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嫣 | 北京的农业该怎么做？来自一线新农人的疫情期间的思考

笔者本硕博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社会学博士后，一线有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十二年，京郊农村生活十一年，美国有机农场工作生活一年。

2020年春天的这场疫情给了我们很多思考，我想疫情过后我们不应该很快忘记在疫情期间的体验，特此记录。

我们的媒体在疫情期间对农业的报道大多关注农产品的滞销问题，农民有多惨，我看到了大量喷洒农药导致蜜蜂蜂群死亡，蜂农自杀的报道，也看到了那位留在高速休息区有家不能回的大货司机，他肯定也是农民。甚至采访我的媒体也在行文中更多谈到了我们遇到的一些产业链短期困境，比如我们在五常基地种植的有机水稻，因米厂未复工不能磨米。

记者没有传递出去的则是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我们这类社会生态农业CSA模式的生产者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本上全行业避险而且大部分农场订单加倍，这应该是我干CSA十年来，历史同期最大的订单量；同时，我们配货的质量不变，消费者的幸福感在提升，大家不再质疑有机蔬菜的品相问题，也不怀疑新鲜度，能在这个时候收到菜大家满足感都很强，都特别感谢农场，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团结和互助；农场五个人从早七点干到晚上十点，就是想让有机蔬菜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发挥增强身体免疫力的作用。

同时，全国的CSA农场都没有涨价，这可能跟同期发展的一些生鲜电商不同，我观察到这个时期一些超市、某马也在做家庭配送这个最早缘起于CSA的模式，只是他们配送的不是有机蔬菜，但常规蔬菜价格也涨了不少；公平贸易是社会生态农业CSA的重要社会价值，基于人与人的直接对接团结互助的精神，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这是CSA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特别是对于风险极高、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生鲜农产品来说价值更高；常规市场要求标准化，而消费者需求是多样化的，比如土豆，有人就觉得大的好，有人就觉得小的好，西红柿，有人觉得通红的好，有人觉得青肩的好；同时，天气不同所有菜品每天都有变化，包括病虫害的影响。所以，要达到标准化的成本很高，化肥、杀虫剂、膨大剂、杀菌剂的大量使用，大量抛弃不合规的产品造成全球三分之一的食物还没到达餐桌就浪费，所有的这些都会将成本、环境的代价转移到每个人身上。而社会化生态农业让更多人了解食物的真实过程，就像我们很多自己种过地的市民，都觉得农场能够提供这么多有机蔬菜已经很不容易了，在水土、技术、管理匹配的条件下才能综合保证健康环保与产量的最优协调。我们不要追求最高产量，而应该追求最优产量，在不破坏环境的条件下，在不损害人健康的条件下，如何最优化产量。

疫情时期，北京郊区的草莓也大量滞销，因为之前都是依赖冬季草莓采摘的市场，疫情之下，大家都不能出来了，线下流量枯竭了，草莓生产者也很难短期改变销售模式，而原有销售渠道大部分在供应链中的一些人控制之下，农民基本没有销售突破的可能。也有草莓生产主体来找我们，但因为草莓不是有机生产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帮助寻找一些媒体的助农支持，我不清楚这些媒体助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但是大的数据在那里摆着，中国农产品结构性过剩，也就是说一共生产了100个苹果，但需求量也就是50个苹果，另外50个苹果销售的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农民本身没有组织，基本上是跟风，什么价格高就种什么，但农业产出是有时效性的，等产出之后很快就遭遇过剩，农民个体也根本无法和大型渠道对接；其实，过剩的苹果可以加工成果汁、苹果干，但这也是绝大部分人理想化的想法而已，做过农业的人都知道，做加工是二产，二产要匹配的加工硬件、场地、资质等，更不是短期内可以搞到的，个体农民搞不了二产，主要是各类食品公司在做，就是我们看到的，除了农业生产之外的二产三产都不是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利的部分。

说到底，农民没有组织、政策不能直接对接农民的组织是不可能让农业强大的，只发展几个农业上市公司，也是没法让中国农民富裕的。北京昌平的草莓农们来找我们销售，我们一个小农场力量实在有限，但我觉得值得我们北京农民、市民好好想想的问题，值得我们政策制定者、学者好好想想的应该是什么呢？为什么守着一个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我们的产品却卖不出去，问题出在哪里？

北京，2000万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0%，这是近十年前的数据了，这么多中高收入的群体，北京农业怎么发展其实应该是思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紧密结合北京市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利用北京本地农产品距离优势（但不一定是物流优势），结合北京的中小学生们甚至大部分人的“自然缺失症”发展一二三产融合的都市型生态农业。不要再简单追求产量了，更不能简单的追求农业贡献的GDP，因为农业的教育、养老、健康、环保等价值并没有核算到GDP里面，更别说这些疫情期间，短期内的市民消费生鲜的需求，最有保证的肯定是北京郊区的农业，比如我的农场，距离天安门70公里，正月初三开始我们就正式接受消费者订单开始采摘配送了，24小时内从田间到餐桌。这是什么价值？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的价值，稳定了部分市民的恐慌心态。想象极端一些，哪天没有石油了，我们拉着驴车都能给运到城里去。在中美贸易战之下，丢掉中国农民干农业的积极性，依赖国际市场的供应，实在是不靠谱的！看看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短期内就转向成为了全球的疫情问题，下一步会怎么演化还是未知的。而这个时候大都市周边农业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为什么是大都市，因为小城市骑个电动车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乡下了，一旦遇到疫情、战争等问题，一定是大城市先乱！

