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2%到49%：奥运会的性别平等之路

2021年8月8日晚，伴随着奥林匹克圣歌声的响起，五环旗从旗杆顶端缓缓降下。尽管经历了诸多波折，在这17天中，本届奥运会还是成功圆满举办并落幕。

然而，就在5个月前，命运多舛的东京奥运会，曾因前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的性别歧视言论陷入丑闻泥潭。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在2月3日的日本奥委会（JOC）评议会上，有委员提出今年将日本奥委会的女性理事比例提升至40%以上的目标。

对此，出席会议的森喜朗则表示：“很多女性参加理事会的话，很耗时间。”

据他看来，女性的竞争意识很强，一个人举手发言，其他人就会都想发言，那么所需的时间就要翻倍[1]。

森喜朗

（图源：澎湃新闻）

这种性别歧视的言论不仅破坏了日本的奥运形象，同时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每一个人都应当‘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2]”，这是《奥林匹克宪章》中掷地有声的口号。

一直以来，体育运动领域都被人们寄托了许多美好的期望。人们希望可以通过此类赛事的举办，促进性别平等、打破性别偏见并增强女性赋权，鼓励所有人平等参与、公平竞争。

然而，在实际的奥运会中，性别不平等问题一直没有被彻底解决。森喜朗的发言更像是一个缩影，向人们反映出其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的“厌女”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奥运会的女性选手，是怎么争取站到赛场上的权利，迎来自己的荣耀时刻的呢？

Vol.1

“以女性掌声为奖赏的男性运动”

自诞生起，体育运动就带有浓烈的性别特征色彩[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都以男性为主导，而女性始终被排斥在大门之外，甚至被剥夺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

古希腊奥运会是女性的禁区。而“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Coubertin，1863-1937)更是称奥运会为“以女性掌声为奖赏的庄严而定期的男性运动”，甚至一生都在坚决反对女性参加奥运会。

顾拜旦纪念邮票

（图源：百度百科）

不过，他的阻拦并未成功。

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第二届奥运会中，22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运动员参赛。虽然对于997名参赛者的总数来说，女性运动员比例只占到了2.2%，但这是“她们”首次出现在奥运的赛场上。

自此，随后的每一届奥运会上，人们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参赛人数也在逐渐增加。

20世纪70年代，更是女性运动员人数迅速增长的时期。及至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女性运动员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0.8%，是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的4倍以上。

虽然奥运会的发展总体呈现出性别平等化的趋势，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困境，“以女性掌声为奖赏的男性运动”在当代又披上了新的外衣。

首先，女性在体育领域管理决策中的话语权仍然不够。

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女性在决策中的高度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当前的体育领域中，多数情况下女性仍处于权力的边缘，并未承担真正的核心工作。

这一状况导致了女子体育在管理和决策时更经常被忽视，进而可能引发受众和资金不足等问题。例如，由于管理层重视程度的不同，赞助商会更愿意把高额资金投向男子比赛，使其在平日得到更多的举办机会，而女子体育运动则很容易从大众视野中消失[4]。

森喜朗事件又让我们看到，即便女性拥有了参与关键决策的机会，却仍然存在许多戴着“有色眼镜”的人，透过严重的偏见来看待女性在工作中的表现。性别歧视从未离我们远去。

此外，女性与体育运动的讨论也离不开生理学与医学的争议。

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主张，女性应该只参加那些适合她们的运动，因为他认为男性的生理结构相比于女性更适于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4]。

奥运赛场上的女性也毫不逊色

（图源：微博@王春雨加油）

这种不科学的观点一直很有市场。人们往往认为，田径类、力量类、极限类等爆发性运动是“适合男性”的项目，而舞蹈类等“美感”运动是“适合女性”的项目。

但其实，正是上述生理偏见与社会观念的合谋，催生了人们心中对运动项目的性别分化与隔离。

去年，在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事件中，加强青少年体育建设甚至成为了阻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良方”。体育在这里成为了“男性化”的代名词，而女性则成为了体育的对立面[5]，这明显是对体育价值的曲解与滥用。

对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的官方答复

（图源：教育部官网）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的性别差异同样值得关注。

剑桥大学对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媒体语言分析，发现媒体和大众在谈论体育运动中的男性和女性时存在很大差异。

