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民主与民主实验主义（上）
杜威、民主与民主实验主义（上）
Charles Sabel
【编者按】实验主义治理（experimental governance）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政治哲学在治理领域的推进。实用主义是由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在20世纪初提出的。近年来，西方分析哲学在数理逻辑似乎走到尽头时又重新回到实用主义，杜威被重新发现，实用主义也成为西方最前沿的哲学研究。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中国渊源也很深。从2010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38卷之巨的中译《杜威全集》，使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杜威归来”的惊叹。早在20世纪初年，因胡适的大力推动，杜威哲学已经开始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论战。但是，胡适对杜威哲学的理解仅局限在“实验的方法”，即以经验事实来检验理念的真理性，从中总结出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工具主义理解庸俗化了杜威的思想。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重新全面认识杜威，尤其是既要认识他关于公众的形成、民主理想的塑造等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又要注意他在来华访问仅仅5天之后就遇到的五四运动对于他本人思想的冲击（五四运动强烈吸引杜威，致使他一再延长访华时间直至1921年7月），以及更重要的是关注在这种相互影响之中，充分展现了的杜威哲学最深刻的层面，即“手段与目的相互转化、相互界定”，这将是“杜威归来”中无法绕开的重大研究课题。值得指出的是，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与价值观的误解。不过，按约定俗成，本公号讨论的哲学层面，依然使用“实用主义”，在治理层面，则使用“实验主义”概念。
本期推送文章的作者是“实验主义治理”的代表学者，哥伦比亚大学Charles Sabel教授。他指出杜威的民主思考中存在着“自然主义”的局限，并强调，当治理难题从“无知”转变为不确定性时，强化不同利害相关者相互沟通学习的机制建设，会对民主理想及其制度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能形成与传统代议制民主（向后问责）不同的”实验主义民主“（向前问责）。刚刚于5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提出：“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重要举措”。杜威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制度相互促进以便拓展共同处理问题的社会智识的论述，正可呈现出新的意义。此文中对2011年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和奥巴马最新医改方案的“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也对中国目前相关领域的治理机制改革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于如何组织民主改革的问题，杜威的方法聚焦于重新思考民主参与这一理想，或进一步说，他关注的是最终塑造民主参与理想的那些相互沟通的条件。他把推动共同解决问题和促进个人发展的制度设计留给了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杜威已有的具体制度方案而言，其关注点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与直接接触的地方社区之间摇摆。“民主实验主义”则着眼于把这两个层面相互连接，以纠正排他性地集中于其中任一层面的缺陷。
一引介
杜威不朽的成就在于他提供了一个有关个人和社会相互构成的引人注目的解释，他们共同斗争拓展知识的极限，以应对那些他们认为已经熟知的事物带给他们的措手不及的困境，并且建立起作为自治形式的民主理想，以此在每一个新环境下，提供最大可能范围的解决问题的社会智识，以及作为其条件和成果的丰富的个性。杜威同意马克思有关生产具有社会性而且对这种社会性的否定将造成自我的扭曲的观点；他与罗尔斯一样，承认拥有完整而独立人性的公民是政治秩序首要且最基本的约束。然而，他有一种意识，认为技术世界在道德和政治上具有可塑性——生产组织既影响政治，又同样深刻地受制于政治。他对于民主制下的个人的恰当理解是马克思所陌生的。他从个人与社会鲜活的互动关系中所得出的有生产性的智性理解也是罗尔斯所不知的。在当今不确定的世界上，生产过程中的创新与个体生命过程和性别角色的变化相互颠覆对方，确保社会团结的传统形式丧失了，传统的代议制民主看起来更像是这些变化过程的制度牺牲品，而不是有效的公众应对工具。此时此刻，坚定的民主派应该从杜威那里汲取养分。
