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必背古诗文翻5倍！公然和“减负”对着干, 黄玉峰为何却说“改得好”？

最新的部编教材，换掉了约40%的课文，古诗和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温儒敏是“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他表示：语文教育的病症在哪里？就是读书太少。所以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要用考试倒逼读书等。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世和对此表示质疑：面对愈改而学生负担愈重的现实，你是否觉得千方百计为孩子减负才是教改的第一要务，怎么还是一味给孩子“下猛药”、用“考试倒逼孩子读书”？

这场“争论”引起了曾任职复旦附中多年的黄玉峰老师的关注，在语文名师黄玉峰看来，这场讨论关系到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不可不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作者：黄玉峰；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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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和增加阅读量并不矛盾，

“刷题”才是应该减少的！

• 只要有兴趣有成就，读书背书写诗作文都不是负担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不能评级。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负担重。

对“负担”也不能笼统地看，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有些负担则要增加。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

有些课文看两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探究分析、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

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对答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如此恶性循环，那才是真正加重负担！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甚至号召学生补课，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

学习是一件艰苦且快乐着的事，常能听到学生说一句话：“我不怕苦，只怕苦得没意义”。所以，学习的关键是要有兴趣、有收获、有成就感幸福感。

最近我带学生追寻东坡足迹，虽然一路在“游”，“学”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但学生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谈体会，有两句特别令我动容：“不知怎么我现在非常喜欢背书，一背书就开心”、“我喜欢上了写诗，遇到什么就想写，停不下来”。

可见，只要有兴趣有成就，读书背书写诗作文都不是负担。

• “刷题”，才是负担沉重的祸首

如今的现实是千方百计让学生刷题，什么叫刷题？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低层次的重复，为了成为考试的熟练工，去揣摩去迎合命题者意图。这种被动的、机械的、无趣的劳动，剥夺了自由阅读主动地思考的空间和乐趣，严重影响了孩子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怎能不感到“亚历山大”！

可见，“刷题”，才是负担沉重的祸首。

既然负担是由“刷题”造成，只要“刷题”的现状不改变，“减负”便是一句空话。怎么改变？与其“减负”，倒不如“换负”来得现实。以有益之负担，取代无益之负担。换言之，就是用读书取代“刷题”。

刷题与阅读的根本差别，在于刷题是迎合揣摩，是被动学习，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考试；而阅读是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是为了丰富和提升自我，传承积累优秀文化。

很多学生中学毕业了，没有阅读的兴趣、阅读的习惯，更不要说具备阅读的能力。有一位教师告诉我，他的一位学生，买了一百本教参教辅作文范本，苦读三年，结果还是没考好。这是何等悲哀！

当然，光读也不行，还要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了巩固和考查学习的成果，就要做习题。

本来适当地做习题，是需要的。但读书是本，习题是末，习题不能代替阅读。可是现在竟然本末倒置，不但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发展到“刷题”一统天下的程度。

经典到底读多少读什么?

还是因人因校为好

程院长担心“将书目弄得越来越多，让孩子们望而生畏，不但收不到良好效果，反而败坏孩子们阅读的胃口”。所以，他反对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

背诵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是真正的精读。通过背诵，使其言若出吾口、意若出吾心，有的一辈子不忘怀。反之，如果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效率反而低下。犹太人提倡一种学习方法叫做“生吞之功”，这与我们传统的“吟诵之功”异曲同工。

以我五十多年在中学语文教育一线的经验而言，背下72篇经典，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且远比支离破碎的“阅读分析”、“知识点讲解”具有可操作性，而且更能让学生努力就有所得，找到成就感。     

其实到底读多少，读什么，哪些要背下来，哪些非读不可，哪些凭你的兴趣自己去读去背，都是可以好好商量的。在过去，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的教改，一本《红楼梦》读几年，照样效果不错；如果是泛读，有能力的孩子，十二年里读上一百本又何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规定”，还是因人因校而异为好。

温教授倡导将哲学、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内容都放入学习范围，这种“大语文”很重要，这与过去为了解决几个知识点的语文学习截然不同。

民国时期，从来没有人把文史哲分开的。民国时期是那么困难，但教育是成功的。学生的人文基础打得多么扎实，培养出多少精英。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除了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有条件的可以带孩子们出去走走，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触摸大自然，触摸历史，使读的书活起来。这比关在屋子里整天刷题，不知要好多少！

在我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获得享受幸福的能力，最终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课堂讲授，习题作文，整本书阅读，研究性学习，文化行走，乃至应试，都不能背离这个目的。

形成读书的风气何其难，

只能“倒逼”！

• 考试是指挥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总是在倒逼

考试是指挥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总是在倒逼。要么倒逼刷题，要么倒逼读书。总之，考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你不情愿也不行，除非你像李白那样不参加考试，或者你像柳永那样“且去填词”。

