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张维迎：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我是怎么成为经济学家的？
张维迎
一
正如我文章的标题所写的那样，我始终觉得，人生不是设计出来的。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设计自己的人生，包括父母们也在设计，甚至专门请一些做咨询的人来设计人生。但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人生是一次偶然。
现在大家叫我经济学家，可我当初并没有想当经济学家，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报的专业没有一个是经济学。我报过中文、历史、广播、电视编辑，当时我们上大学可以有四个志愿，我记得我报的第一个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二个志愿是延安大学，第三个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报完三个专业之后，还空了一个格，我想空着也不好，所以就填了一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我的第四志愿，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上不了北京大学。
但是，我报的中文、历史、新闻专业都没有录取我，那一年直到正月十五，我都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这就意味着我上不了大学了。后来，我是怎么上大学的呢？当年有几百万考生，只录取了28万大学生，有很多老三届成绩考得很好，但由于年龄大了上不了，他们就给邓小平写信。后来邓小平批示，扩大招生，于是我就被裹挟进去了。
本来扩大招生主要是针对那些年龄大、成绩好而没上大学的人，而西北大学的贺连成教授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北大学申请设立一个新的专业，这个新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专业，自然也就没有人报，当时有八大金刚——也就是八个老师去招生办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档案摊了一地，一个一个挑，最后我也被挑了进去。
我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怕，万一当时老师没注意，没把我挑进去，我就上不了大学啦！我的专业绝对不是设计出来的，就是偶然。如果西北大学不扩招或者不设这个专业，或者设了这个专业但收到一大堆几万份的申请，没有把我挑进去，那么我今天可能也就不会搞经济学了。
念了经济学以后，我发现自己还是蛮喜欢这门学科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偏离这个领域。和现在不同，当时大学里理工科的同学看不起文科的同学，文科里面学中文、历史、哲学的同学又看不起学政治经济学的同学，这是当时的基本状况。
我想这对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启示，今天热门的专业等你毕业、成长之后未必还是热门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我也经常被很多家长咨询：我的孩子应该报什么专业？我告诉他们，孩子喜欢什么就报什么，不要考虑今天的潮流，若干年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们毕业的时候，没人愿意去银行工作。谁会去银行工作啊？现在，多少人抢着进银行都进不去。
来到北京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但是我来北京其实也是一种偶然，这个偶然又是由好多事情串在一块儿的。我很幸运，在1982年考上了研究生，但当时我考研究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想搞经济学，而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政策，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我来自陕北，按政策我得回到老家的县里面。我当然不想回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考研究生。
城里人那时候不太考研究生，看不上研究生。西安的同学毕业之后本身就可以留在西安，只有像我们这些从边远地区来的无法留在西安的学生才会把考研究生当作一个留在西安的办法。于是，我就上了研究生，为未来找一个研究工作。
二
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一个全国首届市场经济学的会议，这个会议是我就读研究生的西北大学承办的，因此我被任命为会议秘书。所谓秘书就是做一些跑跑腿、复印材料、去车站接人之类的工作。然而，参加会议的人中有几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茅于轼教授，一个是杨小凯先生。
茅于轼教授当时正在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他被错划过右派，开过火车，是搞工科的，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他完全靠自己的天资和智慧用数学方式推算怎么配置资源才是最优配置，并推算出了这样一套理论。后来我才知道这套理论恰恰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
杨小凯教授在几年前去世了。他同样非常了不起，曾坐了8年牢，在牢里面碰到一个数学家，这个数学家教他数学。出狱之后恰逢社科院在全国公开招研究生，他考上了，但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被平反，政审通不过，所以不能入学。
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录用他为讲师，他在此时开始写书。被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教授邹至庄先生发现以后，便希望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几经波折才最后成行。他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后来他非常优秀，在澳大利亚上学，最后得了癌症5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我认为他是华人里面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我的榜样。
1982年，当我碰到这两个人之后，我的思路就打开了。此前，我读的基本都是马克思的东西，而在认识茅老和杨小凯先生之后，我的世界突然开了一扇窗。我在《博弈与社会》这本书的序里面写“献给我的老师何连成教授和茅于轼教授”。35年前何连成教授引我进入了经济学的殿堂，31年前茅于轼教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得更远、看得更亮，决定了我后来走的道路。
