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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地表下的人

爱与生命管理 爱与生命 2021-05-25

当我们谈起性别、职场与劳动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玻璃天花板,玻璃扶梯?人人都是打工人?


那么,在房间之外,在梯子以下,在历史地表的下面还有谁?


 1 

污秽与清洁,“她被泡面汤淋了一头”


“我的负担太重了……”


说话的,是北京某高校宿舍楼的保洁陈阿姨。工作区域的划分很简单,两个人一栋楼,一人负责一侧,她负责这栋楼的东侧。


“东边这侧,公共区域都是我的。所有公共区域的卫生,都由我来负责。”陈阿姨说。


陈阿姨口中的公共区域,是宿舍以外的全部空间,包括楼道、水房和卫生间。


每天下午四五点,保洁阿姨们会集中清理垃圾。她们提前用黑色垃圾袋套起公共区域的垃圾桶,但是,垃圾往往会溢到桶外。


卫生间里,用黑色垃圾袋套起的垃圾桶


“你们垃圾太多了,都收不完了。”陈阿姨说。


在满溢的垃圾袋上按几下,陈阿姨勉强给垃圾袋打上结,再去收拾桶外的垃圾。


陈阿姨说,这些年学生素质不好了,垃圾桶不够用的时候,从前的学生会规规整整地把垃圾放在旁边的纸箱。现在,学生总是随手一扔,“道儿都被堵住,下不去脚。”


垃圾桶旁溢出的垃圾


每半个楼层,有两个半人高的圆形垃圾桶和一对小山一样的零散垃圾。收进垃圾袋,能装满四个。楼层通用的黑色大垃圾袋,装满垃圾后有半人高,直径约等于两个成人并排站着。保洁阿姨们扛在肩上,再往楼下拖。


“有个阿姨往上扛垃圾袋的时候,被泡面汤子淋了一头……”宿舍楼中的同学说。


学生们越来越偏好外卖和速食,连汤带水的剩饭不处理干净,就会闹出这样的事。陈阿姨说,被泡面汤淋过的阿姨哭了一场,之后每天都要花更多的时间检查、清理学生的剩饭。


“这个活重,又脏,很多人受不了,干两天就走了。”陈阿姨说。


有同学这样形容:“每天早上和中午去上厕所,跟开盲盒似的。”


卫生间的日常状况,会有冲洗不掉的和溅到外面的污渍


卫生间冲水系统偶尔会闹些故障,时有不灵敏之处,同学也往往偷个懒,冲不掉的粪便和其他污物,就干脆不冲了。污物不止限于那一小方便池,有时会漫得满地都是。


春夏气温陡生的中午,污物会生出难以忍受的气味。找到一间干净的厕所,犹如开盲盒,不同的是,挨个开一遍过去,都是惊吓,全无惊喜。


后来者也自然不愿理会前面人留下的污秽,多半捂鼻子一走了之,污秽就留给保洁阿姨。


居住在宿舍楼的三年里,我见过许多阿姨离开。还没混到脸熟,就再也没见过。


可陈阿姨没有走。尽管她连连感叹这份工作的苦累、和学生打交道的难,她还是在2018年原本的劳动合同到期后,选择被返聘,即使这意味着她只能以“劳务”的名义享受相应的待遇。


“劳务”和“劳动”是两个概念。“我享受不了他们的‘劳动’待遇。从50岁有一个隔断嘛,‘劳务’拿的工资,跟‘劳动’的工资不一样。‘劳动’有最低工资、加班费什么的,但是我没有,我们享受不了国家的待遇了。”


陈阿姨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工资是2000元。“一个月本来有8天的休息嘛,但是只能给我们4天的休息,补贴我们4天的加班费,每天补100块钱,就这样的,我每月收入2400。”


陈阿姨说,她负担太重了,不敢想退休。


“退休了没得挣,没有钱寸步难行,饭都吃不上。疫情之前,我每天打两份工,这边下班再去那边。后来出校不方便,身体也不好了,就只能干这一样了。”


陈阿姨是农村人,丈夫也在这所高校当清洁工。夫妻俩有一子一女,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人。


“现在我儿子在家,没有上班。我们家儿媳妇去年查出来身体有问题,没办法出来工作。老人也有病了,动了两个大手术,花钱花得太多了,钱紧得很。我们现在身上还背着债呢。婆婆在家种着家里二亩地,就刚好够他们吃。还有一个女儿上大二,在郑州念的是中外合办学校,学费太高了。”