帝制时代，是用八股“倒逼”考生读“四书”、读天下书；现在，是倒逼学生刷题，所谓“得语文者得天下”，实则是“善刷题者”得天下。那种语文习题，不是语文，是伪语文、反语文！

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读书的风气何其难，只能“逼”！

逼学生读书还不算太难，他们很听老师的话；逼家长就不容易，我不止一次地听家长抱怨孩子“成绩下降了，看那么多闲书有什么用？”把学习与看书对立起来；

逼教师更不容易，让学生刷刷题多方便，他们刷好题，老师只要打个勾或者打个叉就完事了。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孩子的老师教训她的女儿说：“你总是自说自话地写作文，不套题，写得再好也不给你高分，因为你养成自己发挥的习惯，考试时就比不过人家。”但也不要过分责怪老师，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 如何利用考试“倒逼”学生读书？

但是，既然你可以用指挥棒倒逼亿万孩子刷题套题，那么我也可以倒逼他们读书呀！温教授的改革就是想拨转指挥棒，使其导向读书，改变考试内容和形式，使揣摩、迎合、套路置于无用之地（当然，改革是一件极其严密极其烦难的事，必须极其慎重）。

二十五年前，我提出语文应该考 “读了多少，背了多少，理解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 当时有人质问我，这样的考法，是不重视分析能力、判断力、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我说我没有不重视这些能力，这些能力比背几十篇文章读几本书重要得多！为什么不考？因为不是什么重要就能考什么的。道德品质重要，你用书面答题考得出吗？在目前情况下，直接考分析判断创造想象，结果只会陷入上面所说的揣摩迎合的泥潭。

所以，针对现状，只有通过考积累，理解和表达，来逼孩子们读书、思考、表达、苦练，才是好的引导。因为这样的考试不容你投机取巧、混蒙拐骗，你再刷题也没用。可以想象一个读过几十本书、背出几百首诗几十篇文章的孩子，他的语文水平会差？！

任何一种测试都需遵循科学规律，必须考量信度、效度、区分度，也就是要做到“考得准”。

如今的语文考试恰恰是犯了“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的错误。

今天我们试卷中那些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是非题等客观题，它的标准答案其实是不标准不客观的。

比如对苏东坡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理解，书上大多说写出东坡的豁达，但是我却读出了东坡的“伤感”。到底谁对？没有标准答案。

相反，对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评判时又太主观。

比如，为什么一定要说李白是怀才不遇才算对，而分析李白不适合做官就错了呢？既然是主观题，为什么不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呢？

作文也是如此。以审题符合不符合我命题者的主观意图为标准，一旦你谈的问题不对我的胃口，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不保持一致，那么，即使你的文章写得天花乱坠，也得不到好分数。

这是多少年来无数学生 “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教训！可怜我们的命题人至今不悟，或知而不改。

新形势下语文课怎么教？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曾经听到很多学生说：“我喜欢语文，但是不喜欢上语文课。”语文本来是魅力无穷，为什么不喜欢上语文课？

请设身处地想一想，明明一看就懂的文章还要编成一道又一道的练习题，逐段逐句寻找“微言大义”。比喻有多少种，语法有多少种，回答问题有多少套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翻来覆去不知讲过多少遍了。这样的课怎么可能引得起兴趣？

指挥棒一旦指向考读书，气象就会为之一变。教材的多样化有了用武之地，整本书阅读有了用武之地，研究性学习有了用武之地，文化行走有了用武之地。读书风气会逐渐形成，读书的种子将枯木逢春，遍地开花。随之而来，学校教育也会呈现新气象。

程院长反对温教授提倡要考“泛读、快读”，而主张“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精读、研读”。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两者都是读书的状态，都需要。

读得快，一目十行，能提取最重要的信息、抓住要点、善于概括，又能发表高见，说明该生书读得多，阅读能力强；慢慢地读，一面读一面思考，细细品味，浸润其中而不是囫囵吞枣，是享受，是专研，那是另一种读书的状态。

距离我们不远的民国时期，是一个群星闪耀、大师辈出的年代。民国的语文教学重自读，重背诵，重串讲，重自悟，重数量，中西合璧，兼容并蓄。

那时的学生，见识广博、思想开放，研究能力强，很少受“标准答案”的困扰。简言之，主要是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自悟。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教法，其效果非今日可望其项背。

当然，时代在前进，我们不拒绝在信息时代教法的变革：大数据，微课程，情景切入，师生互动......这些顺应时代变化的做法，只要立足语文课堂需求、学生思维需求，都可以而且应该尝试。

最近都在提倡整本书阅读，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原来方法喋喋不休地去分析，是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

学生是爱读书的，72篇不成问题，24本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挑哪些书，以及如何把这些书列为教材，教师怎么组织学生读。

教无定法，有心的优秀语文教师，只要你让学生愿意读，组织大家一起读，就是有效指导。但万变不离其宗：“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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