1983年纪念五四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头版有一条小消息说“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那时候中国出了很多问题，大家把原因归结为“向钱看”，认为是钱在作怪。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对，问题不能归结为钱，就写了一篇文章《为钱正名》寄出去，七八千字的文章轻轻松松地写完了。
8月下旬，我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被改了好多。没多久，全国开始开展反精神污染的批判运动，我的文章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典型文章。我是当时陕西省的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学校研究生处的处长问我：“维迎，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党把我们培养上大学不容易，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我面对的就是这样一连串的批判。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继续读研究生也许后来会留校教书，但是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特别想待的地方。平时关系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间一起批判你，好像你真的犯了错误，你真是一个坏人，有那样一种感觉。
刚好茅于轼教授在北京，我跟他通信较多，他总是鼓励我。过年的时候，我就来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搞一些研究，包括后来写论文，这个很重要。由于那篇文章我认识了很多北京的年轻人，和他们很谈得来，于是我决定毕业后到北京去。那时候，来北京不太容易，我们西北大学是一个地方大学，不是全国大学，按分配是没有北京的名额的，要来北京不得不费一番周折，《为钱正名》还不能拿出去，拿出去之后还犯事，尽管所谓反精神文明不了了之，但是拿出去在政治上还是有问题。
我来北京以后，刚好茅于轼教授在研究价格理论，我也跟他有好多交流，我观察到现实中的价格投机倒把很厉害，中央不断发令坚决打击违反价格政策。我顺着这个思路，思考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这么多的违法乱纪或者不遵守价格的现象，肯定是价格本身有问题。当时，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价格要调整，但是他们的思路停留在怎么调，是要大调还是小调，便搞了计算机，成立了价格中心，开始计算价格。
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价格这东西怎么能计算呢？每个人都参与买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聪明的人把这个价格计算出来呢？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写了篇题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核心结论是：价格是不能计算的，要有正确的价格只能靠市场。中国价格改革不应该以调整作为思路，应该以放开作为思路。
那么，要怎么放开呢？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放开，因为这个价格涉及福利、财政，当时城市居民买东西都要凭票证，票证意味着你付的价格比真实的价格低，如果价格放开，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损。必须一步步来，计划内的管住，计划外的放开，这就是双轨制；再逐步将计划内的慢慢放开，最后变成单轨制。当时，提出这个思路是冒着风险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接受这个思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市场价格就是由政府定的。
但是我很兴奋，觉得这是一个跟大家都不一样的思路。后来开了莫干山会议，我凭借这篇文章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后来，我曾看到一个审查这篇论文的档案，在档案中，我发现第一审的那个人说此稿不用，但是他们审完之后发现合格的稿子不够，于是进行再次审查。第二审认为此稿很好，我就被录取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莫干山会议中价格改革就成了一个最热的问题。最热是因为我提的这个思路跟大家的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思路。
我有时候说，现在的改革也是这样，有时候就是思路的问题，方案再缜密，思路不对也是没有用的。现在搞顶层设计也是一样，当时的价格也是一种顶层设计，要计算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但这是不行的，因为思路错了。
这个东西使我稍微有了一点名气，和以前受批判时的名气不一样，这次我得到了正面的评价。这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后来我就来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正式进了北京。
三
我到北京本身是一个偶然事件。来到北京之后，我发现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包括在学术界都是有圈子的，社科院、北大是一个圈子，人大是一个圈子，这都是有老师、有背景的人，只有我是个体户，单打独斗。我试图摸索着慢慢进入这个系统，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完全进入，只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得到大家的一点认可。
我说话比较直接，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些自以为政治上很成熟的人其实不一定真的成熟。我记得我原来的领导，也就是体改所的所长，也是陕西人，叫陈一谘，他对我也不错。1989年5月13日，我正准备回西安讲课。当时，他腿受伤了，出院后在家里休息。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维迎，你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是有问题的。”
我说：“什么问题？”
“你政治上不成熟。”
我说：“谢谢老陈，我以后一定注意。”
政治上不成熟是什么意思？所谓政治上成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是这样理解的，至少不要说跟领导和政府想要听的不一样的话。
