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7期｜崔之元-“新三位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和共同富裕
新三位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和共同富裕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根据新华社报道，“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目前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对中央这次会议的“共同富裕”纲领的解读是一句话：“初次分配靠市场，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社会”。本文认为，这句话不能体现“共同富裕”纲领的深刻内涵。先来看“初次分配靠市场”这一说法的不足。
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并无统一的制度安排。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赋予职工多于英美的“股东至上主义”的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决定的权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了华为员工持股的著名案例。1990年，华为首次提出员工持股的概念，当时职工参股的价格为每股10元，华为税后利润的15%作为股权分红。2001年，华为推出“虚拟受限股”改革，此类“虚拟股票”享有一定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权，但不能转让和出售，离职时即失效。这和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职工内部资本账户”概念有一些共同点[1]。2008年，华为进一步给所有工龄一年以上的职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员工没有足够现金来购买股票，华为以公司名义向银行提供担保，使得职工贷款购买股票。2013年，华为又实施了“时间单位计划”（TUP ，Time-Based Unit Plan)，这是一项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对中外职工都适用的利润分享计划[2]。华为这一制度安排，属于“初次分配”，但显然不能用笼统的“靠市场”来解释。正如“哈佛商学评论”的一篇文章认为，华为选择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理念所致[3] 。实际上，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 （任正非本人至今只占华为总股份的1.4%）是在“初次分配”上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
再来看“二次分配靠政府”说法的不足。我们不妨举一个西方的例子。“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凯蒂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20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万欧元。皮凯蒂认为，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4]。但皮凯蒂这个“二次分配”方案能否简单地“靠政府”而实现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二次分配”方案都是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包括阶级，政党，利益集团，公民运动等）的冲突和妥协的结果。
“三次分配靠社会”的说法也过于笼统。慈善事业的发展，既和“遗产税”（属于 “二次分配”）有关，又和社会精神生活紧密相联。“圣经”的“马太福音”里有一段影响深远的耶稣的名言：“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奥古斯丁在担任希波主教的35年里（公元396-430），曾做了6000多次布道，反复强调和论证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除非富人最后放弃财富。当时的富人信徒纷纷请专业的速记员来记录奥古斯丁说的每一句话[5]。当然不是只有基督教信徒才会做慈善捐赠。中国的 “儒商”传统也会对富人有一定压力作用，但其强度可能没有 “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样大。总之，在自愿基础上的“第三次分配”，和一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和相关人士的价值观有关，不是笼统的“靠社会”的说法可以说明的。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21年11月20日报导，亚马逊创始人Jeff Bezos(他拥有亚马逊16%的股份，和任正非拥有华为1.4%的股份形成反差)的前妻小说家Mackenzie Scott（目前是世界第22位富人）成为近来捐赠额度最大，速度最快的慈善家,在2020年7月到2021年7月间，她给780个组织捐款85亿美元。她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富者越富（她本人2019年离婚时的股票价值356亿美元，但2020年该股票已升值为620亿美元）很不合理，因此她加大加快捐赠。这是说明“第三次分配”要靠特定价值观（而非笼统的“靠社会”）的最新例子[6]。
既然“初次分配靠市场，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社会”这一流行说法有很多不足，怎样的解读才能体现“共同富裕”纲领的深刻内涵呢？本文认为，2015年中央首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首提的“双循环”和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共同富裕”纲领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三位一体”，而这正是“共同富裕”纲领的深刻内涵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的中央党校讲话“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说，“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7]。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针对“单纯依靠刺激内需”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这表明中国实践已经看到西方“凯恩斯主义”的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双循环”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他说：“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建立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提法很有新意，也是 “双循环”的重点，这表明中国实践也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 “供应学派”。
在此，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法理学讲座教授昂格尔（Roberto Unger）在2019年出版的“知识经济”一书或许对我们理解中国2008-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有所启发。昂格尔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但打破这两类约束的过程既是“不连续”的(discontinuous)，又是“不自主”（heteronomous）的[8]。“不连续”是指突破一个供给或需求约束并不自发保证还能突破下一个约束。以需求约束为例：美国2007-2008年 “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扩张，未尝不是突破需求约束的一种方法，但它不自动保证达到突破需求约束的下一个（更好的）的方法（例如，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公共支出来扩大需求）。“不自主”是指需求扩张和供给扩张之间没有自发的对应关系。例如，即便需求扩张从家庭债务转到了累进所得税和社会公共支出，也并不能保证供给可以自发地从没有技术创新转到有技术创新。
凯恩斯已经注意到供给扩张不能自动创造需求扩张。在1936年出版的划时代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深刻批判了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1939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法译本序言中，凯恩斯甚至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学说：“在生产理论上彻底和萨伊定律决裂，在利率理论上回到孟德斯鸠”[9]。但昂格尔强调，凯恩斯没有注意到需求扩张也不能自动创造供给扩张，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并非“通论”，而仍然是特例。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把中国决策层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认识到2008年以来的需求扩张并不能自动带来供给扩张，而2020年“双循环”新战略里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则是认识到供给扩张也不能自动带来需求扩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
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实践上很好地结合了“供给侧改革”和 “需求侧管理”。但中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至少已经不像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那样，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对立起来。例如，中国一个重要的智库最近提出“十四五规划”可以从“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来理解。 “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3”是指实体经济上补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领域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力争在今后15年内，使中等收入人群从4亿增加到9亿人；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2”是指“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全球性且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概括来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1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1+3+2”的构想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双循环”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互不替代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的把握“共同富裕”纲领的意义：“共同富裕”的要义恰恰是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从供给侧来看，共同富裕要求“包容性增长”。“包容性”一词出现在新华社对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的新闻通稿中，因为只有“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如面向中小企业的普惠金融和数字红利的城乡共享），才能在“初次分配”上向“共同富裕”迈进。从需求侧来看，共同富裕要求在“二次分配”上削减不必要的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我们可以从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来理解什么是“不必要的不平等”。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是指：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必要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这个“差异原则”背后的直觉非常简单：不平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如科学技术创新者的收入高一些），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超越“在贫困中的平等”（或中国以前的“吃大锅饭”）。正因为如此，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哈耶克也自称同意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然而，由于罗尔斯没有对不平等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影响做定量分析，导致哈耶克可以声称非常巨大的不平等也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而皮凯蒂的定量研究则证明，处于西方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这就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是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的，存在着大量的不必要的不平等。削减不必要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对于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是建立新华社会议通稿中所说“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关键政策工具之一。
本文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以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为重点）和“共同富裕”的“新三位一体”视角，对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共同富裕”纲领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求教于各位读者，以期引发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1、汉克.托马斯，克里斯.劳甘 “蒙德拉贡：对现代工人合作制的经济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2、华为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玖零管理研究院”微信公号以及“华为年报 2019”
3、“HUAWEI：A Case Study of When Profit Share Works”（https://hbr.org/2015/09/huawei-a-case-study-of-when-profit-sharing-works）
4、详见澎湃新闻“崔之元读皮凯蒂”（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955837 ）
5、彼得.布朗，“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 350-550年“， 下卷，第589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
6、感谢刘岩提醒我注意这个案例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54页
8、Roberto Unger, The Knowledge Economy, Verso, 2019, pp.191-193
9、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VII, p.xx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0、刘世锦 主编，“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中信出版集团，2021，第V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