然而，当触及到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时——关于具体规定可以如何组织不同领域的行动以推进共同解决问题和个体发展——除了有限的并且最终具有争议的关于学校的意见以外，杜威已然明显地触怒了他最忠实的拥趸和亲密的读者，[i]因他近乎不置一词。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沉默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双重缺失。首先，杜威著作中总体上缺乏关于什么可以被称作实验主义制度的讨论（仅在争论中偶尔谈到）。没有人比杜威更能理解，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于（习惯性）预期的破坏上，习惯或者积累演变成默示的预设的经验，使行动更有力量；没有人比他更理解，习惯同样可以固化为常规，使默示的预设无法被修正，并且将我们困在单一的经验之中，如果我们不试图在事件中充分地审视它们。杜威也强调个体与制度之间彼此依赖，一旦其中一方受阻也会波及到另一方。因而制度和个人或同时变化或都不变化。鉴于此，他并未提出如下的问题令人感到困惑不已，即如何设计制度以减少组织性习惯凝结为限制性常规的几率，抑或者可以检测并“打破”那已然构成障碍的常规。
第二，更为具体也更常引起注意的缺失在于民主制度设计本身的讨论，即关于适用于现今环境下能促进个人充分发展的民主理想的公共选择制度。杜威是彻底的“试错论者”（fallibilist）。他认为典范的研究——在实验室里——是一个向错误学习、持续自我校正的过程。而他在实验室之外所推进的那种联合探索或社会研究，假如有什么不同，则是更容易犯错误也更需要校正。总体而言，他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相互转化——就好比在艺术中，绘画行为变成了画面——或换一种说法，理论或第一性的原理在应用它们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重新界定。他一般性的观点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尤其真实；他经常出现的论点之一是，服务于民主制度的手段及其最直接的目的必须随环境的改变而重新反思。马背上的经验主义（Horseback empiricism）足以证明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19世纪美国民主的制度，受小所有者的理念而形成（即使不是以此为前提），与20世纪20年代大公司和大团体构成的规模生产、大众消费型社会，是完全不适应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充分说明民主也可能做出或有助于恐怖的选择。新政的官僚制、集权化倾向令杜威感到困扰，表明他区分了民主授权的决策与服务于其民主理想的组织决策。在背景中（但并非在思考之外），是关于司法至上以及通常认为塑造了进步主义时代的人民与宪法之间关系的持久公共争议。[ii]然而，尽管对民主的理解和捍卫与对它的设计的问题，在事实上并且根据他自己的思考来看，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杜威关于民主制度避免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机制几乎不置一词，这与他对一般性制度设计的态度一样。
民主实验主义解决的是实用主义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制定和完善民主决策的问题。其目的当然不是试图说明杜威可能或应当如何表态，也不是责备他保持沉默。毋宁说，民主实验主义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概念上更可辨识、经验上更可行的民主形式，它在今天必定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经验叢，这与杜威将适应性的社会学习与最大可能的个体发展相连接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综合了信念与经验的评估）主张，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些最高的公众目标。[iii]
