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解密》与西方的“麦家热”
文 | 邓郁
Quién es Mai Jia？ El escritor de mayor éxito en el mundo que no podrás dejar de leer.（谁是麦家？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
今年六七月间，印着这句广告语的大巴奔驰在马德里18条主要公交线路上。字母的背后，深褐色的木格铺在紫红色的丝绒上，某一格的骰子上方写着金色的Mai Jia，白色写着西语书名《El Don》。
彼时，广告的主角、中国作家麦家正在当地参加其小说《解密》西语版的宣传活动。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欧洲大街上掠过，他既开心又震惊。
不久之前，这位50岁的中国作家还曾说起他的自卑。
“跟我齐名的作家或者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作家早就在国外出书了，我的书为什么走出去这么难？我记得光磊（其海外版权代理）有一个资料做了40多页，但是在伦敦书展上还是无人问津，当时我也怀疑自己作品的价值。”
不料，一切在一年时间里发生陡转。
今年3月，麦家面世12年的《解密》经由企鹅和FSG两个国际出版巨头推出，在21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24小时即创造中国文学作品在线排名最好成绩。高达15%的版税与国际一线作家并肩。《解密》还被收进“企鹅经典”文库，成为继鲁迅、钱钟书之后，被收进该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
5月的伦敦书展上，西班牙行星出版集团的国际版权经理丹尼尔·克拉德拉向同行放出豪言：“你们直接报价签约就对了！”
这家全球排名前六的出版商本打算先推《暗算》，在看到企鹅的《解密》英文版后，改变初衷，迅速推出了该书的西语版本。上市不到一个月，麦家也有生以来头一回，接连出访西班牙、墨西哥和阿根廷三个欧洲和拉美国度，参加了被坊间称为“巡游”的重磅宣传。25天里，他马不停蹄地接受了107家西语媒体的采访，既有庄严如墨西哥国家美术宫举办的对话，也有像“工会头目大战枪手匪徒”这样奇特名称的电台节目。截至发稿时，《解密》已经在西班牙销售了13000本，创下中国作家在当地的新书前期销售纪录。
麦家说：“我不是一个喜欢长途旅行的人，但这一次，我尽量减淡自己的焦虑感，就是为了代表中国作家做一次推广。中国现在的作家需要强心剂，好让世界对我们有更好的了解。”
一场被推掉的家宴
据麦家的助理（也是麦家夫人）闫颜介绍，出行西语三国之前，他们既激动，又有些忐忑。“这么大的手笔，我们很开心。但也很害怕，如果当地媒体、读者没兴趣，卖不好，会给后来的中国作家留下隐患。”
结果形势出乎意料地火爆。
离开马德里去巴塞罗那，在火车站的书店，一个年轻的男店员立刻就认出了麦家。
“他说你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因为媒体报道了，都是我的全身照，他很激动，马上就打电话跟店长说，《解密》的中国作者正在我们书店！店长大概在500米之外跑过来，一个很漂亮，但是很胖的中年妇女。跑得太急，见面时，她的脸都是白的，气都喘不过来。拥抱时，在我的肩膀上喘息了很长时间。她说，今天是卖你的书第16天了，我已经卖了18本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很小的一个书店，火车站的书摊，我原来才订了20本你的书，我现在已经决定订200本了。”
1974年开始营业的“对话”书店坐落在塞拉诺大街上。书店建筑风格独特，整体设计和装修都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拉斐尔·莫雷诺完成。这个夏天，麦家的《解密》被放在书店的中央位置，为了吸引顾客注意，店家还特意加入了中国元素：书上放了一双筷子，旁边是一个调羹和一件瓷器。
作家哈维尔·西耶拉被称作西班牙的丹·布朗。闫颜没想到，他会参加麦家和西班牙作家的见面会。“因为他没有义务来捧场，这可没有出场费。而且那天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打电话给太太，取消了家宴，参加了我们邀请的晚宴。”
“我不是一个喜欢长途旅行的人，但这一次，我尽量减淡自己的焦虑感，就是为了代表中国作家做一次推广。中国现在的作家需要强心剂，好让世界对我们有更好的了解。”
在活动上，作为本土作家代表，哈维尔向当地其他的作家介绍了麦家。在哈维尔眼中，《解密》难以被归类并贴上标签，不同于“《解密》有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踪影”的陈词滥调，他觉得，容金珍（《解密》的主角）还有麦家本人更像堂吉诃德，是一个无私追求知识的英雄。
从西班牙到墨西哥，再到生活水平不高、但人均书店量全球第一的阿根廷，麦家不断收获惊喜。
