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后，被卖到两千公里外
到今天为止，徐州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已有四次官方通报。从第一次的“不存在拐卖行为”到第四次的“涉嫌非法拘禁”“涉嫌拐卖妇女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那个被铁链锁住，牙齿掉落，并生育八孩的女子的遭遇。
在第三次官方通报中，该女子名为小花梅，是云南福贡人，患有精神疾病，多年前被自己母亲以“找个好人嫁了”为由拜托给同村的桑某妞，在被桑某妞带到江苏后走失，最后在徐州与人登记结婚。而“结婚”之后，她被“丈夫”用锁链锁住，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生育了七儿一女。
2月10日的第四次通报显示，“丈夫”董某民和桑某妞以涉嫌拐卖妇女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和众多人猜测的一样，小花梅是被拐卖拐骗的妇女。同时，她更是众多被拐卖妇女的缩影。
仅在1986～1989年间，
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的妇女就超过4万名。
（图源：《古老的罪恶——拐卖妇女纪实》P12，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随着事件的曝光，越来越多被拐卖妇女的遭遇浮出水面，而在这些残酷现实持续的几十年间，一直鲜有人揭露或追责。八孩母亲为我们撕开了一个隐秘的角落，让人们得以窥见被拐卖妇女的生存现状。
然而，局外人的身份使得我们对被拐卖妇女的想象只能停留在符号化的层面上，认为受到非人待遇的她们实在太惨，亟待外人的拯救，有时甚至带有指责受害者的倾向——出门远嫁是为了逐利、被骗是因为愚昧等等。
有网友评论道：一个成年人是不可能被另一个人拐卖的
（图源：微博）
当我们更进一步，穿透事件的表象，从“当事人视角”去体会“拐卖”，你也许才能感受到地区性文化和结构性不平等坍塌在一个女性身上的结局，体会到妇女身为妇女的苦难。
2004年，社会学学者王金玲曾针对来自云南/广西的被拐卖/拐骗者开展个案研究。这些被拐卖/拐骗者基本流入了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安徽这五个省份。王金玲的项目组进入这五个省份，找到被拐卖/拐骗妇女个体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访谈。[1]
本文梳理了项目组的专著、文献。基于这些学者研究，我们试图站在“当事人角度”，抽丝剥茧拐卖/拐骗妇女链条上的问题，以图更贴近真相，更贴近复杂的社会现实。
1 从僻壤来，到穷乡去：人情铰结而成的拐卖链
（图源：Darlene Graham. Seattle a Hotbed For Human Trafficking. The Spectator.2014）
拐卖的链条是如何形成的？
根据王金玲等人的研究，被拐卖女性在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前，基本生活在贫困之中。她们没能读完小学甚至没上过学，同时还承担着较重的劳动任务，要干农活或帮家里做生意。
对于她们来说，外面的世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有更平坦的地理环境、更加现代化的生活。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物质条件、过上轻松生活，生长于贫困地区的女性会倾向嫁出去或外出打工。
链条上的重要人物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同村的熟人。
在人情社会里，“熟人好办事”，女孩们将熟人看做是可靠的信息渠道。不管对方提出带着出去打工，或是介绍结婚对象，她们会给予一定程度的信任。但是这样的熟人，心里却藏着一笔生意。王金玲项目组的研究报告《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总结了，从云南出来的女性，大致会通过四种途径抵达徐州[1]：
1. 被熟人以出去玩或打工为由骗出来后被卖
“不认识带我出来的人。说给我们找活干，我想在山沟里也穷，干活也累，能出去干轻松的活，说的是挣钱还多，就跟着出来了。”（访谈对象A）
2. 出行途中被人用药物麻醉后被卖
“她给我们喝了药后就把我们送上车，我们开始不知道，一天到晚就是想睡，过了三天，到了徐州站，我们醒过来了。”（访谈对象D）
3. 自己出来找工作后，上了人贩子的当
“是本地人把我们带出来卖的，卖到这边，想走也走不掉。走吧，怕被人家再骗卖掉。”（访谈对象F）
4.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自愿跟着外地的对象成婚
“他说这边好，这边不用砍柴烧、不用背、不用挑、是平原，什么都用机械化。”（访谈对象C）
（图源：《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封面）
