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产教父”施永青：我为什么捐出45亿？
无论哪个人生阶段，向左走抑或向右走，施永青说他的目标一直未变，他始终在寻找和实践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方法，为此，他捐出了价值45亿元港币的股份。
施永青
香港中原集团创始人
撰文：白筱
四十五年前，施永青心怀革命理想从香港北上，他手执“红宝书”，站在世界最大广场，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之一留下一帧非黑即白的光影。照片中有这样一条标语——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四十五年后，施永青头发已花白。此次来京，他有两个身份。其一，他是中原集团创始人，是在香港有“地产教父”之称的企业家；其二，他是香港施永青基金创始人，是捐出价值45亿元港币股份的慈善家。
无论哪个人生阶段，向左走抑或向右走，施永青说他的目标一直未变，他始终在寻找和实践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方式方法，如今，他已颇有经验和心得。
“一般社会分配有三个层面，首次社会分配是指所有权，第二次分配指税收，第三次分配就是公益慈善。我们现在应该改善首次分配，减少第二次分配，鼓励第三次分配。”施永青说。
施永青生于上海，四岁时随家迁居香港。他很小便读过《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看到了书中主人公的反叛，也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他抗拒管制，比如学校和老师对他的约束。
“文革”开始时，施永青不过十七八岁年纪，那时，他还是“激进的左派青年”。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施永青告诉《中国慈善家》。
施永青的“共产主义”不仅是说说而已。
小学六年级，在港读书的施永青便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共产主义原理》。他经常看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通俗读物，时常与同学办读书会，读《青春之歌》《红岩》之类的革命小说。此后，他逐渐深入，开始读《毛选》《毛语录》以及其他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他几乎沉浸在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中，要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而战斗。
香港“五月风暴”
在文革影响下，1967年，香港发生“五月风暴”。这是一场由劳资纠纷引起的冲突，后愈演愈烈，影响深远，被广泛称为“六七暴动”，支持者则称之为“反英抗暴”。热血的施永青也一度参与其中，作为“革命者”，他希望能实现“平均分配财富”。
因参与社会活动过多而无暇顾及功课，这一年，施永青未能走进大学。经朋友介绍，施永青到一所工人夜校教书，该校具有左派背景。为了避免与父亲发生争执，他写了长长一封信，阐述自己为何要做此选择。他相信，人要为更高的理想而活。
在夜校，给穷苦工人传授文化知识之余，施永青还会去“唤醒他们的觉悟”，鼓动他们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文革如火如荼，随着“毛主席手一挥”，中国大陆万千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施永青虽远在香港，却“归心”似箭。上世纪60年代末，他怀着革命理想奔赴大陆，加入上山下乡行列，到广东、湖南甚至是东北“学农”，成了一位来自香港的知青，并在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留下一张照片。
那一次，施永青首次看到了大陆农民的生存环境。
“他们没有牛嘛，用肩膀拉着犁，肩是很肿的，又肿又发炎又流血还要去拉，衣服也没得穿的。后来有个说法，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所以我一路都有关注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施永青向《中国慈善家》回忆近半个世纪前的所见。
回港后，施永青热情未减，在工人夜校教学长达8年。从月薪210元港币开始，离开时，薪水才涨到350元。
与浪漫革命理想相伴的那段时日，他过得很充实，但生活着实窘迫，常常食不果腹，要睡在几张课桌拼凑起来的“床”上，无可奈何地在母亲的援助下度日。
8年中，施永青的革命理想主义没能为别人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却给母亲带来莫大负担。母亲曾对他说：“没有我，你怎么革命。”
1976年，周恩来逝世，让这年清明节多了一层含义。之于施永青，那个四月在祖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却深刻影响他走进另一条轨道。
他已失去继续坚持的信心，随后从工人夜校辞职，决定下海。
施永青在香港中环办公室
离开工人夜校后，施永青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找到工作，月薪700元港币。