“自从踏上这个因博尔赫斯而梦幻的南美国度，我的文学之乡，时间就在文学和足球之间……城市的一端是氤氲深邃的拉普拉塔河重若千钧的宁静，另一端则是探戈和世界杯点燃的熊熊鼻血。”他如此写道。
到阿根廷的时候，西语的《解密》才出版27天。“出版社社长约我到书店，让我猜卖了多少本，我从200本到800本猜了三次。他说第一批投放4000册，现在大概三分之一的书店已经卖完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麦家在《号角报》记者的引领下，穿行在博尔赫斯笔下的玫瑰街角，他的故居，作家晚年的工作室，当地作协主席的私人收藏馆——作协主席是博尔赫斯的前同事，他将博尔赫斯的很多物件都收藏在自己的家里，包括雕像、书籍、离婚证明、手稿……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圆梦之旅”。
“博尔赫斯不是和图书有着莫大的渊源吗？他曾是图书馆馆长。我们看到五颜六色的书，这里真的就是一个创作天堂，就是他应该待过的地方。”对博尔赫斯有着极度崇敬的麦家，在西游的最后，得偿夙愿。
“三级跳”脱出母体
《解密》的故事主要围绕一个名叫容金珍的孤儿展开，他有着极高的数学天赋，在经历两次收养之后，被招入破译密码的情报机构“701”基地。容金珍天资过人也自闭脆弱，在挑战一个个难度升级的密码时，巨大的压力和丢失笔记本的挫折将他打垮，彻底陷入了疯癫。
从事国际版权经纪的谭光磊在读到麦家的作品后，自荐做他的海外版权代理。在麦家的好几部作品里，他相中了《解密》。“一般讲到麦家，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暗算》，但我恰恰觉得《解密》才是适合第一部走向海外的作品，后来也证明我是对的。”
然而为此书准备的英文资料尚未有成果。直到2010年，在首尔国立大学任教的英国汉学家米欧敏（Olivia Milburn）利用暑假时间来上海参观世博会，返程时飞机晚了三个小时。为了打发时间，她在机场买了《解密》和《暗算》。没想到，这成为改变两本小说和作家命运的转折点。
说来有缘，米欧敏的专业是中国先秦历史，对中国当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之所以产生对《解密》的购买冲动，全因祖父二战时曾在英国布雷奇利庄园工作——那是英国破译德国密码的大本营。
身为英国破译家的孙女，米欧敏很想把这本看上去很有历史和传奇色彩的小说翻给祖父看看，因此最先选择了《暗算》里的第三章《陈二湖的影子》。此后，她又把译稿给了大学同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深翻译者蓝诗玲（Julia Lovell）。
米欧敏的译文准确生动，文字里透着一种古典美和异国气质。蓝诗玲很快将译稿推荐给老牌出版集团—企鹅。对方发现麦家作品在海外出版界几乎是空白，只有几个小短篇被翻译过，立即联系上谭光磊。
2011年，企鹅同时购买了《解密》和《暗算》两本书的全球英文版权，并同意使用米欧敏以及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汉语研究助教克里斯托弗·佩恩合作翻译的英文译本。
对于谭光磊来说，这简直是天赐之物，“我突然就有了这么棒的一个翻译版本，内容还如此多。”他说：“在这之前，也有另一位英国编辑参加了伦敦书展组织的英国文学编辑访华团，来访过程中听中国出版人推荐麦家很多次，回国之后就跟我联系，差一点就要买下版权了。可是因为她之前出版的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销售成绩平平，公司高层就不敢再投资亚洲作者了，后来这位编辑连工作都没了。”回忆起《解密》走向海外的过程，谭光磊十分感慨。“我们曾给FSG推荐过九位中国作家的14本书，但直到2012年，把麦家介绍给他们时，才实现零的突破。”
谭光磊说《解密》和《暗算》的英文书名 Decoded、In the Dark 都是来自于自己。后来被英美出版社沿用，这也是他特别开心的事。
一年后，英文全本出世，各方报价也随之而来，美国FSG出版集团和西班牙行星集团在这场全球接力中接踵而至。
企鹅方面打出宣传语：“2014年最出人意料的悬念作品”“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登陆西方”，随后进行了密集的媒体宣传。短短半年时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数十家重要英文媒体进行了集束式的报道。“篇幅很大，而且都很正面，我很惊讶。还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官的重视，给我打电话表示关注。”麦家说。
2013年秋，企鹅出版社派出两人专程到杭州，为《解密》拍摄宣传片。片子中出现了香烟、钢笔、残破的纸张、紧握的拳头、困在囚室里的背影……“他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在杭州街头找到中国人做演员，利用那些镜头和后期制作，让这个宣传片有了纪录片的感觉。这和我们平常国内看到的一些作品宣传很不同。”麦家说。
