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期 | 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养老金的历史和未来（下）
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
养老金的历史和未来
罗宾 . 布莱克本
编者按：本期我们翻译推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关于“养老金的历史与未来”的著作“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一书（ Verso, 2002）的导言。他的另一本著作“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已经出版中译本。布莱克本曾担任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主编。他这本关于养老金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1976年提出的“退休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本公号前面“退休金社会主义来临中国”曾介绍了德鲁克的观点。最近风行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职工股权”问题凸显重要性，而职工持股和“退休金社会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布莱克本书中提到的瑞典工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前德国难民）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的“工人基金”方案，相信会引起读者联系中国实际的兴趣。
目录
引言：“这是养老金，笨蛋！”
一 退休基金和全球资本
二 养老金社会主义的先知
三 “老年危机”和私有化
四 为新的生命历程融资
一个人最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年老。
(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939)
一旦我们了解了老年人的真实状况，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要求更加慷慨的“老年政策”——更高的养老金，体面的住房和有组织的休闲。事关整个制度，我们的主张只能是激进的——改变生命本身。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Old Age, 1977)
还有一个对老年的修辞表达，不是反对嘲笑甚至蔑视，高贵地捍卫人的最后时光。而是主要出现在电视上，伪装并高效的努力吸引潜在的新消费者。在这些广告中，使用更中性的词语“the elderly”，而不是“the old”，显得灵动、微笑和快乐，因为他们最终可以享受一些特别的强化补品或异常有吸引力的假期。他们也因而成为消费社会高度受追捧的受益者，新需求的存储者和扩大市场的受欢迎的参与者。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即使是年老也可以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商品。
(意大利参议员，著名政治哲学家Norberto Bobbio, 'Old Age', 1996)
“老年危机”和私有化
不幸的是，新右派证明比左派更擅长发现养老金政策的深远影响。对于左派，养老金当然要捍卫，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整体节奏的根本性意义。对于新右派的代理人而言，这是塑造金融业本身的强大帮手。对人口老龄化的未来成本提出警告性预期，并确信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缩小公共养老金，甚至更好地，是将其彻底私有化，迫使人们依赖金融服务业的技能为退休做储蓄。
1994年，这些主题获得了新的尊重和巩固，世行发布了有影响力的报告“避免老年危机：保护老年人并促进增长”，其副标题已经宣布了一个议程。该报告对养老金中所谓的“主导性公共支柱”提出了持续的挑战。世界银行提供分析的目的，是公开并合法的破坏公共保障，强行转向商业化，这将对许多政府产生影响，并得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或真或假的成功的吹捧。但在养老金政策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在他们面前全面实施。在试图引入该政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街头、投票箱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论文及其他出版物中。
由此产生的辩论，突显了养老金安排所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正义等更广泛的问题，我试图在本书下面论述。虽然我会关注人口问题，但社会老龄化的事实是，它并不指向一个明显的方向，许多人做了错误的假定。评论家的合唱团喋喋不休的以隐约出现的人口灾难做文章。虽然有代际正义的真正问题，但我认为目前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代际之战，如“X一代”与“婴儿潮一代”的对立。当代西方文化中有一个伪善的“年轻主义”，经常由那些不那么年轻的人们兜售，让鲁莽的消费主义看起来更诱人。使用电脑接听手机的巨人公司，利用青少年使他们的标志显得更性感。昨日之互联网企业家，大多数薪资很高的高管，都已进入中年时代。而“贪婪的吉他人”的漫画，或“波澜沸腾”的夸张飞行，通常不能解决每一代人内部的境况和机会的鸿沟。养老金促进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不安全和掠夺的“全球化”格局，加剧了阶级分裂，同样威胁到年轻人和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最好地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养老金。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却发现人口厄运绝对不可抗拒。