除了供养老人,补贴儿子儿媳,陈阿姨还要补贴孩子的生活费。因为疫情所限,女儿没办法出校打工。


她说女儿得了两个奖学金,几千块钱,够几个月花的。女儿在辅导员办公室做学生兼职,没有什么收入,她问女儿,为什么要干这不赚钱的活?女儿说的话,她也听不懂,只知道,大概是有点用的。


“咋说嘞,我们钱紧缺,她也知道。有啥事也不给我们要,不给我们说,过得挺艰苦的。”


我问阿姨是怎么来到城里的,她说,“这里苦,但在农村就更苦,我们那个地方还比一般的地方更苦一些,搁省里,我们那个地方是最穷的。”


她靠着老乡介绍来到北京,上一份工作在相邻的另一个高校。当时赶上父亲病危,她请假回家照顾了20天,等她再回来,工作就没了。


“直接给解约了,后来我就来了这儿,我姐夫原先也在这工作。”


阿姨说,在她的家乡,没有5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出来了。”


“那个地方虽然是平原,但我们太穷了,没有矿,没有工厂啊,啥都没有,靠地生活,过不下去了。”


 2 

“别笑啊,来北京两年,

俺还不会坐那公交和地铁呢”


“我是牡丹江人,来北京两年多了。我老公也在这,在丰台那边工地上。你别笑,我都分不清丰台在东南西北哪边。”


李阿姨在学校里新开的餐厅打工,天生一副乐呵呵的相,一起待了几天,她纹的青眉从没皱过。


餐厅里打工的东北阿姨


一天早上,帮着李阿姨擦洗杯子,她在我面前坐下来,我们才聊了一会儿。我招呼她吃点水果,她只吃了一口,“我血糖高,不敢再吃啦。”


她讲起上个月去看病的事儿,“我总是脑袋发晕嘛,我老公就说陪我去看看。哎呀妈呀,可太难了,他从丰台坐公交车过来,我们再坐公交去……太复杂了,你知道吗?公交车啊地铁,我也不知道怎么坐,坐哪一班。打车太贵,看病也麻烦。俺们啥都不会,真抓了瞎,老闹心了。


我跟李阿姨说,下载个地图app,再想去哪,直接在上面搜,选择地铁/公交那一栏,软件直接就告诉你怎么走。


李阿姨说,我可能学不会,不过没事儿,平时也不出门,不花钱。


“我们家关系都特别好,儿子体贴我们,我们也体贴他。我们两口子赚的钱都给他攒着呢——我在这里一月赚四千,我老公在工地上能赚一万多,都给孩子攒着……”


我问李阿姨,攒着钱是要给孩子买房子吗?


李阿姨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线,“房子早就买好啦,早几年就付了首付!现在就攒着钱给他买车,等着给他娶媳妇呢,过两年抱个大孙儿,我就不在外面干了。”


我夸她精明厉害,又问,月供谁来还?


她说:“基本上是儿子自己还,月供是一个月2000多。他在我们老家做大厨,一个月赚6000多,算是很不错收入了。不过自己孩子嘛,又不是外人,有时候我们也就帮他还了。我平时没什么开销,随便买点化妆品,再买点小水果,血糖高也不能吃太多。老公那边,男人嘛,就喜欢喝点酒啥的,但大部分也都交给我攒起来了……说到底,都是为了儿子嘛!”


阿姨说,他们那边的人,上北京的少,多数都去南方厂子里做工。她上一份工作也在厂子里,地处沿海,她受不了那的环境,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


“上回去水产场,每天装卸水产什么的。干了两个多月就不行了。太凉了,干不了。又湿又冷,恒温恒湿环境嘛,每天都那么冷。脚上穿大靴子捂着,里面热外面冷,好难受。要是有外国人去检查的,还得往海产上铺一层冰,全靠人手啊,冰死了。流水线工作,人们也不说话,我憋啊,压抑啊,后来就不干了。”


她说,在那之后她回去种了一阵儿地,地里种玉米,总共七亩,种不出什么收入。后来流转给大户,人家集中起来建农庄。


李阿姨又离开农村,她一副热心肠,总还是喜欢和人打交道的活儿。


先是在牡丹江当服务员,可赚得太少。经人介绍来了北京,先在空军总医院食堂干到去年底,后来就到了学校这间新开的餐厅。


李阿姨说,“餐厅包吃住,发四千多,还是挺好挺方便的。”


