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印度阿朗港，这个全球最大的拆船回收厂取，抵岸待拆的船越来越少。图片来源：Karan Deep Singh/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记者 Bob Davis / Jon Hilsenrath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乘着贸易和金融业浪潮崛起，帮助发展中国家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为富裕国家提供了更低价的商品、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以及世界将更加和平的希望。
但现在这种浪潮正在退却。
金融危机过去九年后，与总体经济产值相比，全球贸易几乎没有增长，跨境银行信贷和国际资本流动大幅下降，美国和西欧公民对移民的抵制情绪日趋强烈。
像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民族主义政界人士的影响力日渐加大。特朗普在上任后的首个工作日就签署了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行政命令，并称此举对美国工人而言是件好事。
对于传统经济学家而言，全球化是通往繁荣的途径。植根于斯密(Adam Smith) 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分别于1776年和1817年问世的著作，传统观点认为，贸易是财富的基础，因为通过让各个国家专注各自擅长的领域，各国的效率得以提高。
他们当中几乎无人完全意识到现代经济中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从经济上将不同国家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也扩大了全球劳动力储备，使富裕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低薪工人展开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全球贫穷人口的财富，但也在美国和欧洲引起抵制情绪。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导致了的金融过度，并最终引发危机。
大型投资公司贝莱德(BlackRock Inc.)的首席执行长Larry Fink在2月份致员工的备忘录中称，全球化正在退却。该备忘录概述了新的企业战略。他说：“我们需要在德国做德国人，在日本做日本人，在墨西哥做墨西哥人。”
早前的一个全球化时代（从1870年到1913年）在世界陷入大战之后终结。不断升高的贸易壁垒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未必会以同样灾难性的方式终结，但在反作用力不断积累之际，国家、企业、跨国机构以及普通民众已经在慌忙地适应这个贸易和金融壁垒变高的世界。
花旗(Citigroup)和汇丰(HSBC)等大银行已经收缩其全球阵线。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工业企业正在针对一个更加本地化的世界研究战略。全球化的卫士，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艰难应对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势力的挑战。穷国会发现，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富国会发现，海外市场变得不那么友好，而他们的工人则在勉力满足自动化工作环境的需求。
图片来源：Hessica Kuronen
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跨境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放缓将有助于缓解富裕国家非熟练技工薪资所面临的压力，抑制金融泡沫的威胁，并降低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二战后开启的全球化时代中，贸易增速常常远快于经济产出增速，并且帮助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但现在贸易增速几乎无法跟上经济产出的增长。贸易增速放缓持续的时间已远远超过2007年-2009年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而正是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贸易增速的放缓。根据WTO的数据，在2011年-2015年期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萎缩了10%，为二战结束后最大的四年降幅水平，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拖累。与此同时，10年商品出口增速也降至当前时代以来的最慢水平。
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 Inc.)的数据显示，以股票和债券购买、外国直接投资和借贷为形式的年度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从2007年的11.9万亿美元降至2015年的3.3万亿美元，降幅超过三分之二。海外银行贷款，尤其是来自欧洲的银行贷款受到严重冲击。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银行持有的跨境贷款较2008年的35.5万亿美元萎缩21%，至28.2万亿美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贸易经济学家Gary Hufbauer估算，得益于1950年以来贸易和金融融合程度的加强，美国2016年的产出要比没有出现这种融合会达到的水平高出2万亿美元。他认为，抑制全球化的步伐实际上将减缓美国的收入增长速度。
全球经济在衰退后复苏乏力，特别是生产资料和大型投资项目需求低迷，这是全球贸易放缓的部分原因。
图为埃塞俄比亚的一家服装厂。图片来源：Petterik Wiggers/Panos Pictures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另一个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据监控贸易的组织Global Trade Alert统计，自从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全球范围内实施了近7,000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大约一半针对中国。
跨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建立了全球供应链，例如将马来西亚的橡胶工厂与中国的轮胎制造商、美国的零售商联系起来，或是将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者和星巴克餐厅连接起来。
这些商业网络刺激了贸易，但目前已经开始收缩，因为企业实现本地化生产，减少了零部件进口。世界银行称，2011年前后全球供应链不再增长，在之前20年中年增速约为4%。
中国一度是一个从国外进口大宗商品和制成品并进行组装后重新出口的全球组装平台，但现在中国需要的相当一部分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
中国深圳电子制造商Hatch International Ltd.的创始人Benjamin Dolgin-Gardner称，现在该公司生产的平板电脑使用中国制造而不是从亚洲其他地方进口的LCD屏幕。MP3播放器的存储芯片也是在中国制造，而不是从日本和韩国进口。
投资公司标准人寿投资(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驻伦敦经济学家Alex Wolf称，中国大陆正逐渐掌控整个供应链，这令韩国、台湾及其他与其经济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出口下降。
中国曾是一个从国外进口大宗商品和制成品并进行组装后重新出口的全球组装平台，但现在中国需要的相当一部分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工人们在组装手机。图片来源： STR/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
许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包括全球范围内采用的新银行业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要求银行扩大针对证券和贷款的缓冲资本。这种做法打击了银行承担跨境风险的意愿。
中国、塞浦路斯、冰岛、巴西和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采取了资本管控措施来限制一波波进出本国金融系统、可能带来不稳定影响的资金。总体来看，2008-2014年，在经济学家陈庚辛(Menzie Chinn)和Hiro Ito跟踪的108个国家中，有31个国家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降低，13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增强。
这较危机前五年的情况是极大的逆转，当时有40个国家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加强，12个国家的开放程度降低。
富裕国家的一大期望在于，藉助全球化趋势的逆转来减弱低薪资水平国家的竞争，从而提升本国非熟练技工的工资水平。但迄今为止的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数据，从全球来看，平均薪资增速在过去五年放缓至2.1%；与之相比，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五年中，平均薪资增速为2.4%。
在美国，工人工资和薪金在过去五年每年增长2%，不及危机前五年2.9%的水平。
但这种情况未能平息许多批评全球化人士的声音。特朗普去年6月造访宾夕法尼亚一个锈带地区时称，全球化使得那些向政客捐款的金融精英们非常、非常富有；但是却让数百万美国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陷入贫穷和痛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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