作为Office Boy（办公室杂工），他每天负责影印文件，并在各部门之间送发，很快，他便对整个公司的组织系统了如指掌。
他借由工作之便，阅读大量公务文书，其中包括各种合同、保险。这使得他在后期考地产经纪牌照时并未专门学习便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一次复印定价单，他故意多印一张。周六休息，他跑去公司所在地盘查看房价，发现这张一个多月前登记的定价单已过时，根据市场情况，完全可以将价格提高10%。
施永青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想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公司大老板，无奈自己只是区区办公室杂工。他抖了机灵，连夜写就一份报告书，绕开正常程序，到停车场“拦车上书”。
公司吸纳施永青的建议，参考市场，将价格提高了5%，随后又提高10%、15%。施永青的月薪也从700元增加至1100元。一年多以后，他辞去工作，自己创业。
1978年，29岁的施永青和同学王文彦各出5000元，创立中原地产公司。施永青说“中原”一名乃是当时脱口而出的玩笑语，但从这二字中或也不难看出他的雄心。
创业仅一年时间，施永青便赚了100万元港币。他是理想主义者，并不喜欢商业，随即将股份让给王文彦，拿了钱回家读书。一年多以后，他改变想法，重新回到中原。
这一年多时间里，施永青读了很多书。从罗素到萨特，从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到哈耶克。他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检视自己的革命理想主义情怀，他意识到，自己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方向没错，但选错了一条路。他决定做一番新的尝试。
他重新购入股份，继续着“问鼎中原”的商业抱负。
1992年，邓小平南巡数地，发表一系列谈话，为改革开放再做推进。此时，罗大佑的那首《皇后大道东》已唱遍香港大街小巷，歌声里，包含着港人对“九七”的展望与不安。
施永青并未犹豫，这一年，中原北上逐鹿，先在上海站稳脚跟。同是这一年，因管理、用人理念不合，王文彦退出中原，做在野董事。至此，施永青掌帅中原，放开手脚，开始他的“改善首次分配”实践。
时至今日，中原集团已有分店超过2000家，员工逾5万人。取得如此成绩，离不开施永青“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更离不开中原特殊的分配方式。
“在首次分配问题上，我是社会主义的。股份制什么特色呢，就是让出钱投资的股份拥有者有绝对的话语权。管理权是他的，分配权是他的，股息派给股东，没有派给工作人员。”
施永青认为这“不公平”，他认可并支持私有权，但他也相信，离开了员工的劳动与智慧，资本则是死的。
在中原，员工享有所辖业务的利润分红，薪酬与业绩直接挂钩。房产经纪人虽不持有总公司股份，但可持有分店股份，离开时，需将股份卖还给公司，以便公司向新入职者提供此项福利。他用这一方法，鼓励能者多得，业绩高者，区域经理年分红可达上千万元。
2005年，施永青在港创办免费报纸《am730》，利用此平台，将“首次分配”做了更深入的实践。
施永青手持其创办的免费报纸《am730》
采访施永青是在早上，采访之前，他用一个多小时写了一篇千字专栏，这一习惯，10年来未曾间断。他的文章多是时政、财经，涉猎广泛，且观点独立。
2005年，施永青投资1亿元在港创办免费报纸《am730》。在此之前，香港只有《都市日报》和《头条日报》两家大型免费报纸。
《am730》面对的是年轻白领人群，施永青的专栏名为“C观点”。他说，香港有A、B两种观点，A指《苹果》（Apple），B指北京。他希望出现另一类声音。
20年前，公益人陈庆芸便与施永青相识，如今，她是施永青慈善事业的主要打理人，更是《am730》的忠实读者。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在《am730》，你可以同时看到A和B两种声音，施先生是想，持有某种观点和立场的读者可以有机会去听听对方的声音。”
在办报前，施永青已想好公司的分配模式——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即盈利的1/3先给员工，1/3给股东，其余1/3用于再发展、再投入。
“应该是工作人员先拿工资，投资者拿合理股息，如果还有钱赚，应该是大家一起分，这才合理嘛。第一次分配的合理化是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途径。”
这一分配法，是施永青从中原集团的经营中得来的。
对于地产代理行业来说，在初创期，不用做过多资本性投资，因此一般投资者会较容易接受与工作人员分享利润。但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即便有类似的模式，也不会给员工如此高比例的利润。很多投资人在初期承诺分配高比例利润，在企业做大做强后则食言，类似情况并不少见。相对于地产代理，办报的资本密集程度要高很多，切三分之一的蛋糕给员工的分配方式则更为少有。
“我们总说需求不足，要大力刺激内需，哪里有什么需求不足？是钱不足嘛，钱不足的原因是你不分给他，你说刺激内需，不分给他钱刺激他有什么用？他已经有多少拿来买多少了。”