惊奇还远不止这些。麦家入围了企鹅的“经典文库”。企鹅兰登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马金森还特地到麦家家中拜访，为他送上第一本精装的英文版《解密》和一张“企鹅欢喜图”。
“我挺纳闷，一个董事局主席，专门登门送书，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举动。马金森先生说，企鹅和兰登合并之后，每年有12000种图书，中国市场只有不到1%。他希望通过我的书，会在中国淘到更多的‘金子’。”
之前，麦家一直觉得，自己在英语世界里，是个还在子宫里的“陌生人”。这回，他几乎是以“三级跳”的速率跳脱出了母体。
“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东方，尤其是中国，一直跟着别人跑，或者一直被别人小瞧，其实被别人小瞧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非常在乎国外对我们的肯定。甚至我也有这种心态。”
作品不好，给钱也不出
“我太喜欢它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好它！”行星集团的编辑玛利亚读到英文版的《解密》样书后，激动地冲向办公室，告诉同事。
行星国际小说总监艾莲娜告诉壹读记者，“编辑对作品怀有的兴奋感，是出版社决定出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关键在于我们能读到英文版本，而且能在网上查到大量关于作者的信息，所以两者结合，很快我们就有了巨大的热情来把此书带到西语世界。”
为了让《解密》能够在西语国家一炮打响，玛利亚和她的同事们在书籍包装和设计上也费了许多心思。“为了给《解密》取一个最佳的西语名字，就讨论了好几个星期。大家觉得，如果将‘解密’直译为西班牙语的‘解开密码’，内涵就太狭隘了。因为这本小说的内容远远超出这个话题。最后我们选取El Don作为书名，Don是我们对男性的尊称，El Don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别的人’或者‘天才’，这才符合主角的形象。”玛利亚回忆说。
麦家透露，海外出版商并不跟作者打交道，全部通过版权代理人运作，签订合同之后，不会马上出书，而是首先进行长达数月的样书宣传。
在闫颜看来，企鹅和行星重视的是作家，不仅仅是作品，他们关心作家的故事。这和作品曾被译成英文和法文的作家朱文的印象完全一致。后者的书最初通过代理人托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的作品就始终由该出版社和一位固定的翻译经手，“他们不会一次性出版很多，但是会把你的书变成长销书。”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业内座谈会上，朱文如此介绍。和中国很多出版社的“一锤子买卖”相比，这种连续性的、长时间规划的商业出版模式，能够使作家的创作生涯和作品的生命更为长久。
谭光磊对此也深有感触：“国内的出版社向来是买版权多于卖版权，所以接触的外方窗口往往是负责版权销售的人，而非购买版权的编辑。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产业，一切都有关于编辑的品位、与你的交情，还有国际上同业之间的口碑，这关乎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不是一种能够批发式大规模推动的业务。”
在谨慎选书之后，企鹅等大型出版社一般都有较长的样书宣传期，将200到500本样书分别寄给媒体、书评家、读者、书店等，及时收集他们的反馈以确定下一步的出版计划。”谭光磊说。较之一般三四个月的惯例，《解密》的样书宣传期竟罕见地长达八个月。
西译本的推手、麦家的西行翻译李程给记者打开一个几十页的PPT文件，那是3月份刚拿到英文译本后，行星市场部制订的推广计划。为了做好宣传，李程和行星三四个部门通了几百封邮件。
行星为书商、媒体、书店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折叠宣传册，形状就像封面的骰子，令受众对“密码”的印象更为深刻。此外，他们还设计制作了海报、书签，并给书店都发了带有书摘的小册子。
“中国图书业那么发达，但很少会见到为一本书做公交车的广告，公交车（广告）得多贵，一本书才能挣多少钱？”说起马德里和巴塞街头的大巴，麦家不住称奇。“这事儿我也问过他们，他们说迄今为止，行星动用公交车为自己的书做广告，这是第三回。”
未来数月，麦家在西方的各签约出版社将会严格按照国际明星的培养模式安排麦家进行环球宣传。身为浙江作协主席，麦家出行时还肩负着将本省优秀作家推向海外的使命。在巴塞罗那行星总部时，他问：“如果我们想在你们这里出中国作家的书，由作家本人、中国作协方面出资金，可否？”
对方的回复是，“好的作品，我们花钱也要做；不好的，给钱我们也不做。”