实用主义制度设计是比尔·西蒙（Bill Simon）这次讨论会论文的主题。他表明，私人企业和公共部门机构各自独立地设计出这样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操作中出现的微小故障触发大范围而且并非不可行的持续探查，以寻找故障的深层或根源性动因，并且在需要时，对引发故障的程序，甚或对启动这些程序的目的，加以完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私人部门范例是丰田生产系统，在那里，取消库存（转向即时生产）意味着故障必须被修理，而且一经出现就需即刻根除——所以，如果要持续生产，改进必须同时进行。在许多监管领域中，触发机制（triggering mechanism）是一个登记、分析和排除迫近的事故因素的系统——（航空管制或核能发电中的）事故的发生不会是偶然因素，因此，恰当地理解，是揭示出了一些别的方式无法观察到的导致灾难的条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比如儿童福利，触发机制可能是一种对于随机抽取的案例进行的研究性评估，目的在于确定那些诊断和回应特殊困难家庭问题的常规方法是否能带来良好的效果，而如果并非如此，那么，问题的成因是在于决策过程中的局部缺陷，还是机构的常规方法或目的有缺陷。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遵守规则包括了思考规则是否需要被完善、以及如何完善的责任。在这些新型的制度条件下，负责任的行动意味着要么是行动遵循规则，要么是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通过相似情况下的同行经验来评估）：为什么局部的甚或是总体上的偏离规定的实践是合理的。“问责”是向前看的，也是向后看的。
本文把实用主义制度的讨论延伸到民主的一些核心组织上。中心主题在于，就实用主义制度总体而言，现有条件下的创新扩大了参与和实验的可能性，因而可以兼容并且很好地推进实现杜威民主理想某种变体的机会。许多、也许是大多数这样的创新，在当前对立宪民主制法律和行政国家的理解下都是被允许的。在许多案例中，它们的发展并未干扰国家的日常运作，至少部分出于这一原因，它们不为公众所见。而本文主张——并且经验也初步显示——随着越来越多的既有和新的政治行动者被吸引去利用实验主义创新所提供的机会，关于这种创新合法性和可允许之范围的讨论将愈发活跃，这将为公众重新阐释民主理想以及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参与制度创生潜力。
与此相反，对于如何组织民主改革的问题，杜威自己的方法聚焦于重新思考民主参与这一理想，或者再进一步，他关注的是最终塑造民主参与理想的那些相互沟通的条件。他长期倾向于把制度设计留给了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杜威已有的具体制度设计而言，其关注点在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与直接接触的地方社区之间摇摆。民主实验主义着眼于把这两个层面相互连接，以纠正排他性地集中于其中任一层面的缺陷。杜威的思想在这里将作为以上表述的陪衬，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二．杜威的两种民主思想
杜威有两种关于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民主如何能成其为民主的思想。第一，如在《公众及其问题》所简单陈述的那样，把民主的出现与在公共和私人行为之间任何有效区分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私人交往，以双边合同形式为典型，经常会给不是缔约方的其他人带来各种后果，即我们所说的外部性。当那些受制于外部性的当事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共同为他们不能加以控制的决定所左右，则形成了一个公众（apublic），而且在此形成的过程中，授权国家的官方机构来规范影响公众的交往。民主是最鼓励也最能顺应公众形成的政府形式，并且与此同时，允许自然倾向于相互依存和相互交往的交易者的社会，审慎地反思其自发的交流状态，并以共同利益为导引，形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20世纪20年代的公众问题，如上所述，不得不面对大公司和组织的兴起以及它们对地方社区和交流方式的破坏性影响，而在杜威看来，正是这些社区和交流允许美国的民主自建立时起就单纯地起着作用，没有实质性的自我反思和修正的需求。补救的办法是把实验室的研究文化引向更广阔的社会，支持并鼓励创造新的交流形式（这种交流形式不似大众传媒和广告联合主导的20世纪20年代那样被商业主义与哗众取宠所影响），以及用新的不易被腐化的艺术形式传达经验。如果成功的话，这一补救措施将会把全国性的、有着高度相互依存性但却缺乏自我反思的20世纪20年代的伟大社会，转变成新型的、在道德上对民主必然性有着自我理解的“伟大”共同体，因为民主“就是共同体生活自身的理念”。[iv]
但是，当涉及到改革的提议时，杜威却提出异议。“就民主的政治形式提出改进性建议”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交流和提升集体自我认知的问题已获得解决——而一旦如此，改革的提议就是多余的：
首要的困难……是发现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分散流动和多样性的公众可以因此认识自身，即界定并表达自身的利益。这一发现是任何（政治）机器根本性变革必要的先决条件。[v]