在离乡外嫁的过程中，这样的女性是弱势的。生长于相对落后地区的她们，知识水平不高，且长期浸淫在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中，更加不易辨别对方的不利信息，在遭遇欺瞒和暴力时也更容易不知所措。
她们并不是众人印象里那般轻易上当受骗，而是基于传统人情社会的理性逻辑，选择了依赖熟人、信赖熟人，却没能意识到现代社会中隐藏在利益背后的危险。经由实为人贩子的“熟人”介绍，她们来到了徐州。
徐州是个什么地方？
江苏属于全国的发达省份，而徐州属于江苏的欠发达地区，所以很难吸引外来人口，当地人口向外流动的也较多。在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一些女性带着积极改变命运的愿望，以婚嫁为由离开了本地。
而女性的缺失使当地男性对“买老婆”有了强需求。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说，买/娶一个外地媳妇进家门的成本要低得多；还有的情况是，某一条件较差的男性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没有机会，只能向外买/娶。[2]拐卖/拐骗作为当地男性的一种生存策略，却掠取、剥夺了外地女性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
（图源：《收买/收纳被拐卖妇女成婚：一种生存策略》截图）
从1993年开始，单纯的拐卖数量减少，但云南籍妇女进入徐州的过程出现了“人带人”现象。有妇女因为自己在徐州生活得不错，想带亲友来过“好日子”，因此带着家乡女性迁移过来。当然，也有看中当介绍人有钱挣，想赚这笔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介绍乃至拐卖/拐骗妇女来到徐州。于是，从“僻壤”涌入“穷乡”的外地媳妇越来越多。
她们进入异地之后，过得怎么样？
2 被安排的命运：强迫、反抗和屈服
在调查报告之外，项目组还公开了《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这是一份记录了35份被拐卖/拐骗婚迁妇女的访谈资料。被采访者多是曾经被拐卖/拐骗，现在已经在当地定居生活的受害者。
从踏进村子那一刻，她们的命运就被安排好了——无法选择的“老公”、被迫接下的生育任务、“锁在屋子里威胁”、“逃跑就会被扒了衣服打”......她们无路可走。哪怕是最硬性子的女人，即使不甘愿接受这样的命运，装疯卖傻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也只坚持了一年就“怀孕”。
也有许多人尝试过逃跑，却又因为孩子的牵绊最终迫不得已回到“牢笼”之中。
（图源：电影《盲山》截图）
在这里，“生男孩”是她们的任务。生了男孩，就可以不再生育；但倘若是个女孩，那么还要继续生，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即便许多家庭无法承担抚养多个孩子和超生罚款带来的经济压力，生男孩仍然是他们买媳妇的出发点，也是他们无论如何必须实现的“使命”。[3]
即使完成了生育任务，“外地人”的标签也会永远伴随着被拐妇女。不适应饮食、不会说方言是她们刚到这里所面临的问题，而无法和周围人建立社交关系、始终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才是伴随她们终生的难题。
这些妇女们即便遭受到了丈夫的辱骂和毒打，也无法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亲属求助；同时，她们也是村里人眼中的“蛮子”，当地人对他们被买来、骗来的来路的鄙夷长久延续着，不愿与她们说话、相处，在日常生活中轻视、歧视她们。[1]
被拐卖/拐骗来的妇女，只能一边以自己的勤奋和朴实，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中努力融合进夫家，一边寻找着同乡、同样经历的女子诉说贴心话、在异乡互相取暖。
寻找除丈夫和生育之外的自我生活、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同，是她们终身的课题。
（图源：《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封面）
她们也并不是完全的逆来顺受，而是在某些时刻努力抗争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有些妇女会表现出泼辣的性格管制丈夫，或是积极参与家庭事务争夺话语权。也只有这样，拐卖和拐骗才不至于是她们生活中永远的“灾难”。
在当地扎根生活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重新维护安稳人生的无奈抉择。但无论如何，恐惧都时常伴随着她们——在她们的身边或传言中的某个地方，总是有被殴打辱骂的女子，逃跑被追回的妇女。
从被拐卖/拐骗的那一刻起，在磨难中夹缝求生求尊严，就成为了妇女们此生遵循的生活准则。她们的命运就如被写好一般，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是已经被拐卖/拐骗妇女经历的重复、未来被拐卖/拐骗妇女遭遇的注定。
