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三——南昌二中老校长的从教记

南昌二中老校区

从教记

■省三口述  戴利朝、钟梦楠、沈佳钰整理

博览君：省三，本名孙庆佶，别署荒堂、低翁、马瘦风西。燕人，羁旅南边凡六十年。民间思想者、作家、书法家。为“文革”后南昌二中首任校长，掌校凡17年。主要作品：长篇小说《泥岸》《五人抚摸》（待出），教育专著《通向明天的桥》，杂文随笔集《白鼻金刚》等五种，书画集《荒堂寸草》《王道，馗我不二》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南昌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十年。江西省杂文学会副会长、《观典》杂志特邀主编。

近年在新浪博客及微博上以“荒堂省三”网名发表杂文寓言500篇，另有涂鸦钟馗300幅。

1

先讲讲我和教育的渊源。

我16岁做学徒工，20岁起在一家电机厂党委宣传部做理论宣传。1966年6月28日，我因写作杂文、小说、剧本被打成“黑帮”。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抄家、劳改、下放，经过了721天炼狱式的灾难，我被“解放”，旋即调到十六中当学生“连长”。

南昌市百名干部从工厂机关调过来“掺沙子”，几乎都是“前天打倒，昨天解放，今天优秀”的淘汰人口，并非坊间传说的工宣队。十六中工宣队另有其人，是江东机床厂派的。这拨人浩浩荡荡到学校，任务很吊诡，仿佛手里拿着锹镐，是来埋葬学校的。

此话怎讲？1968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掌权，下令把南昌市几乎所有的中学全部摘牌灭掉，师生被驱赶到乡下。十六中到了靖安，和师大附中在同一个地方，合并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红山分校。主修课是砍毛竹、种田、充当运力等。单是砍毛竹的劳作，靖安共大史上曾发生过多起悲惨事件，死伤很多。十六中那届千余名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步行86公里到靖安。十四五岁的学生，头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都牵动着至爱亲朋的心。

徒步翻越梅岭，晚上在万家埠中学宿营。临时将课桌拼成通铺，铺上一层稻草充当床垫。初冬的夜晚，有些寒冷，午夜时分忽然从女生寝室里传出嘤嘤的哭泣声，时断时续，继而男生也加入，一时间千名学生哭声爆发，气势几乎能掀翻教室的屋瓦！最后，把老师、连长、指导员也裹挟进来，大家抱头痛哭，索性哭个痛快。那一夜的哭声，50年过去，至今想起，惊心动魄之感恍如昨夜。

那个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当中，人的命运在好比被抛弃在怒海里的小船，谁也无法自己把控。若干年后，听到知青一代说无怨无悔，心里总不是滋味。

社会风气急剧恶化，倒行逆施无法维持下去了。1972年，南昌市开始恢复中学。之前，校舍鹊巢鸠占，桌椅板凳图书实验设备全部毁坏殆尽，一时恢复，谈何容易！

我在靖安待了4年后被调回，到坐落在都司前的二十中当政工组长，却因观点与潮流格格不入，主动远离政治漩涡，先到“五七”干校后到农场混日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消息闭塞，不知世界已然发生变化。那天，我没事儿闲溜达，在广场看到“打倒四人帮”大标语，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心想，终于盼来拨云见日的那一天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到十五中主持工作，同去的还有八一中学的政工组长朱春根。

十五中地处城乡结合部，设施很简陋。1977年恢复高考，我忽然觉得在教育这块世界可以有所作为。于是提拔历史教师何子平任教导主任，打理日常。何是个有思想的人，做事很务实。我找一本《九国高等教育》来啃，了解世界教育大势，先恶补一番再作道理。我和老朱志同道合，一商量，把中心工作“清理阶级队伍”靠边儿，先抓升学。师生用生命埋头苦读。我讲作文，因对“文革”前17年高考作文题研究了一番，有些心得。此后二十年，年年对高考作文预测八九不离十，本省不少学校请我去做讲座。

那批学生素质好，潜力大，生生被政治运动耽误了。经过六七个月的强化训练，有的只有小学程度的学生，受压抑的潜能被激发出来，突飞猛进。那一届高考，十五中脱颖而出考取了不少。那时考上大学是宏大叙事，社会反响很大。平心而论，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别的校长都是惊弓之鸟，被“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八字口头禅主导着，大家心有余悸，害怕被扣上“抓业务不抓革命”的帽子。我是无知无畏，不管水深水浅，居然弄出些动静来。