在施永青的朋友中，少有人支持他的想法，大多对该免费报纸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但他观察到，香港传统报纸读者已趋于老化，年轻人可以有其他选择，他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只要能抓住机遇，改变年轻读者习惯，就必将吸引广告商。同时，给员工分配大块利润将有助于《am730》的经营从业内脱颖而出。
施永青给自己画好底线，分两次投入一亿元，成则成矣，败则收兵。
创办之初，《am730》月亏损超过三百万，钱如东流之水，有去无回，一连二十个月。在此期间，他并未暂停分配计划，为示诚意，他在盈利前便开始安排利润分享。先是将原定三分之一的一半分给员工，另一半则用来填补始创期的资金缺口。此后分成逐步增加。如此运作近两年时间，情势渐趋好转，达到收支平衡，开始盈利。
“今年是十周年，人家做报纸都破产了，给银行封了，我们赚了八年多的钱，一直赚钱。”
施永青认为，解决了首次分配问题，贫富悬殊、需求不足等问题则迎刃而解。
“第二次分配在中国大陆依赖最多，就是收税，向有钱人收税，进行再分配，但真正有需要的人拿不到或者拿很少，所以我不赞成。我赞成通过慈善事业，进行第三次分配。”
施永青在甘肃农村体验挑水
施永青早年便开始随缘做些慈善捐赠，随着投入和参与增多，他对通过慈善改善社会分配现状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4年，施永青基金在香港注册成立，并逐步发展壮大。起初，他只是将个人收入的一部分注入基金，用于资助一些NGO，如苗圃行动、乐施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并未开展独立项目。他也曾打算自己百年后再捐出所有财产，但那个热爱搞社会实践的灵魂作祟，2008年，他送给自己一份60岁生日大礼。
这年3月17日，商业上选择“退后”的施永青与夫人陈佩霞来到公司资产署登记，将个人名下包括中原地产、中原（中国）等3间公司的股份，注入施永青慈善基金，并着手启动自有项目，推动解决中国内地的三农问题。这笔捐赠在当时估值45亿港币，占其个人财富的80%左右。此后，他又将个人持有的《am730》股份捐出。在地产代理行业，施永青成了大额股捐第一人。
“死了才捐那就不是我去做了，应该趁自己还有一定能力的时候，不是老得走不动、判断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才去做。所以我觉得应该早一点，做多一点。”
施永青想践行“第三次分配”，他曾尝试在大陆注册独立基金会，但因门槛太高，只能作罢。
他邀请香港苗圃行动总干事陈庆芸加入，担任施永青基金中国农村工作的总干事。此后，施永青基金先后在云南昭通、甘肃兰州以及北京设立办公室。
“我们刚开始进来内地的时候，钱也汇不进来，她（陈庆芸）每次来就拿现金，在未获得法人资格的情况下开展工作，都是违法的。”施永青忆起当年无奈地笑着。
“因为有外汇管制，所以最初是在香港开一个一百万的支票给我，我就每天来找我姐姐兑换，但这样很麻烦，效率很低，所以我们就找到民促会，了解业务后，开始跟他们合作。”陈庆芸说。
2011年，施永青基金在农村的工作日趋成熟，与中国国际组织民间合作促进会联合设立施永青农村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永青农发基金”），获得了合法身份。两年后，再与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杨团等人合作，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北京永青农村发展基金会（简称“北京永青”）。
“这个基金会虽然是我的名字，但是我不是拥有者，主要是内地，杨团跟她一些同事、志愿者去成立的。但是理念上跟我一致，所以我们捐钱给这个农禾之家。”施永青说。
1983年，孟加拉人尤努斯正式创办专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对穷人进行小额贷款，并于200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施永青和陈庆芸参考这一模式，在中国内地乡村进行实践。自2008年至今，基金在近20个省份开展项目累计达500个，项目包括小额贷款、建桥修路、水利建设、文化教育、环保以及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等众多类别，总支出达1.88亿元，其中小额信贷项目支出占58.21%。
“我们决定在农村应该怎么做，还不如让实际生活在农村的人决定怎样去做好。所以给他们一些资金，有了资金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施永青说。
永青农发基金提供的小额贷款业务分为三类，免息、低息及市场化利息，根据借贷方的情况，给予不同贷款服务。
“很多社会上的金融财务公司不愿意到农村去做，因为农村的生意比较小，有时候也有风险。我们去做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赚一点钱，赚来的钱我们还是用在农村。”
在施永青看来，这种方式是可持续的第三次分配，可以有效激发农民主动参与解决三农问题。
施永青“无为而治”的商业管理理念已是众所周知，他通过“上无为”，而使“下有为”，让中原集团一展宏图。2008年，他主动退后，辞去集团主席职务，将企业领导权让贤于外姓高管。最近，他不得不增加对商业的精力投入。
“最近竞争激烈，内地互联网概念兴起，我们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我们是靠股东资金，对手是靠社会的资金，所以他们在打价格战时，我们就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最近我参与多了，有些会议也要去开，有些判断也参与一起去做。”