最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几年提出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一二三产融合的重要性（也叫六次产业），六次产业融合发展有什么价值呢，我发现在这次疫情发生后，农业领域很多只做一产或者三产的都遇到了不少困境，比如北京周边依赖搞草莓采摘的，今年出现了严重滞销，短期内培养走线上订购快递发货的这种模式很难，因为同时出现的问题是生产包装材料的工厂或者店铺有的不能生产有的不能发货。我的农场近些年三产融合发展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疫情期间我们的参观接待活动收入为零，但一产的订单大量增加，平衡了农场的收入和用工。

2000万人的大都市，为什么本地农民卖菜比外地的菜运到北京还难？前两天我跟一个记者谈起在欧美发达国家现在农夫市集又再次兴起了，比如美国农业部门口就有个农夫市集，农场主们都开着卡车直接拉菜到摊位上，卡车就停在旁边方便运输。为什么是农夫市集而不是超市？为什么卡车可以直接开到曼哈顿市中心？

我们不必羡慕嫉妒恨，说实在的，中国的大集办的比他们早也比他们丰富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人为的把现代化和乡村割裂来看，比如，大城市里面就不能有土地，应该都是钢筋混凝土；城市里菜市场脏乱差、超市干净；农用车不能进京，面包车拉菜就是客货混装要挨罚。这些固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从区域规划设计的角度出现了大问题，比如我们的规划城市就是城市，而没有考虑城乡间的互动，我听过很多的城市规划项目，但极少有将城市周边农产品如何快速运到城市，以及市民如何能最快速获得新鲜的食材有关的设计，包括菜市场脏乱差的问题，到底是一刀切全拆了，还是利用北京各个大学设计力量集聚的优势，让设计人员真正做点接地气的工作。

社会生态农业从农场直接到家庭没有中间环节，菜市场农民可以直接拉菜进来中间只有菜市场一个中间环节，而超市即便是农超对接，对接的农也不会是真正的农民，包括农社对接，君不见大量进入社区的农社对接的车辆都不会是真正的农民组织拿到的。不让生产者自己组织起来，让支农政策真正落实到真正农民的组织，就会出现大量以获取流通销售为渠道的中间利益团体的出现。中央一直在说乡村振兴，我不知道诸位看官认为乡村振兴的愿景是什么，中央其实已经也告诉我们几大振兴的内容，但我想最核心的应该是愿意留在乡村工作生活的农民是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户口、医疗、上学等问题被迫进城的，农民和任何其它职业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这个时候，乡村一定就振兴了。

所以，真心希望北京的农业发展能尽快找到自己的定位，守着一个2000万人口大城市，却看着我们的城郊草莓大量滞销，真是觉得心疼，如果打破制度的一些障碍和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对农业的垄断，这将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质量。

在北京郊区生活了十年的我，现在住着租的村民的400平米的院子，去年终于签订了一个十年租期的合同，未来十年能稳定的在这里守着农场了。从家到北京市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路况非常好，在乡村生活对我这种不喜欢太热闹，更喜欢接近大自然近一些，可以认真的吃好一日三餐，减少时间消耗在路上，有个更紧密的社区的人来说，生活质量再高不过了，但住在乡村并不影响我们具有全球视野，因为我们这离首都机场车程就40分钟，比进城还快。

我相信，随着让更多人可以在乡村安居乐业，同期在乡村发展我国以防未病为主的中医体系，以及有特色的教育体系，乡村比城市更宜居也是指日可待的，未来会有更多像我一样的所谓社会精英愿意在乡村生活，而必然带来更多的城乡之间的血液交换，而北京的优势是其它城市不可比拟的。当然，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甚至二线城市都有相似的特点。所以农业的发展切忌一刀切，我们一二线城市的周边200公里以内的农业与山地地区和东三省的农业定位一定应该是有所差异的。

记得这几年经常跟北京市的农业生产者和农口部门讨论这个问题：“北京到底要不要搞农业？”经历这场疫情之后，我想大家都应该有了确定的答案和经验教训，那就是：一定要搞！而且要搞生态农业！要搞市民参与的一二三产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农业！要让农业的环保、教育、健康、休闲等功能最大程度上发挥，而且不光是北京郊区发展农业，还要让农业进城，在北京市内结合园林绿化需求搞朴门农业、屋顶农业、社区农圃、校园菜地，让更多人在城市里有接触农业的机会，让每个人意识到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我想这才是我们这个农耕文化大国变为生态文明强国的重要发展内容，也是农为天下之本的根本！

是以为记。

石嫣

于北京顺义柳庄户村小院

2020年3月13日

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团队创建的一个致力于研究、推广社会化生态农业的社会企业。

分享收获以倡导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生命、消费者保障生产者生活，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为使命。致力于搭建一个信任的桥梁，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让生产者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促成安全食物社区的构建与发展。

自 2012年5月份启动以来，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分享收获农场”目前已经在通州区西集镇拥有 60 亩蔬菜种植基地和 110 亩林地养殖基地，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拥有 50 亩蔬菜种植基地和230亩果树基地。

与此同时，分享收获助推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的成立，参与举办每年一度全国CSA大会，并创办“食物社区”产消平台，联结了上百名中小型生态生产者，将更多符合分享收获标准的农产品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推向市场；分享收获会员核心小组协助推动了“大地之子食农教育”项目，让孩子了解食物和农耕文化，在城市中推动都市农业、屋顶菜园、校园菜地，可持续食堂，亲近土地和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大地上无穷的快乐、知识和美。

我们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当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把身边的邻居、生产者与消费者当成一家人看待；

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一员，对大地母亲负责；

为了共同的生活，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