2

1978年，我被调到南昌二中当“文革”后首任校长。从此在二中风风雨雨17年，其中，做了4年校长，1982年转任书记。

二中恢复较晚，老师从农村陆续调回，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从小学上来的。1978年开始初中、高中招生择优录取，全社会都盯着这一块，就看升学率。第一次高考前盘点，南昌市6所重点中学校长在庐山开会。考试成绩印成表格人手一册，二中各科排名非五即六，学校内部也弥漫着怀疑情绪，甚至出现“倒孙”苗头。

我当时38岁，无根基，无文凭，无靠山，是南昌市最年轻的校长，管理学校的路数离经叛道不由恒蹊。比如，我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对老师不考勤，他们只须打铃上课，其余不受干涉。业绩考核不问过程，只求结果。并提出“物质刺激”，破墙开店，用出租店面所得发奖金发福利。这在当时均属“头一个吃螃蟹”，可以让人上纲上线加以批判的。

庐山会议上，大家质疑我，我心里有数。自己学生的成绩是真实的，监考很严，成绩没有水分。我胸有成竹，说了句人生格言：你不怕掉下来，就不会掉下来。在兄弟学校开庆功宴、鼓励大干快上，我反其道而行之，不停踩刹车，提出防止“六个园丁浇一朵花”，花要见湿见干。作为校长，平时不干预教育过程，但是临考前六个月，高调介入，各科课时、作业量。

那时，老师热情高涨，竞相占据学生时间，偷偷加课时，加作业。我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学会做案头工作，考试时才可能游刃有余。那一届高中是两年制，1980年第一届择优录取的学生高考成绩公布，南昌二中全线飘红，其中高分档13名，比广东全省总数还多1名，一下子就鹤立鸡群了。之后进入良性循环，高考升学率一直名列前茅。

我秉持“大教育观”，觉得一所学校应当是文化高地。除了升学率，让二中受到社会尊重的还有独特的校园文化。比如校园雕塑，多数学校趋同——少男少女或举本书或举着原子符号。二中雕塑则有“心远三贤”——邹韬奋、吴有训、傅抱石，还特意空出一个位置，留待将来，激励师生。

学校经常请名人、科学家、教育家及往届校友到校交流。其中，陶博吾是常客，作家张贤亮、政治活动家陈香梅、书法家刘炳森等都有讲座或表演。钱伟长到二中，起初直言自己只待一刻钟，最后一聊就两个小时，因“心远三贤”雕塑中的吴有训吸引了他，吴是钱的恩师。

二中90周年校庆上我隆重推出熊育鍚——二中前身心远中学创始人，当时熊还是省公安厅敌伪档案中人。顶着质疑和风险，我赞助薛隆基出版了《熊育鍚与月池熊氏》一书，还写了序言，并题写“心远之源”在月池勒石立碑。70岁出山充当民间杂志《观典》特邀主编，又撰写、刊发了一篇《大看熊育鍚》，在为《熊氏家谱》作序时更提出“熊育鍚是江西的徐光启”的观点。

此外，校园恢复澹台灭明墓遗址。澹台灭明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因相貌丑陋遭排斥，流落江南卒葬南昌。孔子叹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坐落在南昌二中校园内的澹台灭明墓“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我同总务主任许东数次进山，觅来两块巨石，筑高台置二石于上，致敬古贤。

二中最早聘请外籍教师，所聘教师皆与英王室有关。英国的高考制度，高中毕业生考取大学，在上大学前要到世界各地游学一年，读无字之书。1980年代，女王丈夫菲利浦亲王到鄱阳湖看鸟，高级随员当中容思女士祖籍新建。这条线索玉成此事，遂使二中连续数年免费聘到英国外教。

此外，二中通过外办和美日高中建立联系，其中日本冈山县兴让馆师生多次访问二中，1994年我也应山下五树校长之邀往该校访问，并以书法“操存涵养，月印万川”中堂一幅赠送该校永宝。

一所学校要在社会上受到尊敬，校长是魂，须有风骨，不允旁人指手画脚，老师也要有自主权。那时候，社会风气比较纯正，看教师重才华，唯才是举，并涵养人文精神：厨工老赵去世后，其子患食道癌，我仍旧关怀照顾；老员工王邦英过世多年，我给其八十岁遗孀分配新房；数九寒天有身着单衣疯人潜入学校，我让传达室送其旧棉大衣御寒。

1983年一场大火，烧坏教学主楼大屋顶。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半夜时分，我抵达现场，十几位精壮老师跃跃欲试，打算奔三楼去抢救新购进的50台日产电视机。彼时英雄主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深入人心，谁也不甘落伍。大家见我到场，目光一齐落在我身上，只等我一声号令。我犹豫一下，作出了平生最怯弱也最勇敢的决定：立刻退出火场，把救火的任务还给消防队。就在大家退出火场那一瞬间，只听“轰”的一声，屋顶塌陷。