总体来讲，媒体对男性运动员的报道远多于女性。而提及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时，媒体的语言又不成比例地侧重于女性运动员的外表、服装和个人生活，却忽略了本应强调的竞技水平。

在报道中，性别也更多地被用作女性运动员的限定词。例如，人们更倾向于提到“女子足球”，而男子足球则会直接被称为“足球”。而这种情况往往最有可能发生在所谓“适合男性的项目”中，如田径、高尔夫、骑马[6]。

本次东京奥运会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类事件。一位记者在采访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时，不仅使用了带有传统性别偏见的词语“女汉子”，还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做女孩”。

记者对巩立姣的采访视频

（图源：微博@是段小姐来了）

值得欣慰的是，许多体育行业内外的人士都对这名记者的提问进行了批评，并夸赞巩立姣是了不起的女性。这足以见得，体育运动的性别平等之路虽曲折但仍蜿蜒前行。

Vol.2

“离性别平等最近的一届奥运会”

在森喜朗因性别歧视言论被迫引咎辞职之后，前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被任命为东京奥组委主席，其职位由丸川珠代接替。随后，她们又共同会见了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这是直接负责东京奥运会工作的三个最重要的岗位，而在本次岗位调换后，它们均由女性担任[7]。

几位临危受命的女性不仅承诺采取一切措施来控制疫情，以保证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还增加了12位奥委会女性理事，并成立了“性别平等推进小组”，这显示了东京奥组委对性别平等的关注。

不仅如此，在奥运会场中，性别平等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开幕式的宣誓环节中，宣誓人数从原先的3人增加到了6人，由3位男性和3位女性共同负责。

此外，在旗手的性别构成上，国际奥委会也首次鼓励各个代表团派出一男一女两位旗手共同举起旗帜，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都采纳了这项新规则。

朱婷与赵帅共同举起旗帜

（图源：@东京2020年奥运会）

 在比赛项目方面，相较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增设了9项男女混合赛事，将其总数增加到了18项。

同时，此次奥运会还运用了开创性的比赛时间表，以确保男性与女性赛事之间的同等知名度。奥运会最后的周末是全球广播的黄金时刻，在过去，许多体育项目都以男子组比赛来结尾。而本次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则将有着性别上均衡的奖牌项目数量和总比赛时数[8]。

而最令人兴奋的是，东京奥运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性别均衡运动会，女性运动员比例接近49%，为历届奥运会比例最高。

奥运会参赛者性别差距逐渐缩减

（图源：钛媒体）

除了性别比例外，此次奥运会更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媒体应该怎样报道体育赛事，应该怎样报道女性运动员。

赛前，国际奥运会就曾承诺：在赛事转播时，女性赛事将被更认真对待，并获得同以往相比更高的知名度。

一位名为Ava Wallace的记者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此届奥运会的媒体手册，里面的内容恰巧与此前剑桥大学的分析遥相呼应。

媒体手册上写着：

“你知道吗？

女性运动员被男性教练代表的几率比男性运动员高20%。女性运动员照片中有配偶/伴侣的几率是男性运动员的9倍。男运动员上头条的几率比女运动员高67%。

女运动员的高频率形容词：年纪大了、老了、已婚；男运动员的高频率形容词：快、强、打败。里约奥运会记者中女性仅占20%，摄影师中女性仅占10%。”

“我们能做什么？

注意用词。你会用同样的词形容男运动员吗？

你向谁提问？你向运动员或发言人提问时能否更均衡？更多选取女运动员强壮、自信、有力的照片。

你的报道平等吗？你写女运动员和男运动员的报道数量相等吗？你的头条是什么样的？你能否使用不指向性别的人称代词？[9]”

东京奥运会媒体手册

图源：Twitter @Ava Wallace

东京奥运会努力打破了女性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性别困境，最终成为了“离性别平等最近的一届奥运会”。

这样的成就显然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而是性别平等观念长期以来在体育运动领域推行的结果。

Vol.3

女性走进奥运会的觉醒、反抗

与发展、多元

从2.2%到49%，从缺位到活跃，女性在体育运动领域是如何打破困境，又是如何推动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呢？

在长期被视为男性依附的年代里，女性一直是体育运动领域被遮蔽、被压抑的群体。即便有个别女性参与了体育运动，其背后也常常少不了同时代男权的身影。

虽然1900年是女性参与奥运会的起点，但在整个体育运动领域中，女性的觉醒其实要从18世纪说起。

在当时，倡导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受此影响的自由主义女性革命者们把“创造一个公平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人们享有充分自由”作为了目标。

