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场被有意提前的新闻发布会而生，也因信徒的公益热情而生，爱德基金会如今三十而立。
爱德基金会老楼合影
撰文：白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12月刊， 原文标题《爱德基金会：信徒的公益平台》
那是一场被有意提前的新闻发布会。
1985年，中国还没有民间发起的公益组织。是年3月21日，丁光训与韩文藻访问海外，回国时途径香港，他们在香港停脚，先行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宣布，爱德基金会“即将成立”。
当时，丁光训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文藻是江苏省政协常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基督徒。
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展示出一张被珍藏三十年的发布会现场照片，“如果没有这张照片，我相信，也许爱德基金会就不会出生了。”
爱德基金会出生前确有“流产”可能，但如今，它已成长为中国民间公益基金会中最为茁壮者。从综合实力打量，能与其比肩者屈指可数。
30年里，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转变。政策变了，文化也在变，作为一家具有宗教基因的民间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的成长壮大，无疑是社会开放的鉴证。
但这30年路走下来并不能算顺利。
自我介绍时，它总是离不开这一句：爱德基金会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民间团体。
因其具有宗教基因，爱德基金会得以在出生后的20几年里有更多机会获得来自国际的资源支持。
但即便那些资源都是来自于有爱心、有信仰的个人，也难免招致诘问。
“你都是拿海外的钱，那你不是洋人的走狗吗？”
绝大部分资源来自海外，最高时甚至占比达到98%。当不理解、情绪化的问题出现，爱德基金会需要做出详细解答—中国还在发展、国际友人献爱心、确保机构独立性⋯⋯解答者有耐心讲，提问者未必有耐心听。
近些年，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
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加速崛起，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呈现疲态。在此背景下，爱德基金会仍然延续固有资源结构无疑是危险的。同时，超过20年以“洋奶”为主粮，这家中国的老牌公益基金会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既要接受援助，又可以提供援助的转型期。它打算站在国际平台上，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回馈。
爱德基金会着手调整募款方向和资源结构。2013年开始，连续3年，其国内筹款量超过海外筹款量。这并非海外捐赠减少、募款总量降低才搞出的比例游戏。2004年，爱德基金会募款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此后10年均在这一数字上下徘徊。
“结构完全调整，但未导致募款总额下降。”丘仲辉欣慰，但“坦率地讲，其他兄弟基金会总量上增加的有很多。”他希望今后几年，爱德基金会可以在募款总量上有所提高。
30年前那张照片中有3人，除了丁光训与韩文藻，还有一位名为魏克利（PhilipL.Wickeri）的外国年轻人。爱德基金会的“国际化”从它未正式出生时便已注定了。
30年来，爱德基金会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
在太平洋的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在马达加斯加，爱德基金会开展了沼气池项目；贫困帮扶与灾害救助，他们涉足尼泊尔、菲律宾、朝鲜、肯尼亚。
2015年7月1日，爱德基金会在埃塞俄比亚设立非洲办公室，正式开始了其成系统、成规模的国际化进程。
首先走出去的项目，也是借宗教之东风。
爱德基金会成立的同时，与联合圣经工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决定成立爱德印刷厂。两年后的11月，爱德印刷厂在南京成立，又过两年，爱德印刷有限公司诞生。1989年9月，他们办了一场完成印刷100万册圣经庆典。
“我们现在的印刷公司，应该说在薄纸印刷方面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们考虑在非洲办一个社会企业。”对于“连教科书都是到海外去定”的埃塞俄比亚，爱德的非洲印刷公司将不限于圣经印刷，还会开展多种印刷业务。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黄浩明说，民间公益组织国际化应有“五到位”，分别是理念、项目、人员、组织、成绩。“这五项都能到位，才算真的实现了社会组织走出去。爱德基金会因为有经验积累，所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成立之初的10年，爱德基金会在苏北、苏南、鲁西南、皖东北、浙江东部等地区的贫困县开展教育类项目。到第二个10年，其工作重心开始从东部向西部转移，项目种类增加，逐步扩展到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农村扶贫、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