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包括后来去牛津上大学。坦率地讲，如果没有到牛津读博士的话，我可能没有信心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因为我的好多同事当时都下海赚钱去了，也有极少数当官的。但是我喜欢学术研究，我在1987年去了牛津大学，进修了一年多，当时牛津大学决定继续让我读博士。
不过在我刚决定去牛津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去不了的。为什么去不了？我去找领导，工作组组长就说，你有这个问题，去不了。我便想办法找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又说，你有那个问题，去不了。我折腾了一大圈，后来发现中国的体制很有意思，不是一下子告诉你有哪几个问题，而是先告诉你一个问题，你解决了再说第二问题，把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又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解决了还有第四个问题。他已经决定不让你去，就先找一个借口，如果你无法突破，那就很省事；如果突破了，就再找另外一个借口。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拿着天堂的门票站在地狱里面。但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努力，连世界银行办事处主任都专门找国家体改委的领导谈这个问题：“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像张维迎这样的情况，连去牛津读书都不能出去的话，让我们局外人怎么能够相信你们还会继续改革开放？”
一直拖到1990年，终于允许我调整工作单位。我就赶快调了工作单位，在朋友的帮助下调到国务院发展中心下属一个叫《管理世界》的杂志，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杂志。到了杂志社，办手续仍然有不少麻烦，比方说，那时候出国有一条规定，必须有司局级以上单位开具的证明才能办护照，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如果我找国务院发展中心肯定是开不到证明的，而《管理世界》的级别不明不白，说是司局级又不是司局级，没有正式国家编制里面的位置。
所以，我犯了难，怎么才能申请到护照？有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我们《管理世界》办过中国五百强的展览，当时江泽民、李鹏都参加了，封底有江泽民的照片，也有李鹏的照片，你把这个拿上。如果他们怀疑我们不是司局级单位的话，就给他们看。万一这个东西不能证明《管理世界》是司局级单位，你就告诉他们，我们单位还买了一辆车——那时候买车要控制指标，我们买车证明是这么写的：“国务院发展中心领导：我单位属于司局级单位，需要购买小轿车一辆，请予批准。”发展中心就说，情况属实，在证明上盖了一个章。
我拿着这些材料去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单位。
“你们《管理世界》是什么单位？”
“司局级单位。”
“怎么证明？”
我就把杂志拿出来，“江总书记、李鹏总理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这不能证明你们是司局级单位。”
我又说：“给我们单位办过车，这有一个证明。”
“这还行，这留下来行吗？”
“行。”
这样才拿到护照。这也是偶然，当时牛津的位置只保留一年，如果那年没能办成手续，我肯定就出不去了。之后的故事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出去之后，体改委有一些领导发现张维迎出国了。怎么晚了一年多还出去？就追查谁把我放出去的，这成了大问题。查到《管理世界》，而《管理世界》是隶属发展中心的，体改委追查到那儿，杂志社就答复说：“他已经调到我们这儿了，是我们的人，我们当然有权力让他出去。”就这样，把这个事压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包括办签证中很多细节差点出了问题。而我一拿到签证，就赶快买票直飞伦敦，那时候离开学还有将近一个月，但我担心万一再拖一天就出不去了。
四
坦率地讲，当时我出去以后，并不想回来，但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来。
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冯仑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当时在牟其中手下当办公室主任。在我出国之前，他说：“牟总准备在英国大发展，你去英国以后是不是帮我们联系一下？”而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这些人的口气都变了，那时候冯仑的公司还不叫万通，他对我说：“你毕业以后回来吧，我们一定让你们过上跟在英国一样的生活。”
回国以后，我还是搞学问，但当时已经不想去政府工作了，就去了大学。1993年，我曾给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写过一封信，谈怎样在清华大学办经济研究机构或者经济系。在海南参加会议时，我又碰到了林毅夫先生、易纲先生，跟北大商量办经济研究机构，我们三个人一拍即合。当时，北大非常积极，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当院长也是阴差阳错。我自身想搞学问，我喜欢教书，好为人师，从没想过要做行政工作。但1999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找我谈话的情况下，任命我为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而第一副院长等于主持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我就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当时引进了一个德国人，但他总是自觉高人一等，三个月之后就被开除了。当时院里分配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嫌小，说：“我是德国人，经常接待我们国家来的人，这么小的办公室会给学院丢人。”我说：“我们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规格的办公室，你还只是副教授，你的办公室怎么能这么大？”过了一段时间，他将半年的课压缩到两个月讲完，之后没有通知我便回国去了。我就很恼火，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不起，我们要终止与你的合同了，因为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我们政府老说吸引人才，但待遇太低确实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一个教授一年的工资几万块钱已经算不错了。而对于引进的讲师年薪可以达到24万元，副教授可以达到32万元，教授40多万元，当时24万元人民币等于3万美元。这个改革力度相当大，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单位里面，工作几十年的人拿到的工资只是刚来的人的几分之一，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为什么当时能够推动这样的政策？改革是大势，改革的事能够放在桌面上谈：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同意。办成一流商学院没有一流的老师行不行？不行。怎么弄来一流老师？引进人才。靠现在的工资能不能引进？不能引进。所以一定要涨工资！逻辑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很多商学院的做法应该都是步我们的后尘。曾有一个大学老师说，都是张维迎惹的祸，本来不搞这些改革，大家平静日子过得很好，他在北大这么一折腾，全国商学院不动也不行了，就引起了这些问题。
