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和她“被极端”的一生丨波伏瓦逝世36周年
这是近百年前，波伏瓦问自己的问题。36年前的今天，1986年4月14日，波伏瓦逝世。
第二天，《世界报》刊登了她的讣闻，标题为《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
在成名的四十多年中，这位法国女性常常处于舆论的漩涡中，与误解、诋毁、谩骂共处。
波伏瓦一生未婚未育，爱人萨特是花花公子，因此人们说她身为女性，是失败的；她的《第二性》被认为是受萨特的启发，“拾人牙慧”；她的文学作品也被评价为局限于个人经验，“缺乏想象力”。
实际上，世人对她的否定一直围绕着一个本质：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才能？怎么能指出如此多的系统性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她太“极端”了。
也许是自谦，也许是自保，波伏瓦一直否认自己是哲学家，强调萨特的哲学地位。
直至传记《成为波伏瓦》出版，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打捞起萨特光环下的波伏瓦，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不管在思想还是情感方面，“于她，萨特其实从来就没那么重要。”
[文末评论赠书]
2021年出版的《成为波伏瓦》书籍封面
（图源：豆瓣）
19岁时的独立宣言
19岁时，波伏瓦在日记里发表了个人的“独立宣言”：“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她还写道：
“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也就可以了。”[1]
21年后，在1948年的柏林，40岁的波伏瓦握笔而坐，盯着一张纸看。她的雕塑家朋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对她说：“你看起来好疯狂哦！”波伏瓦回答道：“那是因为我想写，可不知道写什么。”朋友调侃她说：“那就随便写！”[2]
此时的波伏瓦，开始了一段具有革命性质的研究和写作之旅。波伏瓦并非“随便写”，她知道自己的写作核心——在她的生命经历里，身为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
她发现，女性身份在她的成长过程中造成的影响，比常人认为的更严重和深远。正如她在第二卷开篇就提出的重要观点：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她开始回忆自己的处境和经历、搜集各类女性的经验、查阅资料和不停地思考。1949年6月，这本书出版了，2.2万本在一个星期内被抢购一空。1953年，这本书的英译本售出超过200万本，在美、法女性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它仍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这本书就是《第二性》。
写作中的波伏瓦
波伏瓦觉察到，一个女性从生下来开始，就被放置在“像个女孩一样”的框架当中，接受着来自家庭的教导和要求——一种与男孩截然不同的培养方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孩们不仅被允许可以“哭泣”“天真”和“敏感”，同时女孩们也看到了自己的母亲所扮演的角色。母亲们在家里做着没完没了的家务，照顾孩子的生活，而父亲则在外面打拼挣钱。[3]
女性仿佛只能被局限在这种既有的空间中生活，无法通过自己去重塑周围。她们逐渐意识到男孩的优越地位，对男性权威产生尊敬。
在有关爱情的问题上，波伏瓦认为爱情应该是相互的爱，而不是从属的爱——但现实是，女人在爱情中不停地“物化”自己，试图认同自己心爱的男人，把自己塑造成他喜欢的样子。
波伏瓦不否认女人在其中也有一定责任，她们参与其中从而固化了结构。但是，她又指出：
“要女人不参与其中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世界诱使女性应允了这种压迫。”
波伏瓦从起初零碎的回忆和想法，到对女性不同成长阶段观察和研究，抽象出来一个结论——种种因素导致女人无法在社会上像男人一样取得成就。从而男性就变成了第一性，而女人则变成了第二性，女性成为了男性的他者。[4]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用哲学处理了父权制的历史和女性个体生命历史两个主题，并在书中分为一、二两卷。在波伏瓦写下这些的时候，她也完成了自己如何作为女性而成长的反思。
《第二性》刚出版时，受到许多的污名与嘲讽——大多还是知识界的男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对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启发和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
在《第二性》之前，尽管妇女解放运动为法国和美国的妇女争取了选举权，但当时的努力更多还是集中在追求两性平等上。
而波伏瓦的论述，系统地提出了对文化中固有观念的质疑，正式开启了女性对自我主体性的思考，引发了女权意识的进一步崛起。[5]
这本书也让波伏瓦确立了自己女权主义作家及行动者的身份（在后来接受德国记者阿莉塞·施瓦策尔采访时，她承认了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
1971年，波伏瓦和一些学者、小说家共同发起了“选择”运动，为女性争取堕胎的合法权利而奔走。
1965年之前，法国女性甚至没有办法开设自己的账户。波伏瓦认为，堕胎法惩罚的是社会上最贫穷的女性。
她希望能有官方授权的避孕措施，让这项被迫的“母职”和“天命”成为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妇女争取堕胎的合法权利
1975年1月，堕胎合法化。波伏瓦的事业再一次成功了。
“端方淑女”与“天才女友”
波伏瓦并非一个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她形容，自己的童年是怀疑主义与忠诚信仰之间的一场拉锯战。