我关心她吃住怎么样,李阿姨说,都还行,挺好的。


午休时,无人的地下宿舍通道


住地下室员工宿舍嘛,地下室有点潮冷,但将就也行,反正是出来打工,这就算挺好的。我们那个屋现在是6个人,还行。还求什么呀?出来打工,这样就挺好的。真要租个房子,我也租不起。


员工餐也还行,我感觉还行,这个店里头吃的东西就挺好。别的店里头要是员工多,有人吃不上就拉倒。这个店不是那样,每个人都有,要是不够了,还单另做,保障员工吃得饱。厨师也都还挺好打交道的,一帮小男孩,看着跟自己孩子似的。”


我想跟着李阿姨去宿舍,李阿姨说,有人看门,不让学生进的。李阿姨帮我拍了几张照片,床铺整理得整整齐齐,她说,“你看,这样还行吗?”


李阿姨爱吃水果,可不敢吃,怕得糖尿病。“我闺蜜就是糖尿病,那病老烦人了,老花钱了,我可不敢得,所以得控制住。我有时候啊,也就敢买点猕猴桃,花十块钱,买一两个。北京水果啊,是真的有点贵。”


前天我去餐厅,遇见李阿姨,她说之后要离开一段时间,回家看看病。“搁家看病好啊,有医保,不愁报销,做一个彻底的全身检查,看看到底有啥毛病。”


她看起来特别高兴,我也高兴地祝她健康,高兴在她还有一点保障,还有一块土地给她庇佑。


 3 

月薪四千,但“我会感觉饿”


“我4月8号刚来这个餐厅,来了不到二十天吧。”


王阿姨是我的山西老乡,和妹妹一起来的,妹夫家的亲戚在这边复印店工作,便介绍了这份工作给她。


在餐厅打工的山西阿姨


“我妹妹说,咱们在家坐着也没个啥意思,咱们也出去闯一下哇!去上一回北京,挣上点钱。”


在平遥当地,服务员工资两千多,吃住在家。在北京这间餐厅,工资翻了一番。


她跟着妹妹出来,是人生第一次离开家乡“闯”这么一关。虽然这一年,她五十六岁。


王阿姨比妹妹个子大一点,走路缓一点,老被经理和客人催。别人听不懂她的土话,总觉得她态度不好。她泪沟深,眼眉总耷拉着。在这里,她过得不太舒心。


“到这个年纪,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有点累。早上九点上班,上到晚上十点,中间有个午休,还是挺累的,休息不好。”


我问王阿姨,在老家呆久了,住惯了宽敞房子,是不是不习惯这里的住宿?


王阿姨说,“有点不好说,毕竟打工的……肯定是没有家里舒服,睡不好,你看我这眼袋大的。睡不好,每天也有点饿。


“吃不惯,吃不饱。是西南菜嘛,有点辣……对于咱们山西人,其实有点太辣了。我吃不了辣椒,一点都吃不了。除了口味上吃不惯,我也不能吃辣。“


“阿姨有试过和后厨说说吗,炒两个不辣的菜?”我听说,这间餐厅对员工餐一向慷慨。


那肯定得少数服从多数么,人家都能吃,不能按咱一个人的意见来。还有,这儿的人都吃米,咱们山西人,爱吃面条,爱吃馒头、饼子,你知道哇?吃大米,吃不惯,总感觉吃不饱,过一会儿就饿了。”


王阿姨说,她买点奶,买点干饼子放在宿舍,饿了就吃一点。“吃,又是一笔开销。北京,啥都贵。”


“我老公在井下挖矿,一个月八九千工资,有时候一万吧。我家有三个孩子,大女儿结婚了,在家看看孩子。二女儿在太原上班,当会计,挣点钱都花了,老买化妆品和衣服,也不给家里交。儿子在家开挖掘机……”


山西老家工程多,挖掘机技师算是一个好工作,日结工资,薪水不低,每月大概有二十天的活干。


“我们两口子都是给儿子攒了么,前二年给他买了个楼房,现在给他交月供。我自己没什么开销。”


我说,“儿子工作不错,老两口还操心给他还房贷呀?”