使改革成为一个相互间自我发现（几乎是自动进行的）过程的结果，这一点与杜威思想中的进化或“自然主义”维度相共鸣：根据目的和手段相互决定的思想，选择的标准（这里是指民主的思想）与被选择的单位（这里是指与该思想相对应的民主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中的公民的角色）共同演进，以至于公众及其要求的改革只能同时出现。实际上，杜威把普选权、多数决原则和其他典型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描述为“在时代前行的方向上演进，演进中的每一个波段就当时的动力而言，都是对先前习惯和法律的微小背离。这些制度装置服务于某个目的；但是，该目的是为满足因过于迫切而无法忽略的现实需求，而非推进民主理想。”[vi]
然而，既然说民主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是进化的理性狡计的产物，人类主观能动（human agency）的可能性则当然被削弱了，而且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丰富交流的思想也让位于有机体和环境的盲目竞争及调整。至于这种进化论所描述的民主发展，即便不谈其悖论式的败坏，其实是杜威自己在其他场合嘲笑过的糟糕的历史学。关于在法国和美国建立共和国、或者19世纪在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拓展普选权的争论，都专注于把特定的民主理念与特定的民众特性联结起来以便在当时产生良性循环的制度安排，即那些鼓励民众美德发展、限制他们的恶起作用、从而反过来使他们更强大的制度。这些争论并不是出现在白纸上；由于其前提假设的错误以及目标的模棱两可，它们所造就的宏大设计被实现时非常不完美。但是，它们对于塑造以后的发展以及特别是人民此后将在其中讨论宪法的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可类比为杜威不断援引的那些关键时刻在公共生活中的对应物——在那些关键时刻里，个人（他们努力推测新颖的、合乎目的的意义）既利用又改变习惯，甚至随着它们为他们的个性添加新的解释。考虑到其著作的整体性，杜威本可以很好地援引此项类比，并且从它提示出的有利角度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民主状况。他没有那么做。但是，他允许或邀请我们思考《公众及其问题》的局限性这一事实，说明《公众及其问题》更多是对一些智力挑战的间接回避，而非其民主思想之基本缺陷的表达。[vii]
十余年后，杜威的写作回归到民主改革的主题上来，以一种相关却又不同的方法，更为细碎却更为生动。在《公众及其问题》里作为工业化牺牲品的地方社区，现在变成保留着的遗迹或再生的元素。杜威接受了杰斐逊所长期关注的以财产的大致平均分配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物质基础，以及他后期把弗吉尼亚乡村切分为小的共和国的思想：以新英格兰镇会议为模型，与特定行政权力进行协商的议事会，依赖公民的直接参与并拒绝代表制。[viii]
要理解杜威对于这种地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localism）的亲和力——“地方是最终的普遍之物，近似于全部的存在”，他在《公共及其问题》中写道[ix]——联系如下内容来思考，是有益的：共和主义的大众主义政治理念以及青年时代的生产者合作社运动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形成所产生持续影响，特别是他对亨利·乔治（HenryGeorge）这位最激进的小所有者及其地方社群捍卫者的推崇。乔治的主要改革建议是对涨价的地租征税。明确把杜威吸引到这个理念的，是乔治对于地价上涨的深刻社会根源的思考。乔治把这种上涨看做一个过程，借此过程，个人理性甚至计算决策导向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工，并且伴随更为密切的合作以及随之出现的社区。在乔治的寓言里，第一位定居者确定选择的是这块土地而非邻近那块，他吸引了相继而来寻求伙伴关系和友邻帮助的拓荒者；日益增长的聚集吸引来工匠和商人；这个商贸中心最后变成一座城市和学府；思想得以积累并发生冲突。这里，在乔治的《进步与贫困》的篇章里，杜威或许发现了一个比他有关商业与社区联合发展的视野中其他任何东西更关键的启示：把政治嵌入合作的文化之中从而形成民主。[x]这种朝向地方的吸引力，以及在它之上重建民主的欲望，是杜威的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石：抽象与具体、手段和目的，必须放在一起以实现有用的目标。地方行为——产生自直接经验，并产生出直接的地方影响和校正性回应——似乎是维持这一联系的必要条件。