在这种观点看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因为那些缴纳养老金的人与收到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为五比一或六比一，到90年代变成三比一或四比一，随着人口年龄变化可能变为二比一或一比一。美国社会保障的活力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质疑，1983年格林斯潘委员会改革后再次遭到抨击。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养老金体系的困境似乎更糟。不难发现一些预言，说这些国家的纳税人很快就要支付其收入的20%-30%，仅为向国家养老金制度融资。甚至有人说这个比例会达到收入的70%，我在第4章会引用这个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推迟或减少养老金权利的计划，但这些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新自由主义观点中，答案是减少公共养老金，并鼓励公民通过为商业养老金贡献，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
这引发的斗争和矛盾将在第4-6章进行分析，但现在足以指出，与养老金有关的问题为1996年意大利、1997年法国和1998年德国的右翼政府失败做出了贡献。有人可能还会加上1997年梅杰（Major）政府的失败，因为保守党的声誉被巨大的“不当销售”丑闻所玷污，而保守倾向的养老金领取者的士气也被削弱，因为保守党政府财务管理不善和政策上允许国家养老金收益远远落后于收入的增长。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在1998和1999年选择在他的“国家状况演说”中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为社会保障退休计划进行再融资，声称增加的预算盈余的三分之二用来保证这一计划。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问题成为两党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几个实质性分歧之一。在戈尔希望保留和加强社会保障的同时，布什呼吁，应允许雇员收回一部分社会保障缴款，以建立自己监督的养老金计划。布什在试图篡改美国政治“第三轨”的时候，一定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失败，当然说他的目标是加强社会保障。美国社会保障辩论中涉及的问题将在第6章进行讨论。
面对经常夸张和过度的危言耸听，值得说明的是，预期寿命的增长是一件好事。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出生率下降，反映了对较小家庭的偏爱，减少了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些发展可能导致更加充实而长寿的生命，而不是被称为悲观主义或灾难的根源。当然，确保老年人的生活得到维护，但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可以在不牺牲后代利益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老龄化问题的真实面貌经常被误解。“工人短缺”的观点忽视了几种主要的抵消因素。第一，延长寿命的医疗进步也延长了人们在标准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能力。其次，一国的劳工短缺，可以通过他国的移民来补充。第三，出生率的下降降低了儿童人数，进而减少了每名工人需要抚养的人数。第四，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即使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国家财富水平。第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的核心显然不是劳动力短缺。若果真如此，那么失业率和提前退休率就不会像欧洲那样高，每个国家都会有瑞典式的免费托儿设施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美国当局会很谨慎而不允许大量身体健壮的人衰老在监狱里。
虽然上述所有考虑都减轻了老龄化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当然不代表没有问题。如果采用新的方法和政策，列出的不同因素也只能减轻或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因此，如果被当前雇主的年龄主义观念所挫败，那么老年工人的潜力，甚至许多远低于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人，都无法考虑在内。同样，公共养老金安排也阻止老年工人继续就业，因为就业就意味着退出退休福利。实际上，这意味着那些超过60或62岁的人的收入被课以过高的边际税率。由于世界荒诞的不平等，到更富裕国家的移民可能会增加，并有助于提高其抚养比率。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其所产生的后果也必然会在中国出现，而且不会比欧洲更少，因此，没有国家能够无限期地依靠移民来解决老龄问题。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只能从高比例的移民中获得有限的帮助。移民确实倾向于将钱汇回家，或者重返家园，但贫困地区不会因为失去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员而得到任何裨益。所以尽管移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可欲的和不可阻挡的，但不会因此而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真正的挑战是找到一个更健康的政治经济，帮助这个老龄化不平均世界的各个地方进行必要的调整。根据1998年联合国对世界人口预测的修订，所有地区都面临着未来50年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翻倍的前景。表1.1列出了有关抚养比的中期预测范围——联合国人口学家制作的每100名成年工作者需要抚养的老人和/或儿童数量，以及他们对1950年和1998年最佳估计的对比。这些预测从现在的趋势推断而来，尤其是随着发展，几乎所有地方都出现了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这种趋势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但是不评估这些即将到来的比率的可能性将是不负责任的，无论发生得比预期的早一点还是晚一点。
