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有温度（十章） ——和前门东大街10号楼相关的故事 | 优才文摘 NO.854

建筑是有温度（十章）

——和前门东大街10号楼相关的故事

陆康勤

建筑的温度，不仅凭物理测量。每一座建筑存在于你的脑际，便有了你给予的形态和温度。

前门东大街10号楼（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地），我生命中最重要岁月曾在这儿度过。每每路过或想起，便会有无法言表的思绪浸润全身。

一

到团中央工作不久，便遇上团的十大召开，我被分配到文件简报组干校对。心中好不痛快，要知道我们是七七级——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生——当时被社会称作“天之娇子”，“天之娇子”就干这校对的差事？言语间的不满便有些流露。直接管我们的王炽昌（时任学校部的某处处长），一个总是笑呵呵的长者那天陪着也是笑容总挂在脸上的高占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给我们开会。

占祥那天当然要跟我们强调“校对的重要”，然后讲了一个故事：建国初，宣传婚姻法，其核心内容就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但一个宣传册校对不仔细，“一夫一妻”的“夫”字没出头，写作“天”了。便是“一天一妻”了。说到此，大家忍不住大笑。不过笑罢，我也有些尴尬。

那天，占祥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但这个故事，还有两个笑呵呵的长者——高占祥和王炽昌，我始终记得。

二

在团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先后分管我们的书记处书记是克尤木·巴吾东和洛桑。

老克是维族人，一脸络腮胡子，却总刮得干干净净，仪表堂堂，颇具男子汉气质。他有四个还是五个女儿，却无男丁，因此在机关见到我的儿子便十分喜欢，常常逗他。

我清楚地记得老克离开团中央的情景，那时没有搬家公司，他家里的东西是我们帮着打包的，一个家装不满一卡车。现在有的贪官家里的人民币就装好几卡车，可见团中央当官的清苦。

那天上午老克要离开团中央了，我们送老克到楼下，老克迈出团中央机关大门，缓缓地回转身，站定，默默地，凝视着机关大楼，目光由下到上，又由上至下，突然我看见几滴清泪从老克的眼角渗出，初春的北京有点冷——那情景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我的脑际。

洛桑是位藏族人，记得那年春节前夕，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突然圆寂，老洛向我讲了两个半天有关十世班禅的故事，那个春节放假我就在帮着老洛撰写相关文章。后来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版，在《青海日报》发了两版。有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如十世班禅每年入藏，为来自甘肃和青海的老者摸顶祈福并对他们说：“你们上天堂的事，我会帮忙的，但有病还是要找医生。”回头又对身旁的干部感慨：“这些老人太不容易，我和你们都有帮助他们的责任。”

当然还有许多故事，当时都不能发表，这里略道一二：“文革”结束，复出后的十世班禅耿直秉性依旧，中央找他征求工作安排时，他直言：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人大任职，还是到国务院干点具体事。在谈及给右派摘帽时，十世班禅又问为什么还要留几个右派，不能都摘？九世班禅圆寂，选中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转世灵童也是个奇事。当时经师认为：应该在一个湖边大树下拴着白马的村落寻访转世灵童，后来便依此访得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其他几个转世灵童的候选人来到一桌子的数十件用品和玩具前，一下就挑出仅有的几件前世班禅的用品，说这是我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与前世班禅的前缘令人称奇。

当然，老洛也是个奇人，他在地方上任职时，一次骑马外出，夜半突遇暴雨，在茫茫原野上迷了路。老洛让我们猜：这时该怎么办？我们谁也猜不出来。老洛淡淡地说道：我就在马肚子底下躲雨，躲了半宿，等天亮了，就看清了弄明白了。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或部分段落都有令人称绝的传奇，只是有时你未及思索或挖掘。

三

团中央统战部有一老太太吴本淑，是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鹏程的夫人。那可是高官家属。但吴大姐，不像官太太，倒像个邻家大妈。

吴大姐爱跟你聊天，不是聊高大上的内容，通常是全国青联委员的逸闻趣事，要不就是家长里短，反正这样的聊天不费脑、挺轻松。

那年月收入都不高，机关还没有实行现在的工资标准，我56元一月，就算部里第二高工资了（工资比我高的是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文革前的老干部冯若赐）。偶尔机关会有点小福利，如发几斤鸡蛋、排骨。那是夏天的一天，每人发了点排骨。我忙了一天，下班时忘记带排骨了，等回到通州家中才想起这事，若回去拿又累得真不想动。搁窗台上的排骨明天肯定臭了，那个心痛啊。

没想到，第二天到办公室，吴大姐用一个大饭盒还有一个大茶缸盛着做得的飘着肉香的排骨，油汪汪的汤上有几根诱人的绿葱。我记不起来那天对吴大姐说了些什么，但此事至今难忘。

吴大姐若健在，应是耄耋老人。为所有的好人祈福。

四

那年月，机关的作风令人怀念。一个大食堂，书记处的书记如锦涛、兆国、克强、德福等都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他们的办公室大抵也是自己打扫。