如果杜威能前瞻于时代，他毫无疑问将会被已通过杰斐逊与乔治思想的混合物而启发其想象的那种“社区共和国”（ward republics）的光明——虽然不无灰霾——的未来所震惊。在20世纪70、80年代，技术和市场相互激发的变化开始瓦解长期投资所需要的稳定性，而这种长期投资在杜威的时代曾是主导国内和世界经济的那种大批量生产企业的基础。在丰田生产系统之外的一种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在应对波动的过程中以足够强的适应性保持发展——是工业集群或工业园区：中小型企业在地域上紧凑聚合，相互竞争并合作。工业区的每一家企业专门从事某一生产的特定阶段或某一生产过程，企业组群以快速变化的组合方式合作生产成品。在这些工业区里的交易是面对面进行的，个人和专业声望互相影响。由于企业一般都比较小，而且从技术工人到小企业主到实业家的变化（反之亦然）是流动的、开放的，财产和机会的分配大致平等。因为公司太小，无法提供他们自己需要的很多服务，如职业培训或完善的质量控制，他们必须进行合作以组织联合供给。经济影响到政治。工业区的行动者往往把他们自己的历史理解为遵循了乔治的寓言：从随机形成的邻里关系向经济动力结成的社区过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股追溯这些工业园区历史的写作热潮，这些园区曾经因杜威时代出现的大批量生产企业而衰落，之后又复苏并向新兴地区的扩散——而且，这类写作明确地称颂工业园区是说明了自耕农共和国（theyeoman republic）理想在现代条件下的可能性。[xi]
然而，假如说工业区的成就为杜威后期的民主制度思考提供了实体基础和合理性，那么，它们当前的变化则提醒人们注意杜威思想及其所由发端的那种广阔思想传统的显著限制性。同样的内向性，即在工业区内利用非正式的、个人化的交易以及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积累——社区内彼此熟悉、知根知底、相互学习——导致难以与外人紧密合作、难以向外人学习。在其传统领域内（瓷砖、打包机、液压系统等等），工业区是高度灵活的；但是，随着一些跨国企业对产业集群联盟发挥作用——传递跨领域的知识以开发创新的产品和流程，并且领导园区内企业“打破”地方僵化去做同样的事——工业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面临压力。“地方性”仍然是必要的应对条件；但却并不充分——跨地区学习的能力也是必要的。共和传统和杜威的杰斐逊时刻的“自然”社区，以忽略第二个必要条件为代价鼓励第一个必要条件，这看起来更像是限制而非建设。今天的根本问题看来不是如何保护或培育自然社区的创生，而是如何鼓励默会知识的充分阐明，以便促成“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和相互学习，同时并不因此而破坏鼓励非正式交易和互惠的那些条件。[xii]
的确，杜威不可能从这样的角度前瞻问题。但在杜威的时代很明显，并且对杜威来说无疑也是这样，对于他视为给社区和民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经济与政治集权而言，别无替代方案可予以信赖，除非这种方案指导多样性的公众或地方社区如何联合起来协调它们有规则的交往，解决其分歧并从中学习以及在必要时一致行动。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在其著作中一闪而过；[xiii]但却没有实质地处理，甚至在讨论社区共和制（即民主复兴的基础，但从来不是一个其全部）时也如此。
除了注意时下跨越社区边界联合学习的重要性之外，近来对工业园区内默会知识的限度以及这种默会知识得以产生的各类工艺和专业经验的认识，表明从杜威时代迄今私人和公共解决问题的语境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众及其问题》很好地触及到的“新政”难题，是如何管理相互依赖度和国家化程度日益增加的经济体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典型的解决方案是设立一种专业化的行政机构，它依次与代表特定领域主要行动者的贸易联合会协商：国会认识到关于特定领域知识的有限性而把相关的立法权委派给此行政机构；而此机构，比国会更了解情况，认识到自己权能所限，在法规的具体制定过程中与那些对相关事宜有着直接——地方性——经验的代表进行协商。这里的预设是，权威的决策者一定程度上不了解具体语境，但有一些——基层的——行动者的确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且能够被吸收到如何为了公共利益来管理这个事情的讨论中。换言之，难题即是官方的无知（official ignorance）；补救方法是一种允许立法机构及其委派机构咨询知情的当事人的制度安排。这个方法对杜威来说可能过于集权了——更像是把地方行动者卷入国家规划而非自下而上重组国家政策——或者，过于依赖上层的代表而不是贯彻直接民主；然而，就他对外部性威胁的严肃讨论的广泛意义而言，这确是对公众问题的正当的（也是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xiv]