表1.1 世界人口年龄比率（每100名15-59岁的成年人）
注：儿童，代表0-15岁；成年人，代表15-59岁；老年人，代表60岁及以上。
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1998修订版，第三卷，分析报告，纽约，2000，159-74页。
表1.1显示，虽然老龄化已经是全球现象，但其对抚养比的影响迄今已被儿童人数下降所抵消，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表中类别所采用的“经济依赖”概念意味着15岁大概是人们进入劳动力的年龄，60岁是他们离开的年龄。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实际和预测的比率表明，20世纪里，年龄结构在全世界都不会成为负担。如果依赖的经历本身是一种负担，或者儿童或老人因失业而受到谴责，那么原因在于经济失败，而不是人口压力。（可以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现行养老金制度已成为问题的积极部分）。根据这一中期预测，发达国家面临的确定可能性是，每100名成年人的抚养人数将会上升三分之一，从1998年的61增加到2050年的92。同时，世界其他地方老年人的比例增加可能会被减少的儿童人数所抵消。如果这样，随着这些社会的老龄化，工作成年人与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将最终总体下降。在评估可能性和概率时，应该注意的是，人口学专家经常低估人口变化的速度。
为新的生命历程融资
后面章节将给出更详细和近期的估计，但上述总体中期预测所包含的广泛相关性值得牢记。这意味着需要修改和调适“生命历程”的传统概念。在传统工业时代的生命周期中，个人至少在其生命的前15年作为被抚养者；接着他们会工作40-50年，为儿童、老人和病人的开支缴税；最后，他们将再花费大约6年或多一点时间享受退休生活，再次受到劳动适龄人口工作的支持，就像他们童年时一样。虽然这种年龄划分在1998年的世界上仍然大量存在，但这种模式在全球中产阶级中开始迅速消失。尤其在发达国家，但不限于发达国家，生命周期的趋势看起来非常不同。教育期延长了5-10年，退休期延长了20年。“贡献期”工作本身更有可能被学习和再培训所中断。总体而言，尽管学生和退休人员可能从事重要的工作，但经济依赖期可能会延长。鉴于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要尽早认识和合理预测，满足这种需求的“负担”就不会成为不可控的。
像现在这样，依赖的真正负担并不容易评估。工作的组织方式没有充分利用劳动者的能力，而且把老年劳动者边缘化了。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划分得太清晰。因此，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大型经合组织国家中，55-60岁的男性失业率约为三分之一，60-64岁的男性失业率为50%（日本除外，该国60-64岁男性中仅有25%失业）。老年妇女被排除在有偿工作之外的比例更大，所以总体上55-65岁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工作。50岁的男女失业后，很难再就业。显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重新培训老年工人，为其技能和经验找到用武之地。50岁的人发现新的天赋，非常常见，但大都因为过早专业化或仅仅因为太多工作的单调乏味而被忽视。而且也可以重新发现昨天的成就——可称为“布纳维斯塔社会俱乐部效应”，增强老年人的声望。在古巴，不仅世纪中叶出生的人受到青睐，而且不使用化学喷雾剂或肥料的传统农民栽培技术也同样受到尊敬。
从更有活力的老年人口中获得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相反，许多老人事实上被储存在隔离区，那些50多岁或60岁早期就放弃工作的人被迫申请残疾养老金。20世纪70年代，一项关于退休的法国研究将其描绘为“社会死亡”时期，而英国研究人员则将老年人的状况分析为“结构性依赖”。最近的社会老年学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老年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日常生活策略。但是，平衡的观点必须保持双面视角，因为强制执行结构性依赖的官方冲动并没有消失。
因此，老年人经常被视为公益事业的被动接受者，老年工人也被认为具有错误的聪明才智和动机。近来，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声称，残疾养老金领取者上升是一种福利欺诈。但是正如理查德·伯特霍德（Richard Berthoud）指出的：
一九九六年推行更严格的医疗检查，约有16万名申请人被剥夺了福利。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案件在上诉中恢复正常。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未恢复福利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找到了某种工作。其余的人唯一的结果就是损失了收入。身体损伤与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在现实世界中，部分丧失工作能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丧失工作能力的申请人上升的另一种解释是，基于长期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受损人士就业前景的影响。由于潜在员工人数的总体上升已经超过了就业机会的增长，雇主也变得更加歧视。
老年工作者可以通过经验和人际关系来弥补其身体的受损。但是，表现不佳的经济中的雇主往往宁愿让老年工人退休，特别是如果他们可以用较便宜的年轻工人取代，或养老金来自另一个预算的情况下。更加有机的生产性经济体，能够给老年工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并支付所需的养老金权利。
