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推荐《夺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nihil的个人意见

其实从单纯电影创作的角度来看，《夺冠》不失为一部能看的下去的好片，该片用郎平和陈忠和（因为本人反对，所以影片中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的个人关系做引导，串联了时隔近40年的两代中国女排，中间交叉一些非常用心的细节变化，再加上陈可辛作为华语世界一流导演的功底和镜头语言，可以说是拍的非常工整了。

所以，假如我是某一位来自南非、阿根廷、毛里求斯、斐济、或者列支敦士登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电影爱好者，大概真的会给它一个高分。

然而问题是，我不是。

众所周知，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和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集体主义时代，而这种由集体主义带来的典型“共和国”气质在改革开放后显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人谓之为“土”，一些人谓之为“保守”，一些人谓之为“落伍”，甚至“官僚”，反正不算很正面的印象。

这种大量红旗招展的背景布景，甚至能读出一些类似《阿甘正传》里中国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

然而，无论影视界多么想摆脱这种仿佛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八套样板戏的“老味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味道”都是不止一代中国人的记忆和生活现实，它所代表的集体价值观已经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是构成当今“中国”所不能被无视的部分，是无可否认的真实存在。

而《夺冠》这部电影所欠缺的，恰好就是这一部分真实的存在。如果说电影前半段还可以通过一些八十年代风景的还原勉强糊弄过去，那后半段所有郎平和陈忠和的对手戏就几乎都是这种有皮无骨的灾难现场。

现实中，郎平出生于1960年，陈忠和出生于1957年，不管后来他们的人生经历如何，那种“前现代生活”带来的谨慎感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人物的。但在《夺冠》里，我们丝毫看不到这两个人身上的“时代”印记，黄渤和巩俐都是出色的演员，然而在导演的调度下，他们日常的寒暄交流却带有典型的“现代”感，状态奇怪无比，没有一点那种你能在父母甚至更长辈身上找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人的熟悉气质。

或许我们能从导演创作的角度来理解这种“串味”，毕竟相比属于上一个时代好像已经难以被理解的“集体”共鸣，导演更愿意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作为电影情节推动的动力，而为了围绕这个动力，郎平和陈忠和的“真实”形象都是可以牺牲的。

对于这点我们可能没法责怪主创，在主旋律电影发展逐渐僵化失去市场话语权之后，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好像就已经失去了对上一个时代崇高精神内核的表达能力。于是，选择来自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香港导演，成了商业片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在之前的《攀登者》中已经出现过了一次。

但是这种类似珠峰谈恋爱的西方化叙事没有办法解释的是：当每个人都在纠结于自己的选择权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家国情怀就成了难觅踪迹的鬼影，而没有了“家国情怀”做内核支撑，振奋了一代人的“女排精神”又该如何成立？如果“女排精神”不能通过这一点从电影中得到表达，你拍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陈可辛自然没有办法解答，他思维中的中国女排可能不包括这部分内容，而在面对现实中老女排方面的压力下，陈可辛妥协的叙事自然会带有一种难以避免的空洞感。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后来朱婷张常宁等人真人出镜之后，影片的观感才渐顺畅的原因，因为相比于前辈，她们的经历更容易被导演所理解，导演想通过她们表达的部分（个人选择），也只有在她们这一代人身上才会显得比较不违和（但依然会比较乏力，以至于导演直接略过了2004年的雅典冠军）。

最终下来，全片唯一“女排”味比较正的角色，好像也只剩下的“把网加高15公分”的吴刚，他恰好是全部演员中年龄最大的，1962年出生。

而他饰演的角色袁伟民，也没有在影片中留下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