她们要求“妇女成为自主的、能自己做出决定的人”，并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一幅女性在精神和身体上自强的图景”[10]。

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者注重性别间的机会平等，试图通过立法保障自身的权利。同时，她们还致力于从体育参赛人数、项目设置等方面进行变革，以此消除体育运动中的性别歧视。

最终，她们终结了只有男性参加奥运会的时代[10]，创造了质的突破。

然而在此之后，女性却仍然被性别刻板印象和男权控制。尽管她们可以参加奥运会，但却只能参加一些展现“女性气质”的体育项目。

不过，随着女性更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动领域中来，人们开始对所谓“女性气质”的限制产生一系列的思考和争论。

此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批判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并试图超越社会性别制度的限制。她们反抗体育比赛中“男性化”的项目对女性的驱逐，而这种反抗精神也促成了女性体育参与观念的颠覆[11]。在她们的努力下，女子体育项目的数量与种类开始不断增加。

1900年巴黎奥运会女子高尔夫比赛

（图源：豆瓣@恋恋英伦）

不断的批判与反思使得女性对平等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20世纪末期，生态女性主义得到重要发展，这种观点认为人对于自然界的支配、压迫跟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压迫在思维上是类似的，并由此展开了对性别二元论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用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事物，不再简单地将某种运动评判为适于“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而是认为应以科学为依据，对两性体育项目都进行合理的开发和运动潜能挖掘。

现如今，人们更加注重女性参与体育运动时拥有的选择权与自主权，而非其有关“女性气质”的部分。在赛场上，观众们对女性体育的关注也逐渐聚焦于其作为“完整”的人的身份[11]。

这一点在东京奥运会中同样有所展现。除却身体、动作的审美，许多观众更能够在女性运动员身上看到冷静、力量、敏捷等人格魅力。

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与思想的进步，人们对于体育运动领域中性别平等、性别差异等议题的讨论和视角也将更加地多元与深入。

人民日报下的一则热评

（图源：微博@人民日报）

1900年，女性的身影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121年后，女性运动员已经活跃在各类奥运项目中，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奥运梦想。

体育运动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之路绝非坦途。女性体育观经历了觉醒、反抗、发展的阶段来到现代，最终孕育出了东京奥运会中前所未有的性别平等现状。

而日趋多元与复杂的现代社会又使得女性体育观不断发展，也为未来更进一步的讨论与争议提供了新的场域。

不过，从始至终有一样东西唯一不变，那就是人们对性别平等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滑动查看）

[1]环球网.森喜朗涉嫌歧视女性言论“惊动”日本首相，菅义伟表态：不该发生.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338472.html

[2]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1993). 奥林匹克宪章. 奥林匹克出版社.

[3]万一春. (2015). 赋权极化与异化:女性体育参与的逻辑展演. 体育与科学(1), 66-70.

[4]宋玉芳, & 张爱华. (2008). 奥林匹克运动性别平等化趋势下的女性困境.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4(9), 21-24.

[5]庄志勇. (2021). 体育是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良方?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55(5): 28-34.

[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esthetics or athletics?

https://www.cambridge.org/about-us/media/press-releases/aesthetics-or-athletics

[7]中国妇女报. 东京奥运会，性别平等之路光明而曲折.

http://www.nwccw.gov.cn/2021-03/03/content_290698.htm

[8]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Tokyo 2020 first ever gender-balanced Olympic Games in history, record number of female competitors at Paralympic Games.

https://olympics.com/ioc/news/tokyo-2020-first-ever-gender-balanced-olympic-games-in-history-record-number-of-female-competitors-at-paralympic-games

[9]豆瓣.怎样谈论女运动员，或许可以参考东京奥运会的媒体手册.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36204375/

[10]关景媛, & 陶玉晶. (2016). 女性主义哲学思潮对女性体育观的影响. 体育学刊(4), 18-24.

[11]陈亨明, & 杨冠强. 从性别平等到论域转换:社会主义女性体育观的嬗变. 体育与科学, 42(3), 6.

作者丨汤美慧

编辑丨阿毁 杨若嫣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谢伊霞

排版丨橘子皮

校对丨杨家睿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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