这部分工作启动是在1995年左右，而董事会做出这一决策是在1993年。中国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则要到1998年才真正启动。
爱德基金会的超前并非巧合。丘仲辉觉得，“爱德基金会作为一家民间机构，它自己的创新性、独立性、民间性非常重要。”这些因素使得它能更加灵活、更加准确地捕捉社会所需。
在西部地区，爱德基金会采用“参与式管理”理念，支持农民自我发展。所谓“参与”不仅是公益组织和农民参与，还包括政府的参与。
与政府合作，是爱德的一贯战略。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即便当地有教会组织，爱德基金会开展项目时也会首先选择与政府合作。
爱德基金会在开展社会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与政府寻找交集、扩大交集。这对于增加沟通交流、建立信任尤为重要。
30年来，爱德基金会与政府接触很多。“双方都是主动的。”丘仲辉说，爱德基金会启动较大的项目和计划，都会先与政府进行交流沟通。而政府方面也会主动考察项目，了解情况。
在聘用员工方面，爱德基金会并无关于信仰的倾向性条件，每年都面向大众，公开招聘。
“很坦诚地讲，如果是两个人条件完全等同，我讲的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情况下，如果我只能要一个，当然我可能会考虑到信仰的问题。但这个出发点不是别的，而是有信仰的可能更稳定一些，因为信仰与公益天然有着相同的追求。”丘仲辉说。
然而，这种条件完全等同的情况并未出现过。即便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新员工，也不会被同事问及对基督教的观点、看法。
个体的行为习惯决定机构的样貌和气质，爱德基金会成员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发展30年来，爱德基金会虽表现出了很高的开放度，宣传上却一直选择低调。
“基督教崇尚的理念是谦卑，所以一般来说对个人的采访，我们不会去做，”丘仲辉说，但作为公益机构，他们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宗教文化的特殊性，爱德基金会又常常成为被媒体忽略的主语。
“我们搞过筹款晚会，结果报道出来就只剩下某某歌星献唱，主办方等等都被拿掉了。”丘仲辉有些无奈，“南京本地人对我们都不了解，反而是外面相对更了解我们。”
爱德基金会总部在南京，项目、筹款都在其他地区。因为平时少宣传，主要靠项目传口碑的方式传播，而没能兼顾触手可及之处。
这个在南京成长了30年之久的基金会，居然还需要把“落地南京”当成一个重要目标来推动实现。
爱德基金会是一家普通的社会组织，不普通之处在于，因其带有宗教基因，也相对拥有更多资源，这资源包括物质，也包括文化。这让爱德基金会参与社会工作时，优势明显。
爱德基金会一直在将宗教力量导入公益领域。除了每年大量善款来自信徒之外，爱德基金会还与教会合作，开展具体项目。自2002年以来，共资助教会开展社会服务项目210多个，直接受益人口近30万人。
早在2009年，在江苏省统战部、江苏省宗教局的支持下，爱德与江苏省基督教两会合作，创立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随后在江苏各地教会开展多种服务项目。单教会环保联合行动，就在江苏9地区开展了24场。
去年，受江苏省统战部和江苏省宗教局委托，爱德基金会承办了第一期江苏省宗教界公益慈善研讨培训班，江苏省5大宗教的60位负责人参加研讨培训。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爱德基金会深入灾区参与救援。8月中秋，它大胆地为灾民举办了一场中秋晚会。此前一年，爱德面包坊成立，这是爱德基金会以社会企业形式，为心智障碍者打造的就业培训基地。
当年灾区那场中秋晚会上，爱德基金会不仅与灾民一起联欢，还为他们送上爱德面包坊特制的月饼。
“人是孤单的，如果他没有跟亲人在一起，尤其是家里的亲人遇难之后，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场晚会，可以给他们一个释放的机会。”
尼泊尔地震救援结束后，丘仲辉并不觉得中国公益组织在国际上展示了足够良好的形象。如何与受助者交流？如何避免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如何避免不经意间表现出的优越感？
在这些方面，因为宗教的关系，爱德基金会有着长期、深入的经验积累。
“常理来看，爱德应该是非常敏感的机构，涉及外事、宗教，而且我们的项目区都是在西部，那是民族地区，我们又与大量的国际机构打交道，本该是敏感中的敏感。但是你做好你的本分，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政府，他们会看到，爱德真正想做什么。”
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强调，要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政策明朗，方向明确。
事实上，这也是爱德基金会以及众多宗教人士、宗教团体的目标。
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5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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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15年12月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