今天，难题已从无知转化为不确定性（uncertainty）。决策的障碍不是作为局外人的官员无法知悉作为局内人的行动者所了解的东西。而是所有的人——包括局内人与局外人——都没有能力可靠地辨识他们有可能面对的风险和机会。实事求是地说，技术和市场日益增长的变动性意味着，相对于明天的问题来说昨天的应对方案是一项糟糕的指导；而对当前问题的最好应对或许会产生自迄今被认为不相关的领域。因此，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寻求新的潜在合作者：在工业区把龙头企业对新的陌生的合作伙伴开放就是一个例子。公众对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应对因而不是更广泛地咨询局内人，而是联合研究潜在风险以及如何化解它们的组织。回想一下，这正是公私部门内实用主义制度所做的工作：基于没有任何行动者对于问题领域有充分而全知的认识，从而预见到哪里会出事故、哪里有改进的机会的假设，这些制度自然而然地利用操作中即存的或者有意诱发的故障来启动对于事故和机会的探查。
不确定性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其已经瓦解了在杜威时代美国所出现的基于福利国家的转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里，预见阶段性的破坏是可能的，如劳动力市场季节性或周期性的萧条，并且通过保险来应对它们。然而，不确定性导致非精算性风险的兴起：损害的发生率如此难以预期，以至于不可能给处于风险中的人们创造保险池（an insurance pool）以便足额赔偿其所遭受的损失。结构性失业的增长说明了这个问题。当产品设计或生产技术的根本性转变使整个商业和技术门类发生永久性的贬值（转向计算机控制的制造业，它取代了装配线上的工人和机器），失业保险就自身而言并非通向相同工种另一职位的桥梁，或者实际上不能通往任何工作。对这些条件的有效回应，是去帮助个体和家庭加强抵御风险的自我保险，使他们能获取克服他们面临的故障所需要的能力：即确保能胜任一个宽泛而变动着的职位范围的一般技能。社会团结较少集中依赖于提供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险，而是更多依赖于提供培育能力的服务：培养对于那些能增强自力更生的技能的吸收。[xv]
展望未来，至少一种持续增长的不确定性有助于那个与杜威旨趣相投的世界的兴起——在这个世界里，相互学习和共同解决问题产生出民主共同体。一方面。杜威所强调的，教育作为每一代人打破社会习惯的掌控、使每个人获得她所需的技能以便全面参与民主生活以及生产性活动的一个机会，看起来就像是对那种即将出现的以赋能或服务为本位的福利国家的预言（尽管必须说明，杜威在此领域也不注意制度设计问题，忽略了帮助学生改革他们带进课室里来的多种多样、有时形成阻碍的习惯的问题，并且因此很少谈及教师和课程对于支持那些并非“自觉”的学习者的作用等基础性问题）。[xvi]更一般地讲，不确定性激发了杜威视作我们创造力和社会性最高表达的那样一种研究。这世界越不确定——越难理解它会成为什么——依赖于那些从世界必须沿某条道路发展的复杂假设而得出的人们熟悉的策略（并且与自利的理念有关）的风险和潜在代价就越大；相反，认真对待与同样处于茫然中的其他人一起探讨下一步如何走的可能性，只要他们分享他们所习得的东西并分担研究的成本，是更为谨慎的选择。最初，向他人建议些临时性的步骤，即可以通过个人及联合加以改变的理念；这些变化着的可能性理念推动重新思考共同利益以及如何实现它们、与谁一起努力。加大的不确定性并不抹煞所有旧的敌意，也不纠正权力分配中的每一处不公。但是，它的确提升了行动者们超越其熟悉的朋友和盟友圈子，寻找新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的倾向。
在政治作为一个整体的层面上，从杜威到我们时代的转变，治理的中心问题从官员无知到组织合作研究以应对不确定性，转变的长期影响是立法及其执行形式的变化，这促进了实用主义制度在规制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建立。这一变化给传统的行政国家提供了日益增加的实验主义特征的模型；它或许开创了一条从代议制民主向实验主义民主过渡的通道，后者更贴近杜威的理想，并且——因为它总体承诺以地方性的学习为基础并以地方性的学习为基础重新评价这个承诺——相比无所不包的大共同体或他所设想的孤立的社区共和国，更适合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条件。
[i] Robert B. Westbrook如此概述杜威后期民主的思想：“那么，就其最好的一面，我们可以说杜威在1939年一些开创性的民主思考所表露的思想建立在对杰斐逊民主思想复兴、重构的前景基础上。”见Westbrook给2005年3月22日里海大学人文中心召开的“Creativity: Raw and Cooked”研讨会提交的 “Creative Democracy – The Task Before Us”一文。