这种观察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更长寿的可能经济成本。我们不应该期望，甚至要更少的要求，更积极的“第三年龄”（法国人如此称呼）的福利能够转化为可销售的商品或服务。在许多情况下，若所有情况同时发生，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资源：无论其他问题如何，古巴的退伍军人与其他人一样，因为资源丰富的医疗体系而享有良好的预期寿命。不断上升的寿命意味着更多的高龄老人的医疗和护理都需要得到满足。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可能会占国民收入的3-5％。如果将这些因素纳入养老金制度的要求，显然对老龄化社会的融资确实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提议。
幸运与否，养老金的问题都不会被忽视。巨大的选民和强大的游说团体，将坚持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发展，达到或正在接近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人占选民的比例越来越多。他们通常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虽然这不适用于大龄老年人和偏远的老年人）。在大多数国家，政治家已经了解到培养老年选民的重要性。政治家也发现中年选民受到父母经历的影响，部分出于孝顺同情，部分出于他们很早就知道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部分出于他们必须弥补自己的缺陷。
关于老龄化社会成本的当代文献经常将认为当前公共福利和退休金安排是可行的捍卫者，与坚持抚养比率（活跃工作者与依赖转移收入者之间的比例）急剧下降的人对立起来，这导致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这本书中，我借鉴了前一类作品的论证和证据，但是对现有福利安排的批评家彼得·彼得森的“灰色黎明”和大卫·汤姆森的“自私之辈”等著作也不能完全忽视。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夸大了代际紧张局势，未能解决当今养老金资本主义的弱点，缺乏真正的解决办法。但是，新世纪很可能出现全新的代际结构特征，将挤压现行的福利和财产安排到不可承受之点。老龄化社会不仅是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而且由于出生率的大大降低，导致许多发达社会到2020年或稍后都会进入人口下降行列。这个发展过程本身具有受人欢迎的特征，但需要创新来挖掘。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将变得越来越稀缺，逆转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趋势。那些在此期间削弱劳动者条件和权利的公司和各种雇佣组织，现在反过来要学会如何去讨好其实际和潜在的劳动力，包括老年工人。
尽管谈到“股份持有”和“第三种方式”，但英国的新工党在这方面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者，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发现的那样，2000年的一系列灾难要求它对此进行更多的关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中认为，旧的再分配福利国家鼓励福利依赖，应该被“社会投资国家”所取代。这句话本应包含梅德纳的做法，或者“养老金社会主义”的更激进的支持者，但实际上并没有。不是作为对社会承诺预先资助的支持的一部分，或旨在促进新的社会自我管理模式的一种措施，而是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声称的优先考虑“教育、教育、教育”的回应。吉登斯认为，老年人应该脱离养老金依赖，鼓励从事更多的经济活动：
从退休年龄开始的养老金概念，和“养老金领取者”的标签，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但这些概念不仅不符合老龄化的新现实，而且如人们发现的一样是一种福利依赖……应该取消退休年龄，把老年人视为资源而不是问题……把养老金锁定到达到“退休年龄”是没有道理的。
退出强制性退休年龄，并允许在获得养老金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第一个措施不会扭转社会依赖的负担，因为，正如吉登斯本人所承认的，提前退休——通常具有非自愿的特征，将抵消在60岁晚期乃至70岁还能找到适当报酬的工作的人。允许提前提取储蓄，像美国许多401（k）基金那样，只能意味着必须首先积累足够大的基金（见第2章）。因此，挑战仍然是找到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可以吸收越来越多的社会支出用于终身学习，当然，也为经济条件上不能概念化为投资的老年人提供支持和直接护理。在肯定积极退休的新可能性并确保一定的资源用来促成它的同时，我们应该避免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老年人在宴会上都受到欢迎，只要他们表现出年轻的风格和活力。
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将使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翻番。从1950年到1998年，80岁以上的全球人口增长了三倍半，达到6600万。根据联合国的中期预测，到2050年，这些“高龄老人”将增加6倍，达到3.7亿。虽然65岁以上和80多岁的人依然有生命和贡献，当然也不应该因为年老而歧视为边缘化生存的现代地狱，但事实依然存在，社会需要为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做准备，他们的消费远远超过生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养老金计划在公共财政中如此庞大，为什么受鼓励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很快便掌控巨大的资源。即使是其他大项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军队，也与这五分之一人口的支出完全不同。满足这样一大批人的需要，注定会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关于老年人的或被动或索要的流行说辞根本没有帮助。只有经济安全和独立才能让老年人自己享受生活，参与并贡献于整个社会，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非常重要的非经济方面。
