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豆瓣）
2019年9月12日，电影《小小的愿望》在经历更名、改档风波后，终于上映。
该影片改编自2016年上映的韩国电影《伟大的愿望》。但是八月发布的预告片里面的“我要破处”变成了“我想谈恋爱”。
对于国内观众来说，“破处”是一个带有禁忌意味的字眼，因为它涉及到了性。更特殊的是，影片讲述的性需求主体，是一位因病致残者。
手天使创始人Vincent在相关纪录片《身障者的日与夜》中提到：“东方民族在讲到性的部分，性没有办法很健康的放在台面上的时候，连一般直立人都不能讲的时候，谁会来关注到更少数的残障者的性的问题呢。”
《小小的愿望》中没有办法去讲述的性，抑或是没有办法去讲述的残障者的性需求，都隐约向观众抛出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议题——残障者的性权利。
它被包含在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里面。性与生殖健康包括与性相关的身体、情感、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健康，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残障或体弱的情况[1]。《性权宣言》里面的16条性权中有一条是：“包括性健康在内的最高健康标准权；尽可能的性愉悦、性满足和安全的性体验权”。
但对于残障者来说，特别是重障者，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和环境完全表达自己的性需求。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0年发布的报告，中国的残障者人数达8500多万人[2]。人们可能关心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生活是否方便，但对于健全人而言都“难以启齿”的性问题，在残障者身上则更容易被佯装不见——残障者的性生活往往比健全人更加贫乏。他们的欲望和需求并不比健全人更少，权利却被无形削减。长期以来，这些隐秘的欲望极少有人提及，更不被大多数人所看见。
当黑夜里的性需求变成残障者难言的秘密时，他们也处在了黑夜之中。
那么，作为残障者最亲密的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是否能够看见和支持他们的权利与需求？
日本有一部纪录片《白手套-射精辅助》，讲述了一个帮助残障人解决性难题的非盈利机构“白手套”的故事，里面有这么一段描述：
“最近我们在讲习会时发生一件趣事。当时现场来了一位唐氏症孩子的母亲，那位母亲说我的孩子是天使，所以不会有任何性方面的问题。但实际观察孩子的行为后发现，当电视里出现AKB48少女团体时，孩子会兴奋地大喊大叫。但是问母亲的看法，母亲却不认为这和性有什么关系，对于眼前孩子的行为完全是视而不见。”
在残障者的家中，很多长辈可能会觉得性是很难开口的事情，甚至会和孩子说那是“肮脏的”、“不洁的”。这归根于他们受过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对于性权利，长辈们本身的了解通常极度欠缺。即使有所了解的人，也往往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自己的孩子。这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残障者在呼唤，却没有被教育如何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家人听见了呼唤，却置若罔闻。
另一方面，即使外部愿意提供努力去满足残障者的“小小愿望”，对于他们自身，也有一道无形的坎。
接受白手套射精服务的一位残障者说，他每次跟朋友提射精服务这件事的时候，朋友们也只是听听而已。在生活层面上，残障者友好电梯、残障者友好厕所等，已经让他们越来越和他人无异；但在性生理需求这种同样必要的需求上，社会舆论和手段，却的确没能做到足够公平。相关研究发现，对残障者的不平等待遇是残障者人性和人权不被认可与重视的最主要原因[3]。不管是他们的家人、伙伴，还是这个社会文化，都是在让残障者拒绝承认自己的性需求。“若不是因为身体有障碍，谁都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排解性冲动。”
《朵拉或我们父母的性神经官能症》就是反映身心障碍者的性欲的一部电影。
朵拉是一个智力残障的十八岁少女，影片描述了她怎样去探索自己的身体和性，而她对性的渴求也一览无余。
朵拉对于性的探索是很简单直接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残障者来说，表达、接触直至满足自己的性欲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台湾的Vincent意识到了残障者的这种性需求，并认为这种性需求也应当被社会看到。于是有了“手天使”这个组织——2013年，Vincent和另外4位男同志发起了性义工组织“手天使”，承诺会为每位重度肢体障碍者和视障者提供最多3次的免费手交服务，以实践并正视身障者的性权利为其服务理念。
这种实践不仅仅是简单的性服务，也包含各种形式的交流和疏导。例如，在正式服务之前，组织要对申请者进行两到三个月的接触和谈话。
对于手天使来说，让受服务者在性中获得的不仅仅是身体部分的愉悦，还有情感、精神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健康发展——“让申请者正视自己，获得自信，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尤志东在《身障者的日与夜》里面采访了手天使第一位受服务者Steven。
尤志东：“第一次手天使的服务之后，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Steven：“我觉得人生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对自己有任何遗憾。就会觉得生命很可贵。如果我从未谈过一场恋爱，或者做一场爱，就觉得好像如果我死掉时还什么都没做。自从我们接受了这个服务，便觉得自己勇敢地打开了心房，甚至打开了所有的视野。就是告诉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有很多人在为残障者的性权利努力着。如台湾的手天使，日本的白手套。
而在瑞典，一个人每月保障基本生活的津贴中，有一项娱乐预算，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包括性服务。
在法国，也有促进残障人性陪护的协会Appas，来帮助残障者解决性需求。
哪怕很多国家、很多组织在尝试为促进残障者的性权利事业付出努力，但像手天使，截至2019年2月，总共才完成25次服务。残障者内心迈不过的坎、缺乏的社会及家庭支持、待完善的服务流程，这些因素的解决并不能单靠一个组织的努力，而是需要政府、社会、残障者父母或监护人以及残障者自己等多方面的努力[4]。
正如手天使创始人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也不是在做救济事业，我们只希望自己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来让当局代替我们做这一块工作。”
[1]WHO. 2006a. Defning Sexual Health: Report of atechnical consultation on sexual health, 28–31 January 2002. Geneva,WHO.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topics/sexual_health/sh_defnitions/en/
[2]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EB/OL].[2012-06-26].http://www.cdpf.org.cn/sjzx/cjrgk/201206/t20120626_387581.shtml
[3]Hurst， R. The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ICF.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2003，25:572-577.
[4]刘中一. 残疾人的性:一个社会人文视角的考察[J].残疾人研究,2015(04):60-63.
作者丨十六
编辑丨余涵萱 罗方丹 刘文利排版丨邓睦申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