[ii]最为显著和重要的是1912年的选举，由宪法保守派WilliamHoward Taft和今日可视之为人民宪政拥护者的TheodoreRoosevelt与Woodrow Wilson——支持总统作为国家指令的承担者和内阁政府的领导之间的竞争。见William E. Forbath,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Reflections on the Dark Side, the Progressive ConstitutionalImagination, and the Enduring Role of Judicial Finality in PopularUnderstandings of Popular Self-Rule”载Chicago-Kent Law Review 第81期（2006）， 967–990页。
[iii] Charles F. Sabel 和 William H.Simon, “Minimalism and Experimentalism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GeorgetownLaw Journal 第100期（2011），54–93页。
[iv]约翰·杜威The Public and ItsProblems （雅典: Ohio UniversityPress，1954年版）， 148页。
[v]杜威Public and Its Problems，140页。
[vi]杜威Public and Its Problems，145页。
[vii]我的好友Roberto Unger并不宽容。他注意到美国实用主义和杜威在两种思想之间摇摆。前者可以由此理解，“人之能动性的图景被抛入一个受限制但却开放着的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其他事物，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世界。”这正是杜威所谓的“建立假设的能力是人得以从包围的并加诸于身心的存在堙没中抽身的途径。这是抽象的积极阶段。”约翰·杜威The Quest For Certainty (New York: Minton Balch and Co., 1929)，165页。第二种思想得之于魔术师学徒故事中：工具的制造者，加工工具以应对他的环境，使“他自己变成了工具：一种自然选择的工具。”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The Self Awakened: Pragmatism Unbound(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35页。张力存在，偶尔失效。然而任何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假 65 47524 65 31323 0 0 1860 0 0:00:25 0:00:16 0:00:09 5898有限的预见，因而结果难料——和任何个别的真正的新异或创造的可能性——因而也是发展所必要的轨迹——可被理解为具有进化的一面：既非完全出于高阶决策的目的也不是它的远见卓识，而是由目的和限制的循环相互作用所构成。Ansell关于杜威的讨论涉及Simon的科学设计（在本册）表明在一些场景中（比如，复杂产品的发展改变了我们以为什么是装置所能做的和我们读对它们的期待）进化的角度带来启发性。
[viii]对杜威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大众主义参见“Creative Democracy – The Task Still Before Us,” 2005. 以及Sheila Greeve Davaney和 Warren G.Frisina. 编 The Pragmatic Century:Conversations with Richard J. Bernstei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ress, 2006)，191页。也可见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91)，315和454–458页；以及RobertWestbrook, Democratic Hope: Pragmat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ruth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第3和第5章；Robert Johnston, TheRadical Middle Class: Populist Democracy and the Question of Capitalism inProgressive Era Portland, Oreg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以及 Kevin Mattson, Creating a Democratic Public: The Struggle for UrbanParticipatory Democracy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x]杜威Public and Its Problems，215页。