现代智人的起源在各处的标志都是埋葬的墓碑和坟墓遗址，通常伴随精心加工的工具、服装或饰品。世代之间的纽带是个人和社会认同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似乎经常发现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的经历及其存在本身的价值。虽然那时50岁以上幸存的人一定很少，但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尊重。第一章讨论的19世纪的复兴运动对老年人精神能力的不信任，代表着重要的文化转变，导致了现代的对青年的崇拜。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或愚蠢地怂恿盗墓的社会，将失去自身的认同和未来感。因此，养老金辩论的突出表现反映了社会存在的核心问题。
为了应付养老金的经济挑战而必须动员的资源，已经激起了一个像鲨鱼般的金融服务业的胃口，渴望将这个巨大的鱼群吃掉。私人养老金游说团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提供大量的广告来打印和播放媒体。这有助于支付特别增刊，讨论不同产品的优点。同时，编辑和财务专栏作家指出，由于未来对公共养老金的削减，鼓励人们采取自己的退休计划是有道理的。他们呼吁，政治人物的承诺是不可信的，最好是通过积累有形资产来保障未来。在这种观点下，养老基金使每个人都能够分享股权文化的利益。平衡的投资组合将使个人能够尽量减少风险，搭乘国家或全球繁荣这部自动扶梯。他们声称，鼓励更多人以这种方式储蓄，可以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投资率。如果失控的人口是问题，那么答案就在于金融服务行业的技能和资源。但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隐秘作用。
古典自由市场理论确实提出了一个最小政府。如我们所看到，今天养老金改革的斗士无不建议私营养老金行业应该由政府强制的义务和优惠来支撑。然而，商业机构提供的养老金质量仍然存在疑问。即使股票市场蓬勃发展，那些私人养老基金广泛而且长期存在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国家养老金仍然是绝大多数老年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现有各种私人养老保险都存在覆盖面非常不均匀的特点。如果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一直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成果，那么养老金也不例外。所以“新自由主义”的养老金改革者提出，应该通过将全体人口放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中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含义我将在展开我的讨论时说明。
如果我认为老年人不存在真正的贫困问题，那么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他们也可能变得更糟糕，特别是考虑到老龄化现象的相对可预测的性质，明智的社会和经济规划很容易解决这些问题。先进国家的老年贫困问题已经有所减缓，但并没有得到全面、明确的消失，而在欠发达国家，这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以下大部分论点和例证都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有关，因为它们拥有提供普遍养老金的资源。还会提及智利、中国等有资源和愿望解决老年经济问题的国家。但是，很多穷国没有普遍的国家养老金，尽管商业提供者或职业方案仍然可以照顾到更富有的阶层。一方面，这些弊端导致储蓄被吸引到更富裕的国家去投资；另一方面，大多数较贫穷的家庭面临越来越多的老年护理经济负担。虽然下面的讨论主要基于经合组织的证据，但也对较贫穷的国家有启发，因为良好的养老金安排可以促进生产率和可持续的经济。
在发达国家，贫穷本身绝不限于领取养老金的人。8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贫困儿童数量都超过了老年人的数量。年轻人因贫困而抑制生长或背负耻辱是一种可怕的命运，整个社会迟早要为此付出必然的代价。儿童贫困的可耻程度的一个原因在于大量的父母失业，或缺乏体面的工作。另一个原因是社会项目没能对那些被错位的经济强行排除在外的人提供帮助。最近两本讨论美国社会政策前景的书--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的“消失的中年人”和迈克尔·格雷茨（Michael Graetz）和杰里·马肖（Jerry Mashaw）的“真正的安全”---认为，儿童的贫困问题比老年人的贫困更加尖锐。尽管这是正确的，也绝不意味着这两种社会需要是相互对立的，包括作者本身也不这样认为，而应该将其共同置于慷慨和开明的精神中解决。公共养老金让许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其成绩既不平衡又不稳定，因此没有理由自满。
这本书进一步的论点是，养老金的规模和性质给了它一个战略特征。解决现在许多问题的关键是“这是养老金，笨蛋！”。在现代社会中，对退休的人提供经济保障必然是昂贵的，但有办法能预测和覆盖这个成本，可以鼓励一种更负责任的社会关系模式，通过鼓励可持续发展对抗不平等和失业。养老基金现在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人们往往没有明智地使用这一权力。若没有政府赋予丰厚的财政特权，养老基金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我希望说明，要求他们显示出适当的社会责任感是有充分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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