企鹅出版的中国作家小说名单里，王刚的《英格力士》、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和何家弘的《血之罪》等位列其中，这几部都不算是中国大众熟知的作品。对于有媒体这样质疑，企鹅中国区负责人周海伦回答：“我们不追求出版在中国最畅销的书，我们想出的是那些能够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国看法的书。例如，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是一本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来的好书，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的视角，让读者可以深入地了解中国。”
与上述几部不同的是，麦家的《解密》《暗算》则在国内和海外市场获得了双赢。
FSG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出版商业集团，有“诺奖御用出版社”的俗称。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基在北美英文版《揭秘》的扉页上写道：“我找到了不同的、复杂而独特的东西——中国民间传奇、历史小说元素、亨利·詹姆斯式的心理描写和元小说的特色。”
在宣传期内，近200家英美和西语媒体、独立书评人对麦家的书作进行了各种解读。《新共和》的撰稿人从中感受到了“哲学思辨”，《华尔街日报》认为“暗含诸如切斯特顿、博尔赫斯、意象派诗人、希伯来和基督教经文、纳博科夫和尼采的回声之感。”而著名的书评网站Bustle则评论“这部作品读起来像是神话或传说，另一方面看也有些像是对强迫症患者的研究报告”。
麦家从不反对别人对他的解读。“读者和书评家的解读，有时甚至超过我写作时的构想，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我的幸福和别样的体验。”
《芝加哥论坛报》的撰稿者陈宝琳（Pauline Chen）也是《红楼梦》英文版的译者。她在读《解密》英文版最后一个自然段时，感觉最后一句话出现了误译。原译为：“翟莉的眼睛噙满了泪水，她吸了吸鼻子，好像就要哭出来了。”但她认为更为贴切的释译应该是：“我（叙述者）看着她顿时涌现的泪花，一下子觉得鼻子发酸，想哭”。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表达容金珍悲惨的一生和经历的苦难是令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不仅仅只是他的妻子而已。
麦家听到这种说法，诧异于对方的仔细。他很快肯定，“她说的意思是对的。”
文学自卑心理
有陈宝琳这样的知音，也有因为缺乏了解和成见造成的误会和笑话。
FSG的编辑非常喜欢这本书，但他想当然地给推荐给他的企鹅英文编辑写信，认为“你应该是把作者的国籍弄错了，他应该是日本或印度的作家，而不是中国的。”
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令麦家颇感错愕和遗憾。
在西班牙，喜爱足球的麦家经常被问及对这个国家了解多少，有记者开玩笑地问：“最了解的是不是哈维和伊涅斯塔（巴塞罗那球队的两大巨星）？”麦家答道：“当然不是，是塞万提斯和毕加索。”
和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热衷与熟悉相反，他们知道的中国作家极少。墨西哥作家贝纳多·费尔南德斯在一场对话活动上坦陈，在《解密》之前，他对中国文学几乎没有了解。
西语世界的记者们仔细地观察着出现在麦家身上的每一个微小细节—西班牙媒体Vozpopuli观察到了麦家的嗜好，“他拒绝喝咖啡，也拒绝场地给他提供的其他饮料，直到最后，他要了一杯水。为此，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解释自己的这一行为，但翻译只用了四个西语词就解释清楚了—他带了自己的茶。随后，这位中国作家拿出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星巴克保温杯，从里面倒出了一种颜色非常深，味道也非常重的液体，看上去就像浸泡了很长时间的绿茶。”
“麦家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简单而安静的气质。这是一位被社会主义围墙包围的、有很多追随者的文人，和中国的大部分文人不同，他不惧怕微博，不惧怕和读者的日常交流，只是他看上去有点疲惫。”这是西班牙ABC报记者描述的麦家。采访完后，该报记者拿出麦家的书和一支红色的笔让麦家签名。麦家提示他要换一支笔来签，记者表示不解，并用了一句博尔赫斯的诗来解读：“对于神秘的东西就用神秘本身去解读吧。”
“这其实是中国的一种忌讳和民俗。但他们一时之间没法明白。”麦家认为，彼此的文化和理解差异还体现在，很多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仍然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印象也无非就是落后的乡村、贫困的生活、扭曲的性爱，几乎所有采访都会问到文学审查的问题，一位当地学者告诉麦家，中国文学给人的感觉往往是主题过于宏大，有很强的地域性，很难吸引他们。