同事相处也是十分淳朴、温馨。

一天，我在北京的基层团委作调研，中午时分天色忽变，遮天大雨顷刻而至，我不由得担心在“东郊民巷小学”上学的儿子中午怎么回机关吃午饭。等我赶回机关时，教我释怀的是小儿穿着大人的长衫正吃饭呢。原来是克冬、小怀、马健、青龙几个同事帮着替我小儿换了湿衣，打的饭。

覃志刚时任统战部部长，记得那年我搬新家，他相帮。我从通州的临时居所将一应家具拉到新家楼下时，志刚一人守着先到的沙发在楼下过道打瞌睡呢。我搬家后。我的太太一时没法在城里工作，也是志刚帮助作了临时安排。志刚退休时官至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现在，这样体恤属下的大领导还能找到几人？

时任贵州团省委书记的叶小文，调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那年献血（那时人们对献血有一种恐惧），小文带头。后来小文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我去看他。宗教局办公场所是原来的醇亲王府，我到的时候小文正忙，于是我先独自在王府里闲溜，庭院深深，草木葱茏。等到小文有空，在原醇王府最显贵的居室（银安殿正间）——现局长办公室，与小文品茗聊天，然后小文带我上他们的局长小饭厅用的午餐。他向相遇的几位副局长介绍我——“老同事”。

“老同事”最恰当也是最当珍惜的身份。

五

关于克冬有很多的故事，特别因为他曾经给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友人告诉我，某将军第一次偶遇克冬，握手寒暄后正欲离开，忽闻克冬曾是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秘书，立马行了个军礼。

当然这样的故事在克冬嘴里是永远听不到的。做人的低调和待人的周到，是克冬给我最深的印象。

我俩同在团中央统战部工作时，克冬在台港澳处，出访的机会自然就多些，但他每每出访回来总给大家带礼物，男士或领带女士或化妆品，总是十分周到。

我和克冬还是当年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农场的战友。2008年，我任主编做下乡40周年文集《远方的白桦林》，阅一来稿使我想起一件旧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农场的宣传股任文化干事。当时有一个“政治任务”是查手抄本，其中有一手抄本篇名为《流浪者》，大体故事是：冬天，两北京女知青因为返家途中所带钱不够，在客车中混不下去，只得中途下车，不得已扒货车。东北的冬天加之飞快的车速，两女知青很快被冻死了，死的时候两女知青紧紧地抱在一起，抱成了一团。故事很凄惨，文笔也凄美细腻，几十年前读过的，竟掩卷不忘。那时说不清是被故事感动，还是因为同为知青的命运，我把此事就按下不查。而现在我才得知此文竟出自克冬手笔，克冬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待人的真诚，和为两个女知青生命的惋惜。

后来，克冬已是中央部委的一位副部长。我们偶尔会通电话，或发短信给克冬，他再忙也总回复的。2007年仲秋，我任社长的中国少年儿童音像出版社更名升级为中国少年儿童音像电子出版社。我请克冬出席出版社的更名仪式，克冬不仅拨冗参加，还专门发短信问我：“是否要着正装？”读克冬的这条短信时，我觉得眼睛竟然有点发潮——克冬就是这么认真、真诚地对待朋友的。

六

退休以后，与马健、青龙时有相聚。

我到团中央时青龙、尼相、祖建便在统战部了，算是统战部的老人了。青龙的夫人黄淑芬是医生，现在是主任医师（教授）。某日，我持着年度体检报告找黄大夫，因为是第一次，青龙特意在医院门口相迎。约的是医院下班后，清静的诊室就我们三人，等于黄大夫专门为我一人作特别的专门诊治。秋天一抹黄昏温煦的阳光照在诊室，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间。这以后，我时常至黄大夫处问诊，有时则将社区医院的检测报告微信传至黄大夫，由住在医院附近的小儿取药，甚是方便。前不久我太太患重疾，也是黄大夫最早发现的。救命之恩，念兹念兹。

住院难，尤其在救命的当口。我太太患重疾，是马健帮忙联系入院。现在我太太健康依然，几次嘱我要感谢马健。我欲送马健点小礼物，马健婉言相拒。我与马健说：您不能置我于不知恩不图报。马健则给我讲了个小故事：春节，他的孙儿至食堂给几个阿姨送糖果，阿姨也欲回赠一些糖果。但马健的六岁的孙儿拒绝了，说“我不能拿，拿了就成了交换了。”马健又对我说：“您是我的兄长，又是我在青联的老领导”我羞愧得无言以对，对马健肃然起敬，也为拥有这样的老同事和兄弟而骄傲。

（注：马健，退休前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青龙，退休前任国家体育总局武术中心党委书记。）

七

团中央机关也有很多趣闻逸事，择其一二录于后：

趣事一。大概是全国青联五届的某次常委会结束后，一香港委员离驻地赴机场，发现将通行证落在驻地，于是接通驻地电话，通常接电话的会是统战部的吴本淑，但这次接电话的恰巧是非统战部的机关人员，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我是青联委员，我的通行证落在饭店了。”

“好，我去找吴本淑。”

“不是找五本书，就是一本通行证。”

“好，一定找到吴本淑。马上想法送至机场。”

“哎哟，不是五本书，就一本证照。”

“我明白，但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先找到吴本淑，能办好。”