1908年，波伏瓦出生在巴黎第六区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商人的女儿。
年少时期，受母亲影响，波伏瓦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母从小希望她成长为“端方淑女”，培养她的阅读兴趣。波伏瓦的父亲给她整理诗集，母亲则会定期带她去图书馆并监督她学习。
波伏瓦童年
《小妇人》中的乔·马奇激励了小波伏瓦的写作梦想。七岁那年，波伏瓦写出了人生中第一个100多页的故事——《玛格丽特的不幸》。[6]
九岁那年，波伏瓦遇到了对她人生影响深远的一个朋友——伊丽莎白·拉库万，波伏瓦称呼她为扎扎。
波伏瓦与挚友扎扎
扎扎活泼调皮、古灵精怪，和年少时期的波伏瓦性格相差很大。扎扎的母亲纵容女儿的叛逆，甚至会向女儿讲述自己在新婚夜的经历。但是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对她的思想教育则十分严格，尤其是在性方面。波伏瓦在儿时目睹母亲在希冀奉献和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之间来回拉扯和挣扎。
1929年，扎扎因为发烧去世。然而，在离世之前扎扎一直将自己的苦难神圣化，认为在礼教下受难是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去找寻苦难真正的源头。这件事，促使波伏瓦开始思考解放自我的重要性，去找寻更多元的可能。
此后，她也认为自己的自由是用扎扎的生命换来的。她在一生中多次以扎扎为原型来创作小说，生前未出版的小说手稿《形影不离》，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天才女友式”故事。
自己的房间
1929年，21岁的波伏瓦有了“自己的房间”。她搬出了父母的公寓，在巴黎自己租房。她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大量阅读。
她为自己制定了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的严格时间规划，并计划考取哲学教师资格证：
“只要我能在22岁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并写一本书就够了。这样，摆脱少年懵懂，学富五车，我就开始实现我的人生。有所成就。是的，我也一样……因为，也许只有通过行动，自我才会显现；我才会希望做我自己。不再失去我的自由。”
学习中的波伏瓦
21岁的波伏瓦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了当时通过这一考试最年轻的考生，也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男子学校教授哲学的女教师。
在备考时，她加入了萨特和朋友们的复习小组，认识了萨特。在认识萨特13天后，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他理解我，能看透我，我被他迷住了。”
在遇见萨特前，波伏瓦就已经在“自己的房间”中建构了主体性。因此她的养女西尔维也反复强调：“不是因为她选择了萨特她才成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因为她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才选择了萨特。”
1929年10月14日，一个秋日，波伏瓦和萨特相约一起散步，定下一个“为期两年，可以续约”的契约：约定除了彼此外，可以有别的情人，但对对方保持坦诚。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essential）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contingent）爱。”
这种“存在主义、自由情侣的爱情契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眼下都非常有争议。
有人赞誉其他们是“第一对现代夫妇”，为爱情赋予自由与灵魂，也有人诟病他们是“混乱不堪的多角关系”。
但正如波伏瓦自己所说，萨特对她的意义超越了爱情本身：
“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
他们成为了上世纪最受欢迎与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直到晚年，萨特也声称，自己几乎从未在波伏瓦阅读审校前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
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许多人猜测，波伏瓦的书都是萨特帮她写的，“《第二性》不过是拙劣地照搬了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两个假设，而后加以发挥。”[7]
波伏瓦与萨特
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有着显著区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就在“自欺”问题上产生分歧。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自欺”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每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波伏瓦不同意这个立场。她质疑道：“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
从理论角度来说，有做出选择的自由，和有选择的权力，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聚焦的女性处境，正是萨特没有特别关注的。
被谴责的创作
波伏瓦和萨特所践行的开放式关系，让她不断地思考“自我和他者对立”的哲学问题。在小说《女宾》中，她继续探索这一问题。这本书在1943年出版后，读者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作家的波伏瓦开始名声大噪。