[x]“这只是（亨利·乔治）思想的一个糟糕的版本，所主张的仅是增长的人口在土地价值的生产资料和货币增量物质效果的一面……亨利·乔治更强调的事实是社区生活提升了地价，因为它打开了‘一种广泛的，丰富的，和更为多样性的生活’，因此随社区所带来的对分享更高价值的欲求是提升地价的关键因素。Henry George and John Dewey,Significant Paragraphs from Henry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 (Garden City, N.Y.:Doubleday, Doran and Co.,1928)，第2页。
[xi]一个例证参见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xii]顺便说，我自己对实用主义和杜威的兴趣可以追溯到这个阶段。同时吸引我的是两种意见，在任何行为和交往中不可避免的对默认知识的依赖，及当我们的期望遭受令人不安的失望时，驱使我们从想当然之中澄清我们实际需要的那种能力。
[xiii]杜威Public and Its Problems， 47页。又见杜威Freedom andCulture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39)，160页。因为组织范围的巨大延伸——这由消除空间的距离和绵延的时间跨度而产生——很明显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社会机构不能被局限于地方。但是在不能直接接触的广泛活动之间进行和谐调整的问题，以及社区之间交流的密集活动，是一个朝向民主的紧迫过程。
[xiv]在杜威的思想与新政相关制度的连接点上——为寻求协调国家来协同承认地方特殊的持续重要性而建立，绕不开Karl Llewellyn。Llewellyn是“统一商法典”（U.C.C.）的主要作者，协调不同州涉及销售和和其他商业交易方面的法律的核心手段之一。在Llewellyn的概念里面，应用于审判个别案例所统一提供的代码将参照地方贸易的习俗和实践的语境被解释，后者形成了达成协议的当事人的预期。通过与由非专业的商贸专家组成的商业陪审团以他们职业的方式合作，多面手的法院得以通达这种地方性的知识。Llewellyn对这样一种语境化必要性的强调部分源于他自己丰富的商法经验，但也来自于他对德国浪漫主义商法思想的精通（尤其是19世纪中叶重商主义者LevinGoldschmidt的著作），其时地方社区的交易是人们道德的真实表达。参见James Q. Whitman,
“Note, Commercial Lawand the American Volk: A Note on Llewellyn’s German Sources for the UniformCommercial Code,” Yale Law Journal 97 (1987) 156–175页。当最终采用U.C.C.时，包括了无数的提示供法院裁决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否行为“合理”，或遵循“贸易的惯例”或“习俗”；但是本将有助于这种裁决的商人陪审团机构却被取消了，并且未提供替代机制。杜威似乎没怎么注意到Llewellyn。但是Llewellyn却看到了他和杜威的著作之间重要的相似性，这让他非常钦佩。据Llewellyn的传记作者，Llewellyn的个人野心，如他在一次讲座中所坦白的，是在法学中扮演杜威的角色，试图为法律做那位伟人在在其他学科所做到的。能够致以Llewellyn的最为愉悦的赞美莫过于把他和杜威类比。见See William Twining,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p. 423, n. 130。
[xv]见See Anton Hemerijck, Changing Welfare States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及Charles Sabel,A. Saxenian, R. Miettinen, P. Kristensen, and J.Hautamäki, “IndividualizedService Provision in the New Welfare State: Lessons from Special Education inFinland,” 为Sitra, Helsinki (2010)所准备的报告。
[xvi]置于20世纪早期教育改革潮流的背景下对杜威学校概念的一种敏锐的赞赏和批判，可见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63)，359–388页。讨论杜威与改革运动潮流的关系，见Liebman, James and Charles Sabel, “A Public Laboratory Dewey BarelyImagined: The Emerging Model of School Governance and Legal Reform,” NYU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23 (2003)，183–304页。
刘岩 译
崔之元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