“为什么找五本书，就一本，一本证照。”

这两人就在此“吴本淑”和彼“五本书”上绕来绕去。最后终于搞清了彼此说的是什么。

趣事二。统战部与机关党委同六层，一天我上卫生间，发现乔保平在水池里洗鸡蛋。这鸡蛋是机关刚发的，可保平手里的鸡蛋个个墨黑。原来这是保平的儿子的杰作，他下午没课，就蹲在保平办公桌下，用墨仔细地把每个鸡蛋涂黑了。并且作为成绩向保平汇报，搞得保平哭笑不得。看着保平洗鸡蛋，我在一旁暗忖，这洗过的鸡蛋恐怕不好存放，保平家这几天就得天天鸡蛋宴了。

八

1982年“五·一”前夕，团中央与国家民委共同组织了来自12个省（自治区）的《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该团在北京过的“五·一”，还得到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胡耀邦因不在京未出席）。现在想来有两件未见诸正式的文字，值得记于此：

其一，该参观团的最后一站是南京，南京方面为该团作了认真安排，如享受一级路面的出行待遇（即纵横都是红灯，但我团车辆畅行）。最后一天的下午安排两点在指定的商场购物。但团员普遍反映：希望提前到下午一时开始购物以便有更充裕的购物时间。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迫切的这类要求。总团不得已将不能公开的必须在两点购物的真相告诉各分团团长，因为南京当地警方在两点将按4：1的比例为全团400 名成员配备100名便衣警察，保证全团成员购物时人身（特别是财物）的安全，而现在便衣的上岗时间无法变动。闻此，各分团团长无不动容，回去作好了相关工作。

其二，5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为避免出入人民大会堂的证件的遗忘或丢失，直至5月1 清点人数发车后才将证件发至车内每人。但百密一疏，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到人民大会堂后发现自己的证件丢失了。全团换一套证件，来不及了。取消活动，更不可能。于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集中到人民大会堂出入口，卡位紧盯自己联系的分团，验出入请柬还验人脸，不让一个生人进入。直到活动结束，一切安全。大家才松了口气。

九

机关每遇大会或大型活动，便集中人员组成临时机构。我通常会被编到以研究室人员为主的“文件简报处”，因此与研究室的人员也就有了特殊的缘份。

老邢，比我们年长稍许，那时脸上就有了些皱纹，他见人总笑，把浅浅的皱纹挤得更深了。这次我刚入《城南旧事》群，就见他与我招呼，犹如看到他那可掬的笑容。因为年长和敬重的缘故，我从不与老邢开玩笑。

黔生，接触多了，有时彼此开些玩笑。有段时间他也爱上了围棋，因为刚学，虽然好弈，功力不够，常常要“研究研究”，我又偏偏不让他悔着。黔生走得早，我心中难受好久。如果他尚在人世，一定让他每盘棋都下得开心。

杰英同我常开玩笑，接待中日青年大联欢时，他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康勤英子”，我便也还他个日本名。其实戏谑中有份亲近，也有份忙碌中的放松。后来我俩见面仍相互呼只有我俩知道的日本名，但再后来岁数大了，彼此客气，认认真真地呼名字了。这习惯什么时候改的，记不起来。有时多想回到从前，但真的回不到从前了。

景岩比我稍长一二岁，但比我老成持重多了。后来我们偶尔见面，匆匆别过，聊的机会少。但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高伐林打听我，问我好。还有一次他跟我说：田间问我好。被远在国外的团中央的老同事惦记，我心里会温暖好久。后来听说景岩行动不便，心下惦念。但前几天，遇到林樾，欲问又止。过后竟不时地想起他。

商慧，还是那时的小商吗？新华还是旧时的样吗？

十

孙儿在蓝色港湾上早教课，每每去接孙儿，便会路过矗立于亮马河畔的21世纪剧院。之前每次路过，我都会对随车的儿子说：“你肖叔叔就在这里。”言语中不无自豪。而现在路过，我便不忍再看那座建筑。它会让我心绪难安，有时竟会令我泪湿眼眶。

2016年初夏的一天，接到青龙发来的短信：告知原团中央统战部老同事、现２１世纪剧院总经理肖立君逝世的恶耗。虽然没感到特别的意外，但心中的深处还是被重重地一击。

因为：

两个月前，刚刚去看过他，是在他上班的办公室。他行动如常，说话朗朗，中气十足。

两年前，我们还曾一起聚餐，他思路敏捷，时不时地开些玩笑。

二十多年前，他刚调21世纪剧院赴新任，我会间断地收到他特意给我寄上的世纪剧院的演出票券，请我光临他们的剧院。

肖立君在时，那个剧院是暖色的，有许多温馨的回忆；肖立君不在了，那个剧院是冰冷的，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去。

我有个习惯，定时地整理通讯录。灯下，不经意地翻着手机通讯录，翻到肖立君，我留下了这个手机号码。是留个念想，还是希翼这个号码的那一端能传来肖立君先生熟悉的声音。我，不知道。

前门东大街10 号楼。有许多说不够、道不尽的人和事，先记下这些，或许还会再补些章节。

边玩边学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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