作品收获成功的同时，波伏瓦的社交圈子也在扩大。20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派对上常常可以看到波伏瓦、萨特、阿尔贝·加缪、乔治·巴塔耶、雷蒙·格诺、毕加索等人的身影。
波伏瓦与知识分子聚会
两次世界大战后，波伏瓦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生命与历史的进程上。1946年12月，38岁的波伏瓦出版小说《人都是要死的》，描绘了整整六个世纪的欧洲美洲光景。
主人公福斯卡伯爵是一位可以永生的人，希望可以创造伟大功绩。可是，在永生中，他发现历史只是在不断地轮回。他的热情被消耗，他的生命与世界一样漫长，剩下的只是无止境的折磨。这部小说并没有收获很大的关注，或许是因为媒体们没有从中读到萨特的影子。
两年之后，波伏瓦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因为癌症去世。母亲去世后，波伏瓦在痛苦中创作了传记《安详辞世》，她看到自己与母亲身上的差异与继承的相似性。[8]这部传记深深浸入了她的柔情和痛苦，她说这次写作给予了她慰藉。
真正让波伏瓦在文学圈走上巅峰的，是她在《第二性》出版5年后的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这部小说描绘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忧思，让波伏瓦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
波伏瓦坚信，文学可以成就更多，可以揭露真实的世界。她以自身经历建立自己的哲学思考体系，从中提取哲学观点，并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和《第二性》一样，波伏瓦的文学作品也饱受非议。评论家认为《名士风流》缺乏想象力，完全是一份自传。波伏瓦的其他作品也被认为，“是萨特大家族的编年史”。
波伏瓦对此感到痛苦：“这种说法把我的创作变成了轻率之举，甚至是在谴责我的创作。”
“不被允许做自己的”女性
尽管如此，从7岁的第一次写作开始，到19岁的日记，一直到人生最后几年，波伏瓦一直保持用大量时间写作。晚年，她仍在回复世界各地的信件，为女性主义发声。
1986年4月14日，36年前的今天，波伏瓦去世。第二天，《世界报》刊登了她的讣闻，标题名为——“波伏瓦的作品名过其实。”
《世界报》并不是唯一一家以贬低波伏瓦的态度发出讣闻的媒体。这或是在讽刺她的文学作品，也或是在讽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生。[9]
“媒体不愿意相信‘两个天才’的故事，而更喜欢一个天才，和一位略有才智的女性的伟大爱情。”[7]波伏瓦不仅被视为没有原创能力，更被视作与萨特感情中的失败者、受害者——因为人们打心底认为，女人不可能不希望，一个男人一辈子只爱她一个人。
其实，波伏瓦清楚这些误解与污名的来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波伏瓦发现，在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减少的同时，男人们开始创造一种新的情色形象：未成年的年轻女性。
“男人们现在发现，成熟的女人能够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男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把焦点转移到没有挑战他们性别成见的年轻女人身上。”
波伏瓦认为，这是因为男人们仍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而非“人”——“如果男人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偶，而是一个正在打量他的有意识的人，他会感到不舒服。”她写道。[1]
波伏瓦一直拒绝以哲学家身份，出现在聚光灯下。她觉得，女性很难做自己。对于男性来说，成功并不会和他们的社会角色冲突，也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女性则处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
她曾问自己：
“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至今，在网络中搜索波伏瓦，你仍能看到大多数文章，不是在讲述“波伏瓦”，而是在讲述“站在萨特身边的波伏瓦”。
然而，直到波伏瓦去世若干年后，她的日记被出版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波伏瓦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远远早于萨特。
今日互动
“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那该怎么办呢？”
今天，你想如何回答波伏瓦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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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4月15日晚2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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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有这本书，可选择波伏瓦的任意一本其他作品）
撰稿丨滚滚 哈牛 fx leah
编辑丨晨曦 达生
视觉丨S蝶
排版丨若琳是瓜农 六一
校对丨西西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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