二中校园坐落在东湖百花洲侧畔，占地30多亩，校园原只有一棵百年老樟，在工字楼前。1983年，我从武汉华中工学院讨来一棵形状完美的雪松，用黄河牌载重卡车运到南昌，栽种在教学大楼前花坛里，枝叶婆娑一垂到地。那一年，我主持全面绿化，请来一位熊姓园艺师傅，移栽碗口粗细香樟百棵，如今刀锯残余已胸径盈尺，冠冕蓊郁遮天蔽日，清风送爽百鸟来朝，恰是读书的好去处。香樟此物习性与流俗颠倒，冬秋不动声色，却在春日悄悄替叶。我有打油四韵表扬之：梦醒荒堂听寒鸦，寸草萋萋阶苔滑，忍看满眼颠倒绿，应有荷花笑雪花。

管理方面，我始终同财务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把财务活动分成立项、采购、验收三块，由人各司其职，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不允财务上做任何手脚。本人17年不近钱财，不掌握财务签字权。经常像老和尚念经一般强调两条：一敬畏历史敬畏法律，凡事须准备五六年后打官司，故不敢稍有逾越；二感谢对手，有对手目光如炬时时烛照，便不敢让贪念抬头。

学校隔壁已划进二中规划红线图，多方劝我网开一面，允其盖楼。我坚不让步，等我离开二中，楼就应声拔地而起了。校园北邻妇幼保健院放射科，我奔走呼号表示反对，没有人赞助我，我是孤立无援的。我闯进副省长办公室，当面批评指责他，但也没有办法改变。

最后一个戏码，有本市权势人物通过一个女教师在我面前说项，要我点头拍板，将该官员女儿保送大学。再三逼问点头还是不点头，我知道这是下最后通牒了，仍旧表示万难从命。不久，我离开了二中。

3

我历来不喜欢呼朋引类，现在，更少同外界联系。76岁，觉时日无多，只能做最必要的事情了。虽离开教育现场多年，教育仍然固执萦怀挥之不去。据我观察，现在教育的失败，在于政治干涉太深，管教育的不是教育家，所谓改革措施，俱是隔靴搔痒。在我眼里，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在数理化语四门主课难度奇高。像二中的择优生，也只有20%能胜任愉快。全局而论，恐仅有2-3%的学生能勉强拿下，90%以上的学生是陪太子读书！更奇怪的是，上述学科，包括语文最深奥的部分，学生日后用到的极少！这么纯粹是拿来折磨人的，纯粹是拿来摧毁青春的，学生被压垮，身体受损，精神畸形。

安徽毛坦厂中学集中营式的教育模式是种野蛮的谋杀，对人一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估量。现在教育的问题这么明显，大家都麻木着，没有人直面问题。习惯于看上边的脸色行事，维持特权利益，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很少有人仗义执言。在功利驱策下，老师直奔主题应对考试，没有闲笔。这样的老师，当得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

要拯救中国教育，课程一定要降低难度，数理化三科是折磨人的，不实用。语文也不要那么多玄虚。还有政治课存废之争，须得有个完结。总之，增加一个难度值，就足以害死一成的学生。

我7岁上学，上课什么也听不懂，被老师打手板，哭着跑回家。母亲说，听不懂就回家吧。母亲是个伟大的母亲，是个真正的教育家，知道尊重个性顺其自然。她放任我在家昏天黑地玩了两年。10岁重回学校，说一知十，一通百通，三分气力就应付裕如了。50年代初读初中，学业负担不重，因此有很多余力读闲书，两年工夫我读了上百本小说。更重要的是，自家掌握了“学习学习的能力”，虽然学历仅比卢梭高一点（卢梭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全凭自家获取知识），却善于学习，见招拆招，转换社会角色时不感局促。更重要的是，后知后觉，后劲不输他人，70岁仍不乏创造力，而且功力仍见长。

高考一刀切，取消文理分科，强调“全面发展”，很扯淡。我和南昌大学前校长潘际銮交谈时说“所有的天才都是偏才”，达·芬奇之后无全才。所谓全面发展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百人百样，这正对应了社会对人才五花八门的需求。每个人都各展其长，找到自己的位置方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方好。现在是车间生产，用一个模子磕，难免戕贼人才。

人的一生可能要多次转换角色，变动职业。学校教育应注重这种自我蜕变能力的养成，打造这样一粒种子——丢在水泥板上也能生根发芽。教育求全责备伤害人性，限制自由，最易去人自尊，造成心理疾患。让人一旦想起，不寒而栗。中国教育使人种退化！