3 未来、以后：“下辈子我想做个男人”
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待无数人命运的悲剧是最轻易不过的：她们被伤害了，她们需要被解救。
然而，在她们的过去里，乡邻、亲友乃至父母，都可能是这一场胁迫、交易、买卖的帮凶。她们或为一笔“奶水钱”掉入拐卖/拐骗的陷阱，或是为了“好工作”“好前程”被拐卖、被强迫。局外人当然可以轻飘飘将此归结于“无知”“愚昧”，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
走进被拐卖/拐骗妇女的生活，我们会发现许多看似单一的问题亦有其复杂性。不幸的是，有关反对拐卖/拐骗人口的话语权掌握在“局外人”手上，相关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是“局外人”制定的, 是以“局外人”的论断、推论和预测为基础的。[4]
王金玲在《地方性行为、当事人立场与公共政策指向——拐卖拐骗妇女儿童研究框架探析》中指出，应当从“当事人视角”去看待拐卖拐骗妇女的问题[4]。在穿透了事件的本质后，这一问题暴露出来的是地区性文化和结构性不平等坍塌在个人身上的结局，是妇女身为妇女的苦难。
如果有一天，没有了“养女母苦，嫁女孝母”“女人不都要嫁人吗”的文化背景，没有了植根于“女人可以作为商品”的拐卖拐骗文化，没有了对于妇女性权利、婚育权利、人身权利的忽视和漠待，也许这样的苦难才会消失。
（图源：电影《盲山》截图）
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里描述了一个循环。面对性别的悲剧，也面对新世界提供给人的无数可能性，许多妇女走出大山，走出自幼成长的环境。她们是“出走的娜拉”，她们的出走是为了追求——追求一个女人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的自由解放。
一定有一部分妇女经历了社会的洗礼，获得了灵魂的新生，最终成为不同于她们母亲的女人。然而，也正是“娜拉们的出走”使得她们有机会接触更复杂更深的恶意，向着自由的方向，却被锁链拖向火坑、地狱。即便是已经独立的女性，仍然有可能成为铁链下嚎哭绝望的女人。[5]
这是“娜拉”的循环。一代一代的妇女看到了上一代、上上一代的悲剧，却在寻求新世界的过程中重蹈悲剧、成为新的悲剧。
当我们说起解救被拐卖/拐骗妇女时，更想解救的也许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
（图源：《古老的罪恶》封面）
然而，正如《古老的罪恶》中所说，女性似乎是难以被解救的性别。解放女性之路，将会是经历千难万难，最终推进一小步的漫漫长路，是无数女性以血肉之躯铸成的、独属于女性的叙事和历史。
未来怎么办？以后想怎么样？《被拐卖妇女婚迁访谈实录》中，研究者向她们如此问道。最触动我的是其中一位女性的回答，她说：“下辈子我想做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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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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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金玲主编.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王金玲. 收买/收纳被拐卖妇女成婚: 一种生存策略[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3(4): 73-78.
[3]王金玲. 被拐卖妇女婚迁访谈实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4]王金玲.地方性行为、当事人立场与公共政策指向——拐卖拐骗妇女儿童研究框架探析[J].浙江学刊,2009(04):213-218.DOI:10.16235/j.cnki.33-1005/c.2009.04.024.
[5]谢致红.贾鲁生. 古老的罪恶——拐卖妇女纪实[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
[6]王金玲.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未成年被拐卖/骗妇女/儿童流入地个案研究[J].浙江学刊,2005(04):200-215.DOI:10.16235/j.cnki.33-1005/c.2005.04.038.
[7]王金玲.质性研究中情景脉络的理解和诠释——以对山东省云南籍被拐卖/骗婚迁流入妇女的研究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19-23.
作者丨小格 久衣
编辑丨苦瓜 晨曦 达生
排版丨Monte_C 六一
视觉丨s蝶
校对丨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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