“想要从中国小说中创造出商业价值太难了，”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本书的负责人，亚历克斯·克里斯库本说。FSG主编埃里克·钦斯基也曾说道，除了几位屈指可数的人物以外，中国当代笔耕不辍的作家们“并没能成功地在美国读者那里站稳脚跟”。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八本中国小说。“美国的图书市场95%都是本国的，外国文学占非常小的比例，最多占到5%。中国小说就更少了，1%都不到。”麦家说。
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向来持重挑剔的《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开头这样描述，“终于出现了一本伟大的中国小说。”并推介“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
麦家清醒地指出，这种“过誉”之辞里，本身便蕴含着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学认知上的极度匮乏。“中国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文学作品，远远不止我这一个。”
为什么一部好作品，这么晚才来到西方？在西班牙，有记者问道。
“这是因为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系方式。在中国，我们一直都忙着把世界上优秀的、有名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翻译成中文，但是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很难被翻译并介绍到西方去的。尤其是最近两个世纪，西方文学基本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我算是幸运者之一。”麦家回答。
但在此前，绝大多数优秀的中文小说因为译本，尤其是少数语种的欠缺，无法和更多海外读者见面。与此同时，作品必须出海外语种的版本，在中国也成了作家文学高度隐性的标杆，麦家对此颇感无奈。
但那种“文学自卑心理”连他自己也无法去除。“工业革命后，整个东方，尤其是中国，一直跟着别人跑，或者一直被别人小瞧，其实被别人小瞧还有一个证据，就是我们非常在乎国外对我们的肯定。甚至我也有这种心态，我的作品可以翻译到海外，我其实内心还是挺期待的。我们在西方人面前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它确实会存在。”
麦家说，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光靠补贴是不行的。归根结底要靠商业出版。“在自主翻译的同时，应当加强同海外汉学家和国外出版社的联系，邀请汉学家来华和作家面对面交流，让他们自主选择、自主翻译”。
《解密》的“大红”可以被复制吗？麦家认为很难。他赶上了一个这么好的英文翻译，前往西语三国时，还有贴身助理和西语翻译的全程策划、支持，里里外外解决了后顾之忧。“有时候这就是命，花开太早不见得是好事，熬了十多年，上帝可能为了补偿我，反而给了我一些加倍的回报。但即便在我身上，也很难再次发生。”
（感谢闫颜、李程对本文的大力帮助，感谢葛晓倩提供西语资料的翻译协助）
参考资料：
《麦家携《解密》西行归来——“文化传播是个慢活”》，《人民日报》，2014年7月28日
《麦家<解密>在21个英语国家出版 当代文学如何出海？》，丁大伟，《人民日报》，2014年7月25日
《作家朱文：莫言作品在美十年才卖一万本》，《成都商报》，2014年8月24日
刊于《壹读》2014年第16期，总第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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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海刚，网名老牛拉车。做过多年报纸，如今做书和杂志。长期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任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现任中国发展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期刊和新媒体业务。宪法学博士，师从秦前红教授，向往生活在宪政中国。
邓郁，即牛嫂，长期供职于德国媒体和中国媒体，包括电视、杂志等，报道领域主要涉及人文、社会、政治、经济、旅行。现为《南方人物周刊》文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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