须知，必得承认学校教育有限度，只要做好通识就好。那么难的东西，100个人里面只需要5个去搞就行了，95个人跟着受煎熬受压抑太冤枉。如今是网络时代，网络将改变教育的格局。现在网上可以视听耶鲁教授上课，学校班级那种集群式的课堂样貌或面临瓦解。前网络时代人们崇拜的东西，例如陈寅恪、钱钟书超凡记忆，闭着眼睛就能告诉你这句话出自哪套书第几卷甚至第几页之类，已不珍奇。所以有先见之明的爱因斯坦说，凡是书上有的我都不记，我记的都是书上没有的。

我花工夫研究书法理论，发现“直则无力”一句最具中国智慧。外国人、现代派画机器汽车，画几何图形，画三角矩形、五角星，无论如何也弄不懂直线无力的道理。真正有力量的东西是弯曲的。科学方面我们几乎无法和西方抗衡，科学属阳刚。艺术是阴柔的，西方无法同中国抗衡。

中国须有中国的教育学，我给江西师大实习生讲课，提出“课堂允许涣散的原则”，学生注意力有限度，呈马鞍形曲线，初时涣散，继而集中，继而活跃，继而涣散，故难点在15分钟左右通过最是顺畅，这之后就让学生思维涣散涣散吧。

读书我采取“走神”读书法。朱熹讲“文火炖肉”那是过去的东西；钱穆说读十本好书不如好书读十遍，那是他的习惯，尊重可以，不一定推广。我主张笔墨当随时代，现在要学会快阅读浅阅读，阅读与写作构思同步。说到“思”，当下思想最缺，又最贱。要自己思考，不拾人牙慧。要教会学生自己思考，掌握独自获取知识判断是非的能力。要敬畏限度，教育有限度，教师有限度，学生有限度，没有全知全觉无懈可击之人，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而已。

4

“人”这个字，一撇一捺，一撇是人生前50年，上坡路，时间过得慢。一捺是人生后50年，是下坡路，像坐滑梯，时间过得飞快。人之初，众生聚合，渐次分道扬镳孤独前行，所以须得具备孤独的能力。叔本华说，不孤独，必庸俗。比如面对“捧”和“棒”，受“捧”时要谦虚，遭“棒”时就不能忍气吞声，得挺直腰杆。正如上山弯腰，下山挺胸。我不熬心灵鸡汤，我是说切身际遇。当今社会，需要有骨头的人发言。我本质是一个放浪形骸的人，虽偶尔有纸糊“教育家”帽子见赠，着实不敢僭受。因在人们的印象里，教育家为人师表循规蹈矩正襟危坐，这和我甚相轩轾。我这人因受踩踏特喜别人抬举，一来二去，纸糊帽子渐多，向来来者不拒。最近网友问我对“当代的鲁迅”这顶帽子有何看法，我说无法拒绝，单是“难拨完”（number one——编者注）这条，就很有诱惑力。

四面围城语境下，我号称“狡兔三窟”，杂文寓言之外，还画画，写长篇小说。我对自己500篇网络杂文有信心，自感虽不能说篇篇泣血，却绝没有无病呻吟的东西，写作时往往血脉贲张不能自已。每一篇跳蚤尾巴长短狗屁飘轻的玩意儿，不过宛如划着一根火柴，于黑暗中让人眼前一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甚服膺加缪言：黑暗即吾之光明。

我是禁书作家。两本长篇小说，《泥岸》半掩埋状态；《纸门》本来在凤凰出版社首印3万册，插图是我自己画的，在付印前最后一分钟被禁。我经常拿爱默生的一句话来阿Q自己：每一本禁书都照亮世界。

说起写作史，我1961年开始写杂文，一出门在《江西日报》副刊同谷霁光教授分享一整版，被公认文笔老辣。1963年短篇小说《父亲的礼物》登在《星火》杂志，得了26元稿费，相当于半个多月的工资，至今尚记得那个高兴劲儿。1980年代后，重拾杂文写作。先后出了7本书，《通向明天的桥》印了大概6万册，发了点小财，支付离婚费用。68岁涂鸦钟馗被市场承认。

一辈子做事，都是票友，都没有什么专业姿态，戏称异质文化入侵，带一点侵略性。“文革”爆发50周年我以受难者身份，提出以网上500篇杂文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得到网友百万人次点击赞助，好玩得很。我别的不敢说，有自嘲精神这点多半不掺假。人生而平等，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属性，敢于说破内心的原罪是一种境界。2012年苏荣在位，我写《苏荣的语病》一文批评他。后来他倒台了，浙江有人找我约稿，我说，人家此刻已经万人唾骂，已不差我一个的唾沫星子了。

以我姑妄说之，诸位姑妄听之，我是70岁后才有这份勇气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末期事态，此刻再不说出真实感受，就太辜负自己了。

来源：2016年12月《教师博览》原创版“口述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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