“施先生的无为而治，强调自然法则，自然生长，他主要看业绩，至于如何管理，他是不参与的，因此，我们企业基层就有了多样性特点，也有执行力很强的，也有很放权的，多种多样。” 中原集团首席运营官李文杰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慈善上，施永青也同样持“无为”理念。
“他聘请我之前，说得很简单，他说我现在就想做中国农村经济，就讲完了。然后我自然会用我的想法和人脉去开展工作。”陈庆芸说。
最开始，审批项目时，陈庆芸常常向施永青咨询意见，得到的反馈经常是，“你自己决定，你是最前线的人，比我更掌握情况，如果你觉得项目可以做，你就做。”
“项目怎么选择，大部分都是她（陈庆芸）去捡出来，超过50万的我才批。”施永青说。
对于具体项目，施永青的标准相对宽松。比如“农民借贷娶媳妇”，如果不能申请小额贷款，他们往往会选择借高利贷。“这些问题我们一下子解决不了，我觉得借贷给农民娶媳妇也可以的。”
但陈庆芸对此有不同看法。“我们要求他用款是用在发展上，不是用在消费上面，比如说农村里面结婚、建房子，我们都认为是消费，用在发展上头才更可持续。”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让他很苦嘛，我是从人的感受方面优先考虑的。”施永青笑着解释说。
管理上，施永青主张放权，但具体项目，他一有机会便要亲自参与。
1995年，与陈庆芸刚刚相识，施永青作为捐赠者到农村参与一次慈善活动，要坐27个小时火车，从广州出发经张家界辗转至乡村。陈庆芸问他能否参加，“他说，你都没有问题，我怎么会有问题。”
施永青在山西永济
不久前，施永青去到山西，仍是住在农民家里。这一次条件不错，这家农民还算富裕，因为有厕所，可以自己打水冲便。他曾经住过的农家连这些基本条件都没有。一次去湖南做慈善项目，他把学生课桌拼起来，睡在上面不敢动，一动就会被课桌夹住皮肉。去厕所，则只有旱厕。
“他们如厕是捂着鼻子进去，在里面忍着气。我告诉他们，你应该进去大力地吸几口气，那你就习惯了。”施永青笑着说。
与施永青接触过的人，对他有两个主要印象。其一是他无时不在的笑容，其二是他的节俭。
采访当天，施永青简单地穿了件格子衬衣，休闲裤，手腕上带着一块某个牌子的消费级手表。因年长日久，表带皮扣丢失，他在上面缠了一根橡皮筋代替，原本黄色的橡皮筋已经发黑。他说他夫人曾拿着这块表去换表带，被告知，没必要再换了。
无论是商业公务外出，抑或参加慈善项目，施永青从不坐头等舱，一定是经济舱，吃员工餐。
陈庆芸回忆，一次下乡做慈善项目，吃饭时，施永青夹了口凉菜，不小心将菜掉在地上，他捡起来擦一擦直接吃掉了。
“他说菜掉在地下只要没超过三秒就能吃的。”李文杰也见过类似的场景。
这种节俭不只是施永青独有，他的夫人陈佩霞亦是如此。
几年前去山西永济做项目，施永青夫妇与基金会的两位同事到小饭店吃晚饭。饭毕，盘中剩下几个饺子，陈佩霞请服务员打包。基金会同事劝她别打包，因为凉了没法吃。
“她说没关系，回去放在水杯里，倒点热水就行了。”陈庆芸说。
施永青对钱划分得很清楚，企业的归企业，个人的归个人。多年以来，中原集团的企业慈善基金与企业员工捐款都有明确划分，互不掺杂。施永青个人的捐赠也与企业的捐赠有清晰划分，明确主体，从不混为一谈。
他把钱看得很重，也把钱看得很轻。
2008年那笔大额股权捐赠，实际上已在家庭内部铺垫多年。
“我捐了之后终归还是我管理的，我的子女将来也是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还可以在我下面的公司做董事，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只是放弃了收益，但事业还在自己手里。”
施永青与夫人陈佩霞育有二女一子，大女儿直到上了中学才知道，原来别人的爸爸不用把钱都捐出去做慈善。
“她有一点意想不到，我问她，你认不认同我的做法呢，她还是认同的。”
他早年便跟夫人商定好，百年以后将遗产捐作公益。2008年提前捐出股份，夫人陈佩霞是在报纸上看到的。
“我跟她解释，其实我只是把未来的数额捐出去，我没有把已经给了你的财产拿出来，你没有损失的。后来她跟我一块去签字。”
对于富豪与资本的关系，施永青有个巧妙的比喻。“钱赚多了，用来用去都是一叠钞票里头的几张。你拼命赚钱还是放在下面，一生都用不到的，你赚来干啥呢？”
施永青常常提起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对生活不满，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他甚至将灵魂出卖给魔鬼。最终，他通过填海、建桥、修路去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并在这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赚钱其实是一个表象，背后就是你的才能如何去发挥、展现，仅仅发挥在个人身上是不够的。”施永青说。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5年8月刊，原文标题《施永青：财富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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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