王阿姨惊了一下,“唉呀,他还没结婚,哪轮得着他还房贷呢。我们攒钱也不净是为了还房贷,还得给他攒彩礼,现在咱们那礼金贵呢,十八万八。”


提起儿子,王阿姨挺开心的。


其余的时候,她都面露愁容,她在挣扎。


王阿姨说,在古城上班的时候,碰到的顾客大多“素质不行”。


“这里倒是有一点好处,学生们不像那社会上的人。喝酒闹事的事情没有,乱糟糟的事情没有。学生们大部分也爱干净,不会搞得特别脏。”


她最终决定发了工资就离开,“孩子们也劝我换一份轻松的工作”。


我问她,下一份工作找好了吗?离开之后,去哪?


王阿姨说,不清楚,不知道。


 4 

不该被遮蔽的命运图景


转自朋友圈,事发于 2021年4月25日晚


这些保洁人员是谁?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选择了这份工作?除了依靠学生们的爱心,ta们还能依靠什么?


与污秽和琐碎挂钩、被认为“没有技术含量”、负荷大、没有生存保障的劳动里,往往是“她”、往往是“农民工”,往往是中老年。


清洁、打杂,就像女性在家里所做的那样,也是有“技术含量”的;然而,“性别化的技术”(gendered skill),从来不在正式的“技术“定义中。


在全国城镇非私营企业就业的6684.2万女性就业人口中,有151.3万从事住宿和餐饮业,41.7万从事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


在住宿和餐饮业中,51.2%的女性工作者在35~59岁之间,50岁以上的女性占21.2%。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中,61.4%的女性工作者在35~59岁之间,50岁以上的女性占40.6%。[1]


性别、年龄、城乡二元结构和底层的苦难,往往交织,编成密不透风的网,苦难中的人又将其命名为宿命。[1]


持农业户口的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占34.6%。[1]


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女性中,工作时长在40小时以上的,占93.9%,48小时以上的,占46.1%。[1]


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女性中,工作时长在40小时以上的,占90.5%,48小时以上的,占36.9%。[1]


此外,随着年龄增长,人们更多依赖先赋性的纽带寻找工作,而女性显然依靠得更多——公共空间的大门还没有彻底地向她们展开。


再就业的过程中,51.2%的女性委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在男性中,相应比例为44.4%。步入中年后,女性与男性的差距则进一步拉大。[1]


在40~44岁间,委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的女性占56.6%,男性占49.4%。[1]


在45~49岁间,委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的女性为61.7%,男性为52.5%。[1]


在50~54岁间,委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的女性占73.2%,男性为61.1%。在56~60岁间,委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的女性占73.2%,男性则占66.5%。[1]


她们“受迫出走”——市场化改革后,农民面临着农业资料、生活必需品甚至婚丧嫁娶的全面商品化,“无钱寸步难行”。种地要靠天吃饭,粮食的价格受到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和进口农产品的市场挤压,仅凭务农带来的收入很难满足巨大的开销。


于是,目力所及之处,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乡,涌入制造业、服务业的大潮。


(图源:百度百科)


从农村走向城市,女性的收入和地位较之前有所提高。但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她们靠城乡收支的剪刀差生存,处于社会保障的盲区,也导致了其地位的进一步失落。


苦难不区分性别,然而一定存在性别化的苦难。


也许会有人认为,从1949年以来,我国就坚持性别平等。


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妇女解放一直被认为是终结阶级压迫、进而是解放全人类的重要部分和标志。[2]


然而,1949年之后,当阶级问题得到“清算”之后,性别化的苦难就失去了自己的姓名。


50年代的中国女性


在商品化社会的今天,底层女性在不同的生命周期被制造成为彻底的“奉献者”。在卫生间里佝偻、在餐厅里打杂的母亲,托举起儿女基准线上的生活。


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人们庆祝劳动的价值,庆祝曾经的斗争和今日的安宁。


我们选择在这一天,记录这些苦难,记下曾被忽略的脉搏。在被遮蔽的命运图景上,撕下一角。


这是有意义的——


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否则普通人的苦难便一如继往地无足轻重。历史已向我们显示: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社会的力量;去除了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2]


祝所有劳动者,节日快乐!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2020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2]郭于华著.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丨姚佳

访谈丨赵晨汐 姚佳

编辑丨余涵萱 刘文利

排版丨龙建敏

视觉丨王典

校对丨由中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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