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1期｜崔之元：从顾准想到阿克洛夫和席勒的“动物精神”以及罗宾逊夫人的香蕉图示
从顾准想到阿克洛夫和席勒的“动物精神”
以及罗宾逊夫人的香蕉图示
崔之元
编者按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父亲Frederick Maurice (1871-1951) 是第一次大战时英国总参谋部的将军。他因为向媒体透漏英国自/由党首相David Lloyd George在真实战况上误导公众，被降职降薪，去担任伦敦工人学院 （Working Men’s College）的院长。在1938年的慕尼黑协议中，希特勒一度同意让英国首相张伯伦派英国警察去捷克苏台德地区维持该地德意志人脱离捷克公/投的秩序，因此罗宾逊夫人的父亲被派去柏林和希特勒面谈此事，但最终希特勒取消了公/投。这一军人家庭背景，可能是罗宾逊夫人性格比较强势的原因之一。本文将顾准翻译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文集”和两位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和席勒的“动物精神”一书联系起来，希望引起读者进一步研究罗宾逊夫人经济思想的兴趣。
对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听到“罗宾逊夫人”的名字的第一联想可能是电影“毕业生”的著名插曲“罗宾逊夫人” （ https://www.kuwo.cn/play_detail/5035789 ,其实这两位“罗宾逊夫人”没有关系）。但对经济学专业人士而言，“罗宾逊夫人”的名字是和三个对20世纪经济学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1）1933年，罗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1903-1983)发表了“不完全竞争理论”一书，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去超越“完全竞争理论”，如果不是她本人后来放弃此书的方法论，她应可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2）罗宾逊夫人和她的丈夫奥斯丁.罗宾逊，理查德.卡恩（“乘数”的提出者）和詹姆斯.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等人1936年前后形成凯恩斯周围的“马戏团”，为凯恩斯出版划时代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供了建设性的讨论氛围；（3）位于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1950-1960年代与位于美国剑桥的萨缪尔逊和索洛发生了“两个剑桥的资本理论辩论”，这一辩论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理论有密切关系。萨缪尔逊虽然是罗宾逊夫人的辩论对手，但他支持罗宾逊夫人的诺贝尔奖提名，并说“我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多于她从我这里学到的”。
中文世界里第一个罗宾逊夫人论文集是顾准翻译的。根据顾准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同事和好友张纯音的女儿徐方的回忆（见微信公号：“私人史”，徐方：“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顾准这位延安老革命家在文革中生活非常困难，当他从经济学所老专家巫宝三（目前享誉中外的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专家巫鸿的父亲）那里听说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贡献后，即决定翻译以稿费补贴家用。但我觉得这不能解释顾准为何让吴敬琏也翻译罗宾逊夫人的文章 “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显然，顾准在身处逆境时还保持着对世界知识发展前沿的好奇心。在顾准翻译的罗宾逊夫人“经济学论文集”中收入了“两个剑桥的资本理论辩论”的经典文章，但他囿于当时信息条件的制约，未能收入入罗宾逊夫人关于“动物精神”的香蕉图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较起来，令人费解的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美联储前主席和美国现任财政部长耶伦的丈夫）和席勒于2009年出版的“动物精神”一书也没有提及罗宾逊夫人关于“动物精神”的香蕉图示。
凯恩斯“通论”的第12章引入了“动物精神”（见本公号第426期凯恩斯“通论”第12章 “长期预期状态” ｜ 凯恩斯“通论”第12章 “长期预期状态”）一词，指的是“自发的行动冲动而非无所行动”（a spontaneous urge to action rather than inaction），但这种行动冲动又不是对未来收益的概率计算的结果。阿克洛夫和席勒强调，“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是另一种经济观（解释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的观点）的基础”。2
阿克洛夫和席勒分析了“动物精神”的五个方面: （1）信心，（2）公平，（3）腐败与反/社会行为，（4）货币幻觉，（5）故事。他们的分析引人入胜，不仅对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很有帮助，而且启发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如何提振信心的思考。不过，尽管阿克洛夫和席勒运用了罗宾逊夫人关于目前流行的教科书“凯恩斯主义”是“非正宗的”（bastard Keynesianism）的说法，为何他们没有提及罗宾逊夫人关于“动物精神”的香蕉图示呢？
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的香蕉图示长的什么样3：
这里，“动物精神”是用预期的资本存量积累率和预期的利润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来表述的。不过，由于“动物精神”的本质是“自发的行动冲动而非无所行动”，很难再有除了图示之外的更精确的定量表达。正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旺（即国民经济内外平衡的斯旺-米德模型的提出者Trevor Swan）所说，“动物精神”很难被装在酒瓶里 （ “It all depends on those animal spirits which cannot be bottled”, 因为spirits在英文里也有烈酒之意）4。
也许阿克洛夫和席勒没有引用罗宾逊夫人香蕉图示的原因是不拟卷入对“动物精神”的更深哲学探讨。但无论如何，阿克洛夫和席勒区分“有动物精神和无动物精神的宏观经济学”意义重大，它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回到并力争创新凯恩斯开辟的剑桥传统，而罗宾逊夫人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罗宾逊夫人在1953-1978年间曾8次访问中国，第一次访问是作为英中贸易协会副主席，第二次访问是由1958年后在北京定居的美国财政部原驻国民党政府代表Solomon Adler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lomon_Adler ) 陪同，而Adler在1930年代就参加过凯恩斯周围的“马戏团”的活动，可见罗宾逊夫人对中国的兴趣可能没有流行的“左倾幼稚病”的解释那么简单。她后面6次访问中国的情况，我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共同关注研究。
1 性别歧视和1950年代后她思想的左翼激进化，可能不是罗宾逊夫人多次被提名而未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诺尔尔奖委员会”面临一种尴尬的悖论性局面：是否给一个理论贡献颁奖，而该贡献者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理论。
2 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动物精神”，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VII 页。
3 Joan Robinson, “Essays i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p.48, Macmillan, 1962
4 对“香蕉图示”的理论意义的详细分析以及斯旺这段话的出处，见G.C.Harcourt, “The Structure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pp.63-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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