改革进行到势头正好的时候，反改革的势力往往是隐藏在暗处的，它们通常不会选择正面冲突，而是会静待时机，积蓄力量，寻找改革的薄弱点。我在光华做了一段时间，学校想让我到学校做，任命了我一个协助管人事的工作。任命下达了三天，开会时我提出一份人事改革方案。大家都觉得，太着急了，刚给你一点位置，就一点机会都不浪费。但是，我写的改革方案很有说服力，所以在会议上几乎把所有人都说服了。我也很高兴，好多人还是希望变革的，希望把学校建设好。没想到麻烦在后面。当时，学校任命我组织一个起草工作小组，我负责起草这件事，那是2003年，刚好赶上SARS（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学校没法开会，就把材料发下去，结果有人把这份材料直接发在了网上，网上就有很多人骂我。
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别人不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也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认定的好事不一定真的是好事，包括对社会和自己。我个人认为是好事，但是反对的声音用各种的方式来批判我。我们有一个院系的副教授已经很多年没写学术论文了，但为了批判我这个改革方案专门写了9篇。好多人说，我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为了应战，我后来出了一本《大学的逻辑》。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甚至会觉得学校是中国改革最落后的领域。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谁都不认为自己技不如人，谁都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正确或者不如别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厉害。
当时讨论这个方案，让我主持全校的中层干部会议，每个院系派一个人来谈意见。按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必须控制在20分钟内，其中有一个院系的人反对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打断他，他一直拖到40多分钟还没谈完。我就给他递了一个纸条：“时间到了，不能再谈了。”后来，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张维迎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谈不同意见就打断别人！”但是事实上，他占了两个人的时间，却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学校党委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那天中午，校长给我打电话说：“维迎，我听大家反映，你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面批评北大。我专门看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你是出于积极的建设。但是我要事先告诉你，下午投票可能过不了。”我说，“那没关系”。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很多人觉得北大改革失败了。但我必须说，这种尝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改革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执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五
2010年，我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有人说，为了学院的利益你必须得干，你招来这么多人，你就得担起一种责任。另一方面，我确实很疲劳，又不太想干。这时候，别人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这个困惑，所以我就不干了。后来，我自己想了想，觉得我适合提出思想来，不适合去具体操作。
此前世界上好多人都已经知道我当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们公认，不要说中国，全世界要找这样的院长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在国外的商学院院长当中还是很受尊重的，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说起我，包括国内的好多院长对我也很尊重，因为我确实起了一个头，才引发了这些改革。
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由于这样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我就回到了我擅长做的事情上来。《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我写了8年，我真正领悟到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怎么合作，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合作。我们有各种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战略，其实都是在合作。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讲的是制度企业家，讲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像古代的孔子、耶稣、亚里士多德这一类人，他们建立了人类的游戏规则，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从常人的角度来讲都生活得不幸福，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如丧家之犬颠沛流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但他们有一种理念、一种信仰、一种对人类崇高的爱。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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