论文，1991年）、梅新林《仙话——神人之间的魔幻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6月）、王青《道教神话研究》（博士论文，1992年）、罗永麟《中国仙话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杨光文与甘绍成《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廖美云着《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年9月初版）展示了著名女冠诗人薛涛、李冶、鱼玄机等近似娼妓的生活风貌，剖析了她们的内心世界和诗作的特色。

论文有陈飞之《曹操的游仙诗》（《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黄兆汉《全真教主王重阳的词》（《东方文化》第19卷第1期，1981年）、陈飞之《应当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龙晦《论敦煌道教文学》（《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黄兆汉《丘处机的〈溪词〉》（《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第1卷第1期，1985年）、张士骢《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它》（《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张平《有关曹植游仙诗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陈飞之《再论曹植的游仙诗》（《广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吴振国《马致远与朱有敦神仙道化戏异同辨》（《青岛师专学报》，1991年4期）、郑士有《中国古代神话仙话化的演变轨迹》（《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1期）、段庸生《马致远心态与神仙道化剧》（《重庆师院学报》1992年4期）等，可以看出在游仙诗的问题上展开了讨论。朱越利撰《〈磻溪集〉创作时间考》（《文献》1994年第4期）对丘处机的诗词集《磻溪集》每首诗词的创作时间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二）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柳存仁《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18辑，1981年）、《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明报月刊》第233-237期，1985年）、《关于〈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小说戏曲研究》第1集，1988年）等3篇论文都是原研究成果的延续和补充。刘守华《道教与民俗文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5月）和《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是本课题填补空白的成果，书中分析了带有道教色彩的民间故事、歌谣等，阐述道教与民间文学相互渗透、影响的类型和规律。黄兆汉《道教与文学》（学生书局，1994年2月）集8篇微观的文章为一书：《李贺诗歌中的反神仙思想》、《全真七子词述评》、《从〈任风子〉杂剧看元杂剧与道教的关系》、《粤剧戏神华光考》、《香港八和会馆戏神谭公考》、《中国古代的猿猴崇拜》、《元代之武当道士张守清》、《大江派考》。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湾中华书局，1986年4月）见解与众不同，他通过分析苏轼的文学作品和经历，认为道家道教思想是苏轼思想的主导。其它着作还有张松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黄世中《唐诗与道教》（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詹石窗《道教与戏剧》（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

论文有朱越利《论〈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教描写》（载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年1月第1版）、程迅《满族神话传说与道教仙话》（《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张松辉《道教与山水诗的兴起》（《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郭武《道教对云南文学之影响示略》（《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5期）、朱越利《〈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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